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卡密码已锁定:继续限制生育或导致中国崩溃，鼓励生育是中国自救的唯一选择！

摘要与引言：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人是民族国家一切活动的执行者，人口是社会经济的有机生命体，人口是民族国家实力的源泉和竞争力的载体，人口的兴衰必然决定社会、经济、民族、国家兴衰的大命运。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实质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不断延续和发展，民族与国家实力发展的实质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发展壮大。在这人类的两大再生产中，人口再生产是物质再生产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可持续的人口再生产，才有可持续的物质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政治稳定的良好基础。而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严重削弱了中国的人口再生产能力和中国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有机生命体。由于几十年的强制计划生育和全方位的计划生育思想宣传，由于生育率在社会经济发展下自动降低的社会规律，由于中华民族生育文化在现在社会下的脆弱性和中国民生压力，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和养孩子成本与民生压力的提高，由于不愿生育或导致低生育率思潮的迅速蔓延，中国超低生育率过早的来临了（了解现代人类社会生育率下滑和中国超低生育率的必然性请见笔者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一文，或易富贤的《大国空巢》这本书）。人口是一个社会、一个经济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基，超低生育率将导致人口根基大衰落，进而导致社会、经济、民族、国家的大衰落，甚至是崩溃！中国如果要拯救自己未来的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大衰落，中国人如果要拯救低生育率重老龄化和人口衰败下民生艰难和国家痛苦，中华民族如果要拯救自己未来大衰败的命运，除了从现在立即开始大力鼓励生育之外，中国别无选择，也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拯救未来中国，中华民族唯独鼓励生育才能自救未来！！！

关键词：计划生育 一胎政策 低生育率 老龄化 性别比失衡 中国崛起 民族复兴 执政根基 鼓励生育

目录：

一、人类历史的大趋势

二、计划生育埋下巨大危机和人民的怒火

三、民族衰落的责任谁能承担？

四、当人口危机碰上政治改革滞后的危机

五、中国人口危机危害党的执政地位

六、唯独鼓励生育中国才能自救未来

七、鼓励生育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最伟大历史选择

八、大拯救迫在眉睫

九、历史呼唤中华民族新的伟人

一、人类历史的大趋势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她的根基是什么，她的力量来自哪里？我想，它不是领土，因为若无人，再大的领土也没有意义。我想，它不是资源，因为若无人，再多的资源也没有意义。我想，它也不是制度与文化，因为若无人，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文化也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它是人口。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是人类社会所有竞争活动的承担者，人是人类社会所有实力的最终承载者，人是人类社会一切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所有力量的最终源泉，因而人口实力（指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三位一体的人口，以下皆同）是民族与国家实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和实力的载体。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在物质资源随各种经济活动和贸易而全球流动的今天，在国界淡化而知识、技术、资本、资源全球流动和制度文化相互学习吸收的今天，在只有劳动才真正创造价值的人类社会（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只创造使用价值，而所有的增值，也即GDP，是人生产创造的劳动结果。任何价值、任何GDP只属于劳动，其他所得均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在生产必须等于消费和消费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与生产扩张瓶颈的当今人类经济，人口成了一个国家的最高财富、财富源泉、财富载体和真正的唯一财富，真正的实力源泉和核心竞争力的载体。

    人是力量的源泉和承载者，人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在全球化下知识技术和物质资源使用无国界的今天，保住了人口就等于保留了实力和财富。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不是经济的竞争，也不是科技的竞争，更不是军事或政治的竞争，因为这些竞争归根结底都只是人的竞争，都是依附于人口的竞争。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是创造竞争主体——人口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不断发展，后发国家和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会使世界各国人口素质具有趋同趋势，未来很难再有今天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巨大人口素质差别。当人口素质的鸿沟消失时，人口数量和结构就是人口实力的一切。创造和吸引竞争的主体——人口，才是未来大国最根本的竞争。保持或促进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将是未来大国竞争中最具根本性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发展，制度因素趋于同质化，经济基础差别鸿沟消失，人口因素将更趋于主导地位和决定性地位。在人口这个竞争上胜利了，其他方面的竞争就跟着胜利了。而在人口竞争上失败了，其它一切就必然失败。无论过去他多么强盛多么辉煌，人口竞争的失败将注定一切的失败。失去人口，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如知识技术）只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

    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经济的生命体和存在基础。无论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或军事的竞争、政治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一切民族与国家的竞争都必须由人来进行。因而民族与国家间竞争的实质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作为民族与国家整体的人，就是人口，它包括人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因而民族与国家间竞争的实质就是人口的竞争（暂不考虑制度等因素，或认为制度是同质的或制度的结果是同质的），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竞争力量的唯一真正源泉。若制度等基本不变，则人口发展变化主导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变化，经济社会变化主导一个国家的各方面变化，进而主导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变化。人口主导大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大国经济变化主导世界经济变化，大国经济竞争主导世界经济格局转变，因而人口最终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和大国的起落沉浮，新兴国家的崛起实质是人口力量的崛起和爆发——人口决定国家的大命运和世界格局的大转变，人口竞争是最根本最源泉最有决定力量的竞争，生育是一个民族与国家长期实力和竞争力的第一生产力，生育是民族与国家命运转变的第一源泉性、先导性和根本性的决定力量。保持强大的人口实力，是民族与国家强大的根本保障，是民族与国家未来竞争的根本保障，是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最根本最基础的保障。

二、计划生育埋下巨大危机和人民的怒火

    一项国家政策，必须要既符合人民的愿望又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否则就会导致人民的反感或反对。国家用强制的方式规定国民生育至多只能生育几个孩子，违反了人民生育的自由权利，必然导致人民的反感。尤其是我国的人口政策强制规定多数国民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对家庭来说不仅是高风险的，而且还是未来养老压力沉重的，这是令许多国民无法接受的。同时，计生部门为了执行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罚款、拘留、开除公职、强制结扎流产等惩罚措施，不仅严重违反了宪法所赋予的人民权利，更是侵犯了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一些地方计生人员和领导干部把计划生育当做提款机，许多地方计生人员和干部的粗暴及违法行为（特别是农村，那些强制强暴计划生育行为严重违法）严重恶化了干群关系并且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人民论坛》在《未来十年你我面临的挑战》的调查中显示“基层干群冲突”位列第三，计划生育是基层干群冲突尤其是农村基层干群冲突的重要引燃点，这无疑会损害我们党的执政基础。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许多人民群众必然会把对计划生育尤其是对一胎政策的怨气归罪到党的身上。恶化了的干群关系、受损的党和政府形象及民众对计划生育的怨气，这些必然会损害我们党的执政根基——人心。

   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计划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会给中国未来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危机。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和存在基础，中国近20年来的超低生育率和由计划生育所造成的30年来的新生儿性别比失衡及由一胎政策造成的421家庭结构必然会引发未来中国一系列的年减少社会与经济危机。而当这些危机爆发的时候，人民必然会想起曾经的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而这些政策，又是在党的执政下进行的，人民会把人口危机的怒火泼向谁？（如果了解计生利益集团如何蒙骗党和政府与人民，请看笔者的《计生利益集团，请别把党和人民往火坑里推》）

    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所塑造的超低生育率必然会引起未来劳动力的急剧衰减和重老龄化危机，势必会严重损害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口再生产是物质再生产的基础，人口的可持续性发展是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社会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发展状态。从生产上讲，现在的低生育率势必造成未来的劳动力大幅减少，造成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更新严重不足甚至断层，使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成无米之炊！中国劳动力将从2013年开始加速减少，从2028年至2038年中国劳动人口年均减少将激增到1200多万——大崩溃！从消费上讲，现在孩子大幅减少，从婴儿需求，到儿童需求，到少年需求，再到青年需求和中老年需求，都会依次大幅减少。现在孩子少了，儿童教育需求减少了，小学倒闭教师失业，这只是计划生育对中国产业影响的开始。依次人生成长中的各种需求人口的减少，中国产业产业将经历一次大清洗。中国小学数量从1996年的64.6万所直降到2009年的28.02万所，13年减少57%！到现在是小学的疯狂倒闭，明天接着就是中国各产业的大崩溃——人没了，还有什么经济存在？到2025年，中国25至34岁年龄段人口将比2015年急剧下降30%，将导致大部分产业严重产能过剩，中国未来将面临持续的产业大清洗！日本1990年25至34岁人口仅比1980年下降了20%就导致日本经济破裂，此后低生育率的日本便一蹶不振。而更低生育率更快速劳动力减少的中国情况会更好吗？不仅如此，超低生育率必将使中国人口快速老化，人口老了的国家岂能发展更快？低生育率使未来中国重老龄化，养老负担极重，社会资源被迫更大比例的投入养老，严重抢占用于发展的资源。面对低生育率所造成的老龄化飞速发展和未来的重老龄化危机，有人以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了。殊不知，跨国研究表明，由于老龄化降低人口活力、创新活力、经济社会活力且恶化投资预期，老龄化是十分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从中国的人口形势来看，中国经济将在2012年后动力渐次衰减，在2020年左右后经济形势加速恶化，而到2028年左右，随着劳动人口的疯狂减少和产能过剩危机的大爆破，中国将面临长期的衰退。未富先老的中国将远比今天的日本更甚，因为我们中国是未富先老。这场低生育率重老龄化所带来的发展危机，将危害到每一个中国人。在由计划生育、低生育率所造成的经济崩塌和发展困难之下，人民的怒火会扑向谁？

    联合国预计中国人口在2020年后开始减少（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能2015年就会减少），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决定中国人口必然在2020年后加速减少，然后以每年一两千万的速度下滑。在中国人口崩溃式减少的同时，中国面临的不是人口减少人均财富增加，而是更穷，尤其股市、资产（如企业资产、无形财产、房产）等财富将面临大崩溃！现在是一个孩子分一对父母的GDP，那未来就是两个父母分一个孩子的GDP，最终少生孩子只能降低人均GDP。用少生孩子提高人均GDP无异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不单单是人口数量的减少，还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劳动者比例的降低。人口老龄化，必然是收入能力降低或收入增长能力降低。而劳动者比例的降低，必然是人均GDP的降低或人均GDP增速的放缓。比如一个421家庭，当最大一代退休时，给家庭带来收入的劳动力暴减2/3或4/7，很显然家庭极有可能变穷。2007年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退回到了1988年的水平。而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日本2024年的家庭财富将降至1997年的水平。现在日本人均收入与美国相比越拉越大，日本相对于美国越来越穷。今天日本的衰落就是明天的中国写照，而明天的中国却是未富先老，许多中国人面临的将是老来穷！发达国家老龄化，是发生在他们已经十分富裕、经济水平已经很高的基础上，中国却是在依靠体力、还比较穷的情况下就重老龄化了。人是国家有机体的细胞，人口是国家的生命体，只要国家有机体的细胞更新良好，国家的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机会。就像一个年轻人，他可以一无所有，但只要还年轻，一切还有机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青春是人生的本钱，年轻是国家的本钱，孩子是国家本钱的本钱。可惜，计划生育、低生育率把中国和中国人民发展的本钱掏空了。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对占城市人口绝对多数的中低居民来说，对绝大多数还不富裕的中国人来说，未来又穷又老又缺少儿女又生活在一个又老又穷的社会，将是多么的可悲！洋洋大国又穷又老，计划生育最终会让中国沦为世界的笑话，到时候人民会把这种悲剧的怒火扑向谁？

    在未来劳动力或人口减少的过程中，不是就业压力减少，而是就业压力更大。人口创造需求，需求创造就业。从怀孕开始，到大学毕业，这些未参加劳动的人口创造了大量消费。低生育率，孩子减少，必然减少孩子的相关消费，特别是孩子创造的消费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而低生育率必然增大就业压力。况且，孩子需要人照顾，低生育率则提高就业参与率，进一步增加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也许有人认为未来年轻劳动力减少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就更轻了。但是，虽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要就业岗位，但这个年龄段也是人生消费最旺盛的时候，汽车、房产、各种电子电器等这时会被他们大量消费甚至是提前消费。就业来自消费需求，需求创造就业，他们旺盛的消费所创造就业岗位大于他们的就业需求从而降低就业压力，而未来劳动力的减少只会与此相反增大未来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在少生孩子、人口减少的同时，也会伴随劳动力老化，由于高龄劳动力流动性差、重新培训的费用高、接受新技术速度慢，很难适应产业调整的要求，这就会造成结构性失业，使社会失业率上升。与此同时，高龄劳动力与年轻人的就业竞争将明显的显现出来。由于老龄化严重，预期差，对政府和社会的养老能力的不信任导致高龄劳动力不愿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与此同时，高龄劳动力有经验，且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结果给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就业竞争压力。例如，日本在1990年代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10年之间老龄化从13%上升到17%。日本在1990年的失业率为2.1%，2001年失业率上升到5.6%。同时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2003年日本15岁到24岁年龄组的平均失业率高达13.2%，致使日本年轻人自杀率世界第一。在任何一个国家，总是孩子与年轻人口超前消费而中老年人口滞后消费，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需求长期不振。一切投资需求皆源于最终消费，而一切最终消费都源于人的需求，低生育率、孩子与年轻人口减少、人口萎缩的必然结果就是投资需求长期不振。由人口经济社会规律的总和所决定，任何一个经济体，长期的生育率低下最终会导致长期的“失业魔鬼”和青年失业问题。在人口减少时，当凯恩斯所说的“失业魔鬼”跳出时，那些倒霉的年轻人们难道不会愤怒吗？当失业的、倒霉的、困苦的年轻人愤怒时，怒火会烧向谁？

     现在的人口政策造成的421家庭结构，将给未来中国带来沉重的养老压力。计划生育所塑造的人口结构，无论对老人还是对年轻人来说都是压力沉重的。有人认为经济发展了养老制度健全了中国人的养老问题就自动解决了，这种想法是十分幼稚的。按此说法，美国欧洲日本都应该养老问题更轻，因为他们经济发达养老制度健全。但现实却相反，那些经济不发达、养老制度不健全但生育率高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养老压力最轻。人的需要会跟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特别是，人均寿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人均医疗护理费用又随人口年龄提升而递增。其最终结果是，经济发展未必能够提高养老能力，也可能因为经济发展导致寿命延长和寿命延长所导致的医疗护理费用加速提高而最终导致养老能力降低。就像经济发展反而感到养孩子越来越难一样，经济发展的实际结果是养孩子的能力大幅降低，甚至养孩子还因此成为年轻人的“奢侈品”。经济发展未必提高养老能力，从中国城乡养老压力差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养老压力差别、发达国家现在与过去的养老压力差别来看，经济发展反而降低养老能力、提高养老压力。而制度只是个壳子，养老归根结底是工作的劳动人口养不工作的老年人口，而不是养老制度在养老人。老人手中的货币，只不过是一堆纸，还必须有劳动人口把它变成真正的财富，否则它只是一堆废纸而不能购买任何东西。而超低生育率，或说只生一个孩子，无疑让许多国民老来穷，养老压力沉重，甚至因独子死亡而老无所依，尤其是对农民和城市穷人更是如此。特别是，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未来劳动力严重短缺，必定会造成物价大幅上涨和服务价格飞涨，让老年人手中的货币大幅贬值。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造成中国未来重老龄化，经济不景气，使老年人的养老投资大幅缩水。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未来劳动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养老空有制度而严重缺乏劳动力对其投入，社会化养老方式处于低水平的濒临破产的运转，老人获得的养老资金必定相对大幅减少。在2010年9月10日《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的发布会上，人保部副部长王晓初表示到2035年我国将会面临两名纳税人供养一名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造成中国未来劳动力大幅减少，财政收入增加困难，政府对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必定增长缓慢或下滑，让老人生活更加凄凉。到时候，不仅愤怒的是养老负担沉重的年轻人，还有数量庞大的老年人。

    中国现在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建立，等到我们要完备建立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老龄化国家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源哪里来？支撑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富，都是劳动人口的创造，是从劳动人口创造财富中提取的。当中国重老龄化后，不仅支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劳动人口比例严重萎缩，而且中国还不富裕，中国哪里来的资源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国还年轻的时候，中国人没有保障；当中国年老又比较穷的时候，中国人就更有保障了？计划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所造成的超低生育率与“未富先老”的人口危机，势必严重危害稳定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的稳定器，但现在和未来急剧增长的养老负担和中国还比较穷的现实使中国这一稳定器的建设至多是很低水平的广覆盖。因为中国即使再发展10年仍旧比较穷，况且中国的发展本身需要整个国家的大量投入，除非中国愿意让国家发展的资源被被社保吃光。现在尽管有来自全国的年轻人口去补贴上海人口再生产的不足，且上海经济实力又在中国所有城市中最强，但上海面对自己的社保仍力不从心。2008年上海市本级财政支出不到900多亿，而用于弥补社保的窟窿竟达170多亿，占财政支出的18%。现在是全国年轻人口补贴最富裕的上海，但未来谁来谁又能补贴依旧比较穷的中国？恐怕上帝也给不出答案。未来超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对社会的稳定作用既比较脆弱，又会让多数人民群众不满，继续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只会塑造一个未来更加脆弱更加对执政党不满的社会！

    计划生育所造成的中国未来重老龄化社会，必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中国沉沦在低生育率老龄化的陷阱之中。在重老龄化之下，对老人来说，当然是“重大灾难”，他们的生活将受到重老龄化的严重不利影响。对年轻人来说，生活在一个重老龄化社会，有那么多老人需要自己给他们养老（即使不直接养，也会通过缴纳社会保险、税收等方式间接去养老人），自然压力十分沉重。比如，一个421家庭，小两口两个，要养4（如果仅父母活着）到12个老人（如果爷爷辈都活着），家庭负担何其沉重。对青少年儿童来说，重老龄化社会也是灾难。在一个421家庭，如果妻子要生孩子（按生一个），那就是丈夫一人要养活6到14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孩子的福音吗？在重老龄化下，由于年轻人负担太重，且在老龄化社会发展与就业困难，压力重重的年轻人还有多少愿意去生二胎或三胎？低生育率必然就会在重老龄化之下恶性循环，继续低生育率和重老龄化。在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社会，对老人说不是福音，对年轻人来说不是福音，对孩子们来说也不是福音，而且这些“噩梦”会恶性循环，一直往后延伸，让未来国人和子孙后代生活在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在低生育率之下继续计划生育，这不等于是与未来民生为敌吗？当这个“噩梦”无休无止的开始的时候，人民的怨气和怒火会洒向谁？

   不仅如此，计划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让未来中国众多的男男女女尤其是男人更加不幸。人生幸福的主体是婚姻的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是社会和谐安宁的细胞，女人是男人心灵安慰的家园和克制自身情绪与行为的心灵按钮，但中国的这个问题上即将面临大规模的危机！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国家控制生育和国民要男孩的矛盾导致中国的性别比例严重失常。正常的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5：100，中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中国只有计划生育比较宽松的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和二胎试点地区性别比例正常。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男比女高出4000多万。而从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每年新出生男婴又比女婴多出130多万。未来中国将面临五六千万的庞大光棍潮，四五男人中将有一个找不到老婆。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许未来中国将有更多的福建南平“郑一刀”，不幸福的愤怒将制造更多的不幸福和更多的愤怒，不知这些怒火还要烧向谁？

    不仅在现在，更重要的是未来，计划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当这些灾难大规模降临到未来每一位中国人头上时，人民会把人口政策恶果的责任抛向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而给中国人民带来大灾难的计划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又是在党的执政下进行的，人民难道不会怨恨吗？计划生育必然会恶化我党未来执政的社会经济和民意基础，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继续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把未来的人口危机继续加深，我党岂不成了“人民公敌”？作为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我们的人口政策绝不能违背人民意愿、站在人民利益的对立面，否则怎样体现我们党的宗旨？在中国超低生育率的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停止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呢？？（笔者的《从党的执政理念看中国现在需要鼓励生育》一文已经说明了现行人口政策不符合党的执政理念和宗旨）

三、民族衰落的责任谁能承担？

    中华民族自古至近代以来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3左右，中国民族过去站在世界民族之顶近20个世纪！近代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历尽耻辱、受尽欺凌。但上帝是公平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复兴第一的人口基础。但我们并没有珍惜上帝给予我们的机遇，因为我们不喜欢这个“人口礼物”。由于计划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生育文化脆弱性等因素，中华民族的人口根基正在迅速的坍塌。尽管我们的人口还占世界近20%，但新生儿童数量已经降低到仅占世界的10%左右。

    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喜欢生孩子，尤其是认为汉人喜欢生孩子，所以必须对其进行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才能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但在全世界的现实表明，现在中华文化圈和汉人最不愿生孩子。纵观全球各国各地区，华人总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而扣除中国后的欠发达国家为3.1个。在已经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9年台湾澳门总和生育率仅为1.0，香港也仅为1.1，连排世界倒数前三名。纵览世界现实，岂能说中国人或汉人喜欢生孩子？现在汉族生育率仅1.3左右，这意味着汉族人每过一代人口大约减少40%，7代之后（约2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2.8%，10代之后（约3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0.60%（大约700万人），况且还是老龄人口比例巨大，新生儿比例极低。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可以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弱小民族，汉族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民族人口基业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毁掉。汉族的生育文化是古代先贤通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传香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等思想文化元素策划出来的。但是，这些传统思想文化几乎已经全部被戴上“思想落后”的帽子，被中国人自己严重破坏。在思想大解放、社会道德堕落、计生宣称铺天盖地、现在经济社会运转机制和社会养老的作用下，汉族的这些传统民族生育文化元素已经流失殆尽，而新的民族生育文化又没有形成，必然导致汉族生育率处于危险的超低水平。汉族人喜欢生孩子，早已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在中国处于超低生育率的同时，而印度生育率近年保持在2.7，美国保持在2.1，并且美国每年还有大量的移民。按照1.3的生育率计算，2050年中国人口仅为11.2亿，仅占2050年世界92亿人口的12%。即便是按被计生委大幅修正后的1.8的生育率计算（政策生育率也仅为1.38，扣除不育和丁克后，这就意味着有50%以上超生，但计生委自己的数据显示超生不到6%），2050年中国人口也仅占世界14%。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预计印度人口2050年达17.48亿，占世界的19%。美国预计2050年自己人口达到4.6亿，2100年达到5.7亿，但中国按照1.3的生育率计算2100年仅有4.7亿且老龄化严重，我们未来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优势?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8-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万；2003年1‰调查显示，此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万。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房价和养孩子成本的攀升及性别比失衡的持续发展，2001-2010这十年每年新出生女孩只会比2000年及以前进一步的减少。扣除死亡、不育、单身、丁克等因素，近十几年来每年新生可以为中国生育孩子的女孩只有500万。而1990年及以前每年出生女孩12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今后每年实际加入生育队伍的育龄妇女将从2015年及以前的1200万左右快速下降到2025年左右的500万。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易富贤《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现在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1.1个孩子，台湾澳门只生育1.0个孩子，韩国只生育1.2个孩子。考虑到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破坏远比港澳台和韩国严重，中国又处在急速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和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成本的时代，生活工作压力极大，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只会更低。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依旧会非常低，港澳台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现在不立即调整人口政策并大力鼓励，那我们很快就会错失时机。在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是1200万左右的时候，中国每年新生儿童数量仅占世界的10%。如果再迟疑下去，到时候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只有500万，那时候我们每年新出生儿童数量会达到世界的4%吗？一个一直占人类人口1/3左右的伟大民族将快速的衰落，我们中华民族还何以立于世界强族之林？80后是中国的最后一次婴儿潮，如果错过了，中华民族也许真的要万劫不复了。

    生育孩子的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生育状况决定民族与国家人口状况的未来。农村的生育主体是农村的年轻人，但他们现在绝大多数已经不想呆在农村而只想留着城市。现在是，农二代进城，农民工二代滞留城市，城市穷二代（指占多数的城市中低收入年轻人）又只能生活在城市。但对他们来说，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高医疗费用、高孩子养育成本和低收入的矛盾让他们生不起孩子或不敢生孩子。早在2004年底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主持的调研报告称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上学等支出则高达48万元！现在连白领们生一个孩子就成了“孩奴”，二胎对多数中国年轻人来说成了难以负担的“奢侈品”（更别提三胎或更多了，那更是不可想象的“奢侈品”），在中国只有占人口少数的富人才能轻松养得起二胎或更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依靠社会养老而不是养孩子养老的思想迅速转变和“享乐主义”、“无孩轻松”、“丁克主义”（ 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司2010年6月15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丁克意识在武汉高达9.9%，其次是北京8.8%）等思潮的蔓延，随着高生活工作压力与养孩子高成本的旋风向所有的中国年轻人袭来，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且能付出实际行动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国家生育“二胎”和“三胎”？ 但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只有大多数年轻人生育两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再生产能力不萎缩。而现在是，农二代与农民工二代既生育意愿急速下滑又养不起孩子，多数城市年轻人既太“享乐主义”不愿生孩子又因养孩子成本太高工作生活压力太大而不敢要孩子，中国的年轻人彻底进入了“既不愿生孩子又不敢生孩子”的时代。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生育率只会持续处于超低的水平，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也难以有多大改善，更别提放开生育后人口爆炸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新生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将会继续快速下滑！可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还在无知的限制国民生育！继续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我们的民族很快就会在洋洋得意“成为第一”的白日梦中迅速的沦落！

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0-14人口已经降低到16.6%，这比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还要低（如果人均寿命相同，中国这个比例会更低），列入最低国家之列。中国人口已经形成非常危险的倒金字塔结构，这意味者未来中国将面临重老龄化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人口总量的33.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降到27.8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降到22.8%，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又加速降到16.60%，28年降低一半以上，而近十年之内竟飞速降低27.2%（2010年少年儿童比例比2000年降低27.2%）！！如此迅速降低的少年儿童比例，只能用超低生育率才能解释，这说明中国的超低生育率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孩子是民族的希望，孩子是我们未来的支撑，孩子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孩子是未来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实力与竞争力的载体，孩子没了，孩子如此疯狂的减少，这等下去，中国还有未来吗？民族还能复兴吗？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如何发展？中国崛起如此持续？未来民生如何保障？中华民族的大厦犹如建立在流沙之上，中国未来的根基正在快速的塌陷，我们未来的发展也即将在不仅后崩溃，可我的绝大多数同胞们在计划生育几十年来全方面的宣传下竟丝毫认识不到危险，整个中国还在即将爆发的人口危机火山口上面狂欢，中华民族即将在无知无畏的狂欢中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中华民族本有复兴第一的人口基础，中国本有崛起第一的人口根基，如果这个人口基础这个人口根基在党的执政下毁掉了，无论历史如何书写，我们中国共产党将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如果继续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我们的民族必将快速的沦落。如果我们这个曾经最强大最辉煌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下毁掉了，中国共产党将如何承担这个历史罪名？！我们党还如何能称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四、当人口危机碰上政治改革滞后的危机

    计划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所塑造的中国未来，不仅有养老的危机、老龄化的危机、人口大规模衰减的危机、经济的危机、民族与国家的危机，还有性别比失衡和社会保障的危机。而据这场危机的爆发，或者说这些现行人口政策恶果的集中显示，我们大概仅仅只有5到20年的时间。根据《人民论坛》杂志2009年24期“千人问卷”调查显示，未来10年10项挑战依次分别为： “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基层干群冲突”； “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诚信危机，道德失范 ”；“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无所依，老无所养 ”；“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诱发不稳定因素”；“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在这十项挑战中，计划生育尤其是一胎政策将直接或间接加剧这十项危机解决的难度。按照时间推测，这十项危机将在人口大危机之下集中爆发！

    笔者认为，中国未来面临三大核心危机：1、以低生育率、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所组成的人口危机。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再生产，而人口再生产又是物质再生产持续发展的基础，低生育率及其恶性循环必然导致中国两大再生产双双失败，超低生育率和未来的恶性循环使中华民族正在千年大危机。2、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上严重失衡，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经济改革一条腿走路必然无法健康走远，如此下去中国迟早要陷入死胡同，现在中国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就是这种危机的表现。3、持续的贫富差距将造成社会经济的系统性失衡，破坏社会经济生态（甚至撕裂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都因此严重受困。（这是笔者下一本书的内容，但一直没时间没机会写。但写了也基本没用，因为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出版社的胆量及新闻局的谨慎，这样的书写了也不能出版，尽管非常非常的救国，但现在中国的制度和其所决定的现实国情却“不允许中国自救”，可惜！可悲！）

    人口危机笔者在文中已经说过，我们再讨论后两项。其实中国人口危机本身，就是由于民主发展不足造成的，当初如果民主发展充分可以让人民自己选择，如果民主发展充分那些骗人的人口理论早早被揭露，中国就不会有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未来也不会有那么严重的人口危机，“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无所依，老无所养 ”的源头的源头就是政治改革滞后。腐败严重问题，根源在民主制度发展不足造成的权力自己监督自己的制度设计，和民主制度发展不知造成的人民缺乏监督制约官员的制度、权力和渠道，及民主制度发展不足造成的媒体自由不足和媒体监督能力不足，未来是否“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还取决于政治制度改革。贫富差距持续过大，也根在由政治改革滞后或者说民主制度发展不足造成的制度不公正、起点不公平（如教育公平程度世界倒数）、腐败、垄断（人民反对自己所有的中国移动高话费，但没权力）、低工资制度（人民不会自己选择低工资）、偏袒资方（官员敢于不顾人民而只顾升官的GDP）、权力攫取利益过多等，由此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一盘散沙、各自为己的民族性格，碰上人人不必负责的缺乏民主的制度，国家成了权力和金钱瓜分的对象，巨量的灰色收入、不合理收入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就不难理解了。解决“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还必须依靠政治改革的根本性配套（但“毁易成难”，不民主或民主不充分造成的伤害民主也未必能一天解决，不可过于乐观）。低工资和贫富差距一定形成，就会恶性循环：低工资造成内需不足和拼命多劳动挣钱并加剧就业岗位竞争，如丈夫低工资不能养活全家，那妻子就必须加入劳动队伍且夫妻双方被迫更多劳动，劳动价格被迫又降低；内需不足造成钱难赚、利润低、就业岗位不足和就业压力大，又造成低工资，如此低工资就会形成劳动者拼命供给且收入又低的恶性循环现象。同样，贫富差距大，内需不足，劳动者就业难且工资低；富人因内需不足造成的实业利润低，就会心生投机，如投机房地产拉高房价，投机农产品期货导致物价高，富人惯养了幼儿园就会导致优质幼儿园价格天高…….普通民众又被剥削和贫富代际固化，贫富差距继续持续或加剧。“基层干群冲突”，更是民主制度发展不足的问题，什么“千人给市长下跪”、“人大代表故意撞人”、“镇党委副书记用杯子砸晕农民的‘杯具’”，等等，全部是因为这些官员和人大代表不是人民直选的，如果人民有选票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敢对人民群众这样？除非他官不想当了或人大代表不想干了。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富人集中了过多财富，他们就有钱买贵房子，况且他们可以不在乎房价，所以房价可以天价。同时，贫富差距大，民众收入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购买力就低，导致中国内需就不足和产业利润（除房地产外）低；产业利润低，富人就不想投资实业，而股票、期货等风险又太大，那只好买房子保值增值和投机，导致房价过高，普通民众又被高房价剥削一次，加剧贫富差距、内需不足和就业难与低工资，中国继续贫富差距和高房价，直到这种扭曲的运转模式陷于崩溃。高房价，从供给角度上来说，是人民无权决定的土地制度和地方政府利益导向，根本是因为民众没有充分的民主制度保障对权力的制约；从高房价的需求角度上来说，根本是政治改变滞后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和经济畸形发展，所以中国特色的高房价也是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见笔者的《中国有条件也可以家家建别墅》一文）。“诚信危机，道德失范 ”，也是因为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导致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恶化，最终“诚信危机，道德失范 ”。政治改革滞后，必然会破坏社会生态，也会破坏自然生态，权力自我主导下的发展和人人不负责的制度，民众对国家的美好愿望不能发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就会特别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随着社会经济的复杂化对自由与法制的需求（民主与法治互生互补，真正的法制必须有民主支持），随着人民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和价值取向与利益的多元化，对自由民主的需求必然也越来越高，政治改革的滞后就容易导致“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现在中国的就业压力，重要原因是由于贫富差距、低工资、广大劳动者收入低、政府社会保障投入低等造成的国内消费不足，城市化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不足、政策法律环境、垄断、金融、高行政成本高地价房价高税费成本等造成的就业岗位创造不足，及教育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大学生就业结构与产业企业结构不匹配、独生子女就业心里等所造成的，而这些问题的根源还主要是由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如政治改革滞后导致农民权力严重不足，就会产生诸如“户籍”、“城市二等公民待遇”等由此造成城市化发展不足，所以“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诱发不稳定因素”也是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或有其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更真实民主、更真实自由、更公平、贫富差距更小、是真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由于政治改革的滞后，强烈的不民主不自由的压抑之感、被要求拥护党的领导的感觉同共产主义“自由而全面发展”要求的背离（毫无条件的要求国民拥护党的领导的教育，本身就违背民主原则，更违背“自由而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目标，只会引起青年反感，这样的政治教育常常适得其反。应该给予充分的知识、信息并有意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让青年具备识别什么是真正符合自己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全体同胞利益的能力，及辨别各种思想、言论、意识形态等所包含的目的、价值、利益取向或阴谋的能力，这样必然就会坚持党正确的方面，而党要做的就是改革就是发展就是更接近真理，这样人民与党就结合起来了）和由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一系列问题造成的强烈反差，导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严重空洞化，“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是政治改革滞后的必然。现在中国一切问题或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或重要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就是民主发展不足，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不会走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死胡同，政治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

    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制度会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进而导致需求不足和一次又一次相对过剩危机，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并且造成许多压抑人的社会经济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恶性循环及劳动人民的困境，所以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要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更民主更公正更人道解决社会发展的危机和人的发展的困局，进而造福全人类（马克思青年时立下的志向）。可今天，第一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却成了贫富差距最大和公平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迅速提升的人民自由民主需求（如物质需求满足后，自由民主需求就会凸显；认知提高后，对自由选择的渴望就会非常强烈）同现实形成强烈反差，不平等、不公平、不民主、不自由之感迅速上升，“让人感觉不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经民主政治的锻炼和民主社会与氛围的熏陶，就不会形成人人负责的政治和发挥全体国民才智、创造力和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与关心，造就的更多的是“政治文明的病夫”，不仅不利于中国的和谐与活力，更与马克思主义的追求背道而驰，如果马克思他老人家来到现在的中国，是不是会也加入批评党的行列？？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内需不足，必然又外需来弥补，巨额的外汇储备带来巨量的货币发行，由此造成通货膨胀和普通民众收入的缩水。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内需不足，再造成外汇储备高涨，继而演变为过量基础货币投放和投资所喜欢的充足货币供给，经济发展的动力便恰好演变为过重依赖投资，房地产的特性和富人聚集的过剩剩余价值就演变成了高房价和房地产等投资需求拉动GDP增长。房价高了，低价才有高的资格——只有房子卖的贵，房地产商才会高价买地。地卖的贵了，地方财政收入就高了，201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到29109亿元，相当于地方政府收入的71.68%。各地政府有了钱，就可以上马各种基础建设项目，用大量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短平快地拉动当地GDP增长。甚至有些地方，仅房地产就占到当地GDP的50%到60%。2010年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已高达69%，一般国家仅30%左右，可见中国经济的畸形程度。可这种畸形的经济运转模式总有一天结束的时候。贫富差距持续过大，然后引发生产过剩危机和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这种经济运转模式不是在中国失灵了，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中国城市化的时缘下变成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和房地产等投资泡沫，可由外需弥补内需不足和由房地产等投资泡沫弥补内需不足的经济发展模式，迟早要走到尽头，不是不危机，还是不到时候，马克思所说的经济现象达到一定条件就会发生。那些贫富差距过大而陷入中等发展陷阱的国家，是因为贫富差距过大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因贫富差距过大如何导致经济危机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论述在今天仍是正确的，（抛开意识形态，即国家制度的“主义”名称）只不过是用现在的经济学术语变成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严重缺乏公平必然没有持久的效率，公平的缺乏必然阻碍效率——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在当今任何国家都不会例外！所以现在，在解决政治改革滞后的同时，中央应该尽力降低贫富差距和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比例，加强民生投入和解决农民城市化的问题，使中国经济尽快步入良性循环的状态。同时，必须把房价将下来，必须解决好民众的住房问题。高房价剥削民众，使经济陷入社会陷入畸形发展状态，毁坏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高房价引起最大的民生问题，是民众不敢或少生孩子，直接断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根基。只要是泡沫，必有爆破的一天；房子还是那座房子，价格再高也不会提高真实财富；房子只是物，广大人民舒心的住上才是最大的福利最大的财富。所以，必须解决掉高房价和住房难的问题（但不能发展小户型，如两室一厅，夫妻住一间，父母住一间，孩子放哪里？再如三室一厅，夫妻与父母各住一间，第一个孩子住一间，再生一个不同性别的孩子又放在哪里？还敢再生孩子吗？小户型必然限制生育、强烈压低生育率，后患无穷！），否则，要么住房问题断了中国未来，要么解决住房问题换回中国未来，中国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中国现在要面临的大危机，可以归总为两条，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人口危机和政治改革滞后及引发的一系列危机，而且这两条危机不可避免的要碰到一起了，中国如何走下去，中华民族要驶向何方？？？

五、中国人口危机危害党的执政地位

    在民主政治发展不足的情况下，支撑我党执政地位的是“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国力的迅速增长”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但是无论是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都必须以充足人口再生产来保障，而中国的人口再生产情况在1971年实施计划生育时就开始迅速相对恶化、在1991年就开始迅速绝对恶化，并且近20年来生育率持续处于超低水平，迫使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在2013年就开始衰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在1991年就开始绝对枯竭了。

    人类社会的再生产分为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两大基础性再生产，而物质再生产的存在和发展又以人口再生产为基础。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与实力，其实就是展现在这两大再生产之上。人口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口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的生命载体，人口就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力量之源和发展之本。中华民族要复兴，中国要崛起，最根本的是要维持这个力量之源和发展之本的强大。支撑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增长的，在于其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能力。而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长期发展，又取决于人口再生产能力。从长远看，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变化。要保证中国的成功崛起，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保证中国相对于其他大国、中华民族相对于世界其他大民族有足够强大的人口再生产能力。没有足够的人口再生产能力做支撑，实现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就无从谈起！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快速下降到1980年的2.24，又从1991年的1.8快速下滑到2000年的1.22，并且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3左右的超低危险水平。

    人口再生产能力，简单的来说就是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物质再生产能力的发展，简单的来说就是GDP增长速度（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同性规律，见笔者的《***（还未能出版）》）。由于1971年我们开始正式实施计划生育并逐步缩紧人口政策，导致我们的人口再生产能力在1970年代就被印度幸运的超越。由于中国人口再生产状况的持续相对和绝对恶化，中国GDP增长速度将在2015年左右、2020年之前被印度超越。在人口再生产能力被印度超越之后，一旦物质再生产能力发展速度再被印度超越，“中国第一”和“中华民族复兴第一”必将只是幻想或至多是昙花一现！而依照人口发展规律和世界华人的生育表现及美国人口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的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将在2050年代左右被美国超越。而中国的物质再生产能力，或者在超越美国后重新2050年左右或之前被美国重新反超，或者根本还没来得及超越就重新被美国拉大了距离（如果考虑到GDP的质量）。中国别说做第一，如果再放眼到2300年恐怕连第20也做不到！印度的人口再生产能力早已超越我们且现在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是我们的2倍，物质再生产能力发展速度也要即将超越我们。美国物质再生产能力远在我们之上，人口再生产能力又有超越我们的趋势，我们用什么实现“中国第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人口危机集中爆发时，现在支撑我党执政地位的“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国力的迅速增长”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将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人民论坛》杂志“千人问卷”调查所显示的未来10年的10项挑战又将集中爆发，这势必将严重危及我党的执政地位。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寻求执政的民主合法性。这种场景，又让我想起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亡国。实际上，走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和社会经济发展日益所需的民主自由需求同滞后政治制度的矛盾”，但却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认识到后者。而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持续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必须同时解决好这两大矛盾。而实际上，《人民论坛》调查显示的“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基层干群冲突”、“诚信危机，道德失范 ”、“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等都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和社会经济发展日益所需的民主自由需求同滞后政治制度的矛盾”密切相关，这些挑战的重要原因或根本原因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和社会经济发展日益所需的民主自由需求同滞后政治制度的矛盾”没有解决好！而未来，由于贫富差距的持续存在，尤其是人口危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伤害，必将又加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苏联就是在这两大社会主义矛盾夹击下尤其是后者矛盾爆发下灭亡的。如果苏联提前比如在列宁时期就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和社会经济发展日益所需的民主自由需求同滞后政治制度的矛盾”，也即建立好比较有活力的民主制度，社会主义苏联的这两项矛盾都不会很严重而且还会推动苏联的持续发展，苏联也更不会亡国。但这个假如在苏联已经不可能，因为改革时太晚了，两项矛盾的共同大爆发导致苏联人民对苏共抱怨极深。而我们中国，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已久，以现在的改革速度看“人民日益增长的和社会经济发展日益所需的民主自由需求同滞后政治制度的矛盾”只会越来越深（除非现在加快民主发展进程）。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势必将因贫富差距尤其是计划生育所塑造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危机而更加更加突出。照现在看，两项矛盾集中爆发已久几乎不可避免。中国危兮，中华民族危兮，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危兮！呜呼，谁能力挽狂澜？

六、唯独鼓励生育中国才能自救未来

    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危机，只能用相反的办法——鼓励生育来解决或缓解。

    养老危机，笔者已经论证，根本不存在经济发展可以降低养老压力的情况，只会相反。养老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更好的分配社会资源给老人，从而让老人的养老处境相对更好一些。由于中国是未富先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完善养老制度只能是小幅度改善养老问题，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因为养老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人口结构问题，实质就是老人比重大，社会的养老负担因此过重。决定人口结构的是生育率、人均寿命和移民。人均寿命无法控制，移民对人口大国来说作用是微乎其微，所以决定未来中国人口结构的就是中国生育率的高低。因此，解决中国未来养老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中国的生育率，也即鼓励多生孩子。

    性别比失衡危机，不是一边计划生育又一边努力减轻性别比失衡做能解决的，只要继续计划生育，就会继续性别比失衡。而鼓励生育，生出更多的女孩，尤其是奖励生女孩，虽然不能减少已经形成的中国男性相对过剩的总量，但可以缓解中国男性相对过剩的比例，从而缓解中国的性别比失衡危机。而其他方式，根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经济从生产方面讲，就是总人口生产创造的总价值；从消费角度上讲，就是总人口消费的总价值。人口是经济的载体，没有人哪来的经济？人口是本，经济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经济技术知识等的全球化，人类的发展具有趋同化趋势，人口最终决定经济实力转变的大命运。中国现在人口质量不太高，但能代表未来还不高吗？计划生育，少生孩子，笔者在《***（还未能出版）》（或《横扫人口思想谬误，拯救中华千年危机》一文）已经论证，根本不能提高人口质量，反而降低。100多年前的日本，200多年前的美国，人均生产创造能力有现在中国高吗？显然没有。发展是一步一步的，人口实力最终还是会转变成经济实力，只不过是需要时间的释放。维持未来中国的实力，必须维持或增长人口实力。无论从生产创造的角度上讲，还是从消费的角度来讲，未来中国人口的减少，尤其是生产创造活力和消费活力最强的年轻人口的减少，必然给未来中国经济和经济发展带来最大的灾难性影响。唯独鼓励生育，未来中国经济才能根本自救。

    当人口减少时，当重老龄化时，必然跳出“失业魔鬼”和严重的青年就业问题。要解决这个“失业魔鬼”，要解决未来即将面临的更严重的青年就业问题，只有现在鼓励生育才能解决。否则，当重老化来临时，当“失业魔鬼”跳出时，再解决就难于上青天了。

    现在的超低生育率，必然带来未来重老龄化下的一系列民生艰难问题和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要解决“421”或“倒金字塔”人口结构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的困苦与压力，必须鼓励生育。否则当完全陷入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时，再鼓励生育，那就太晚了。实际上，中国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是30年前或至少20年前，才可能避免这个恶性循环的诞生和延续。现在鼓励生育，也只能缓解这个危机，或期待危机之后我们多有一些资本拯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民族。

    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体，人口是社会经济等一切人类文明与的载体，人口是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保障中国的成功崛起，就必须解决低生育率危机，就必须鼓励生育。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拯救中国的未来，要解决未来中国的低生育率重老龄化危机及其恶性循环，只能是鼓励生育，绝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不鼓励生育，中华民族必大衰落；不鼓励生育，就会葬送中国的未来；不鼓励生育，未来中国的重老化危机及其恶性循环就必不可救药！

    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危机，必然严重危害党的执政根基，要提前预备解决这个危机，必须大力鼓励生育。否则，“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等所带来的人口危机也许就是压垮新中国的最后一个稻草（实际上是一座大山）”！只有立即大力鼓励生育，才能拯救党未来执政的社会经济根基，才能拯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才能给中国未来的政治等各方面改革提供一个更好更宽松的环境。

七、鼓励生育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最伟大历史选择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任务，也是全世界中华儿女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期待。力挽狂澜，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开始大规模的鼓励生育运动和民族生育文化再造运动，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要求的急剧而重于泰山的任务。这不仅可以解决民族的危机和国家的危机，还可以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状态，让中国的未来发展拥有更稳定的政治环境。比如日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换连个首相，八十年代换四个首相，九十年代换七个首相，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状况正好与换首相的速度呈反比。经济发展困难，社会状况不好，政治注将无法稳定。而现在中国若全力鼓励生育，就可以尽力挽救未来由人口大危机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大危机，从而让中国改革和中国发展更顺利的进行。事实上，鼓励生育，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或解决养老危机、老龄化危机、人口大规模衰减危机、经济危机、民族与国家危机、性别比失衡危机和社会保障危机的危机，还可以消除计生腐败、缓解干群冲突（尤其是农村）、改善收入分配、降低贫富差距、改善社会生态、降低就业压力，更有利于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良性发展。所以，无论从党的执政需要考虑，还是从解决国家未来危机考虑，中国现在都应该毫不迟疑的大力鼓励生育。

    有人说新中国最大的人为灾难是“文化大革命”，其实“文革”只能排第二，中华民族最大的人为灾难是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四人帮和红卫兵们在“文革”十年中侵犯人的自由、尊严、生命和安全财产，而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在三四十年中以强制生育限制、强制生育审批（无“准生证”属“非法生育”）、强制孕检（定期检查是否准备“超生”）、强制结扎、强制堕胎、杀死“超生”胎儿或婴儿（婴儿也是中国的公民，胎儿是中国的准公民，其生命权利不容侵犯！）或没收“超生”婴儿（然后卖掉）、非法抓人、非法拘禁、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各种罚款、破坏公民财产、剥夺工作等剥夺公民的自主生育权，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尊严、生命和财产安全，其时间是“文革”的三四倍，其对公民权利侵犯的数量、强度（胎儿和婴儿的生命权利）和长期危害性亦高于“文革”，这才是中华民族最荒唐的行为——摧残自己的生命机体（人口就是民族的生命体），自毁未来。考虑到“文革”中部分事业也在发展，如经济，加之“文革”之后又有灾难后的补偿效应（计划生育的危害不会有补偿效应，只会形成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所以“文革”对中华民族实力的损害，如在经济实力方面，只不过是晚六七年吧了，但六七年后又达到了相应的实力。而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对中华民族实力的伤害，却是长期性的，至少在100年甚至200年内也难以恢复过来。从长期上讲，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危害远远胜于“文革”。论及对民族的长期伤害，一场强制计划生育/一胎政策，岂止是三四场“文革”可以比拟的？“文革”损害了中国一些传统文化和道德，但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却直接损害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与实力大转变的核心——中华民族的生育文化——决定中华民族兴衰大转变的“龙脉”（见《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文革”让国民受苦十年，但低生育率重老龄化危机及其恶性循环的灾难，岂止一百年可以完了？“文革”折腾国家建设十年，而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折腾民族人口再生产、损害未来社会经济社会发展根基三四十年并且后续危害也至少至少一百多年！

    当然，历史是可以改写的，只要改变了未来。“文革”后接近崩溃的国家局面，催促中国成为第一个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国家，由经济社会瞎折腾转而全心专注于经济建设，生产力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中国没有像苏联一样“温水煮青蛙”式的被旧制度拖死，很大程度上在于人民公社、“文革”等太极端，把国家逼到不改革就死的绝路上，所以中国被“置于死地而后生”）。在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之后，如果党可以让中国尽快（已经很迟了，越迟越危险）成为第一个大力鼓励生育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生育率都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中心”更适可）的同时再“以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再生产为中心”，让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华民族获得最持久的活力、竞争力和实力的持续增长，这是历史交给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伟大的变革任务。否则，当社会经济民族国家的机体——人口大衰败时，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或民族复兴等都没有了，人口的衰落必然带来一切以此为载体的竞争的失败！！！如果能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持久的繁荣昌盛，人民变可以认为党过去的一切过失都是为民族的复兴和昌盛“交学费”，但现实的必须条件是现在立即改变人口政策并开始大力鼓励生育；否则，如果是相反，民族在党的领导下衰落了，历史必有审批，这个历史书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历史能否写下党和党的领导人的先进与伟大，就看党对我们民族未来最终有一个什么样的整体影响——兴盛则伟大，衰落则罪人，历史必是这样书写。改变人口政策，力挽狂澜，扶中华大厦之将倾倒，即是在改变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又是在书写党和党的领导人的历史。

    我党是一个有着宽广胸怀、博大气度的党，是一个敢于承认问题、正视问题和纠正错误的党，是一个能容下批判、接纳批评和吸纳意见党。果断停止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体现了党的伟大胸怀；力挽狂澜立即开始鼓励生育，体现了党的伟大气魄。朝闻夕改，知民族与国家之危机而果断立行，正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体现。相反，如果我党在低生育率、人口危机即将大规模爆发的情况下拖拖拉拉，如果我党在31年前许下的诺言拖而不行（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说：“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我党何立信于人民？人民是否会怀疑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如何体现我党的气魄与胸怀？人民会不会说现在的党中央领导缺乏果断立决、力挽狂澜的优秀品质和英勇气概？？？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要率先认识到民族的人口危机，要率先举起鼓励生育、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复兴的旗帜。党作为民族的先锋队，要与时俱进，走在时代发展需要的前面，走在多数同胞之前认识到人口危机并开始用鼓励生育去应对超低生育率危机！不要等到人口危机大规模爆发了，不要等到多数人认识到需要鼓励生育了再鼓励生育，如果这样还如何体现党的先进性和与时俱进性？中国共产党还如何称之为“民族的先锋队”？中华民族走到面临超低生育率的民族新危机的今天，历史已经把鼓励生育的任务交给了中国共产党，鼓励生育将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最伟大历史选择——要么走向衰亡之路，要么大力鼓励生育挽救民族的新危机，中华民族重新走到了一个决定民族命运大转折的历史关口，历史的抉择已经放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手中——请党中央力挽狂澜！！！

八、大拯救迫在眉睫

    在今天的中国，从外面看起来蒸蒸日上，可在最有智慧眼光的人们看来，中国危机潜伏，灾难正要汹涌澎拜的到来。赞美是很廉价的，是零风险的，也是最容易受到奖赏的。赞美、或捧杀、或拍马屁的声音，数以万计，到处都是，不缺我一个。但关心祖国的未来，思考民族的明天，勇于说出真话的很少，况且说出真话又很可能要面临巨大的风险（且又常常说出来后传播途径被屏蔽或被封锁，如网络自动屏蔽、删帖、报纸杂志不敢发表、出版社不敢出版等），而敢真话又能讲出真理者更是少之又少，少一个都是很大的损失。作为对国家的责任感，作为对民族的使命感，我责无旁贷。如何拯救民族与国家的未来？由于篇幅所限，笔者暂开出一个简方。

    1、立即停止生育限制（现行人口政策立即停止），尽快开始鼓励生育，大力宣传新的人口观，彻底改变国民的人口思想，改变养老方式，养老必须同生育挂钩。这是为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为挽救未来国家危机、民族危机、民生危机作预备，也是在挽救未来党的执政危机。若现在不鼓励生育，中华民族很可能就会因陷入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陷阱之中而坠入万劫不复之地，此乃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大之危险。“万恶淫为首”是中华民族生育文化中的保护盖，“养儿防老”和“传香火”是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两根支柱——生育的物质报酬与精神报酬。过度个人自由主义、性解放、淫秽传播等已经把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保护盖给揭了，无神论和所谓反封建反落后思想已经把“传香火”这根民族生育文化的精神支柱拆了，社会化养老方式、生育成本的提高、物质再生产的及时报酬性和人口再生产的低报酬也把民族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拆了。其中，养老是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最核心支柱，现代社会化的养老方式直接摧毁民族“龙脉”（生育文化）的核心，若拯救中华民族，要挽救中国未来大危机，必须改变这种养老方式（见《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趁现在老龄化程度还不是很高，改变养老政策还算比较容易，尽快改变养老方式，让养老同生育密切挂钩，否则未来改变就难了，尤其是未来重老龄化后人口比重最大的中老年人拥有决定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选票的时候，利益格局陷阱将断送民族与国家的未来。养老要和生育挂钩，而且必须是在不太民主且老龄化不是很高的时候这样改革，如果等到重老龄化和又不得不普发选票时（普发选票是阻挡不住的必然趋势），中华民族可能就预定完了——民族命运在低生育率重老龄化之下在制度上被设计成了衰亡的死局，这就是发达国家鼓励生育不成功的人口结构与制度原因！！！

    2、各级人大代表皆按人口直选，人大代表职业化（至少国家级和省级代表完全职业化，县级也至少半职业化）且党政领导不得兼职；从乡长到市长全部直选且差额选举，省级和国家首要领导建议还由人大代表选举但须是差额选举；设立人民委员会，专职于民族、国家、人民的长期利益、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以民族、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和行动准则（类似于笔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所说的“中华民族振兴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各级党代表全部直选且党政领导不得兼职，从村委书记到市委书记全部直选且差额选举，省级党委书记和总书记亦建议差额选举，同时建议中国共产党设立由非党政领导兼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和省、市、县、（常务）委员会（可从党代表中选出或在选举党代表时同时选出）；提高媒体、出版、言论自由，切实加强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让民声民意得到畅通表达，让人民的责任心和智慧得到充分发掘，让真话和真理得到充分传播（而不是像现在我们这些普及人口新知的人在艰难和困苦中传播人口真理）。如此以来，即不妨碍党的执政，又能大幅提高民主水平， 更能诞生以民为本的各级政府和各级党政领导，改善中国政治与社会民生，提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活力和国家制度生命力，增加人民对党的认同感（反过来说就是减少现在人民的不满）和较大幅度的改善与增进党的执政基础、执政水平、执政制度资本及执政的长期生命活力。只有这样，才能建设成民主、文明、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更充分的发展人、尊重人、实现人的价值和以此逐步达到“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恩格斯说共产主义就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才能让中国价值具有持久的生命活力或中华民族引来人类未来的潮流。

    3、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广大劳动者收入，加强法制建设和增进经济社会的法律实现程度（如富人偷税漏税，就等于把国家负担转移给了穷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权利保障体系（如保护劳动者权益），增加对民生的转移支付，解决住房、医疗、教育三座民生大山，增加对人力资本和人的发展的投入，改革财政税制和土地制度，以此实现改善分配结构、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提高人民满意度，也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匹夫兴衰，国家有责”，国家属于人民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就是国家的一切，人民就是国家的最高最终目的，做好这些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和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基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与本质体现，也是国家持续健康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

九、历史呼唤中华民族新的伟人

    民族的损失呼唤她族人中的英雄来拯救她，时代的转变需要有人将此立为丰功伟业——时势造英雄，民族的危难呼唤伟人的诞生。

    当年清政府顽固不化，死守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阻碍中国发展进步，所以有孙中山打碎封建专制的国家旧机器；可惜孙中山早逝，未能建立起坚实的民主制度，导致蒋介石可以搞专制，并在实际上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民生”，所以有毛泽东打破压迫人民的专制制度；但毛泽东亦未能建立起坚实有效的民主制度，由此产生一系列的错误运动和不良国家政策，并留下许多无形的条条框框，给国家的发展带来灾难或困难，所以有邓小平改革开放；可邓小平亦未及时建立起坚实有效的民主制度，政治改革的滞后和强制计划生育与一胎政策等造成中国当今一系列问题和未来民族、国家与民生的大危机（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本身就是民主发展不足的产物），制度问题是过去中国遗留下来的尚待继续解决的千年问题，低生育率危机将是未来中国必须面对的新千年危机——未来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将是未来中国民族、国家、民生的最大最持久最具影响力的灾难和危机。所以，无论是中华民族过去历史呐喊的遗声，还是中华民族历史在时代新的呼唤，中华民族都需要新的历史伟人，（近现代）中国必须出现第四个救族救国救民的伟人，以担负起“鼓励生育拯救民族复兴危机”和“夯实民主挽救国家发展危机”的历史重任！

    面对中国现在一系列问题和未来国家危机，中国需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方可自救：

    1、建立以人为本、以人民生活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的：一切为了人民。同时，这也体现了人类发展的目的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是一切发展的载体，只有以人为本，才可能有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2、建立以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再生产和重振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生育文化为中心的民族人口和民族文化发展体系。创造人，再以有生命力的文化武装其精神内核，这是一个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

    3、有步骤的加快民主政治进程，壮大公民社会，提高公民社会素养，建立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能有效使用全民智慧和全民能动性的政治社会发展体系。先进国家制度与一流公民的结合，这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内在保障，也是其发达的表现。

    唯独做好此三项，才能救中国、救中华民族、救全体同胞。谁能做好此三项，谁将是（近现代）中国第四个伟人和伟人的终结，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和英雄的终结终极——时势造英雄，做好此三项，永盛中华，中华民族将不再有出大英雄的时势；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英雄是民族不幸的补偿，做好此三项，中华民族从此以后不再需要大英雄来拯救她；若此三项做不好，中华民族将在未来15年或20年左右正式完全步入大衰落的轨迹（在二十年前[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或三四十年前[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或两千多年前就注定了[民族制度遗产和民族生育文化特性] ），依次人口、经济、民生等陷入大衰局，中华民族迅速衰老弱化成一个又老又小的小弱民族，从此地球上不再有中国伟人和中华英雄，因为到那时中华民族就微不足道了，曾经地球上一直最大的民族几乎等于被地球开除了“球籍”。

    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口，中国需要新的伟人带领她走向正确的方向。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大衰落的前夜，中华民族需要新的英雄带她走出衰落的泥潭。历史，呼唤伟人的诞生；民族，需要英雄来拯救；中华，需要力挽狂澜的强人（注：强人，在此指有眼光、有智慧、有魄力、能挽救大局、力挽狂澜之人或一些人，非指强硬的外在形式，而是善力之强、伟大之强；未必特指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领导集体或整个执政党）！

    个体理性未必能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个体理性的整体结果未必是持久的繁荣昌盛，所以良好的政治体制必须是民主+集中。中国既需要民主来切实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民主对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建设作用，又需要理智的集中和权力的集中并以此实现整体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当然，如果由少数人决定而不是集体的理智或集体对整体长期利益的认可，少数人的决定可能更糟糕，除非他们是圣人或上帝)，“有效的民主+有效的集中”，就是最好的政治模式。实现这个最佳政治模式，中国有这个基础，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存在，可以保障权力的有效集中和政治行动力（但如果力量用错，危害也更猛烈，如一胎政策），但中国在民主方面做的太不足了，以致民主政治滞后这条短腿有拖垮中国之危机。

    笔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已经论证，人类将陷入低生育率的危机。现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人口的冬天，而中国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率的寒冬！笔者在《***（还未能出版）》中说过，“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不是经济的竞争，也不是科技的竞争，更不是军事或政治的竞争，因为这些竞争归根结底都只是人的竞争，都是依附于人口的竞争。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是创造竞争主体——人口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不断发展，后发国家和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会使世界各国人口素质具有趋同趋势，未来很难再有今天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巨大人口素质差别。当人口素质的鸿沟消失时，人口数量和结构就是人口实力的一切。创造竞争的主体——人口，才是未来大国最根本的竞争。”但笔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一文中也证明，由于人类无法或难以摆脱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困局，这就需要力挽狂澜的强人政治来赢得民族与国家竞争的胜利和摆脱低生育率重老龄化恶性循环的民生与国家危机。同时，由于民主既是目的，又是现代社会必须的制度，又是诞生力挽狂澜之真正强人的制度保障。所以，未来最有竞争力和生命活力的制度，就是“民主+强人”；同样，要在未来赢得民族与国家长期昌盛与竞争的胜利和解救低生育率重老龄化恶心循环的民生与国家危机，也必须是“民主+强人”的政治制度。

    依现在的形势看，即使能像日本、韩国、欧洲等那样鼓励生育，中国超低生育率或过低生育率还会持续二三十年，更不要提继续限制生育了。到那时，中国就会形成非常典型的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社会，陷入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危机而难以自拔。如果在这场危机中拔不出，中华民族就会彻底陷入大衰落的漩涡之中。这时必须有强人来拯救民族衰亡的命运。这场挽救至少需要50到100年，所以未来中国50年乃至100年的政治模式必须是“民主+强人”，否则，中华民族便无法自救。

    如果在强有力的执政党之上，再通过更民主有效的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选出有长远眼光、有智慧、有魄力、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之人，这时权力与理智的集中更加有力，同时民主也更富有效率；这时中国的制度将充分展现“充分的民主+有效的集中”，是更有效力的“民主+强人”的国家制度。所以，中国的制度只有稍加改造，就会从缺乏长期生命活力的国家制度之一变成最富有长期生命活力和竞争力的国家制度之一：长盛不衰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好制度！

    面对“鼓励生育拯救民族复兴危机”和“夯实民主挽救国家发展危机”的历史使命，中国这第四个伟人或完成这些历史使命的伟人群体名单上，是有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还是仅有习近平、李克强等，或现在这届领导中一个没有，就看当今党中央领导是否有魄力、如何把握了。历史的重任已经摆在党中央面前，中华民族的新使命已经赋予了当今的中央领导，未来中国历史如何书写，中华民族何去何从，伟大的历史决策正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在辛亥革命100年后的今天，希望党中央放下顾虑力挽狂澜，举起振兴中华的伟大旗帜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当机立断改变人口政策，大力鼓励生育，让中华民族再次登上世界民族之林的顶峰，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任务。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以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两大再生产为基础，民族与国家实力发展的实质是这两大再生产的发展。1978年的改革开放实质是中国物质再生产方面的伟大决策，而鼓励生育将是党在中华民族人口再生产领域的伟大历史选择。1978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出在物质再生产方面从全盘公有制到文化大革命的国家穷折腾，而鼓励生育将使中国走出在人口再生产领域从强制计划生育到一胎政策的民族穷折腾。就像1978年改革开放注定要写入历史一样，鼓励生育注将再次写入党历史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