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买梦洁产品哪里: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

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

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苏同盟破裂的研究出现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强调毛泽东个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各种因素中，“领导人（也包括苏联领导人）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1]其二是有关的论著证明，以往将毛泽东改变对苏政策主要归结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反对苏联控制（较早的论著一般都如此强调）等等，至少也是过于简单了。它们更强调毛泽东选择的国内发展战略与他对苏联的态度和政策变化等等之间的关系，[2]或者是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或革命理念与赫鲁晓夫路线之间的根本冲突。[3]这些分析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基本上都将毛泽东的有关政策视为理论思考的结果。

如果将上述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出发点，便可以发现1957年到1959年可算是独特的时期。从毛泽东探索中国发展战略的角度说，它是毛泽东背离中共“八大”即定方针的开端；从他后来用以指导对苏政策的理论的发展脉络看，它又是刺激毛泽东进行他那独特的思考并逐步形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初始。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精神兴奋，经常斗志昂扬，但在推动他的事业时，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挫折。最初是试图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尝试进行政治改革，结果却以发动“反右派运动”而结束。其次是试图超越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然而到1959年至少败象已露，最终在庐山会议上酿出反右倾斗争。国内这些重大事件与莫斯科会议、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中印边界冲突、核武器合作、赫鲁晓夫1959年10月访华等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毛泽东思考的复杂背景，而毛泽东在这种背景下的思考和作用，仍然存在着诸多需要分析和解释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在思考和处理不同问题时，那些即定的概念是如何与国际政治中复杂多变的现象联系起来的？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现象，他得出的结论会与那些与他信奉同样理论的人不同？

针对上述疑问，本文试图通过分析1957至1959年间导致后来中苏同盟破裂的事件以及毛泽东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揭示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影响。这里所谓的“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精确定义的概念，它包含了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观察和他对世界政治本质特征的感受，大体说来有三个方面：（1）认为紧张与冲突是世界政治最基本的特征、（2）对威胁特殊的敏感以及（3）迫切追求激烈的变革或跃进。这种危机意识更象是概念与经验、感觉的混合物，它区别于理论思想，没有系统和明确的框架，但在强化理论思考和判断形势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危机意识是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形成和强化，并植根于内心深处。它经常作为一种潜意识，塑造毛泽东思考和理解国际事务的前提，从而对他的外交决策，包括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4]

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确实一度向更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方向调整。不过在经历了短暂的密切之后，中苏关系便开始出现新的裂痕，至1959年同盟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了。在这一急剧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的看法和有关决策，包括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与苏联的分歧、反对苏美缓和和发动大跃进等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那些重要决策的产生直接涉及到他那独特的危机意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涉及的重大事件中，危机意识并不总是影响毛泽东思考和决策的唯一主观因素，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观因素。

（一）“原子弹”——危机与裂痕（1）。

斯大林逝世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重要的调整时期，在斯大林时期积累的矛盾和怨愤终于有了化解的可能，而且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确实一度向更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方向调整。不过在经历了短暂的密切后，中苏关系便开始出现新的裂痕，其原因直接涉及到毛泽东那独特的危机感，即对外部军事威胁的敏感和对国际形势能否缓和深刻怀疑。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观念中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缓和与稳定即使不是虚幻的，也是相当有限的。抗战结束前后他一度认为，世界有可能真的出现缓和和稳定，大国之间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合作将长期维持下去，并最终导致各国内部斗争的缓解。然而美苏冷战和中国内战几乎同时爆发使他终于得出结论，在世界政治中，只有持续不断、此起彼伏和各种各样的危机，才是绝对的，而且通常需要通过剧烈的革命，才能消除危机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1946年“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标志着缓和已经从毛泽东心中永远消失了。[5]其二是当革命运动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存在时，帝国主义国家将同有关国家的反动派公开“站在一个”极端，用分化革命队伍或直接出兵干涉来反对革命。[6]建国以后一个时期里，这两种看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毛泽东对国际问题和中国安全环境的思考。

建国初期的历史似乎在证实毛泽东的上述看法。新中国刚刚成立，便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兵戎相见。在三年战争期间，美国一再发出扩大战争的威胁，还加紧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针对中国的军事体系。这一切使毛泽东相信：“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份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7]50年代中期，毛泽东确曾在与外国人会谈时，多次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过在他看来，那更多的是用来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的策略，而不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实现的目标，因为美英都不会接受。[8]他在党的会议上提醒全党：“帝国主义势力还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发事变，……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9]

毛泽东决心与苏联结成同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担心新中国将面临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所以需要苏联在维护中国安全方面承担义务，尽管中国有可能要为此而付出较高的代价。经过朝鲜战争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面对美国海空军先进技术兵器和战术核武器的攻击威胁，中国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是难以防御的。所以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军队领导人制订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并决定裁减军队，以便节省下经费，用于发展技术兵器，包括核武器。

根据当时的条件，中国要迅速取得和发展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事实表明，正是发展诸如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等问题，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紧张的重要诱因，其中最典型的是双方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苏联方面对中国迫切发展先进武器、特别是发展核武器的态度，引起毛泽东产生强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