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外壳路灯:章士钊

1973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架来自北京的中国民航专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为了我们这架专机，香港方面专门封锁了整个跑道，我印象中那天的机场是空空荡荡的”，章含之回忆。她的93岁老父亲章士钊在家属及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坐轮椅被抬下飞机舷梯。虽然年逾九旬的章士钊对外宣称是到香港探望第三夫人，但境外媒体毫不费力地猜出这位老人此行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台湾问题。
“主席在我们临行前说，我们派一个包机过去，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你想，在那个年代，一架三叉戟，一大帮家人、护士、警卫，再加上93岁的老人，能不轰动嘛！”章含之说，“一个80岁的人(指毛泽东)派了一个93岁的人来，其实就是想明确地向外传递两岸和解沟通的意图。”
章士钊的香港之旅出乎许多人意外，包括章含之本人。在接受采访中，章含之也详细回忆了章士钊此行的前前后后。1969年，奚夫人因肺炎去世，“父亲的生活变得很枯燥”，章家人希望将在香港的殷夫人接回来，但殷夫人不愿回大陆定居。章士钊于是提出去香港，理由是“孤独”。但考虑到老父亲年事已高，已在外交部工作的章含之和家人都持反对意见，主张继续争取殷夫人回来，去香港一事于是耽搁下来。
“后来这个事情不知怎么被主席知道了，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很不人道，人家要团聚你们却阻挠’，我觉得行老(指章士钊)应该去，现在跟台湾的联系也应该建立起来。”章含之回忆，“主席一发话，我们都不好再说什么了。主席后来关照总理，一定要好好准备，我们派个专机送去，造一点声势！”
“我回去问父亲:‘你还去得了吗？’父亲说，他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台湾问题)一直在我心上。”章士钊最终成行，章含之却忧心忡忡。她后来在一篇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到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香港五六月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住在香港闹市区一幢楼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章士钊到达香港后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反而“出奇地冷静”，“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章含之说，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亲急不可待”。一周后，章含之带女儿洪晃回北京。“我很少见他动感情，他是个极深邃的人”，但在这一次告别，章士钊却显得格外柔情，“他特别舍不得妞妞，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要她3个月后来接爷爷”。
回北京没多久，6月30日夜，章含之接到电话，告之章士钊得了肺炎，得到消息的周总理立即下令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但医疗队还没动身，又传来章老先生已去世的消息。
章含之回忆，在章士钊到达香港之前，“张群和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已经到了”，“你告诉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很得很顺利。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在章含之返回北京前，章士钊的这番嘱咐也成了他最后的留言。
“我父亲最后有两个心愿:一是《柳文指要》能出版;二是能帮助解决台湾问题。他的第一个心愿后来实现了，他也算为自己的最后一个心愿而死吧。”
关于章士钊为两岸关系斡旋的一些“秘闻”如今已相对公开，让我们窥见在两岸关系初期，既有硝烟又有接触与沟通的那段特殊历史。
终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的“无党派人士”章士钊一生交游甚广，这使得他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在共产党内部，章士钊与毛泽东的交情更是一段佳话。章士钊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杨怀中)是老朋友，章士钊后来告诉女儿章含之，因为杨怀中身体不好，他把女婿毛润之介绍给章士钊，告之“润之有雄心壮志”，期望章若有机会能帮助毛。
1920年，筹备革命运动的毛泽东找到章士钊，希望能为其提供捐助，毛泽东后来告诉章含之，找章士钊借钱时，自己的一只鞋都是破的。“基于与杨怀中的友谊”，慷慨的章士钊为毛募集了2万银元，这笔钱于当时的毛泽东而言，不啻天文数字——毛在北大图书馆作馆员的月薪才是8块大洋。这笔钱一部分捐助蔡和森等人赴法留学;另一部分则被毛泽东用作创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另一方面，章士钊与许多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张群关系很好。“斡旋人”的角色，章士钊再适合不过。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曾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章士钊与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关系也非同寻常，章含之透露，“中央当时还有一任务，动员杜月笙回国”，但对大陆心存疑惧的杜月笙最终还是未能成行。
“从1956年开始，父亲每两年去一次香港，因为在香港有个夫人，所以他有个很好的借口去探亲，当然家人知道他执行的是中央给的和台湾建立渠道的使命，否则我母亲该吃醋了。”章含之半开玩笑地回忆，每次出行前，周恩来总理都会找到章士钊商谈很长时间，“但父亲的嘴很严，从来不对我们多说什么。”
1958年8月，金门炮战后，毛泽东曾让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几句:“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看了很欣赏，但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
从1956年到1964年，每两年，章士钊都会到香港“探亲”，一住半年。这实际上也为两岸的交流建立了一个稳定而畅通的渠道。但到了1966年又该启程时，因为“文革”爆发，固定的行程也被打断。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章士钊（1881年3月20日—1973年7月1日），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生于湖南长沙。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生平
章士钊一生多姿多彩。
1901年入武昌两湖书院，与黄兴同学，共组华兴会。
1903年5月被聘为《苏报》主笔。该报被查封後，又办起了《民吁日报》，报名取“民不敢声，惟有吁也”之意，又与杨守仁、蔡元培、蔡锷等人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
1905年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留学。
1907年留学英国，研究逻辑学，并将此学传入中国。清末中国始知所谓思想方法、演绎、归纳及形式论理与逻辑论理之分别。
辛亥革命后曾加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袁世凯的政府，历任广东军政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时期任保守刊物《甲寅》杂志主编。一生写文用文言，反对白话文，并曾与胡适笔战。
1920年资助毛泽东两万元，并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邓小平为成行的人员之一）。后在段祺瑞政府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等职。
1922—1926年间，先后有两年四个月的时间担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他曾在《晨报》刊登《征聘农业专家特告》，公开纳贤，延聘国内外“怀抱伟略，幸以本校为理想试验之地”的农业专家到校执教[1]。
1930年应张学良之聘，任东北大学文学院主任。九一八事变后到上海当律师。
抗战后到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抗战胜利后，回上海继续当执业律师。
1949年春被李宗仁邀为和谈代表，前往北京参与国共和谈。章士钊与张治中等人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留居北平。之后章士钊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士钊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潜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1949年9月，章被推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士钊相继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1973年5月乘专机到香港和家人团聚（有传说其身负毛泽东嘱托的联系国共第三次合作之事宜)。7月1日病逝于香港，享年92岁。
[编辑] 家人
其养女章含之原籍上海，曾当过毛泽东的英文教师，是外交家乔冠华的夫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部。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师，外交部亚洲司处长、副司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部主任、译审。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长篇小说《寻欢作乐》（〔英〕毛姆著），散文集《我与乔冠华》、《风雨情》、《我与父亲章士钊》、《那随风飘去的岁月》、《故乡行》、《谁说草木不通情》及《十年风雨情》等。
章含之2008年1月26日上午8时25分因肺部并发症于朝阳医院抢救无效逝世，享年73岁。章含之女儿洪晃女士透露，章含之的灵堂搭建在史家胡同，接受亲友、公众的吊唁，追悼会与遗体告别式于2月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此外，章含之刚刚把另一本回忆录底稿撰写完毕，洪晃表示：“她这一走，剩下的包括文稿修改、史料核实、出版事宜都将由我来完成。”
章士钊夫人吴弱男是吴长庆的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