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标识牌制作公司: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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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
沈志华
2011年第3期 炎黄春秋杂志3073
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初都没想把对方作为盟友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战后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延续,而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又是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就夺取全国政权而言,中共胜利的起点在抗日战争的末期,那时,中国是一个苏联与之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F. Roosevelt)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1]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令人鼓舞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美国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国际力量。
毛泽东曾认为,战后中国所能指望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因此,但他最初为中共选择国际联合对象时,曾对美国寄予希望。在1944年夏天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接触中,毛泽东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和意愿。[2]
另一方面,有学者利用蒋介石日记的新材料证明:在抗战后期,美国与蒋的关系颇为紧张。“尽管彼此在战略上互有需要,甚至是别无选择的需要,但双方的信任却严重流失”。[8]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从中看到可乘之机。在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军人中,确有一批人同情并支持中共。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利益,防范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但看到在充斥着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竟然还有像中共这样一支追求民主、办事清廉的欣欣向荣的政治力量,这些美国人感到欣慰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
然而,斯大林此时在中国选择的合作伙伴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战后苏联对华方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当时斯大林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1945年6月《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14]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15]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V. Molotov)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共。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16]为此,斯大林先是与美国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后则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和国际舆论,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当然,与此同时,只要苏联的上述目标受阻,斯大林也常想到利用中共的力量牵制美蒋。
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毛泽东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17]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中共并不相信苏联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18]然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毛泽东明白,中共的目标和利益与莫斯科并非完全一致。
苏联对华政策多变与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中共的最佳选择可能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通过武力的较量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8月中旬,中共中央不仅发出了夺取华东、华南地区进军令,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而且宣布了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19]面对突变的形势,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
在此关键时刻,斯大林又发出了不同声音。8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21]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并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战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做法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尽管毛泽东再次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但他和蒋介石一样清楚,重庆谈判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最后还是要通过武力决定胜负,而国共最初的较量就在苏军占领的东北。[22]
9月中旬苏军指挥部与中共中央达成协议,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须退出苏军占领地区。不过,苏军代表私下应允,只要中共军队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后来,由于担心美国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先是支持中共阻挠国民党军队接近和开进东北,继而又协助中共军队接管那里的中心城市和工业重地。然而,就在毛泽东决定以最快速度接收东北全部政权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压力,11月中下旬莫斯科又改变了主意,不仅突然同意国民党军空运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命令中共军队立即全部撤离,而且告诫中共在重庆的代表,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苏决定同时从中国撤军。在此情形下,中共不得不像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那样再次转向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斯大林的目的只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而中共则是在需要时可以利用的棋子。所以,当苏联与国民政府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陷入僵局,而苏军又不得不撤离的时候,莫斯科又再次打出了中共这张牌。苏军在1946年春撤退时给中共留下大批缴获的日军武器,并秘密安排中共接管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还表示苏联目前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但此时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大举进攻的准备,中共在东北的生存面临极大危机。[23]
由于对苏联在国共之间左右摇摆的做法感到不满和疑虑,当赫尔利辞职、马歇尔(G.Marshall)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时,中共再次燃起了对美国的希望。
尽管苏军退出了中国东北,但是莫斯科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弱。战后苏联在东亚的根本利益是与东北连在一起的,斯大林可以不管整个中国落入何人之手,但不能不考虑如何保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苏联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就会被切断,其占领旅大地区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所以,苏联必须控制东北,特别是中国长春铁路一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现在所能依靠的就只有中共的力量了。从苏联方面来讲,只要中共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莫斯科的远东战略目标就能够实现。从中共方面来讲,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就是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于是,这种相互需求的政治考量就构成了苏联从东北撤军后与中共关系的战略基础。
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完全符合苏联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特别是1948年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之后,斯大林对东北地区的援助便更加公开和积极。[27]新的中苏同盟的基础也由此开始建立。不过,当中共的胜利推到长江北岸并开始走向全国时,斯大林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与中共关系的发展也因此面临障碍。
斯大林对中共“解放全中国”的担心
斯大林对中共东北政权的支持的确为未来的中苏同盟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但是如果中共的胜利仅限于长城以北或长江以北,如果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联盟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全面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战后世界历史和冷战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其认识基础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则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了全球意义。
斯大林对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首先取决于苏联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从地缘和国力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和经济的目的着眼,如前所说,苏联对华政策基本的和首要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内蒙古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经历了一番周折后,这一目标到1948年已经大体实现,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此时,斯大林十分满意,但毛泽东则不会满足。如果中国的局势沿着有利于中共的势头不断发展,苏联继续支持和帮助中共就会遇到很大难题,并有可能付出尚难预料的代价,其风险在于:国民党得到了他们追求已久的来自美国的公开支持和援助,如此,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其无力承担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与美国人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完全或部分地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如此,斯大林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新的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如此,斯大林必然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他刚刚把一系列东欧国家纳入莫斯科卵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人当年就有十分精到的分析。1947年9月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时写道:“考察中国多年的演变以及上述苏联措施的特征,不难得出结论:苏联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中共。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赞同并倾向莫斯科,只要中共从事在中国争夺权力的斗争,它就将继续与苏联合作。”但是,“如果中国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帮助以增强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潜力,估计此时苏联将权衡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更着重于苏联在满洲地位安全,而非中共军队在中国本土的地位或命运。只要国民政府看来无力重建对满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苏联会继续避免针对该政府的公开行动。”[28]国务院1948年10月的一份报告在确认满洲和新疆对于苏联的经济和安全意义后指出,“至于中国本土,克里姆林宫几乎将之视为一个庞大的救济院,它是要回避责任的”。对于苏联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中国的疆域实在过于辽阔,人口实在过于众多,以至于莫斯科不允许毛和他的同志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权部分上是靠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只要有可能,克里姆林宫在这些方面就倾向于不去冒这种风险”。总之,苏联“对中国基本的担忧现在不是如何帮助中共去击溃敌对势力赢得内战,而是如何确保对他们及其合作者的完全和持久的控制”。[29]
斯大林确实是在这种心态下处理1948-1949年与中共的关系的。其实,毛泽东此时所顾虑的问题与斯大林几乎是一样的。随着军事上一步步接近最后胜利,蒋介石的幕后支持者是否会走上前台,对于中共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单独较量,蒋介石已经是手下败将,但如果美国人公开站出来援助国民党,共产党是否能够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就很难讲了,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力量只有苏联。此时中共未必需要莫斯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战略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是绝不可少的,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所说: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30]只要斯大林明确表示站在中共一边,就可以对美国的干涉行动起到震慑作用。[31]另一方面,如果说在单纯的军事方面中共已基本不需要苏联的帮助,那么在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方面,苏联的援助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共长期在野,并一直在农村活动,对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毛泽东当然通晓“可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苏联的帮助,首先是经济上的帮助。[32]这一点,从此后中共要求苏联派遣的技术和管理专家人数成倍增加就可以得到充分证明。[33]
然而,莫斯科却在犹豫和观望。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把中共及其武装看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和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A. Zhdanov)在关于两个阵营分析的著名报告中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J. Tito)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特别是在亚洲。[34]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详细了解、全面掌控,又不便直接接触、公开支持。
中共的目标却十分清楚: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越感到需要苏联这个盟友。从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出发,苏联此时的支持和帮助显然具有关键意义,从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考虑,中共期待已久的“国际援助”也应该到来了。为此,毛泽东必须把以往的怨气压在心中,而对斯大林表现出绝对谦恭和顺从。从1947年初开始直到1949年初,毛泽东三番五次请求亲自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希望“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面对斯大林的犹豫不决和一再推托,毛泽东虽然极为不满且小有发作,最终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再表明急于前往莫斯科接受苏共指导的迫切愿望。[35]
没料想,毛泽东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他无法容忍的结果。
在
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同盟的建立
斯大林之所以两次被迫做出让步,固然与毛泽东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和周恩来机动灵活的外交手段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在中国内战的最后关头,美国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不仅陆续撤走了在青岛和上海的军事力量,而且同意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与中共接触,直到1949年底,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处于“等待尘埃落定”的摇摆之中。[50]国民党政府迁台和毛泽东访苏后,美国对中国问题做出明确表态已经迫在眉睫。
中苏结成同盟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来说都是既定方针,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中共政权的稳定,特别是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离开苏联的帮助是很难实现的,而苏联的远东安全则有赖于中国的加盟。在这种态势下,当中苏之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时,美国的态度和立场就发挥了关键性影响。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挤压和逼迫的政策,则中国只能屈服于苏联,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宽容和拉拢的政策,则中国自然可以对苏表示强硬。华盛顿选择了后者,所以斯大林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人破坏苏联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计划。自然,斯大林也在考虑补偿措施。
利益冲突的存在并不影响同盟的建立,但可能会影响到同盟的稳定性。作为中苏条约前期谈判的结果,中国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而苏联将在两年之内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不得不放弃斯大林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的远东战略的基点以及在东北的种种经济利益。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苏联在后期谈判中不仅要求允许苏方在战争状态下无偿使用中长铁路运兵,而且提出不得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地区,还在苏联专家的待遇、汇率及其他经济贸易谈判中斤斤计较。[54]
不过,斯大林为此所采取的更重要的措施不是在中苏谈判之中,而是在中苏谈判之外。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实施,斯大林试图在旅顺之外另行寻找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个地点就选择在朝鲜半岛。[55]于是,就在
斯大林
毛泽东自称收回东北主权是“虎口夺食”,也知道莫斯科之行得罪了斯大林。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中苏同盟,也为了中共政权的巩固,他必须对斯大林有所表示。毛泽东本来对金日成到北京传达的信息提出怀疑和反对,5月14日斯大林几行字的电文使他立即改变了态度,不仅当场宣布全力支持北朝鲜的军事行动,而且在战争开始后,一再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派兵入朝助战。然而,斯大林帮助金日成所采取的行动,其本意是要为苏联在朝鲜半岛重新建立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同意几十万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即使取得胜利,又如何实现莫斯科的目标?所以,对于毛泽东三番五次要求出兵的暗示和金日成的不断请求,斯大林始终置若罔闻。直到9月底北朝鲜军队全线崩溃,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防御阵地在即的时候,斯大林才要求中国立即出兵援朝。此时中国出兵朝鲜,已经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所有有利条件,从军事上讲没有任何取胜的把握,甚至还可能引火烧身。这一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就连斯大林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黑海与周恩来会谈时他出尔反尔,背弃了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的诺言。但在斯大林看来,挽救北朝鲜并保障苏联的东线安全,唯有中国人站出来这一招,这是毛泽东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多数领导人反对出兵,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而毛泽东力排众议,一再主张出兵援朝,考虑的就是这个政治问题。从本质上讲,中国出兵要挽救的主要不是朝鲜,而是中苏同盟。毛泽东所说即使战败也要出兵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旨意,任由美国人占领整个朝鲜半岛,那么,墨迹未干的中苏同盟条约真的可能就形同一张废纸了。那时中国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就很难再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了,且不说刚刚建立的政权还面临着共产党难以应付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正是毛泽东在危急时刻做出的中国出兵与美国孤军作战这一决定,才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并在事实上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此后,斯大林及时派出苏联空军参战,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在涉及战争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支持了中国的主张。[59]这就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因果转换的典型实例: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国被迫单独参战则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同盟。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