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改革

“裁了政策法规科，事务外包每年才5万”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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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权不会让公务员下岗

    顺德将把应该由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承担的职能有序转移出去，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立法定机构、实施特许经营等多种形式，推动社会管理的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和高效化，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由“管制”向“服务”、由“划桨”向“掌舵”三个转变。

    南都：目前政府职能转移阻力在哪里？哪些职能是政府该管的，哪些又该转移出去，怎样才算有序转移？

    周宏：目前政府职能转移最大的阻力就是政府愿不愿意自己减少自己的权利去实行“放权”。其次，政府放权后，是否存在接到权利后能好好用权而且具有代表性的机构，“二者缺一不可”。现在政府的工作量、经济量都太大，政府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不如向香港学习，把政府一部分职能转到市场和法定机构去，做一个管总体、管宏观的“小政府”。

    叶中平：阻力在于观念问题，也是怕“放权”，认为现在维稳压力大，放了岂不更乱，这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社会管理理念。当今社会环境改变后，更多社会问题会在改革中暴露，区一级政府不要给下面部门太大压力，在问题暴露时关于问责上要谨慎，这样能减轻改革的阻力。

    杨国强：放权之后可能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会否有公务员下岗？我认为这方面不必担心。现在顺德每年G D P已经超过2000多亿，而相比十几年前G D P80多个亿的时候，其公务员数量并未增加很多。放权之后，政府便会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解脱出来，加强执法工作；

    二是，放权社会组织会否催生一批“小政府”，继而产生新的利益圈子？解决这一隐患，政府要加大监管，而且要设立淘汰制度，并不是把事权拿到手就高枕无忧了，如果你做不好，政府有权另选他人。(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举个例子，现在政府的每个局大多设有政策法规科，其实其事务完全可以委托给律师事务所去处理。现在，容桂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尝试，镇政府每年花费5万元请一家律师事务所作为其咨询机构，除了日常的法律咨询外，还要求其每个星期派至少两名律师下到社区、村居，进行法律咨询、普法宣传工作。但这一点，如果按市场价计算，其服务费就不止5万。政府花小钱，办了大事，律师事务所也可趁此提升自己的声誉，可谓双赢。

    商协会不能“谁有钱谁当会长”

    政府要“放权”，把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权让出去，但社会管理不能缺位，必须由社会组织“接力”，把政府让出的这一块填补起来。顺德区要改革行业协会的体制和管理模式，形成一个按市场化原则运作的行业协会群体，实施有效的财税扶持，大力培育社会福利、公益慈善、社会救助等社会组织。

    南都：已有80个顺德商协会如何改革？假如政府放权于商协会等民间组织，商协会如何运作方能既体现高效服务，又符合市场化原则？怎样防止权力寻租？

    周宏：在顺德，商会对其所在行业服务，但目前还不能影响政府。政府放权后，商协会一定要有水平、有素质、有公信力、有代表性。虽然现在还没有达到制衡阶段，但政府要引导、培养、监督商协会，以建立公平机制，让它能够公开透明，传达各方声音，而不能现在商协会是“谁最有钱谁当会长，谁说了算”，代表的是会长单独的利益，而忽略了一些中小企业会员的利益。

    叶中平：目前商协会多有对应的主管部门，商协会在反应问题上怕得罪上面领导，然后被“穿小鞋”。只要政府机构愿意放权、社会团体合法成立，这过程中自然会吸引高素质人才来运作商协会，原有商协会必然会得到发展。放权商协会等民间组织后，监督商协会总比监督政府要容易得多。商协会的运作要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同时也要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

    杨国强：顺德境内的大企业较多，势力均衡化促使顺德商会、协会不太容易出现像内地那样某个大老板话事，掌握整个商会、协会的情况。而且顺德商会、协会领导人的竞选可能是最为民主的，大家都有钱，贿选的成本实在太高。(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权利放不出去工作量就大

    将试点对那些承担特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机构、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机构、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机构以及其他公益性机构设定为法定机构。

    南都：顺德哪些领域可率先组建法定机构？

    周宏：香港政府管理体制与顺德目前不同在于，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还有贸易发展局和工业总会等中间组织。顺德目前缺乏中间这一系列的组织机构，导致目前政府的管理体制过于单一，想要“放权”，但权利放不出去，工作量也就因此增大了。

    在学习香港的法定机构设置时不能“形似而神不似”，“我们不能拷贝整个香港，不能把它的体制结构完全不变的照搬过来”，而应该弄清楚成立某个机构的目的、对它的运作模式做深入剖析、理解消化后再运用到顺德体制中。不妨派几个人去香港工作一两个月，通过亲身体验，深入了解后，将其经验渗透式地学回来。

    政府应退出社工事业

    完善“社工+义工”联动服务模式，逐步建立起政府推动、民间组织运作、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工作新格局。

    南都：参照香港社工模式，“社工+义工”在容桂外顺德其他几个镇街如何去推行，财政投入怎么解决？

    叶中平：顺德社工事业要发展，需要放开慈善团体组织的注册。容桂社工现在发展得不错，但初始阶段需要政府扶持发展，但最终政府的影子还是要退出来，要由慈善团体组织来推动。

    杨国强：政府的职责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外来工等弱势群体得到最基本的底线保障。底线保障不了的再求助于慈善社会救助。而目前给人的感觉则是，市民一有困难，例如重病，往往都会求助于社会捐助，这是政府社会保障设做到位的体现。

    信访不给力就让干部下访

    按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完善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建立切合基层实际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与社会的联动机制。在村(社区)基层设立社情民意室，建立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共决策咨询委员、政府干部下访制度。

    南都：香港基层社区的民意是如何收集，民意怎样才算客观公共？顺德将要建设的社情民意室如何真正发挥效能、而不是成为一个挂了牌子的空壳机构？

    周宏：香港不需要设立社情民意室，区议员等政治人物直接在社区里面活动，收集和传达民意。这种“人对人”的意见传达方式速度非常快，效果也非常好，而相对来说场所和机构就不重要了。

    杨国强：社情民意室可以作为信访制度的有力补充。目前，信访制度实行的是“领导责任制”，在信访与政绩挂钩的压力下，官员对待信访的态度不是切实为群众解决问题，而是保证不出事。

    社情民意室则可更亲民，更公正，如果能切实发挥作用，则会有效缓解社会矛盾。社情民意室要建立起一套，民意上传、意见反馈的完整制度。说到底，社情民意室就是重新找回共产党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

    南都：容桂、大良设立了镇街决策咨询委员会，其他镇街是否也要设立决策咨询委员会，如何拓宽现有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的范围，丰富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民意收集渠道？

    周宏：“决策咨询委员会”对我们十分重要，但目前做的不是很好，它的代表性不够，应该“做得更实一点，”不应该只是代表个人，而应该代表其所在的一个阶层“发声”，目前更多是大学教授、企业家，但以后劳工、商会的代表都应该加入。

    杨国强：决咨委不应仅仅是政府的“智囊团”“顾问团”，还应是上传民意，监督政府的“意见团”，其委员绝不能“吃皇粮”，要来自社会各行业、各阶层。不管是企业家、律师，还是农民工，都应该有代表其利益的委员产生，让社会各阶层都有发言的机会，决咨委员还要有批判精神，多给政府提建设性的意见。

    目前商协会多有对应的主管部门，商协会在反应问题上怕得罪上面领导，然后被“穿小鞋”。

    ———叶中平

    不妨派几个人去香港工作一两个月，通过亲身体验，深入了解后，将其经验渗透式地学回来。

    ———周宏

    出场

    周宏：广东德胜创意园总经理，曾任香港贸发局华南区首席代表

    叶中平：顺德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顺德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杨国强：律师、顺德区政协委员、公共决策咨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