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锦江乐园蹦极多少钱:城市化的挑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0:35:26
城市发展规划，首先要考虑低收入人群”
“城市是继承的，而非推倒重建”
“旧城改造中所有人都应该成为受益者，这是基本原则”
城市发展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在来自东方、西方的市长们几乎给出了一致的答案——经济发展，增加就业。
在应对气候变化，对全球城市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前提下，这一市长们日程上处于最重要等级的议题，与可持续或者低碳路径是相吻合，还是相悖？不同的市长给出了不同形式的回答。我们也由此邀请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市长大卫·米勒，湖南长沙市长张剑飞，以及南非约翰内斯堡市长阿莫斯·马桑，一起来探讨东西方城市应对可持续城市发展的议题。
南方周末：城市化是世界的潮流，在此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大卫·米勒：和世界其他城市一样，多伦多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经济衰退之下如何增加就业机会。我希望能够把城市发展与环境政策相结合，在创造一个可持续、宜居城市的同时，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增长。
大卫·米勒
阿莫斯·马桑：对于约翰内斯堡，房屋和工作机会是我面临的最大挑战。与中国很多城市面临的挑战一样，城市化也是未来挑战。2020年将有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如何安置这些人口，包括如何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改造，这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相同挑战。
张剑飞：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科学发展。这些年长沙无论从城市规模和经济总量上都有很大变化，但因此也造成土地资源消耗过快，环境代价过大，怎样在发展过程中兼顾各方利益，需要通盘考虑，但这又涉及到体制和机制问题。比如，如果注重考核财政收入的话，一旦地方财政收入不够，那么就可能加大土地出让，从而把财政收入补上去。我认为这是最大挑战。
南方周末：刚才各位市长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即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大卫·米勒：事实上，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也是多伦多这样一个旧的工业城市寻找新的、内在发展动力的过程。如同洛杉矶，多伦多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飞速增长，城市边缘不断扩大。如今，我们试图增加城市内部空间的密度，通过建立公共交通系统等措施减低人们出行的碳足迹。
阿莫斯·马桑：约翰内斯堡有很多贫困人口，我们在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到城市发展规划中去时，首要考虑的就是低收入人群。几年前我们创建的“cosmo城市”可持续居住计划，就是将安置低收入人群和可持续社区发展计划同时进行，使人们觉得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或者就业并不矛盾，而是有机促进作用。
阿莫斯·马桑
张剑飞：科学发展其实就是可持续发展。现在全国绝大多数开发区、新区人气差，为什么？其实是规划出了问题。
南方周末：为了回避单纯强调发展，很多城市都制定了可持续发展规划。如何才能让这些规划落到实处？
大卫·米勒：举个例子，我们研究发现，如果对多伦多现有建筑进行隔热处理，就可以利用极低成本，实现至少5％的碳减排，同时增加就业机会。于是，我们开展了“更新楼宇”计划。
阿莫斯·马桑：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让居民接受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需要通过政府长期不懈的努力。约翰内斯堡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来自资金，例如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巨大，但回收期很慢。政府补贴在很多国家可以使用，但在我这里，我还有很多的穷人需要补贴，对新能源项目的补贴十分有限，因此也限制了新能源的发展。
张剑飞：长沙正在逐步深入，但也有困难，其一，全民的观念问题。要把可持续发展思路转化成每一个人的行动，需要艰苦努力。现在长沙所有酒店宾馆取消免费提供牙膏牙刷等七小件，改成有偿使用，同时所有酒店宾馆门卡、电卡合一，以减少人不在房间时浪费用电。其二，还有技术困境。长沙现有13座污水处理厂，以前以为规模越大越好，却忘记污水管线远，成本高，中水使用不高。后来发现，其实污水处理规划布局“厂小点多”更科学。第三，需要把可持续发展提高到战略位置。
张剑飞
南方周末：城市化的另一问题就是旧城改造。您如何处理旧城改造中政府与公众的冲突？
大卫·米勒：多伦多的传统就是居民随时随地都可以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可以说是多伦多市的政治遗产。在转型期的发展中，我们碰到了很多这样的争论，包括社区与摩天商业大楼，包括历史建筑的翻新和保护等。多伦多是一座商人之城，历史上不断推倒旧建筑，竖立新建筑，但最近几十年，人们对于旧建筑的保护意识增强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要确保新建筑是在地铁或者公路交通沿线，而不是建设在社区里面，这样的管理规范目前看起来还比较有效。
张剑飞：由于规划的局限性，城市建设中旧城改造是不可避免的。但旧城改造中所有的人都应该成为受益者，这是基本原则。长沙的做法是，由政府成立的棚户改造公司来操作，由公司去银行贷款筹资进行拆迁补偿，推进旧城改造。为保证群众利益，对有特殊困难的居民，政府在拆迁安置中还给予其他方面的救助。
南方周末：中国城市的市长面临的难题是，在政府换届中，既有的城市发展规划在不同的市长手中得不到延续和继承，在您看来，如何降低由于政府更替而给城市的中长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大卫·米勒：我担任市长已经7年了，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对于多伦多来说，政府通过法律以及管理规划来确定城市发展的基本框架，每一任市长在执行的时候，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这也确保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规划能够可持续下去。这对于城市的商业、居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阿莫斯·马桑：我已经当了10年的市长，在我的两任任期内，约翰内斯堡具备一个清晰的长期（30年）、中期（5年）以及短期发展规划。这保证了在每一届继任的市长上任之时，从来都不是一个新的开始。
张剑飞：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应该树立一个观念，任何一任市长的成绩都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干出来；不要以批评眼光看待前任。我们不搞后任否认前任的事情，应保持城市发展规划的连续性。
（感谢思汇政策研究所为本文提供帮助和支持）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2572
“城市是继承的，而非推倒重建”
“旧城改造中所有人都应该成为受益者，这是基本原则”
城市发展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在来自东方、西方的市长们几乎给出了一致的答案——经济发展，增加就业。
在应对气候变化，对全球城市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前提下，这一市长们日程上处于最重要等级的议题，与可持续或者低碳路径是相吻合，还是相悖？不同的市长给出了不同形式的回答。我们也由此邀请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市长大卫·米勒，湖南长沙市长张剑飞，以及南非约翰内斯堡市长阿莫斯·马桑，一起来探讨东西方城市应对可持续城市发展的议题。
南方周末：城市化是世界的潮流，在此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大卫·米勒：和世界其他城市一样，多伦多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经济衰退之下如何增加就业机会。我希望能够把城市发展与环境政策相结合，在创造一个可持续、宜居城市的同时，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增长。
大卫·米勒
阿莫斯·马桑：对于约翰内斯堡，房屋和工作机会是我面临的最大挑战。与中国很多城市面临的挑战一样，城市化也是未来挑战。2020年将有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如何安置这些人口，包括如何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改造，这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相同挑战。
张剑飞：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科学发展。这些年长沙无论从城市规模和经济总量上都有很大变化，但因此也造成土地资源消耗过快，环境代价过大，怎样在发展过程中兼顾各方利益，需要通盘考虑，但这又涉及到体制和机制问题。比如，如果注重考核财政收入的话，一旦地方财政收入不够，那么就可能加大土地出让，从而把财政收入补上去。我认为这是最大挑战。
南方周末：刚才各位市长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即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大卫·米勒：事实上，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也是多伦多这样一个旧的工业城市寻找新的、内在发展动力的过程。如同洛杉矶，多伦多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飞速增长，城市边缘不断扩大。如今，我们试图增加城市内部空间的密度，通过建立公共交通系统等措施减低人们出行的碳足迹。
阿莫斯·马桑：约翰内斯堡有很多贫困人口，我们在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到城市发展规划中去时，首要考虑的就是低收入人群。几年前我们创建的“cosmo城市”可持续居住计划，就是将安置低收入人群和可持续社区发展计划同时进行，使人们觉得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或者就业并不矛盾，而是有机促进作用。
阿莫斯·马桑
张剑飞：科学发展其实就是可持续发展。现在全国绝大多数开发区、新区人气差，为什么？其实是规划出了问题。
南方周末：为了回避单纯强调发展，很多城市都制定了可持续发展规划。如何才能让这些规划落到实处？
大卫·米勒：举个例子，我们研究发现，如果对多伦多现有建筑进行隔热处理，就可以利用极低成本，实现至少5％的碳减排，同时增加就业机会。于是，我们开展了“更新楼宇”计划。
阿莫斯·马桑：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让居民接受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需要通过政府长期不懈的努力。约翰内斯堡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来自资金，例如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巨大，但回收期很慢。政府补贴在很多国家可以使用，但在我这里，我还有很多的穷人需要补贴，对新能源项目的补贴十分有限，因此也限制了新能源的发展。
张剑飞：长沙正在逐步深入，但也有困难，其一，全民的观念问题。要把可持续发展思路转化成每一个人的行动，需要艰苦努力。现在长沙所有酒店宾馆取消免费提供牙膏牙刷等七小件，改成有偿使用，同时所有酒店宾馆门卡、电卡合一，以减少人不在房间时浪费用电。其二，还有技术困境。长沙现有13座污水处理厂，以前以为规模越大越好，却忘记污水管线远，成本高，中水使用不高。后来发现，其实污水处理规划布局“厂小点多”更科学。第三，需要把可持续发展提高到战略位置。
张剑飞
南方周末：城市化的另一问题就是旧城改造。您如何处理旧城改造中政府与公众的冲突？
大卫·米勒：多伦多的传统就是居民随时随地都可以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可以说是多伦多市的政治遗产。在转型期的发展中，我们碰到了很多这样的争论，包括社区与摩天商业大楼，包括历史建筑的翻新和保护等。多伦多是一座商人之城，历史上不断推倒旧建筑，竖立新建筑，但最近几十年，人们对于旧建筑的保护意识增强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要确保新建筑是在地铁或者公路交通沿线，而不是建设在社区里面，这样的管理规范目前看起来还比较有效。
张剑飞：由于规划的局限性，城市建设中旧城改造是不可避免的。但旧城改造中所有的人都应该成为受益者，这是基本原则。长沙的做法是，由政府成立的棚户改造公司来操作，由公司去银行贷款筹资进行拆迁补偿，推进旧城改造。为保证群众利益，对有特殊困难的居民，政府在拆迁安置中还给予其他方面的救助。
南方周末：中国城市的市长面临的难题是，在政府换届中，既有的城市发展规划在不同的市长手中得不到延续和继承，在您看来，如何降低由于政府更替而给城市的中长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大卫·米勒：我担任市长已经7年了，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对于多伦多来说，政府通过法律以及管理规划来确定城市发展的基本框架，每一任市长在执行的时候，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这也确保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规划能够可持续下去。这对于城市的商业、居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阿莫斯·马桑：我已经当了10年的市长，在我的两任任期内，约翰内斯堡具备一个清晰的长期（30年）、中期（5年）以及短期发展规划。这保证了在每一届继任的市长上任之时，从来都不是一个新的开始。
张剑飞：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应该树立一个观念，任何一任市长的成绩都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干出来；不要以批评眼光看待前任。我们不搞后任否认前任的事情，应保持城市发展规划的连续性。
（感谢思汇政策研究所为本文提供帮助和支持）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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