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长盈精密副总:学者称官员对上级负责催生截访黑监狱(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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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称官员对上级负责催生截访黑监狱(组图)
2010年10月20日04:45华商网-华商报我要评论(170) 字号：T|T
他们都曾被安元鼎“关”过
已经上访十余年的龙兴汉是商洛市商州区杨峪河人，曾多次进京上访，他右眉骨上被安元鼎工作人员打伤留下伤疤
作为我国首位深度调查上访者群落的学者，北京邮电大学讲师许志永认为，假如县级政府能对下负责——而不是习惯向上负责的话，至少能减少80%的上访量
上访者经常因各种原因被驱赶，但驱赶不是解决办法，驱赶只不过让他们住得更远了一些，增加了他们生活的成本。
从主观上看，这些人（上访者）是为自己，但实际上他们也在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向前发展，为整个社会的进步付出了代价。
问题不在于接访制度，因为50个上访问题可能能被解决，但500个、5000个的时候，就无法解决，解决的办法只有调动县一级政府的力量，要他们对下负责。假如县级政府能对下负责的话，至少能减少80%的上访量。
随着“安元鼎”、“黑监狱”非法管制上访者等恶性事件的曝光，人们越来越多地把关切的目光投向了进京上访者；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希望，以及他们的上访遭遇，都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对于他们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很多学者都在进行深入的研究，并试图寻找到破解难题的途径——其中，北京邮电大学讲师许志永便是目光敏锐、颇有影响的一位。
许志永：1973年生于河南省民权县。法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讲师。第十三届海淀区人大代表。作为我国首位深度调查上访者群落的学者，他曾广泛接触、采访众多进京上访者，并率先向社会发出铲除“黑监狱”的呼吁，他所撰写的大量有关上访、信访的文章，在国内影响很大。
上访者都是些什么人
华商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上访者的？
许志永：我第一次见到上访者是在1997年3月。当时我路过中央电视台东门，一个山东的上访老太太要到里面去找记者，门卫不让进，老太太突然失去了理智，发疯一样地大吵大闹起来。之前我看她还在向路人要水喝，情绪也很正常，但突然的不正常，很让人震惊；尤其看到老太太瞬间的崩溃，我感到很痛苦。后来，我就开始注意他们。
到了2002年，我一边教书，一边在《中国改革》杂志社任采访中心主任，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开始安排记者每个周末排班去接待上访群众，由于上访者来得太多，几个月之后，上访者越来越多，最后就搞不下去了。
华商报：您认为进京上访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为什么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多年后，“截访”的现象还存在？
许志永：以前的进京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流浪乞讨人员；二是农民工；三是“病号”——病号就是被一些人认为头脑有病，上访一次，接一次，屡屡上访又屡屡被接回的那些人。
孙志刚事件之前，上访问题很大程度都集中在收容遣送制度上，我们找到了一位曾在收容遣送中被民警打瞎一只眼的人，准备以法律起诉的方式，来促使这个制度的改进，但这个人因为害怕放弃了。后来，收容遣送制度因孙志刚案被救助制度所取代，农民工也在政府日益重视情况下，状况得到改善，只有“病号区”的上访者，还因在根源问题上没有解决，留着尾巴，使得“截访”现象一直存在。
华商报：在您看来，上访的都是些什么人？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们脑子出了问题，或精神上有毛病？您怎么看待他们的上访？
许志永：大部分都是正常人，思维正常，表达清楚。有些上访者是有精神上的问题，但从我接触过的人来看，这个比例占不到2%；当然绝大多数的上访者较之于一般人，个性比较强，如东北的郝文忠，上访十多年，上访了近200次，如果没有超强的意志力，不可能这么坚持着。但实际上，这些上访者也不是一开始就到北京来的，都是当地政府一级推一级，才跑到首都来的。
比如上访者反映一个问题，反映到县上，县上派乡上的查一查，乡里说没事，举报人不满意，就会向上走，找到市里，市里问县里，说好着呢，这样，一步步就把人推到北京来了。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屈死不告状”，因为告状的成本很大，如果不是个性强一些，很多人都会选择忍耐。眼下留下来的，都已是一些特别倔强的老上访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