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师酒吞御魂主属性: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引子】比赛总是有赢有输，输赢固然重要，但是还有比输赢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通过比赛学习和思考一些东西。正如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在接见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部分师生代表时所说：“在一个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年代，辩论是比较普遍的”，辩论赛是“培养大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载体”，“这种锻炼是极为有益的。”当时，上海教育电视台让我们每一个教练都写一篇小文章，以记录教练的所思所为。我还挺认真地写了，题目叫《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主要记录了从组队到训练的一段过程，以及在这段过程中我的基本想法和做法。现在看来还过得去，特贴在网上。

    但任华中理工大学校辩论队主教练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校曾在一九九七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电脑大赛辩论    赛中取得了全国总冠军的骄人成绩，今年，虽然没有参加第二届全    国大学生电脑大赛的辩论赛，但还是取得了电脑大赛的冠军。因而，    在大家的心目中，这次参加上海教育电视台的辩论赛，赢了，是理    所应当；输了，则难辞其咎。虽然如此，我还是从校党委副书记杨志    光同志手中接过了这个烫手的山芋。

（一）天下事从来不急

    集训于七月六日开始，我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位——保姆式    教练，即以队员为中心，把自己放在低调位置上。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特殊的考虑。我认为，任何一个竞技活动，若没有产生结果，即分出输赢．是不完整的，在实质上也是不公平的。既然有竞争，就应该分出强弱，产生结果。因此，辩论赛的竞争性是主要的。然而，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来说，则不尽然。学生们处于吸纳知识的阶段。辩论不同于可以准备得充分的演讲，它是一个知识的释放过程，上海教育电视台的新赛制则更要求辩手具有深厚的知识底蕴，在本质上不仅仅是观点之争，而且是知识底蕴之争。因而，“应赛训练”正能增加他们的知识储备量。他们如果能在辩论训练中学到一些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的专门知识，并结交一些优秀而忠诚的好朋友，那对他们来说才是一笔人生经历中最宝贵的财富。

    本着这种原则，我从训练一开始就对他们说：“天下事从来不急，先读书，再开口。”在第一阶段的训练中，我先后请来经济学院和文学院的黄芳泉、徐长生、汪小勤、赵孟营、何锡章、张锋、钟书华以及生物学系的李劲、李焰等教授，为他们作讲座，开书目。我始终认为教练的概念指的不仅仅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总教练只是队员和其他优秀专家教授之间的媒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请来最优秀的教授培养出最优秀的队员，而不是万金油，什么都懂，什么都能做的。在经济学、生态学等专业学科方面，我自认为是一个外行，不能在专业知识方面对他们有所帮助。因而，在第一阶段训练时期，我只是督促他们学习、买书、查资料，读书、做笔记、谈感想，为他们安排讲座。一个月后，不能说他们已由外行变为内行，但他们基本上不会说出太多外行活，有许多观点也得到本学科专家的首肯。虽然七月的武汉酷热难耐，请老师又并不方便，但一个月的知识填充还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知识储备。

    辩论赛是一个团体性的活动，和谐、团结是其首要之义。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学生们在训练和生活中所形成的友谊，以及在友谊基础上形成的默契。要使这批学科不同、性格各异的学生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亲密无间的团体，大家都知道自己所承担的角色，并自觉地围绕着本方辩题的底线展示各自的才华，的确相当不易，但这是要想取得胜利的前提。因此，面对着几乎难以忍受7月的武汉，我坚持要求他们白天听讲座，到晚上必须坐在—起讨论、交流。最终，他们在“火炉”里熔成了一团。

在大学里，学会做人，学会思考，是比学习专业知识更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一位老校长的名言。以此言用于指导大学生辩论赛的训练再适合不过了。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一种负责任的教育方法，我—直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几年后便要以一个独立的人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上，他们必须具备观察、分析、决策的能力，必须具备与人相融合的能力，即使是在辩论赛训练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也不能放弃。毕竟，他们为此付出三月的学习时间，不能只把他们训练成为比赛机器。何况，这样的一段经历，将对他们以后的人生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在这特定时期，作为他们的教练，除了对学校的声誉负责，我还要对他们以后的发展负责。

（二）天下事当急则急

十月里，选拔队员赴沪参加正式比赛巳成为一件不得不办的急事。我要做到两点：一是选拔出使所有参加培训的队员都能信服的、最能代表学校辩论队水平的队员；二是使上场队员尽全力拼搏，不上场的同学乐于甘当无名英雄。

    对大学生而言，没有什么比用公正的方法选拔人更为看重的。中国历来对人才的选拔采取“考试”和“举荐”两种方法。照理来说，作为学校委任的主教练，我完全可以采取后者，这对我更容易一些，但我选择了前者。这样竞争性就大大增强了，“急”的气氛骤然形成。我要让学生知道，机会均等比结果均等更重要，而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要获得结果就要竞争。我几乎把所有能请来的教练都作为评判老师，对学生分“演讲”、“盘问”、“对攻”、“辩题整体设计”和“实战表演”五个方面逐一考核。可别小看这五个方面：“演讲”看其语言清晰和流畅的程度，“盘问”可看其给对方造成麻烦的能力，“对攻”可看其打击对方和抗打击的能力，“辩题整体设计”可看其对全局和细节把握的能力，“实战表演”则最终看其作为一个辩手的综合能力。几天下来，不仅教练对辩手更加熟悉，辩手之间对彼此的水平高底也心中有数了。基于此，十月十一日晚，进沪的四名队员自然产生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从选拔出进沪队员到最后离开武汉，还有近半个月的时间。如何让这段时间被所有队员充分利用，我采取了古代兵法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此为戏言，学生是我方的而不是敌方的，只是实在找不到一个能表达我当时想法的词)。中秋节，鉴于学校财力困难，我请了一位朋友出资安排了一餐丰盛的中秋晚宴，酒桌是一个最适合谈心的地方，我第一次和队员们聊起天来。那晚上我告诉他们很多很多。我说，从一开始我注重的就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虽然选拔队员尽力参赛对我来说也确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人生得意千百回，失意又何止千百回。年轻人应该站得高，看得更远一些。毛主席曾说过：“嚼得菜根，百事可为。”同学们要学会将所有的经历变为自己宝贵的财富，能够读点书，认识点老师，结交了几个心地善良而又有主见的朋友，已不枉此经历了。那天晚上大家都喝了许多酒，看着他们这些洋溢着令我羡慕的青春活力的孩子们互相成为好朋友，我非常欣慰。

    上场队员选定后，如何保持“急”的气氛，这是我进一步重点考虑的问题。我要求队员为荣誉而战，增强紧迫感。我提出首场必胜的目标，要他们在读书的基础上重点练“接口”技术，培养出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习惯，尽快适应上海教育电视台新的比赛模式，改变早期“新加坡辩论模式”那种重表演、轻对抗的作法。对此我再次将不上场的队员进行了分工，让一些队员以给上场队员“为难”为己任，一些队员进入图书馆资料室为双方提供“枪炮子弹”。我认为，对上场的队员可以用“利益”进行调节，而对不上场的队员则需进行“观念”调节。这里的观念调节不是说大道理，那些我在中秋节的酒桌上已全部说完了。我只是对所有的事做淡化处理，每晚给他们分工定任务，翌日晚检查，白天一般不去训练场地。结果是他们运作得非常好，从每日例行的聊天中，我认为他们的心情一般比较平静。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经历认识——竞争——合作这样一个人一生中必须经历的复杂过程，每个人都重新评价了自我，都相对成熟了。

    10月30门，离开学校的日子到了。早晨八点半，我带领全体队员来到我校的标志性建筑——毛泽东主席塑像前，向他老人家辞行。在跨出校门的一刹那，看着这些年轻人被阳光镀上了金边的身影，我耳边又回响起毛主席的那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华中理工大学辩论队教练)

   【后记】人们的回忆往往都是挑选美好的，筛掉不愉快的。其实那次活动并不是十分完美，我们首场胜利后就没有往更远走下去。其实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的，我在预备队员的选拔上犯了错误，关键的时候没有派上用场。同学们在训练中的副产品——两对恋人也没有坚持到底，而我以为他们是可以做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倒是不久前，一位当时参训队员的小伙子邀请我参加了他的婚礼，没想到在婚礼上，当年因为佩服作为校辩论队队员而倾慕、而相恋的女孩子，还问我为什么没有让她的男朋友到上海去，我无言以对，只有干了一杯酒表示歉意。不过历史永远不能假设，也没有必要太功利。当年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教练也是他们学生招募的，不像我们什么事都是以老师为主，他们在上海赢得了“笑声最多的代表队”的美名。只是从那以后我就“金盆洗手”再也不干此事了，与学生的直接接触也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