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 官方管理软件:1950年后国共和谈：章士钊奉命试探 蒋介石要价太高

失掉了靠山，蒋介石在大陆惨败，退据台湾。到50年代初，美国又宣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没有野心”，“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谋求特权优惠或建立军事基地，也无意利用其军事力量干预现状。美国政府不采取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政府将“不对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国民党“进入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最危险的时期”。蒋介石坐立不安，寻思良策。
1950年的“五一”节，蒋介石接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韩先楚率第40军、43军突破“伯陵防线”，全面攻占了海南岛，岛上10万国民党驻军只撤出三分之二。蒋介石大骂薛岳无能。同时，蒋介石了解到陈毅、粟裕率领的我三野部队正积极筹划攻占舟山群岛。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权衡利弊，驻舟山群岛的15万军队如果再有不测，台湾就很难保住。于是，他下令驻军秘密撤到台湾。半个月之后，解放军占领了舟山群岛。蒋介石慌了。他知道，解放军有了渡海攻占海南岛、舟山群岛的作战经验，“共军不谙海战”的传言已被攻破，一个台湾海峡能挡得百万解放军吗？蒋介石不得不给自己留条后路，美国不理了，看来只有和共产党谈判了。派谁去大陆呢？胡伟克推荐他的黄埔军校六期同学李次白。
于是，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胡伟克、“陆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和“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行三人驱车来到高雄“凯歌归”饭店找到了李次白。几句寒暄后，胡伟克就向李次白讲开了“目前形势”。“实不相瞒，目前党国的处境非常困难。共产党占领了大陆，在福建陈兵百万，有攻台之企图。而美国总统杜鲁门乘人之危，说什么‘不予蒋保护，任其自生自灭’，美国人要看蒋总统的笑话。目前我们如在火山之巅。经国主任既被倚为长城，当然更加深感不安。”
李次白静静地听着，不显山不露水。胡伟克看了次白一眼，加重了语气：“次白兄，党国很器重你，你在大陆的高官中有熟人。你如能出山，到大陆走一趟，促成国共和谈，再次国共合作，就等于救了我们的性命，不，应该说是整个党国的命运。”
李次白觉得好笑，心想，他与陈毅的亲戚关系岂能“救党国的命运”！但他又不好直接拒绝，只是对自己能起多大作用表示担心：“胡主任，我一个平民百姓，人微言轻，恐怕难当此大任。”胡伟克鼓励道：“李兄，我们知道你有能力，你虽说脱了军装，也还是黄埔弟子。现在校长有困难，能不帮助吗？我们从台北专程来找你，当然是希望你能为党国效劳。”
还有什么话可以讲的呢？何况，乘此回大陆观光一次也是好事。李次白随着胡伟克等人来到台北。次日，蒋经国立即接见了他。蒋经国开门见山，向李次白交待了此次回大陆的使命：“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咄咄逼人。陈毅现在是上海市长，又是华东军区司令员，拥有重兵。你和他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共产党不进攻台湾，望你不辱使命。”蒋经国又说：“李兄，这次请你出马，并非我的意思，而是胡伟克等三人的设计，以后诸事均直接由你与胡联系。”
显然，蒋经国瞻前顾后，既想搞国共接触，又怕承担责任。同时，蒋经国表示他们会定期给李次白的家属发放生活费，请他放心。李次白秘密返回上海后，找到了妹婿陈孟熙，请他帮忙约见陈毅。事关重大，陈孟熙立即给弟弟陈毅打了电话：“我的妻兄李次白近日从台湾绕道香港过来了，想去你那儿拜访。”
陈毅听说是亲戚从台湾来，也没有多想，便爽快地邀请他上门作客。事情办得很顺利，李次白十分高兴。他一见陈毅，便直截了当，直奔主题：“次白这次来，是有任务的。”
陈毅一听心一惊，忙问：“什么任务？”
李次白简明扼要说明来意：“台湾要我和你谈国共合作的事，共走美国多党制民主的道路。最低限度要求不进攻台湾。”陈毅当然比李次白更清楚当时国共两党的形势。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因当时上海战役刚刚结束，华东许多地区还未解放，已解放地区又需要分兵剿匪，所以只能抽出第九兵团的四个军进行攻台的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警备。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解放以后，中央军委和华东军区已着手考虑如何渡过台湾海峡进攻台湾的问题了。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正在制定攻台作战计划。中央军委已决定投入12个军50万部队攻台。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毛泽东已圈定粟裕为攻台战役的总指挥。此时谈国共合作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对李次白说：“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以后会有机会的。”
最后，陈毅又说：“我欢迎次白回来，请你吃饭，至于台湾嘛，让它烂下去。”从陈毅家出来，李次白按预定的联络地址写信给香港联系人转台湾胡伟克，将陈毅的“让它烂下去”的话一并告知台湾方面。
蒋介石得了消息，知道解放军攻台势在必行，心忧如焚。当月下旬，即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不久，美国政府不但派兵武装入侵朝鲜，而且派其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侵入台湾地区……蒋介石得此消息，如释重负，他感到又有了靠山，共产党部队入朝作战，又给他有了反攻大陆的可能，于是，他立即命令胡伟克给李次白发信，通知李次白“关于国共合作的事不必谈了”。显然，蒋介石只有在他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会想到国共第三次合作，而一旦有喘息的机会，他还是会继续他的“光复大陆”的美梦的。台湾方面很快忘了“秘密使者”李次白，也不给他的在台家属发放生活费了。
李次白后来一直生活在大陆，“文革”时自然在劫难逃，他带着“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坐了四年牢，以后一直在接受劳动改造。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恢复了自由的李次白申请去香港定居获得批准。他到香港后，立即与台湾方面联系，要求回台湾与妻儿团聚，蒋经国的答复是：“李次白在大陆多年，一言一行均有统战意识，何况还主动与共产党第三次合作，来台湾根本不行了。”
李次白未能再回台湾。
章士钊赴港试探 蒋介石沉默无语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与外国的外交关系便显得至关重要。台湾的外国伙伴，在全球主要是美国，在亚洲则是日本。1952年4月，台日之间在美国的撮合下签订了结束战争状态的“和平条约”，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经过几年的平稳发展，台湾的社会政治逐步稳定，岛内人民期望和平。另外，在中朝人民的联合打击下，侵朝美军全面崩溃，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同中朝方面签订停战协定。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又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使一度紧张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新中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中共注意到，蒋介石依赖美国的庇护而偏安台湾，但是却坚守一个中国的立场和原则，对美国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言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而且坚决反对、抵制。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台湾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对此，不仅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而且台湾“外长”叶公超也奉蒋介石之命发表声明：“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自所公认”；“联合国无权讨论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1954年上半年，美台开始磋商签订旨在针对中国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因有一些分歧，一时未达成协议。在获悉消息后，为表明解放台湾的立场，毛泽东决策：从1954年9月3日起，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实行“惩罚性打击”，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
1955年1月28日，美国策动新西兰出面，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讨论台湾海峡“停火问题”，目的是想通过联合国安排海峡两岸停火，使台湾问题国际化。蒋介石迫于压力，同意此提案，但对美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却持坚决反对态度。对此，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对台政策，决定通过谈判来缓和台湾海峡的局势。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行前，毛泽东嘱咐周恩来，在美国撤退在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可相机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和意向。4月2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大使时，说：“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5月26日，毛泽东在与印度尼西亚外宾谈话时强调说：“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毛泽东外交文选》）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周恩来政论选》下册）
1956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方针得到进一步发展，进而形成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构想。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毛泽东还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童小鹏《风雨四十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在1月30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对台方针政策：“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什么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周恩来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民，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周恩来选集》下卷）
4月，毛泽东确定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三部分中，专门谈台湾问题。他指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自从我们发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以后，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愿望。”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周恩来选集》下卷）
中共政策的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参加过国共谈判的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国共两党谈判一定会到来。其中渴望和平的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他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章士钊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无党派人士，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早年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的爱国学社，与邹容交情甚深。20世纪初，他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两人常在一起共谋国家大事，但他婉拒了孙中山请他加入同盟会的要求。他主张读书救国，因此不参加任何党派。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先后任《民主报》主笔，南北议和时的南方代表，段祺瑞执政时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1927年为营救李大钊而积极奔走。从1933年起在上海做律师，并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抗战时期，他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国共第二次和谈时，章士钊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之一。同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打通与台湾的关系，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国共第三次合作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第一、除了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事大权等仍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还说，奉化蒋氏墓并不像有些港台报纸上所说的“已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运动中荡然无存”，而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欢迎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程思远《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信件，身负重任来到香港，找到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化宣传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同他谈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并请他将中共中央的信转交蒋介石。许孝炎知道事关重大，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总统府，亲手将信件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信，反复看了几遍，他注意到信中已不再称他是“头号战争罪犯”，也没有要求他“投降”之类的语言。他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周恩来在公开场合反复提到“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呼吁“国共第三次合作”。他明白他必须正视这一形势，但真正下决心也不是很容易的。他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任何表示，于是和谈搁浅。以后章士钊又分别于1962年、1964年两次赴港，为促进国共和谈奔走呼号，均无结果。
蒋介石要价太高 宋宜山出使无果 　国民党在大陆时曾与中国共产党两次合作，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由于蒋介石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导致两次国共合作的破裂。现在，共产党不计前嫌，又伸出和谈之手。蒋介石经过一年的考虑，他终于决定从海外派人去祖国大陆做一次试探，了解中共的真正意图。他认为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至于为什么要从海外派人去，有人说是“为了留有后路，将来进退自如”等等。
1957年初，蒋介石召许孝炎回台北，在总统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要有一定地位和名望的。”许孝炎领会了蒋介石的意思以后，向蒋介石推荐了三个人，即曾任台湾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立法委员宋宜山。
童冠贤推说有病，拒绝接受此任务。陈克文和宋宜山倒是愿意。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了宋宜山。宋宜山是蒋介石的学生，曾被蒋介石派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中央党部工作，任国民党组织部人事处长、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蒋介石选择选宜山有四点理由：宋宜山是立法委员、官方身份不重，容易得到中共信任；同时他很忠心，不致于会“倒向”中共而“出卖”自己；另外，宋宜山是湖南人，毛泽东、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均是湖南人，老乡好说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宋宜山是宋希濂的胞兄。宋希濂曾任国民党华中剿共副总司令兼14兵团司令官等职，是有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12月19日，他在大渡河畔沙坪被解放军捕获。解放后，他和杜聿明等战犯被关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蒋介石认为宋宜山可以探亲者的身份去大陆。
1957年4月初，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接待他的是湖南老乡唐生明。唐生明早在1928年时就在蒋介石身边任侍从参谋，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军统局中将设计委员，1949年初任总统府参军处参军，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官等要职。当年8月，他在湖南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从1956年起，唐生明任国务院参事。
到京三天后，唐生明安排宋宜山到东兴楼饭庄与周恩来总理见了面。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周恩来谈起宋宜山的弟弟宋希濂，说宋希濂是抗日名将，让宋宜山去看看胞弟。这使宋宜山深为感动。话题转到国共和谈，宋宜山告诉周恩来，台湾派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周恩来听后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子里 ，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具体的问题，李维汉先生跟你商谈。”周恩来还表示，欢迎滞留海外的国民党人员回大陆考察、观光、探亲、访友、工作和定居，他们可以来去自由。
不久，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李维汉提出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
1、 国共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2、 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
3、 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以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
4、 驻台湾海峡的外国兵力必须完全撤走，
不允许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宋宜山此次只是按蒋介石的要求前来试探中共的意图，并没有带来蒋介石的具体意见。
以后，宋宜山在唐生明的陪同下参观了北京的一些工厂，游览了故宫、长城等名胜古迹。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到处是热气腾腾、欣欣向荣的景象。宋宜山又去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看望了弟弟宋希濂，得知宋希濂在狱中生活得很好，不久将被特赦（宋希濂于1959年被特赦）。
宋宜山在北京待了两个星期后回到香港。蒋介石并没有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一份报告。宋宜山即写了一篇15000多字的报告，详细地记叙了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与周恩来、李维汉的谈话以及中共方面关于和平统一的意见等等，他在报告书的最后说到，“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已无望”。
许孝炎将宋的报告书当面呈给蒋介石。蒋介石看了报告后非常生气，一气中共让台湾成为自治区，二气宋宜山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的夸赞。他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于是便让许孝炎转告宋宜山，“取消回台资格，住在香港算了”。
不久，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整风反右运动，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合作”一事自然暂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