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孤旅 下载:[转贴]人民网：倪萍的真诚是一种“平庸的恶” 【猫眼看人】

《倪萍的真诚是一种“平庸的恶”》---左春和

全国两会期间，曾经展示过“美丽大脚”的倪萍又开始展示纯情的爱国之心。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自豪地坦言：“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当这种坚定的参政议政方式遭到舆论一片质疑之时，倪萍在小组讨论会上又强调自己的拳拳爱国心。她说为什么不投反对票、不提反对意见，就是因为太热爱这个国家，就像孩子理解父母一样，认为父母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好，因此，父母做什么事都是正确的。

当倪萍扭曲的爱国决心被广泛批评之时，倪萍不仅没有替自己辩解，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并且铁了心地“越描越黑”。为此，一些人钦佩这种勇气，有的人盛赞这种真诚，认为两会期间需要的就是这种真话。起码不是官话，因她不是官员。起码又不是套话，因为属于自己的话语风格。起码还不是鬼话，因为她发自生命体内的真诚，就差一点写成血书了。另外，相对于一些宏大话语来说，又不是虚话和谎话，她讲得掷地有声、铁骨铮铮，如当年江姐“砍头只当风吹帽”般的义无反顾。所以有人便说了，倪萍的这种真诚不仅是一种可贵，还是她作为委员的权利，应该鼓励，或者最低也要给予宽容。目的是保护讲真话的人，让更多的人像她这样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表达对国家的爱。

从倪萍的行事风格来看，她的这些话的确不是曲意奉承的生存策略，也不是故意为之的向谁献媚。她的的确确是真诚的，心里确实认为作为一名委员是党和国家培养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让你来讨论问题，怎么能去反对呢？只有与文件保持一致才是爱国，而爱国的方式便是不能投反对票，更不能有反对意见。她心中的国家是伟大的，又是“不容易的，他们要拉扯好几个孩子，照顾了老大委屈了老三。”这便是这位名主持的心迹坦白，她坚信自己是国家的孩子，是国家把她养大成人的，应该替家长分忧，分忧的方式就是听话。

有人从倪萍的发言中确实发现了真诚，这种真诚里有一种幸福的阳光。但我看到了阿伦特发现的“平庸的恶”，正是这种真诚比虚假更可怕。如果倪萍的发言是一种言不由衷，或曲意为之的奉承性谎言只能是一种个人品德方面的小错，好的是她能够知道这些是谎言。为什么用谎言来替自己说话则是因为知道谎言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还清楚自己为什么用谎言来对待现实意志。这种谎言的小错不足以抹掉对事物正确的认识，反而因为正是有清醒的认识的结果。如果她完全是真诚的，则说明表里如一的认知水平，就是对某种价值保持了绝对的、不能置疑的服从。恰恰这样是一种大危险，阿伦特强调这种真诚可以毁掉整个世界。这种真诚的水平不仅失去了一个政协委员的合法性资格，还会在爱国的包装之下毁掉国家。不仅是对人民信任、委托的的亵渎，还是对祖国期待的辜负。美好的愿望不一定产生美好的结果，倪萍在起点上已经在损害了她的祖国。因为她把她强大的祖国当成了一个胸襟狭隘的、弱不禁风的、容不得批评和不同意见的专制政体，她以为她的祖国是让她来粉饰太平、锦上添花的。这就好比她的祖国是一个即将登台的主演，上台前让她负责察看一下脸上是否还有没擦去的污点，而此刻的倪萍不假思索地说：没有任何问题，我坚决拥护。接下来的结果我们便会知道倪萍是爱了祖国还是害了祖国。害的结果并不能因为愿望的真诚可以原谅。

阿伦特当年目睹了对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全程审判，结果发现这个负责协调并管理将犹太人押往集中营的艾希曼“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作个恶人’。除了特别勤奋地工作，以便获得个人的提升外，他根本没有任何动机。就这种勤奋本身来说，并不能说是犯罪；……他并不愚蠢，她只不过是没有思想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惟其如此，他才变成了那个时期最大的罪犯之一。”也就是正因有艾希曼这样的对命令保持无思想、绝对忠诚的人，成为了整个人类最大的灾难。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灾难恰恰在于有一些这样真诚的人，他不会阴谋，也不会思考，更不会对整个决策去进行质疑和批判，然后用自己这种“平庸的恶”支撑和成就了那种“极端的恶”。

等级社会中，科层制正好可以把人变成一种符号，或是一架机器上的齿轮，然后无条件地服从整个机器的运转。艾希曼作为这架机器上的一个环节，他本身没有宏大的理想，也不是出于什么更深的投机目的，而只是仅仅因为缺少了应有的判断和思考，使得“极端的恶”不断长成、壮大，最后给世界带来浩劫。所以，阿伦特发现：“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作恶本能的危害总和。”今天看来，艾希曼虽然早已在耶路撒冷被绞杀，但这种“平庸的恶”并未绞死，它还活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是在民主和自由的社会里它很难生长，但在合适的文化和体制下则容易壮大。有时候，它与“极端的恶”相互照应、互相促进，有时候对生命的价值和权利进行联合剿杀。这种“平庸的恶”拒绝思考成为它拒绝善的充足条件，因此，天生挤压自由思想表达的话语空间，更容不得任何来自善意和理性的批判。这种“平庸的恶”来自一种“平庸的真诚”，“真诚”恰恰保持了对于自身的强力维护，因为他绝对信仰对其发布命令的“极端的恶”。

在阿伦特的伟大发现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真正危险。真正的危险不在于那些“极端的恶”，因为很容易有不同的力量使其消解。只是那些没有思考、缺席思想的“平庸”才是邪恶的土壤，是他们在高蹈的口号下、澎湃的激情中完成了对人民的践踏和对祖国的“背叛”。可见这种“保持一致”、“不投反对票”的忠诚是一种伪忠诚，是一种伪爱国，是投向祖国的慢性毒药。因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由于历史教训以及文革的惨痛，非常警惕权威崇拜的危险，所以才设置了人大及政协制度。目的是让这些见多识广、有着专业训练的委员们帮助国家一起讨论决策，然后谨慎地施政于民。所以，让委员参政并不是让其来大唱赞歌或使劲鼓掌的，而是让他们帮助政府寻找政府没有发现的问题的。只有深刻思考、大胆置疑，坦率讨论才是对国家负责，也才是爱国的。因为你发现的问题替国家消除了隐患和潜在矛盾，使国家的政策更趋完善。所以，不仅是替国家负责的，还可能是有益于人民的，这才是真正地在履行一个委员的参政议政使命。

在倪萍的爱国观里不向国家提意见就是她的爱国主义密码，因她认为国家是自己的父母，首先是不能给家长添乱。因此她的爱国主义视野里绝对不能有对国家不同的声音，否则就是受到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的、汉奸的、卖国的，或者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在历史的经验中，如果撕下这种爱国主义的虚假面纱，便可清楚地看到了另一张艾希曼的脸，但这张脸是经过孔孟之道熏陶的、长在红旗下受过阶级斗争浸泡的。她无法理解国家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真正关联，也无法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就是国家的真正利益，更不能明白我们每一个人自由地思考和生活便是国家的道德目的。一个文明、理性、强大的国家它不仅需要共同体成员的热爱，更需要每一个成员负责任地参与它的共同事务。这种负责便是义务的组成部分，肯定不是那种有立场而无价值的确少判断的响应，而是担负了道德责任和批判责任的对于“平庸之恶”的驱除。只有如此，爱国的愿望、行动与目的才能合为一体，才能克服霍布斯指责的“没有控制的激情”，从而有利于国家的文明和进步。

作为中国政协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保障民主，倾听来自不同领域的广泛意见，政协委员便是代表了社会各界行使这一权利而促进民主、完善国家决策的代议人员。逻伯特·达尔认为，作为理想的民主至少要有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等基本标准，才能充分体现民主的效果。那么，像倪萍委员那样表白的“从不投反对票”是否也意味着有效参与？这种参与的前结果状态与其说是对民主资源的浪费，不如说是对政协民主议程的践踏。这种“红心”不是在给国家增光，而是在给国家抹黑，因为她的表白意味着我们的政协制度形同虚设，所有决议里根本没有不同的意见表达。所以说，倪萍的这种“平庸的恶”不仅架空了我们的民主制度，背离了国家政协制度的目的，还在一定程度上出卖了祖国。艾希曼的邪恶不在于他直接犯下的普通罪行，而在于他非常的虔诚、认真地忠于职守并去推行“极端的恶”的“伟大事业”。倪萍的错误不在于自己坦诚的发言和自信的辩解，而在于她始终没有个人独立判断的“平庸的恶”，并以此造成了政协委员的事实不作为，从而深刻地损害了她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