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卡余额生成器:章士钊写给毛泽东刘少奇的调和信

章士钊写给毛泽东刘少奇的调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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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士钊写给毛泽东刘少奇的调和信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善化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终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以“无党派人士”著称于世。他一生交游甚广，三教九流无有不识，国共双方均认可其“爱管闲事”，往往被赋予“特殊使命”。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共谈判破裂，章士钊和张治中、邵力子一起留在北京，随后在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担任职务。在这段时间里，为使面临解放的上海不乱，城市不遭到破坏，他和黄炎培、盛丕华带着使命分别和杜月笙进行了接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章士钊跟毛泽东有着很深的友谊。一九一九年，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曾将女儿的男友毛泽东介绍给他时说“润之有雄心壮志”，是他在湖南时最有前途的两位弟子之一（另一位是蔡和森）。嘱咐如有机会，可以帮助一下毛泽东。毛泽东曾回忆，1920年，为欢送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他来到北京并找到章士钊，希望章士钊能提供捐助。毛泽东说，当时找章士钊借钱时，自己的一只鞋都是破的，彼时的章士钊呢，慷慨地为毛泽东募集了两万银圆。（章士钊曾参与“倒清”、传播西方文化和思想。后来，又与新文化运动作对，当上北洋政府的高官，压制学潮。）
    一九五六年春，受中央之托，章士钊接受了特殊使命。由他出面，把中共致蒋介石的一封信托香港友人转往台湾蒋介石……

    一九六七年三月，章士钊遭到造反派抄家。一怒之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随即将信批示给周恩来。周恩来随即拟写了一份宜加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借此保护了不少人过关。此后，章士钊从北京301医院返回家闭门读书。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逐步走向深入，“无远不届，无高不达”。章士钊便自发自愿，想要“救助”处于困境的刘少奇，于是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和刘少奇。
    章士钊给刘少奇的信，内容如下：
    少公主席座右：
       缅维六四年春节元日，润公开教育会议于上海，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应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细绎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于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天下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
       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
       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齿奇龁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曩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以崇而民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甚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
            政绥
                                                                                                                                                   章士钊谨启

       章士钊当时分别致信刘少奇和毛泽东，表示：他愿意居中调停这两位中共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这在当时一般人是不敢有此举的。首先，这样确认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矛盾，对当时的运动性质和组织秩序是具有极其严重的破坏性的，其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从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打击和遏制走资本主义的苗头。涉及到的人和事很多，涉及到党内的很多是非，似乎还不能直言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斗争。
    从给刘少奇的信中我们看到，他并不知晓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他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劝说刘少奇向毛泽东负荆请罪，提出让刘少奇和毛泽东两人一起出席会议，“易戟指为交心”。
    章士钊写给毛泽东的信的内容至今未有披露。但信中的意思，可从毛泽东的回信中揣测出来。毛泽东回信中这样说：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前两句说从大局考虑，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予以肯定。但“个别人”的“情况复杂”，“尚难”如同章士钊来信中那样对其予以“肯定”， “尊计”只能“缓行”。从回信内容我们还可以看出，任何个人的形势必须服从并置身于已经开始而且必须继续进行下去的“大局”，这是毛泽东铁定了的原则。章士钊对形势的判断和理解，局限甚多，浮于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