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奇人章士钊　　余世存（历史作家）

　　章士钊

　　（1881年—1973年），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49年后，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章士钊的一生称得上传奇。晚清以来的中国，治乱循环，内斗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他就像一个游走其间、从容有余的高士。章太炎、张继、邹容、黄兴、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陈独秀、胡适、吴稚晖、张学良、蒋介石、戴笠、杜月笙、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或为盟友，或为对手，甚至相互间不共戴天，却都可说是章士钊的朋友，都能跟他把酒言欢。

　　
　　1881年，章士钊出生于湖南善化县（今湖南省长沙市），其父章锦是一位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

　　章士钊不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他20岁认识了黄兴，22岁任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把该报原有的自由、民主、革命倾向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后，他又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1903年7月，由于连续登载反清文章，《苏报》被查封，章太炎、邹容下狱，邹还惨死狱中。但章士钊幸运地被办案大臣俞明震网开一面，未予追究。他接着又跟陈独秀、张继办《国民日报》，继续鼓吹革命。

　　章士钊也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1905年，章士钊24岁，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学习英语。因自认“才短力脆”，他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向学。1908年，章士钊又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逻辑学这一汉语概念，即是章士钊的发明。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出版过《逻辑指要》。不仅如此，从北洋时代流行至今的“执政”一词，也是他的首创。

　　章士钊更不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辛亥革命后，他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己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党说”。这个想法理所当然不受各派欢迎，但他不为所动，在被各方排挤后，仍坚持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进步。

　　他是一个观点瞩目却未受时代重视的大思想家。在“毁党造党说”之后，他提出了更为成熟的“调和立国论”，倡言革新，反对专制，反对暴力激进手段，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力主调和精神。

　　他的思想到老年仍然活跃。1957年，中共“整风”，章士钊发言中有“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责令检讨，经毛泽东干预始得解脱。“文革”开始，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对刘少奇命运十分关注。他给刘少奇上书，要刘仿效廉颇蔺相如故事向毛负荆请罪，以求团结共事；又给毛泽东上书坦诚陈言，意欲力挽狂澜。虽于事无补，但仍值得史家称道。“文革”中，他自己也遭批斗抄家，但却心系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1973年，他不顾92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

　　这样的一个人物，在20世纪的乱世里，是不太好归类的。同时代的人多半轻视他，如鲁迅；或者鄙视他，如梁漱溟、钱钟书；后来的研究者把他看作辜鸿铭式的人物，做人滑稽，治学“满纸荒唐言”；而当代学者，则开始把他视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笔者的朋友夏双刃先生研究章士钊时说，章为百年来罕见之人物，其优游各派之间，皆为座上宾，胸中秘辛不可以寻常计。将其比之苏秦张仪，非以口舌逞快；比之吕布侯景，非以背主自肥；比之冯谖（音同“宣”）毛遂，亦非以建策见长。夏先生认为，“章士钊一生运气，皆在一副‘友相’”，因为“相貌清癯，温润如玉，与之交往全无压力，易开肺腑”。

　　章士钊回到书斋，让昔日的革命同伴大失所望。这时，有人出主意说章喜欢一位最近来日本、很支持革命的美女，不如请她去劝劝。那美女叫吴弱男，是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孙女、清末“四大公子”之一吴保初（另外三位分别是谭嗣同、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的掌上明珠。结果，吴弱男去了，不但没劝动，反而嫁给了章士钊。

　　据女儿章含之回忆，章士钊曾多次说过，他一辈子都没存款，但也从不缺钱。别人给了他钱，他又转手给了比他更需要的人。1918年，毛泽东为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来到北京，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的家里，并同章士钊相识。其后不久，毛泽东又到上海为去法国求学的青年送行，急需一笔资金。正巧当时章士钊也在上海。毛泽东冒昧地求上门去，结果章士钊仗义相助，为他筹措了2万元大洋，解决了燃眉之急。几十年之后，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每年还给章士钊2000元。

　　有人难以理解这样的“大运”，找了个理由：章士钊初见毛泽东，就告诉杨昌济等人，说这个年轻人有帝王之相。一个40岁左右的人去给一个无名之辈2万元，如果是为区区面相就投机，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1949年，章士钊受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他本可以住在国家安排的四合院里，但章士钊却借住在朋友朱启钤老先生的北房和东房，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很拥挤，连书都没地方摆。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一住就是将近10年，从来没向有关部门提起过。1957年，周恩来前来看望章士钊，很是吃惊，章士钊却很坦然地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也是你们无产阶级哩！”

　　章士钊一生中不止一次被抄家。段祺瑞时代的学生抄过他的家，毛泽东时代的学生也抄过他的家……1925年，44岁的章士钊任民国教育部长，从激进的革命者变为保守者，禁止学生纪念“国耻日”，结果他的家被学生们抄了，和民众的关系也开始紧张。不到半年，章家再次遭到冲击，章士钊忍不住作《寒家再毁记》一文，详记两次家被冲击的情形。

　　后来的抄家则已让他宠辱不惊了。1966年，“文革”开始，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抄了章家。这时他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了，还被学生们围在院子里批斗。全家人吓得躲在一边哆嗦，他却平静面对。学生们走后，他躺了一会儿，便起身给毛泽东写信，第二天就收到回信:“信已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从此，章士钊与一批民主人士得到了保护。

　　考查章士钊一生，他始终是个特别的人，与时代格格不入，跟左派右派、西学国学都有距离。钱钟书鄙薄他，其实是钱先生本人的书生气发作，未必懂得一个社会化人格的丰富复杂和独立完整。庄子在《人间世》中倡导一种间世异人：不事产业，功成不居，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是乱世安身立命之道。章士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