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事业单位招聘2016:中苏同盟体制考 ——1957－1959年的政治过程

中苏同盟体制考 ——1957－1959年的政治过程

一、序言：为何现在讨论中苏同盟体制？

中苏同盟体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持续到60年代初，构成了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立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各种原因，当初斯大林和毛泽东预计30年有效的同盟只持续了十几年就破裂了。而且，中苏间的对立成了后来美苏两极对立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探讨十几年的中苏同盟到底是怎样一种体制。

为什么现在要讨论中苏同盟体制呢？理由有三。

第一，笔者有意探讨中苏同盟体制是否与“普通的同盟”体制一般，包括苏联东欧关系、华沙条约组织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体制本质是什么等问题。探讨中苏同盟体制有益于对冷战本身的理解。同时，苏联解体后大量档案解密，中国方面虽然尚未公开相关外交档案，但也出版了大量有关人物的年谱、传记、大事记、回忆录等第二、三手资料。这些新史料的出现，使对中苏同盟体制本质的探讨终于有了可能性。

第二，对中苏同盟体制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对中美关系缓和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中国外交的分析。正如邓小平、胡耀邦在80年代前半期屡次所讲的，中国在1982年调整了外交政策，实现了向“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转变。其实质内容是“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建立同盟关系、战略关系”，即为“不结盟政策”。而且，在1997年以后，中国开始批判军事同盟为陈旧的安全观，采取建立多边信赖关系、协调的安全保障战略，即所谓的“新安全观”。显而易见，其背景隐含着从与苏同盟战略的失败中得出的“历史教训”。[1]

第三，笔者认为，中苏同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同盟关系，而且，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同盟条约网为一方、以华沙条约组织和以苏联为中心的双边同盟条约网为另一方构成的冷战时期的结构性同盟，与19世纪的传统的同盟性质完全不同。那么，冷战后的同盟到底又是什么呢？笔者想探讨一下一些学者和战略家所主张的“是作为公共财产的同盟”这一说法是否正确。

1957年到1959年是中苏同盟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时期。下面，笔者想就这一时期的核武器、共同防卫体系问题考察中苏关系，从而来探讨整个中苏同盟体制。

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

——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一

　　摘　要：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实现新的团结的前提都是要求对方向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靠拢。毛泽东更表明中共要影响苏共、帮助赫鲁晓夫。由此两大拿感开始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冲突。通过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中国率先在国际社会组织中公开了中苏两党 分歧。赫鲁晓夫进行报复。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并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棉队大跃进造成的中国国内经济的衰退，毛泽东与中共在顶住苏联压力的同时，不得不对苏采取让步政策。双方关系出现了短暂的缓和。其间，中苏两大拿感的对外方针在表象上呈现出相互趋同转化的情况。

　　关键词：中苏关系；1960年代；斗争与调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随着一批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诞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面貌获得根本改观，建立在苏联共产党一党权威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体系，其成员已不仅仅是各个在野或秘密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等政党组织，还添加了新的具有各自民族利益的主权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共产主义体系以一党权威为权力基础的体制、共产国际时代在国际共运中树立领导中心的传统观念继续运转和存在，从而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相交融，有时甚至取代国家关系的特殊状态。这种状态体现在中苏两国身上，就是国家关系所遵循的标准含糊不清，两国同盟实际建立在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1]之上。这一基础是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相交会的矛盾结合体，其自身有着无法摆脱的弊病：当本国利益与阵营利益和国际共运的共同利益发生矛盾时，是前者服从后者，还是后者服从前者？如果服从于后者，以共同利益为重，则无爱国主义可言；倘若服从于前者，以本国利益为重，则又无国际主义可行。因此，在国际关系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既反映各自的利益又反映共同的利益的原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同盟基础的这种先天不足，决定了中苏伙伴关系的脆弱，其既不富有生命力，也不可能牢不可破。当中苏两党两国领袖不能成功地抑制各种冲突因素，双方既无妥协机制，又不再寻求妥协余地时，关系反目成仇的走向便勾勒出来了。

　　1960年代中苏关系演变的大致脉络就是，两党关系由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到关系破裂，两国关系由逐渐恶化走向敌对。中苏关系的内核已发生变化，两国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开始逐步向以国家安全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新的军事冲突的因素。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逐步升级，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两国关系紧张，一度濒临战争边缘。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到1970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由敌对转入军事对峙和政治对抗。

　　作为中苏两党共同起草的文本，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确认，苏共二十大“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2]尽管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和平过渡问题上保留意见——其实只是一些枝节或提法问题，但最后还是同意在这份国际文件中全面肯定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即苏共二十大，这即在事实上接受了苏联共产党对内对外纲领政策的核心部分，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遵循的共同准则。对于在这次大会上意气风发、斡旋调度、纵横捭阖的毛泽东来说，会议最终的成果却是形成了一个以苏联的方针政策，也即以赫鲁晓夫的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共同纲领。此结果实在让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和纯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心有不甘。与此同时，由于苏共也尽量吸收中共的看法，以致宣言中多处出现“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的文句。莫斯科宣言实质上就是一种中苏互相妥协的产物，而这种妥协埋下了日后中苏两党分歧公开，走向分裂的伏笔。[3]

　　随着19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生与发展，谁的理论思想代表马克思主义正统，谁的方针政策代表国际共运的正确方向，谁能成为这个运动的领袖的问题，愈益突出起来。以1957年莫斯科宣言为起点，中苏两党开始发生向左与向右的分化。苏联方面从苏共二十一大以来，宣传的论点进一步“右”转，更加强调战争的可以避免，强调和平共处及和平过渡。中共则夹带着“大跃进”的激情，认识继续左转，愈益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强调武装斗争、非和平过渡及与帝国主义无法和平共处。双方事实上不过都是在重申并强化宣言中支持自己观点的那一部分内容，分歧逐步扩大。1959年10月两党领导人大伤感情的争吵发生之后，尽管双方确定的方针都仍然是以维护两党团结和友好关系为目标，但前提却都是要对方承认错误。两党都表示要团结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而问题在于究竟是苏共代表马列主义的原则基础，还是中共代表这个基础；是团结在苏共确定的条件之内，还是团结在中共确定的条件之内。由于这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共同的规律，以谁为领袖的大势，意识形态的分歧已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到了一起。而当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时，就预示了两党分歧最终公开化的前景。问题只在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公开，究竟谁先正式迈出这一步。

　　本文着重考察了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的过程；双方对外方针表象上相互趋同的变化；在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中，中共调和与苏矛盾，对苏让步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中苏关系短暂缓和的情况。

外交与思想上的两轮较量　　

　　1959年底1960年初，中苏两党在继续把中苏团结确定为基本政策之时，都提出了实行这一政策的指导方针，即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团结，但对于这个原则却各有说辞。

　　1959年12月，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在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方面一切好的东西给予应有评价的同时，我们应该对那些关系到我们共同利益而观点又有分歧的最重要问题坦诚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原则地捍卫被我们党认为是正确的立场。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我们深信，中国的同志们将坚定地站在统一和与苏联友好的立场上。[4]是月初，刘少奇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5]毛泽东则于4-6日在杭州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谈道，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应该相信他的这种错误到后来是会被纠正的，应该有这个信心。[6]翌年1月，他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至于中苏关系，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团结，估计是可以团结的。关系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要向他们做工作。影响是相互的，过去十月革命影响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影响他。虽然赫鲁晓夫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帮助他，我们要向赫鲁晓夫做工作。[7]

　　中苏两党不约而同地确定的这种方针，显然是一种有条件的团结方针。两党都在强调自己的立场代表了正确的方向，是原则的基础，对方应该向自己趋同。毛泽东更表明了中共要影响苏共，要帮助赫鲁晓夫，做他的工作的意图。在这种思路指导下，进入1960年伊始，中国即以对印外交政策和列宁诞辰纪念为切入点，开始了团结进程中与苏联的两轮较量。

　　其一，具体外交政策上的较量。

　　1960年1月19日，在赫鲁晓夫即将访问印度之前，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就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请他转告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事件是印度挑起的，道理在我们方面。希望苏联领导人访印时不要表示过问此事的意向。苏共中央的回复却是，在此问题上，苏联今后将继续坚持“严守中立”的立场。中方对此表示惊讶，周恩来向契尔沃年科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表示：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做出全面的分析。尽管契尔沃年科随后解释说“中立”一词是他口头转达时用词的错误，周恩来仍然坚持认为，取消该词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8]在中国看来，塔斯社1959年9月发表的对中印边界冲突保持中立态度的声明已经反映了苏联的这种立场，此做法首次向外界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9]经过10月初两党领导人的那场激烈争吵，苏联方面要想抚平双方感情伤害的痕迹，维护团结，就应该修正自己的立场。

　　事实上，苏联方面对中印冲突的立场主要还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即不给美国干预冲突以口实、防止把奉行中立立场的尼赫鲁政府推向帝国主义集团。莫斯科认为，如果苏联公开宣布在中印争端中单方面、直接地支持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加入其中，因为据苏方获得的消息，美国政府正打算积极地站在印度一边，艾森豪威尔已经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问他需要多大援助。[10]另外，印共领导也不只一次地请求中国采取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方法，以免给印共带来损失，尤其会影响到由共产党人执政达28个月之久的喀拉拉邦的形势；[11]何况即便能推翻尼赫鲁，上台的也决不可能是印共领导人高士，而是更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12]而中国关于苏联发表“中立”性声明就是公开了中苏分歧的这种指责，有一些强词夺理的成分。客观地讲，在国际冲突事件爆发时，呼吁停火，寻求和平，对冲突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塔斯社9月9日的声明可以说反映了中苏两国方针的不同，但也可以解释为是双方在做表面文章。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政府无论在开战、停战问题上，还是在整个和平谈判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中立者的角色。那时，中苏两国在外交上配合得非常默契，毛泽东从来不曾指责斯大林暴露了双方的分歧。[13]因此，核心的问题并非莫斯科采取了发表“中立”声明的方式，而是苏共领导人不赞成中共对待印度的外交方针。说苏共因此而首先暴露出中苏两党的意见分歧，根据不足。但是，事隔数月的此时，中国要求苏联在外交政策上与自己步调一致的态度更为强硬了，开始对苏联的这种中立立场进行挑战性的回应。

　　1月8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通告说苏联准备单方面宣布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内从苏军人员中裁减一百二十万人。时隔一日，周恩来即在外交部关于苏联就裁军问题同中国接洽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说：拟于赫鲁晓夫本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向各国议会提出裁军号召的建议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一方面赞成裁军，另方面正式声明没有中国自己参加，不承担任何义务。但是13日毛泽东让伍修权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赫鲁晓夫中方的意见时，却只谈中共中央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步骤，没有通报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后一个意图。2月1日，毛泽东在就派代表参加华约国会议一事给赫鲁晓夫的复信中，仅表示相信这次会议必将为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揭露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扩军备战阴谋，以及鼓舞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做出新的贡献，而对于中方要继续声明自己承担义务是有条件的这种意思，依然没有透露半分。[14]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审定了与会中国代表康生的发言稿。[15]

　　2月4日，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康生在会上的发言强调指出：国际局势出现某些和缓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美国统治集团被迫做出某些和平表示，是要以所谓‘和平取胜的战略’来麻痹世界人民的斗志，破坏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梦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所谓‘和平演变’”。“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发言并特别重申：“我们希望有关各国就普遍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中国政府从来毫不犹豫地承担它所同意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但是，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16]再次不指名地警告苏联，不要在裁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在苏联国内继续高度评价赫鲁晓夫1959年9月访美成果，说其是“打开苏美关系的转折点”，“开辟了国际形势的新时期”，“世界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赫鲁晓夫热衷于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苏共外交方针的局面下，[17]中国方面这种不合作、不捧场的举措和态度，对于莫斯科来说，不啻于是一次新的袭击，由此引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在会上代表苏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口头声明，全面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指责中国反击印度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映。赫鲁晓夫还在会议闭幕时的宴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是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18]

　　苏联方面的这一强烈反应对于中国来说，其严重性在于，他们不仅批评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而且又臧否了中国的对内政策，并且将矛头指向了毛泽东个人。这就触及到了毛泽东最敏感的两根神经，促使中国迅速采取最直接的报复行动，由《人民日报》于2月6日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为标题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苏联方面则没有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上述谈话和苏共中央的口头声明。[19]

　　如果说康生1959年4月在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发言中宣布这一立场，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表态，外部世界尚难悉其详，那么这次在公共媒体，而且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公开中方的立场，确能引起外界注目。苏联由此认为，中国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议上讨论的东西公布出去了，实际上也是将中苏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20]不过事实上，中国的这一步骤，原则上还不能说就是公开了与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分歧，道理同上，它也可以是同盟国之间选择的一种策略，就保护自己阵营的利益而言，中国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不承担义务的说法，毕竟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有了回旋的余地。因此，苏联方面的指责，同样牵强。

　　中苏这一轮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的较量，主要还不是关于国际共运共同纲领的争执，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国对赫鲁晓夫出访印度时明确苏联袒护尼赫鲁的态度的忧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要出一下1959年塔斯社声明令中国陷于尴尬境地的那口恶气。中国要求苏联在具体外交政策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以及苏联在中国举措的刺激下再次于阵营内部会议上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实际都是一种干涉他国内政的表现。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与阵营中各国自身利益的矛盾在这场较量中突显出来了。对于中国来说，这次冲突只是要刺激一下赫鲁晓夫，提醒他不要在同资产阶级分子尼赫鲁示好时，忘记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战友和盟友。而要真正达到帮助赫鲁晓夫、使他回归中国认为的正确路线的目的，还是要进行一场思想斗争，所谓真理不辨不明。由此，即将到来的列宁诞辰日——4月22日，成为中共挽救赫鲁晓夫的最佳时机。

　　其二，意识形态论争中的较量。

　　1月19日，在周恩来通告苏方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有理的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规定：一、党中央在4月21日在北京主办纪念会，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做报告。各省市自治区4月22日举行纪念会，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或书记处书记做报告。中央的纪念会将邀请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来宾参加，各省市自治区的纪念会应邀请当地兄弟国家的外交人员和专家参加。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报纸和理论刊物，应在4月22日前后陆续刊载文章，论述列宁思想。内容可包括：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劳动、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和不断革命、群众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党的领导、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等方面的理论。通知特别要求：这些文章在联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阐述列宁思想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时，应以刘少奇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为依据，并严格遵守1959年2月8日“中央关于不得在报刊上批评兄弟国家的理论著作和影片的通知”的规定。[21]

　　此项通知导向的核心在于，要以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而作》的文章为范本。此文是刘少奇应《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22]之约于1959年9月14日写成的纪念文章，其全面评说了建国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赞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强调指出，“非难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非难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非难党的总路线的人”“就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文章还特别提出：“中国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国际意义的。”这篇文章实际是在回应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中共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对内政策的批评，透露出一股反驳、辩论的劲头。该文10月1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之前曾送毛泽东审阅，刘少奇在送审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毛泽东则批语说：“看过，很好。”[23]这里所谓的外国同志虽未具体言明，但文章批驳的对象是苏联已明确无疑。因此，尽管通知规定不得在报刊上批评兄弟国家的言论，其真正意图却还是要在国内掀起一波全面批判苏联纲领路线方针的活动。一方面仍然不指名道姓，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给赫鲁晓夫造成压力，促使其向中国的观点靠拢。

　　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华约国政协会议上对中国政策和毛泽东进行的臧否，被看作是一次反华动作，直接激扬中共要加快宣传自己的观点，抓紧实施拖住赫鲁晓夫转向修正主义的步骤。2月22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了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行为应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在3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要根据列宁的观点，加紧撰写文章，阐述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24]4月中旬列宁90周年诞辰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5、16、18、20日，紧锣密鼓地分别讨论确定了即将发表的由陈伯达起草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做的报告和胡乔木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等三篇文章。毛泽东则在10日和16日亲自审读和修改了第一篇文章。[25]至此，中共中央原定的通过宣传列宁思想隐晦批驳苏共理论的纪念列宁诞辰的形式，变成了主旨在于反击的行动，辩论的内容更为集中，矛头直指苏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中国的舆论宣传阵地，一时弥漫出些许火药的味道。

　　4月16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该文对铁托现代修正主义的种种指责，赫鲁晓夫同样可以对号入座。其中所专门批驳的铁托的“新时代”理论，即世界已进入“新时代”，这个时代的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经济合作、经济竞赛等问题，以及关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认识，[26]事实上还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苏共二十大上首先提出来的。全文谈锋犀利，并且使用了一些激烈的言词，诸如“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主义的企图，不过是帝国主义末日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而已”。[27]等等。这篇分量沉重的理论宏文，实际已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向赫鲁晓夫提出了挑战。

　　中共中央此篇打头文章问世之后，对于中国方面的发难，莫斯科一时慌了手脚，应该如何应对，苏联领导层内部议论纷纷：或表示应纠正中共的错误；或要求划清界限，坚决回击；或建议“不要着急！他们正盼着我们卷入论战。要有耐心，不要对他们的行动做出反应”！即如雨果的名言：“喊得最响最凶，往往表明立场软弱。”[28]后一种意见显然暂时占了上风，苏联方面只以继续宣传自己纲领的方式作为回应。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于4月16和17日重新刊登即将出版的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别洛夫领导的写作组新编撰的列宁传记，同时配发按语，强调符合苏共现阶段纲领的列宁的理论思想；并于17和18日发表文章，赞扬苏共二十大在“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贡献。[29]

　　不过，苏联的“高姿态”还没有持续几天，赫鲁晓夫就失去了耐性，决定直接应战。4月21日，苏共中央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布消息，其中对中国的宣传立场进行了批评。[30]随后，在4月22日列宁诞辰日的当天，中苏两国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中苏两党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各自引经据典，以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形象，宣传自己的理论观点，同时不指名地批驳对方的种种认识。只是根据时差，中国方面还是走在了前面。

　　22日上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文章强调指出：中国确信自己“能够用跃进的速度前进”，“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正是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吵闹不休，但是列宁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中，“早就给了这伙蠢才以一个致命的痛击”。文章并特别引证说：列宁并且预言，“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