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

　　《炎黄春秋》今年第10期发表了李维民先生《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一文，对拙文《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革命》（今年第4期）提出批评和商榷。李先生认为清末改革的失败原因，并非我所指出的“在危机沉重压力下，清王朝无力驾驭大幅度的急剧变革”，而是因为清末改革“搞得太晚，太慢，太假了”。恰好拙著《危机中的变革》一书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该书的主题即是谈清末改革，我为该书写的《再版序》解释了为什么专制帝国的改革难以成功，可以作为对李维民先生批评的回应。相信这场一百年前的充满矛盾与困境的、复杂而丰富的改革运动，会引起当代国人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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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学术界，在论述清王朝变革失败的问题上，以往占主流的观点是：保守的清王朝统治者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又遭受了八国联军入侵的灾难，然而，此后的清末统治者却并没有改革的诚意，在巨大危机压力下，才不得不进行虚假的新政。日俄战争中，由于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统治者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实行预备立宪。由于清王朝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使国人失望，于是立宪派发动四次请愿运动，统治者仍然无动于衷，此外，清廷还将民营股份公司收为国有，破坏了人民应享有的筑路权，于是，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不受掠夺而奋起抗争，发起保路运动，并最终转向排满革命。在以往的主流叙述中，清末改革似乎就是一场假改革。

　　然而，我的观点，正好与这种主流观点相对立。多年以来，根据我对清末变革史的研究，事实上，戊戌变法是一场由涉世未深的青年皇帝与一批同样缺乏官场政治经验的、充满书生激情的少壮变法人士相结合而发动的不成熟的激进改革。严复在对变法运动失败寄予深厚的同情的同时，他也指出，康梁改革“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可以认为，导致变革悲剧的激进主义，恰恰可以解释为保守的积重难返的官僚体制的因果报应。它引起了保守派的全面反动，并由此引发庚子事变的奇耻大辱。

　　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后事实上也确实成为清末新政的最积极推动者，说她没有改革诚意实在是太冤枉了她。她在庚子后几乎丧失了原来的固执与自信，经常以泪洗面，她在召见张謇入对，张謇问她“改革是真还是假”，她回答说，“因不好才改良，改革还有假的不成，此是何说？”当张謇谈及改革中的腐败与人心散乱时，她也百感交集随之而哭。平心而论，她对新政的期待与改革真诚，是出自于对满族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挥之不去的忧虑。

　　应该说，晚清新政也确实有着重要成就。新政已经有了明确的现代化导向，新政主持者制定的各项现代化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长达11年的清末新政给中国带来的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比起出师未捷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一位1906年访问中国的日本学者就曾对北京市容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出“即将超过东京”的惊叹。丁韪良、李提摩泰对新政的由衷赞美与乐观，固然会使我们后人觉得有点幼稚肤浅，然而，正是从这些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的外国人眼中，新政时的中国变化之大，与它僵化不变的过去相比，确实足以令他们欣喜了。

　　新政早期阶段可以称之为开明专制主义时期，虽然它对社会的动员能力较弱，但却保持着王朝权力对改革进程控制的有效性。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第二阶段，中国人对日本立宪的误读，对清廷构成一种强大压力，造成了从开明专制的集权模式向激进的立宪分权模式的急剧转变。虽然，从长远来说，中国现代化的走向是政治民主，但在现代化改革初期，这一分权立宪转变恰恰是这场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对帝制不满的人们，从此可以借助于资政院与谘议局的平台，持续地发起激进的速开国会运动，冲击着政府所剩无几的统治权威。预备立宪不但没有增加统治者希望的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反而强化了统治者与受治者之间的认同分裂，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扬汤止沸，而且是火上加油。

　　保路运动发生在距今正好一百周年之前。事实上，如果不带有偏见，必须承认，后发展国家修建铁路，商办铁路政策是很难成功的，清廷的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政策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合理经济政策，盛宣怀与四国银行签订的铁路贷款，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且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优惠低息的商业贷款，并非什么卖国条约，然而，由于排满民族主义的冲击，使这一原本合理的现代化铁路政策却被解释为卖国之举，并“歪打正着”地成为一场不成熟的革命的导线。

　　如果说，以往的主流话语从反满民族主义或阶级斗争范式来看待变法与新政，那本书的侧重点，则是对传统官僚帝国面对变革中矛盾的应对之道的冷峻审视，这一视角对正在进行新的变革的21世纪的改革者，无疑会提供更直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