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大神f1开机定屏:于丹模式的主要特征

于丹模式的主要特征

面对着危机，着眼于解救燃眉之急的短期效应，“于丹模式”并不采用系统完整的儒家政治制度、道德理想与价值观念，而只是出于特殊需要，割取某些部分，抛弃其他部分，再加上有意的歪曲与拼凑，而成为一个大杂烩。

这方面最肆无忌惮的恶例之一，就是于丹的《〈论语〉心得》。即意在熬一锅麻痹人心的鸡汤，为什么放着本来要靠谱得多的佛家和道家不用，非要这样来糟蹋儒家呢？显然是以佛道在思想史上的“配角”地位与史上的“在野”地位，权威性太嫌不够，只配“帮闲”，而当今急需的则是大“帮忙”，无知无畏且无耻的“大师”于是乎应运而生。 于书抓住一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断章取义，通篇胡言，硬把作为儒家经典的整部《论语》活活地曲解成一部教人如何逆来顺受，知足常乐，自欺欺人的心理秘诀。然而，儒家“至圣”孔子和“亚圣”孟子颠簸一生，游说列国诸侯，不正是“不在其位，偏谋其政”的典范吗？通观《论语》一书，面对“礼崩乐坏”的当时社会，孔子痛心疾首，怒不可遏，“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处，比比皆是，甚至自认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丧家之狗”，却被于丹阉割成了一个快乐阿Q。 几千年来，儒家以历史解释并演绎“天命”，勉力以自己的“道统”对历代王朝的“政统”提供一种价值规范与道德监督的不懈努力，正是对孔孟所开创的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所有这一切，都只因和献媚的目的相冲突，就被通通阉割掉了。只要合乎自己的需要，这样的“学者”会毫无顾忌地将《论语》解读成《金刚经》--- 此所以那种毫无道德原则，一味趋时媚世的“乡愿”，正是孔孟深恶痛绝的“德之贼也”。

如此拼凑而成的模式，在思想的严肃性、理论的一致性与制度的完整性上面，无论是与原来的儒家或共产主义相比，都极大程度地退化了 --- 正好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往往会发生两次，但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则已是作为闹剧了。于丹模式，就是这样一种双重闹剧，而其主要特征，大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

第一．否定个人价值与个人自由，而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来压制并取消之。 基本的人权保障，世界上大多数人类已经享有的的言论、出版、新闻与结社自由。从前要求每一个人完全放弃任何属于自己的利益、价值与目标，把自己变成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 今天的于丹模式的主要特征，则片面强调传统儒家对家族、群体、国家和文化重要性的强调，并要求每一个人为之作出无止境的牺牲。 但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单元与基本方式，从来就是众多的个人（individuals），而不是家族、群体、国家与文化，后者只是人们创造出来为自己服务的事物、组织或制度，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生命 --- 这一点古今中外并无事实上的区别，而只有认知上的正确与错误，明确与模糊之分。 今日在依靠向西方国家大规模出口来渡过自己最严重危机的同时，不停地指控“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敌对势力”，制造出一种危机感，将“中国崛起”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以此压制对个人价值与个人权利的合理诉求。“崛起压倒自由”正日益在儒家思想与传统的旗帜下，以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名义大行其道。

第二．于丹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否定每一社会成员在价值、权利和尊严上的生而平等，而构筑一个人压迫人的等级制社会。 在今日中国，官尊民卑，官富民穷，官贵民贱，正在变得不言而喻，天经地义。 儒家中国的官员自居为民之父母，今天的干部也仍然热衷于自称“父母官”，从前的子民、小民、细民、草民、蚁民、愚民和刁民，今日只多了一个新称呼曰“屁民”。 官与民相较，对经济资源的占有渠道、分配方式和数量质量都有实质性的区别，适用的法律法规与司法程序也极为不同。儒家中国的庇荫制度，也通过公务员报考录取上层出不穷的手脚而得到复活，标志着官民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已又一次开始向世袭制转化。与此同时，大群“屁民”对父母官下跪磕头乞怜的动作，也从被遗忘的儒家传统中重新发掘出来，操练得日益娴熟。而当这一切证明无效时，所谓进步，往往也只表现在能跳的楼高了几十层，以及汽油浇身点火自焚成了新增选项而已。

从1949建政开始，工农阶层在中国有过大约四五十年的主导地位，随着“三个代表”在2000年被提出并随后写入中共党章与宪法，就此正式终结。在这方面，今日中国社会与两千余年来的儒家社会的主要区别，是“士农工商”变成了“士商工农”，而以其中的“士”大致包括党政官员，公务员和体制内知识分子。而工农阶层因为无钱无权无势，早已沦落到社会底层，并且连毛时代曾有的一点脸面也已荡然无存。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公开宣扬农民子弟不应上大学，弱势群体应被迁出北京，低收入的80后男青年应该熬到40岁以后再找下一代女子结婚，为了“少数人的享乐”，贫穷的中国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血肉模糊于豆腐渣教室之下的小学生们应为做鬼而感到幸福，而肝脑涂地的罹难矿工则“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已不复有任何道德和体面上的羞涩与顾忌。

第三．于丹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否定民主政治。历史选择，是对传统儒家“武王伐纣，周代殷命”的照葫芦画瓢。商汤也曾伐桀而代之，但商王朝并不因此就永享天命。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来对照，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张，至少还坚持社会各阶层都有必须信守的道德标准，相互之间都有应尽的社会义务。君不君则臣不臣，“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以孟子“诛一夫纣”的标准，不知多少次。如何避免“拿人头来换”的暴力，则是儒家几千年来在理论与实践上从未解决的难题，只能由民主制度来解决。 民主政治所致力的，正是以非暴力（非内战）、定期、公开并规则化的方式，由选民通过和平的选举来对执政当局进行重新选择和重新授权。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选民的授权，并且在依法执政的过程中时刻受到选民及其代表的监督。 民有、民治与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三者之中，最关键的是民治（by the people）。离开了真正的民主授权与民主监督，无论多少“以人为本”的美妙言语，都无法掩盖独裁的本质。在僵死框架之内，所谓“改革”是未经民主授权的无聊儿戏，与国家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无实质关系。于丹模式下的中国人，不是选民，也就不可能是公民，只能是臣民，只剩下被统治的义务。


于丹模式的主要危害

今日中国社会的现状，处处可见二十余年来造成的危害。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对以下四个方面略作讨论：

第一．糜烂性腐败。当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腐败及其严重程度，作为有目共睹的现实，已使任何举例成为多余。历史上各朝各代中，即使有可与之相比的，也不会太多。与传统儒家社会中的御史台和都察院一样，纪委加反贪局的体制内反腐制度，其作用极为有限。即使是国民党当年失败的“四大家族”和“五子登科”，相比之下，也早已是小巫见大巫。值此“有官皆墨吏”的时代，剩下那寥寥几个还算清白一点的，细察起来，却只是为了不让权力斗争中的政敌抓住把柄而已，其夫人、公子甚至秘书们，其实正在他们提供的保护伞下安全地大捞特捞。人民对于执政者的权力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反制，政治运行缺乏及时的微调机制，这种腐败就早晚是全社会的宿命。

第二．道德全面崩溃。 “儒学复兴”的鼓噪，最现成的理由一直是有助于社会道德的重建与维护。但年复一年的“祭孔骚”加“读经热”加“洗脚秀”以后，中国的社会现实却正在变成对儒家道德标准的再残酷不过的黑色幽默： 官员手执数国护照，贪污巨资，移民妻小于海外,何以为“忠”？杀了十几岁的无辜孩子，二十几年不给最起码的抚恤，令悲痛欲绝的白发母亲们一个接一个死不瞑目，何以为“孝”？收集罹难者的姓名被抓，何以为“仁”？夺不足而奉有余, 贫富极端分化，何以为“义”？从论文论著到统计局数据到电脑芯片到药品甚至于到小小一只鸡蛋，无一不假，何以为“信”？对环境竭泽而渔，杀鸡取蛋，何以为“智”？ 歹徒光天化日杀人越货而路人聚众围观，何以为“勇”？老人跌到在街而无人敢扶，何以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奶粉毒死婴儿，教室砸烂学童，何以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孔子若再不入高墙深院后面躲藏起来，眼见此满街满市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信不智不勇之行，青铜脸会不会因羞愤而涨得通红？ 那些言必称“孔子”的“学者”“大师”之流，其本人往往正是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典型 --- 一个稍微读懂了孔子的人，在被告知自己的年青研究生刚刚跳楼自尽时，难道就非得把自己变成“伤人乎？不问马”的反面注脚才安心吗？

第三．社会危机四伏。各类群体事件，至2008年已超过每年10万起，此后即不再有官方统计数字发表。 在没有基本正义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御用学者指责社会普遍“仇官仇富”，将其归结为心理学的失衡现象，掩盖其社会学的深刻原因。 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在合理的制度下，一个人的经济贫穷与社会地位低下，较多地是其本人的责任；但在不合理的制度下，财富与地位的取得，多是通过可耻的肮脏途径，往往伤害他人，而为社会大众所不屑、不齿、不平、不服。 普遍性仇官仇富的根源，在于一个制度的根本性不合理已成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强烈共识，由此必然导致各种社会冲突与危机此起彼伏。而拒斥必要的制度改革而乞灵于强力维稳，即使维稳费超过了军费，也难免捉襟见肘，穷于应付。这种维稳行为本身，也在成为社会冲突和危机进一步深化与激化的重要原因。因为这种维稳，不仅违犯普世价值和常理常情，甚至往往还违犯了写在纸上的宪法、法律与政策。各级官员勉力为之，在时间、精力、道义与良心上都属于额外付出，对未来可能更深怀恐惧。由此产生的对额外补偿的要求，导致维稳者自身更多贪赃枉法的行为，直接激发更多的社会冲突 --- 杯水车薪化为火上浇油，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第四．残暴。马加爵，唐福珍，钱云会，药家鑫，钱明奇 …… 中国社会正在变得残暴和血腥。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通过掌握对历史与“天命”的解释权，将秦始皇的暴政与其短命王朝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是因为二者代表了完全对立的治国理念与道德理想，而自相矛盾的于丹模式，已经连最低限度的逻辑自洽与智力诚实都无法维持。


于丹模式命运

为这一模式的宣扬，尤其自几年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得意忘形，足以令人回忆起那个“东风压倒西风”和“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痴人说梦的毛时代。在被奉为最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模式以后，又要开始“放之四海而皆准”了。不仅众多发展中国家理应效法，按中国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算命术，似乎在世界范围内取西方民主制度而代之也大有希望。

但这只能是又一次自欺欺人。于丹模式不仅不可能取代自由平等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是在中国国内，也不可能拖得太长久。

上文对于这一模式产生过程的分析，已经揭示出，它只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死马当作活马医的产物，其中“儒”的部分，经过机会主义的高度阉割与歪曲，完全丧失了它们曾经有过的历史合理性，与政治、道德、文化、精神上的新资源或新生力更是毫不相干。正因如此，它才在短短二十余年里就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如此深重的全面危害。

而那些口必称“中国模式”的，往往正是最不相信它的人，一味地赌咒发誓，恰恰是因为这一模式最有利于他们“多快好省”地榨取那最后一桶金，然后收拾细软，永远抛弃这个资源枯竭、污染遍地、民怨沸腾的国家和它的劳什子“模式”，飞到他们日夜咒骂的那些西方国家去，与早已送去那里打前站、挣身份的太太、儿女和二奶们会合。

争取和捍卫个人的价值、权利、自由与尊严，是席卷今日世界的最重要的思潮，其不可阻挡，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 在曾将黑人当作奴隶随意买卖甚至私刑处死的美国，黑人已当选了总统。在世代臣服于君主与强人淫威之下的阿拉伯世界，人民正奋起反抗。 而在所谓“生存权”的幌子下，将人权化为猪权，甚至比猪权还不如 --- 对于最基本的言论、新闻与出版自由的剥夺，无异于把人的眼睛蒙住，耳朵堵塞，嘴巴缝上 --- 如此对待绝不会被善良的人们所容忍。值此无远弗届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倒行逆施，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加不得人心，这就是于丹模式的致命伤。其最后终结的命运，是无法逃脱的。

2011年六月十五日

—— 原载: 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