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新区邮编:《金庸传奇》

《金庸传奇》前言
　　"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
　　天下武侠作者奇多，繁星满天，独有金庸才是侠之大者，众星拱月。
　　每一个人都需要童话，每一个人也都将长大。长大的大人要看成人童话。除了金庸的武侠，天下没有第二家成人童话。
　　曹雪芹写成一部《红楼梦》，道尽中国的人生，后人读红楼，感慨系之，生出千百部"红学"研究丛书。
　　金庸作品集，一十四部，三十六册，读者遍布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一读再读，左看右看，还是金庸。
　　这是台湾远景出版社"金学研究丛书"每本书封底的话，道出了一般中国人对于金庸小说的感受。
　　金庸的小说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倒不是说他的作品拥有众多读者，而是指他的作品博大精深，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或者说，将中国传统诗意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于现代的中国人，通过他的作品，得以与传统相连接，寻找到一丝苍凉而温馨的归宿之感。
　　那多人知道金庸的名字，但是不一定有那多人知道金庸的真名叫查良镛，而查良镛则是香港一代报业大亨；也不一定有那多人知道金庸的家族乃江南世家，而他赤手空拳闯荡香江，用一支妙笔写出了一片锦绣人生。
　　他是如何创业的？他是如何写作的？他在生活中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小说中到底隐藏着什玄机？了解这一切，对于理解金庸的作品，对于启发我们对人生的体认，不无益处。江南少年
　　他出生于江南的名门世家，
　　江南的人文传统与自然风光陶了他。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是金庸五十年代一篇散文中的话，无法猜测他下笔时的心情。他在武侠小说中经常写到江南　　苏州、太湖、杭州、西湖、海宁、湖州等等，如诗如画，读来令人神往，又有点凄美之感。在1975年版的《书剑恩仇录》后记中，金庸写道：
　　"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着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会动武。"
　　就在这本《书剑恩仇录》第四回中，有一段描写陈家洛回到海宁时的感受，似乎寄寓着作者自己的感怀。
　　陈家洛上马奔驰，八十多里快马两个多时辰也就到了，已牌时分已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戍门。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嬉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坐在海塘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在回疆十年，每日所见尽是无垠黄沙，此刻重见海波，心胸爽朗，披襟当风，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模糊一片，将马匹系上海塘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
　　海宁城又名盐官镇，解放后海宁县城搬往硖石，现在陕石又改为海宁市。从地图上看，盐官正好位于钱塘江的出口处，海与江的交接处，茫茫苍苍，一望无际。她的南面、西面则是一派杭嘉湖平原的秀丽景色，桑林掩映着水塘，青砖翠瓦，名胜古迹，随处可见。江南小镇，风光无限。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菩萨蛮》之二
　　我打从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郑愁予《错误》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而人事沧桑变幻，如雨如烟。"江南"二字蕴含着多少诗情画意，多少故事传说，多少凄迷婉转。
　　金庸是地道的江南人，本名查良镛。笔名"金庸"是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
　　他1924年出生，在家乡度过了童年时代，完成了小学教育。他在钱塘江观潮处露过营，更听过老人们讲的关于海宁陈阁老的故事。面对陈家精致幽深的大院，杂草丛生，断砖残瓦，年幼的金庸想到的是什？雄伟的海潮，厚重的人文环境、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自然景观，也许孕育了金庸气质中刚柔相济的一面。难怪他既能写塞北大漠的悲壮豪迈，也能写依依杨柳的纤柔细腻；既能写英雄汉的粗豪铁胆，也能写小女子的似水柔情。
　　海宁最有名的自然是"海宁潮"，也叫"钱江潮"、"浙江潮"。每年的八月，由于汛期，江水与海水相激荡，形成壮观的海潮，吸引大批游客观赏。
　　乾隆皇帝曾在那里看过海潮，还建造了海塘。孙中山先生也在那里观过海潮，并留有墨迹。康有为诗曰："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
　　金庸的笔下更有海潮奇景的壮阔场面：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
　　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来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
　　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
　　海宁的查家并非一般泛泛之家。
　　明清之交，查家的有名人物是查伊璜。在《聊斋志异》与《觚胜雪莲》中记载有关于查伊璜的故事，大致是他与吴六奇将军的神交。在《鹿鼎记》中，被金庸发展成一段生动、有趣的情节。蒲留仙称伊璜先生"厚施而不问其名，真侠烈古丈夫哉！"《觚胜》中称其为"才华丰艳，而风情潇。常谓满眼悠悠，不堪酬对；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想见查伊璜先生的风采。
　　金庸确切地提到过他的先祖为查慎行。查慎行是清代的着名诗人。《清史列传》记载："查慎行，字初白，海宁人。少受学黄宗羲。于经通于《易》。性喜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他的诗很受康熙皇帝的赞赏，得以进京供职于南书房。有一次康熙游览"南苑"，垂钓湖边，命身边的巨子赋诗，查慎行的诗中有一句："笠檐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因而宫中的人称他为"烟波钓徒查翰林"。查慎行的二弟嗣口、三弟嗣庭都是翰林，另外堂兄嗣韩是榜眼，侄儿查升是侍讲，也都是翰林。查慎行的大儿子克建、堂弟嗣口都是进士。当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门户科第甚盛。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倾．玄鸟》。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问题。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不知什人向朝廷告御状，说"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用意要杀皇帝的头。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叁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
　　查慎行留有《敬业堂诗集》五十卷，在清代享有盛名。赵翼、纪晓岚甚至认为他的诗与陆游并驾齐驱，互有长短。查慎行的诗宗法宋诗，内容大抵写旅途见闻，以及民间疾苦，自然风物，"诗风宏丽稳惬，亦有沉雄踔历处"。（林庚、冯沅君语）录两首于下，以见一斑：
　　闰三月朔作
　　年光何与衰翁事，
　　也复时时唤奈何。
　　为百草忧春雨少，
　　替千花惜晓风多。
　　鱼苗船
　　几片红旗报贩鲜，
　　鱼苗百斛楚人船；
　　怜他性命如针细，
　　也与官家办税钱。
　　查家尽管道难，但仍是显赫世家，书香门第。康熙皇帝在其宗祠外的门联上题的"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恐非一句虚言。
　　金庸同代的查氏人中，查良铮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笔名穆旦）。他在四十年代即已成名，是"九叶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七十年代写作的诗，颇能反映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深刻思索，实属罕见，大概会越来越引起史家和文学界的注意。
　　金庸与我国着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有点亲戚关系。钱先生的夫人蒋英是金庸的表姐，而蒋英又是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曾在比利时、法国学习音乐，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赛的首奖。据金庸说，蒋英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在江苏做过知县（《连城诀》的故事似乎与他祖父的一位仆人有关，背景即在江苏）。任职期间清正廉明，尤富民族气节，对于洋教士欺压中国百姓敢于仗义干涉，因此而辞官。
　　从查伊璜到查文清，查家的人物不仅博学多才，而且重气节，正直刚烈。这种传统在金庸日后的小说中，有着透彻的体现。同时，金庸作品中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那种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的热心，似乎也与他先人的精神一脉相承。
　　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一位大地主，但不是那种土财主，他受过西洋教育，也许与徐志摩的父亲、张爱玲的父亲等属于同类型，是过渡近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
　　有一年圣诞节，查枢卿送给金庸一件圣诞礼物。金庸打开一看，是一本书，作者狄更斯，书名《圣诞颂歌》（《AChristmasCarol》）。这本书并非狄更斯的名作，只是一本普通的小说，讲一位冷漠的、无情的守财奴史克鲁奇在一次圣诞之夜，遇见从前一位合伙人的鬼魂。鬼魂告诉他将有三个圣诞精灵带他外出游历。到约定的时间，精灵们如期而至。第一个是"过去的圣诞精灵"，将史克鲁奇领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并展现他孤独的童年生活，以及他怎样因爱钱胜于爱他的未婚妻而导致爱情破裂。第二个是"现在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人们怎样相亲相爱，怎样在贫穷之中开开心心的欢度圣诞节。第三个是"将来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在将来的一个圣诞节中，他孤零零地死了，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亲人来关心他。这些景象使史鲁克奇感到震动，终于改变自己，成为一个慈爱友善的人。
　　这则故事强烈地吸引了金庸，一直到他长大成人，都将这本书放在身边，每当圣诞节来临，便去翻来读几段。他在《圣诞杂感》一文中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金庸在杭州读中学。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课余观赏湖光山色，留连于历史陈迹之间，还听说书听弹词。杭州的凉亭、茶楼、庙宇等有许许多多的对联，金庸记得最牢的是月下老人那一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还有阮元为杭州贡院所撰的"下笔千言，正槐子黄时，桂花香里；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海潮来"，也印象颇深。时隔多年，金庸还能背出许多月下老人词中的签词，在随笔中津津有味地引述、解释。
　　金庸中学毕业那年，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在战火中，他首次离开家乡，开始了自己人生旅程上的奋斗与游历。香江创业
　　他两手空空来到香港，
　　以一枝生花妙笔蠃得锦绣前程。
　　在战乱中，许多人飘泊流离，无家可归。
　　金庸离开浙江后，几经转辗，在湖南西部一个同学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个地方正是沈从文先生的家乡，也是他《边城》中所描述的幻美世界。那里的苗人爱唱山歌，那时正值冬天，金庸与他们一起围着黄火，一边唱歌，一边吃烤红薯。热爱音乐的金庸在火光中掏出铅笔，铺一张纸在膝盖上，将这些歌一首首的记录下来。短短的时间里，记了厚厚的三大册，共一千多首歌。
　　山水、歌声虽美，终究只是过客。
　　不久，金庸到了当时的首都重庆，考入政治大学，专业为国际法。那时举国上下，正在遭受异族欺凌的耻辱，一般知识青年，大抵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满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与腐败。
　　金庸曾回忆道："抗战时我在重庆念书，那时国民党政府时时有向日本求和之想，有些御用教授们就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他奉敌伪之命来重庆活动）到学校演讲，语气间又宣传这套理论，我们一些同学听得很气愤。在他第二次演讲之前，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白骨＇，暗示'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侫臣＇这副对联。他见了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抗战期间重庆复杂的政治风云，磨砺了金庸的气质，锻炼了他的观察能力，使他形成了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他终于因为不满校内的所谓"职业学生"（其实是国民党的小特务），而得罪了校方，被勒令退学。
　　金庸在中央图书馆阅览组找了一份工作。金庸自己家里的藏书十分丰富，他从小浸淫其中，陶冶成浓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及功底。在中央图书馆，他在百无聊赖之际，偶然翻阅到一种消遣书，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出神入化的武功，超现实的情节场面，使金庸暂时忘掉了尘世中的烦恼和痛苦。也许他当时并没有写作武侠的念头，但是这种大量的阅读，却埋下了一颗种子，一旦时机成熟，这颗种子便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浙江，首先去海宁探亲。经过离乱后的亲人相见，分外动情。
　　然而，家乡的温馨不能留住一颗年轻的心，外面的世界刚刚展开，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迫切地想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不久他便到杭州，成为《东南日报》的记者，从此这一生便与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忙碌的采访生活中，金庸接触到民众的百般困苦，也看到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几个月以后，他又往上海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东吴大学是着名的高等学府，创办于苏州，出过不少杰出人物，如科学家竺可桢等。另外，与金庸同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还有香港政府首席按察司杨铁梁爵士及华光航运集团创办人赵从衍夫妇。读书期间，金庸在上海《大公报》兼职做翻译，补贴生活。
　　那时候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达至白热化，全面的内战已开始。刚刚从日寇铁蹄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再一次饱受战争的苦难。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这就是所谓的"乱世"。命运的沉浮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规则被彻底打碎。个人是渺小的，前途、事业之类，只是美好的幻想，能够生存下去就已属万幸。
　　金庸本来应当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官。但在那样动乱的时代，法律早已失去了约束力与权威性。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不可收拾，民心动荡，而共产党的大军正在向南挺进。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中国是什样子，一切社会的成规在改变着。不论学什专业，首要的都是生存，那个时代不需要专业人才。
　　1948年，金庸二十四岁，从法学院草草毕业。当律师已没可能，看看混乱的时局，他为前途忧虑，找工作也非常困难。就在这时，上海《大公报》刊出广告，要在全国招聘两名电讯翻译。当时报名的人达三千多。经过反复考试筛选，金庸成为两名幸运者中的一名。从此，他跻身报界。
　　金庸那时也许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一份大报的老板，成为报业巨子。不过，金庸曾对记者说：他非常喜欢当时《大公报》的风格，特立独行；也非常喜欢新闻工作，而理想中的报纸就是那时的《大公报》。
　　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金庸便被派往香港。这位江南才子，一介书生，拿着一支生花妙笔，在陌生的岭南开始创造自己的事业。
　　恰如倪匡所言，金庸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
　　1949年的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国民党溃逃台湾孤守一岛。大陆上的共产党以无比的热情建设新中国，一种空前的稳定与美好的希望，感染着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众多的知识分子。这场巨变，也改写了许许多多个人的命运。或沉沦或升浮，或悲或喜，许多年后回头望望，除了不胜感慨之外，还能有什评说。
　　金庸没有留下什文字，可以供我们猜测他当时的心情，困惑还是兴奋？但是，他个人的命运多少与这场历史的巨变相关，乃至他的小说，他的办报事业。如果不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就不能体味其中的酸甜苦辣。但从他五十年代的一些随笔中，还是可以看出金庸较认同大陆这一边，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感情。
　　五十年代初期，金庸曾以"林欢"为笔名，在《新晚报》副刊上开设"下午茶座"，主要是撰写影评。这些文章现已很难见到，"但曾读过的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醒，是一时之选。"（倪匡语）
　　由于撰写影评，他与电视界有了较多的联络。他曾作过编剧，也作过两部影片的导演。他编的第一部剧本是《绝代佳人》，由着名演员夏梦主演，曾经获得北京文化部金章奖。据说，三十多年后金庸重回上海，当地招待他看的影片就是这部《绝代佳人》，银幕上赫然出现"长城电影公司出品"，"查良镛编剧"的字样。除此以外，还有《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兰花花》、《午夜琴声》等，前二部是他担任导演的。
　　如果一切顺利，金庸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导演。但是，长城电影公司的政策较为重视社会教育意义，对于影片限制较严，金庸感到难以发挥自己的创作思想，尤其在他编的几个剧本未能通过审查时，便萌生了去意。但要自办电影厂，经费相当巨大，于是，便想到了办报办杂志，成本较低，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明报》等一系列杂志、报纸就这样开始诞生了。
　　五十年代前期，金庸曾想当外交官。他当时发表过关于外交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国国际法权威梅久所赏识。又由于在《大公报》工作的关系，与乔冠华有过一段交往。乔冠华在解放后担任中国首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秘书。
　　经过辗转介绍，金庸来到了北京的外交部。乔冠华对他说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但由于他出身地主阶级，必须先在人民大学受训写自传交代，然后才能到外交部工作。金庸考虑再三，觉得自己的客观情况不适合从事此项工作，便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念头，重回《大公报》。于是，有人说："要不是查良镛这个决定，说不定他今日准是新华社或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然而，还有另外的可能，那就是他准会在"反右"和"文革"中倒大霉，这几乎是铁定无疑的。而且，更为肯定的是，我们也绝对看不到今天的金庸武侠小说了。
　　人生充满了选择，常常一念之差便全盘皆变。过后回想起来，不免疑惑：要是当年不这样又会怎样呢？其实，该怎样就怎样，是玫瑰必然要长成玫瑰，是松树必然要长成松树。假设是有趣的，甚至是美好的，但毫无意义。武林至尊
　　新派武侠大师
　　激荡两岸风云
　　五十年代中期，金庸脱离《大公报》后，曾在《新晚报》编副刊。同事中有梁羽生，两人都喜欢下围棋，也都喜欢谈论武侠小说，不过，还都没有动手写。
　　其时，香港发生了一次着名的拳师比武事件。擂台设在澳门，整场比武只不过打了几分钟，以太极派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这个新闻使得港人大为兴奋，街头巷尾，无不在讨论这件事。《新晚报》认为此事大有噱头，可以招徐读者，便在比武的第二天，刊出要连载武侠小说的广告。重任落在梁羽生的身上，他构思了一天就开始写作。这样，边写边登，完成了《龙虎斗京华》，大获读者的欢迎，掀起了不小的武侠小说热潮。
　　《龙虎斗京华》可谓"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何谓新派，柳苏先生解释得极为精当：
　　新派，新在用新文艺手法，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而不仅仅依靠情节的陈述。文字讲究，去掉陈腐的语言。西学为用，有时从西洋小说中汲取表现的技巧以至情节。这使原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被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现出新气象，变得雅俗共赏，连大雅君子的学者也会对它手不释卷。
　　《侠影下的梁羽生》
　　1955年，金庸技，涉足"武林"，一出手便是《书剑恩仇录》，也登在《新晚报》上。从此欲罢不能，一直到七十年代才退出"江湖"。他总共写了十四部三十六册长、短篇武侠小说，依年代顺序，排列如下：
　　《书剑恩仇录》
　　《碧血剑》
　　《雪山飞狐》
　　《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
　　《飞狐外传》
　　《白马啸西风》
　　《鸳鸯刀》
　　《连城诀》
　　《倚天屠龙记》
　　《天龙八部》
　　《侠客行》
　　《笑傲江湖》
　　《鹿鼎记》
　　这个创作量与倪匡、古龙相比，也许不算多。但须知，金庸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正是他创办《明报》之时，繁杂的事务，足以使一般人无法应付。金庸却能在办报之外，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近二十年如一日。他下午写小说，晚上写社评，而且，他的小说与社评都属一流。如果没有他的社评和小说，《明报》能否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恐怕有大大的疑问。
　　金庸曾将自己十四部作品的首字连成一幅对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可见他的书名都曾经过详细周密的思索，不是随便安上去的。他在搁笔后又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修改润色，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可与任何伟大的文学家相比。
　　金庸是用自己的生命创作的，他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
　　他在传统思想的模式里注入了新的血液，为武侠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尝试。特别是通过郭靖、杨过、令狐冲等鄙薄权欲的少年英雄，高扬了尊严、独立的人格自由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人类"进步的惟一的可靠的源泉"。
　　金庸描写的性情世界，极尽人性之曲奥，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丁典与凌霜华等人的爱情，倾倒了无数读者。
　　金庸的作品，完全打破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线。在这里，一切都是融会贯通的，都是直指人心的。你说它是什它就是什，界线、区分都没有什意义。一种浓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洋溢于其间。这是一种所有伟大作家都具备的情怀。
　　金庸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所以，应该侧重于反映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
　　说到人生的大悲哀，如梦如幻的情致，无常的苍凉，情感的如泣如诉，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数曹雪芹、金庸两人写得最好。一句话，他们写尽了中国人的人生感受。
　　写了那多武侠，又被人称为"大侠"，金庸会不会武功？且听他自己的表白：
　　大部分是想象的（指武功招式）。不过太极拳、少林拳、武当拳有正式纪录，现在有很多人也会，尽可能照实写来不加以改变。其他许多武功招式是我自己创造的想象出来，传统本来没有的。有一些不是出自大名家、大派别的武功，也可以做一些变动。我不会武功，武侠小说主要是小说为主，武术是一种工具，属于比较次要的层次。
　　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句子来做那招式的名字。有时找不到合适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
　　看来，大侠金庸只是一介书生。
　　金庸小说的一大重要贡献是，矫正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欧化恶习，真正写出了汉语的神韵。早在五十年代，金庸就意识到了语言问题的重要。他指出：
　　在世界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曾用别国的文字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英文与法文十分接近，许多英国人从小就会说法文，但没有一位英国作家曾用法文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写写普通文章是并不难的，困难之点是在于文字中许多微妙的地方，许多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区别，那是外国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使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来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等等。这部小说只是一部娱乐性的通俗读物，但我想，法国德国那些汉学家们，尽管他们对《尚书》、《楚辞》、《诗经》极有研究，而我许多古书读也读不大懂，然而他们未必能分辨"留神"与"注意"之间细微的差别。无所谓的通俗小说已是如此，论到真正的文学着作，那更是重大的事了。
　　金庸小说所用的笔法，不是纯白话文，而是中国传统小说特有的笔法。《射雕英雄传》开始的一段，活脱是《水浒传》的手法，甚至用了"遮莫"这样的字眼。但运用得恰到好处，绝不阻碍现代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虽然不是纯白话文，但是口语化的程度，甚至还在白话文之上。
　　在现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无疑地具有宗师的身份，是名副其实的"武林盟主"。他不但是现代武侠小说形貌的塑造者　　金庸以后的武侠小说作家恐怕没有不受他影响的　　尤其可贵而难为其他作家所企及的，是他极其广博的史地与古典文学的知识，以及对人性的深刻了解。他能毫不费力地写出内容真实而丰润，意境深远而切理的作品，使他的武侠小说能在消遣之外，别有系人心弦之处，因而具有充分的文学价值。
　　"武侠小说是不是文学呢？"金庸说："我个人觉得，不论哪一种小说，是不是文学作品，属哪一类小说，没有多大的关系。问题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那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它写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这是吸引中国读者的一个原因。"
　　着名学者夏济安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尚未写武侠前，他就对朋友说：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并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子写一写。后来，他在台湾看到《射雕英雄传》，就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
　　批评家林以亮说："凡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事实上，从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教授到贩夫走卒，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从老人到孩童，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有金庸迷。金庸是中国人（华人）的金庸。本世纪以来，有哪一个中国作家能获得如此广泛的接受？有哪些作品能写得这般雅俗共赏呢？
　　金耀基教授说："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的小说、文学材料，运用这样自如者，查先生是没有人比得上的。"
　　倪匡则更是热情洋溢地赞叹："一遍又一遍看金庸小说，每看一遍，都击桌惊叹，叹为观止。""金庸的小说，总评语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
　　五十年代以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金庸的小说风靡港澳和海外，但在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却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知道，也只是得自地下渠道。
　　金庸在《鹿鼎记》的前面，痛斥"文字狱"的专横与暴虐。这种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的心态，蕴含着统治者对于文化和知以的仇视，对于自由人格的恐惧，归根结底，是愚民政策的一种表现。大陆的十年浩劫，将此种"传统"发挥到极致。而在台湾，相同的思维方式也在各项文化政策中隐约可见。
　　一直到1979年9月之前，金庸的小说在台湾，仍列在"查禁"之列。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小说已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流入宝岛，蠃得了许多人的喜爱。远景出版社发行人沈登恩先生回忆：
　　记得1975年初，我刚办远景不久，朋友从香港来，送了我一套旧版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是时间，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雕》看完，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
　　当时心中有个疑问："怎世上有这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
　　沈登恩找出"查禁目录"，才知道金庸的小说全在查禁之列。但几乎谁都不知道为什要查禁，反正"上头"是这样规定的。也许查禁官本人就爱读金庸小说，但他只能照章办事，毫无办法，"上头"的规定动不得。至于"上头"是谁，又是模糊不清的，反正有这一个"上头"，他的指示必须执行，如此而已。
　　据说，蒋经国在任行政院长时，曾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学人历数《射雕英雄传》中的英豪。严家淦（曾作过国民党的总统），也派侍卫到出版社找《射雕英雄传》来看。孙科在生病时，念念不忘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国民党的新闻局局长宋楚瑜私底下也向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尽管如此，金庸的书仍莫名其妙地被查禁。
　　1977年左右，沈登恩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当解禁金庸作品。几经周折，终于在1979年9月，沈先生得到一纸公文，说明"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从此，台湾出现了金庸热。
　　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还看沈登恩的回忆：
　　我曾经向张作锦先生（时任联合报总编辑）承诺过，有朝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优先通知他。因此，在1979年9月6日那天，张先生在电话中获知解禁的事时，十分兴奋，要我立刻到联合报一趟。我们在编辑部讨论了很久，并与香港的查先生通长途电话，决定让《连城诀》先行见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
　　次日，也就是9月7日，《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的第一天，上午10点钟不到，高信疆（时报副刊总编辑）就气急败坏地出现在远景的编辑部。他说，输掉金庸这场仗，余纪忠先生一定会炒他的鱿鱼，要我把金庸小说全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软硬兼施，几乎要绑架我。信疆兄和我一样，都是好胜心极强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何况，能够使金庸的小说多让一些读者看到，正是我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因此立刻就答应了。信疆兄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
　　解禁以后，传媒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影视界也积极叁与。在台湾的中国人终于能够完全认识这位本世纪华人最杰出的小说家　　从他的作品到他的创作。然而，间中也出现了风波。
　　《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与电视剧，被某些人认为有政治色彩，遭到查禁、禁映。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仍然不能通过。1985年4月5日出版的《亚洲人》周刊披露过这一事件：
　　"本报讯〔金庸最着名的一部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最近分别在海峡两岸闹出新闻。在中共那边，公营的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宣布印行《射雕英雄传》。在台湾这边，台视宣布即将开拍《射雕英雄传》，但迅即被警备部下令禁止。
　　《射雕英雄传》在台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由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印行。金庸其他武侠小说皆已开禁，独这部小说，迄今未解除禁令。
　　不久前，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答复党外立法委员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质询时，曾表示警备总部已将大部分与政治无关，禁忌较少的，如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开放。一时之间，有关平江不肖生、朱贞木、王度庐、邓证因、还珠楼主┅┅的作品也立刻由联合报集团的联经出版公司发演。由于陈明华所导演之前一档武侠连续剧《倚天屠龙记》造成极高的收视率，因此，开拍的消息传出后，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
　　但是，《大漠英雄传》在送审之后竟然被警总封杀出局，看来，台湾的电视现众暂时看不到金庸这部最着名的武侠小说改编的连续剧了。
　　金庸自己也曾着文作过辩白，他说："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广传》中，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落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睛看射雕。＇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
　　查禁归查禁，郭靖、黄蓉这些人物却早已深入人心。
　　在大陆，自八十年代初开始，金庸的作品便大量流入。但在十多年中，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剑恩仇录》是得到了作者授权的。其他成千上万种版本均为盗印。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冒"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甚至色情作品。
　　直到1994年，三联书店正式与金庸签约，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的《金庸作品全集》，这是汉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流转几十年，金庸的作品终于得以在中国本土大规模出版发行了。
　　海外早有"金庸学会"，台湾远景出版社曾推出一套十册的《金学研究丛书》，开"金学"研究之先风。大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也陆续出版了各类研究着作。三联书店整套推出了新版《金庸全集》，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金庸热和武侠热。现在，"金学"热潮已漫卷全中国。痴情片片
　　他笔下的情恋风云变幻多姿多彩，
　　而他自己呢？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不是武侠，而是真正的言情小说。在现代中国小说家中，有谁能够将人性中的矛盾冲突、恩恩怨怨写得那入木三分？有谁能够将男女间千姿百态的情爱写得那淋漓酣致？
　　那，金庸自己呢？他的情感世界又是如何的呢？他绝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因此更令人觉得神秘。尤其是关于他的恋爱，他的婚姻，引起许多人的猜测。一般人的想法是：他肯定经历过，有许多经验，所以他才能写出那委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这当然是过于简单化的猜测。作家所写不一定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可以虚构，可以想象。
　　然而，作为一个人，金庸肯定有过他的青春梦想，有过他的美丽初恋，只是他本人从未谈及，成为一段被掩埋的故事。作为文学家，小说家，金庸也肯定具有丰富的情感和火热的情怀，否则不可能写出这跌宕风流，令人心醉神迷的情侠世界。
　　据说，他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时，曾经追求过夏梦。不过，仅仅是"据说"。为了不致以讹传讹，添油加醋，我们将沈西城先生在《金庸与倪匡》一书中的一段文字移录如下：
　　金庸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明星，也是谁？
　　为了要写这一件事，我曾问过许多金庸的老朋友，倪匡、许国是其中的两个人。后来我见到了李翰祥，他那时也在"长城"，跟金庸可算是半个同事，他半开玩笑的对我说："哎哟！你的妈，怎要挖金庸的疤！"
　　我问："李大导，你只会耍我，却不摸摸自己的屁股，你的大作《三十年细说从头》，有哪一个你大导的老友不给你挖疤了。"
　　李翰祥乐了，仰天打哈哈："金庸追女明星有啥稀奇，我不是也追过的吗？穷就不能泡妞儿吗？"
　　"那金庸泡到了吗？"我问。
　　"当然泡到，短瘾好过无瘾呀！"李翰祥的诙谐称誉影坛，果非浪得虚名。
　　"这岂不是李导演泡妞工夫比不上金庸吗？"我故意激他。
　　"那当然！"想不到李翰祥承认了："我这黑，边度有女'柴＇（注：李翰祥广东话不正，'仔＇读成'柴＇）钟意我，金庸就算唔靓仔，后生个阵都靓过我。"
　　再问许国。许国比较老狐狸，答："好似係。"
　　于是敬上老酒一大杯，酒后吐真言："好似追过陈思思，唔！又好似追过夏梦。"
　　"喂！许公，到底係边个？陈思思？抑或係夏梦？唔好冯京作马凉呀！"
　　咦！怎没有回答，原来许国已进入了醉乡。
　　再问倪匡。
　　倪匡比较老实："好像追过夏梦。"
　　跟住倪匡用半咸淡广东话对我提出忠告：
　　"喂！你千祈唔好乱爆嘢！上次你有一篇文章讲买石，老查（金庸）睇（看）到，闹（骂）我。"
　　但我相信金庸之器量绝不会如此小。每一个人年轻时，都有他年老以后认为的荒唐事，以夏梦的那种绝色，相信是男人，都会兴起追求的冲动。金庸那时不外三十左右，他当然有权去追求。
　　金庸进入"长城"，易名林欢，写了好几个剧本，接着还跟胡小峰联策了《王老虎抢亲》，成绩不俗。
　　夏梦是"长城"的当家花旦，李翰祥说过："夏梦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女明星，气质不凡，令人沉醉。"
　　金庸很喜欢夏梦，向她追求。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成功，但李翰祥却说金庸并没有失败。
　　后来夏梦结婚了，金庸也离开了"长城"，自己创天下。
　　金庸对这件往事，一直都没有提，但是在他的小说里，不难看到夏梦的影子，像《射雕》里的黄蓉，《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神雕》中的小龙女，无论一颦一笑，都跟夏梦相似。读者如果留意，一定会发觉我并没有打诳。
　　沈西城先生是非常认真严肃的作家，与金庸圈子中的人，尤其是倪匡相当熟络，相信他不会胡说八道。但毕竟金庸本人一直未曾证实此事，所以，我们还是姑妄听之。
　　但是金庸自己有一篇散文倒是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说的是他有一次在"爱情之都"巴黎，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忽听到一种鸟的叫声，那美妙的声音不停地鸣叫着"夏梦，夏梦"，非常的悦耳动听┅┅
　　多温馨！多情的、有心的读者是不是从中可以悟出些什来呢？
　　另有一篇文章谈到"金庸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为此，他不惜与妻子离婚。"这似乎不合情理，仅仅为了职业上的选择，就与妻子离婚，实在太过夸张，何况并无迹象表明，金庸如此迷恋外交工作。
　　金庸确实有过离婚的经历，但原因绝非那简单。这方面的恩怨恐怕没有人能够判断，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而且既属隐私，则不必加以深究，更不应妄加揣测解释。
　　关于金庸的婚姻、家庭，他自己以及传媒都谈得很少。只知道他创办《明报》时的妻子叫朱露茜，现在的妻子叫林乐怡。
　　被人谈论得很少，就说明过得较平淡。平谈是福。金庸笔下的情恋风云多变，奇诡无穷，多姿多彩，可歌可叹。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倒是沉静理性，很少节外生枝，也不喜曝光招摇。
　　然而有一点确是不容怀疑的，金庸肯定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性情中人"，因此才会写出这多有血有肉，颠倒众生的人物和小说。金庸自己也承认，他是将自己的感情灌注到书中人物里的。从这句自白里，热爱和欣赏他的读者是否也能得到些许答案？明报王国
　　明报是他一生事业的象征，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任何一种成功，恐怕都是各种机缘凑合而成，有时候，刻意的追求常常达不到目标，反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明报》是金庸一生事业的象征。
　　金庸当初办《明报》，当然有着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能够办一张真正自由独立的报纸。不过，那种理想仅只是朦胧的模糊的，一旦操作起来，大概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受制于变乱不已的社会局势与读者口味。谁敢说金庸一开始办《明报》就已有了宏大的计划，卓然不凡的品味？
　　如果没有沈宝新，《明报》会不会诞生并有日后的辉煌？金庸在异乡遇上初中时的同学沈宝新，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人生如匆匆过客，多少种相遇只是刹那莳花，转瞬即逝。青梅竹马，劳燕分飞，再遇旧日伙伴，实是偶然中之偶然。不仅如此，那时的沈宝新正在从事印刷业务，而金庸已先后在四家大报任过职，对经营报纸的门径，相当熟悉。完全可以想象这对少年时代的朋友在南国香江初遇时的那分激动。天作之缘，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
　　1959年，一份叫《明报》的报纸在香港注册。公司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之八十的股权，沈宝新占了百分之二十。这样的股权比例一直维持到九十年代。
　　"明"含有"明理"的意思，同时也象征了光明的前途。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写到了"明教"这一个组织。金庸与"明"字有缘。
　　金庸请了当时香港最有名的书法家王植波题写刊名。这两个题字沿用至今。
　　《明报》创刊初期，人手很少。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的助手。
　　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大体有二类，一类是比较高层次的如《星岛》、《华侨》、《工商》等；另一类是低层次的如《响尾蛇》、《超然》等，以色情为招徕，迎合男性读者的低级趣味。早期的《明报》似乎取了一条中间路线，既有严肃正经的社评，也有软性香艳的小说。总的来说，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每日出版一张，小报形式设计。
　　《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人意，有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我们看见报馆经济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发，只求渡过难关，便心安理得了。"
　　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哔啦哔啦"的电船仔渡海。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那时查氏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也不愿付包船费。
　　金庸与沈宝新硬是苦苦支撑下来，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他们确确实实将办报作为一项人生的事业去做，不愿意半途而废。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很有几分真。
　　当时金庸的武侠在《商报》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庸武侠，便改买《明报》。《明报》创刊之初，连载的是《神雕侠侣》，发行量达到六千份。
　　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恐怕在于它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和分析。而这，却离不开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论。金庸的社论独树一帜，在读者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世界上发生了什事，香港人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的社论怎说。
　　每天一篇社论，几十年坚持不懈，而且保持品位，试问天下能有几人做到？
　　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虽未至盈利可观，赤字却已逐渐减少。报馆维持下去已无问题，相比于那些小报，销量已算可观，但比之于那几张大报，仍是小兄弟。
　　正在金庸绞尽脑汁，思索追赶良策之际，中国大陆爆发了"大逃亡潮"。那时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批的大陆人涌到香港，造成动荡局面，成为热门话题。当时各大报都争相采访这段新闻，以《明报》的人力、物力，实难以与它们竞争。
　　于是，金庸在社评中大做文章，对于此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明报》当然不示弱，你来我往，一场激烈的笔战引得读者大看好戏，欲罢不能。本来并不怎着名的《明报》在笔战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的社论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赞同还是反对，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这次笔战后，《明报》扩展至两大张，形成了中型报纸的规格，同时也有了盈余。可以说如果没有"逃亡潮"，也许就没有《明报》后来的发展。
　　差不多同时，《明报》与《大公报》又有一场火药味更浓的论战。那年，中国大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金庸对此事持不同的看法，他以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得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这种论调显然带有书生气，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引起了《大公报》的猛烈抨击。
　　越争论，《明报》越出名，销路越上升。难怪有人说，《明报》能在报界站稳阵脚，实拜《大公报》所赐，真可谓"谑而虐"也。所以，对于你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是冷漠。在指责别人的同时，常常是帮了别人的大忙。
　　《明报》的成功与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报》，人才荟萃，令人神往。
　　《信报》老板林三木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明报》的。他先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以写中国新闻见称的丁望是资料室主任，丁望那时被视为中国问题的专家。现时《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那时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创办《新夜报》，其后又回到《明报》出任总编辑的王世瑜，那时是校对兼送稿。胡菊人也是此时加入《明报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版记者。另外还有简而清的马经、狗经，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为《明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那时的中国，非常神秘，外界很难他了解她的情形。"北望神州"版正好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
　　基于大陆"文革"对于文化的疯狂摧残，金庸于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旨在于海外保留一个延续中国文化的地盘。它的目标是非牟利的，亏本也在所不惜。金庸自任月刊总编，礼聘许冠三、司马长风两人选稿，编辑则有王世瑜与黄俊东。初期所刊的文章，尺度很严，走的是纯学术路线。后来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高级学术刊物的形象，在香港没有第二家。
　　1967年，金庸本人及《明报》都面临严峻考验。"文革"的极左思潮蔓延到香港，引起不小的斗争狂潮。金庸也被当时的"左派"视作"反动派"，要"斗垮斗臭"，并公开威胁要"消灭"他。《明报》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中自然受到冲击，"左派"的骚扰包括寄上土制炸弹，煽动《明报》内部员工"起义"，及派人袭击报社等。然而，就是在这种冲击中，《明报》的销量从"文革"前的五万份激增至八万份，真可谓因祸得福。
　　金庸曾回忆道："我当然有些担心，但我写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大丈夫，到了这个关头一定要坚持到底，没有退缩余地。要就只有谨慎行动，非必要也不会外出。"直到"文革"结束，金庸所受到的威胁才彻底消除。
　　1967年的暴动引起香港社会人心惶惶，不少人因担心前途而移民国外。金庸也不能不考虑《明报》的前途，他早在1966年已到新加坡视察，并在当地筹备出版一份《新明日报》。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务出了什岔子，便可移师新加坡再干一番事业。怎料人算不如天算，由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政治分家，导致《新明日报》亦一分为二，加上当地对办报限制多多，使得金庸意兴阑栅，最后将绝大多数股权出售与当地合作的投资者，重回香港专心发展。
　　1968年，他办了《明报周刊》，虽非香港的第一家周刊，却经过数年发展，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周刊本是报纸为激发读者的兴趣，作为附赠品送给读者的。但金庸却大胆地提出，周刊的内容装潢加以改革后，可以定价发行。许多人表示反对，以为这样会失去读者。
　　金庸却说："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这样，《明报周刊》便出笼了。
　　第一任主编潘粤生成绩平平。第二任主编雷坡锐意求新，作了不少改革，大大刺激了销路。
　　雷坡改用女编辑、女记者，因为女人较了解女人。他还策划了一次爆炸性新闻，便是"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哄动香港，令周刊的数量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份。
　　何秀汶是影星陈百祥的女友。那时陈百祥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在夜总会表演。他是标准的花花公子，何秀汶只是他女朋友中的一位，那篇情书据说是写给他的。
　　《明报周刊》靠何秀汶扩大了销路，雷坡快马加鞭，千方百计发掘新闻，广交男女明星，屡屡爆出娱乐圈内精彩的内幕。读者也越来越多。
　　除了《明报》（日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87年，又成立翠明假期，经营美加、澳洲及欧洲的高级旅游业务，使得明报集团的业务多元化。
　　金庸一手创办的《明报》企业集团，经过三十多年不断发展，已由一家报社扩展成兼营出版、旅游、印刷以至地产的多元化企业。《明报》销量高达十二万份。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前后，销量一度突破二十五万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明报周刊》则达到三十万份，执香港娱乐周刊市场之牛耳。
　　明报集团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91年度接近一亿元。金庸个人的财富估计已超过六亿元。1991年《资本》杂志编辑《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名列第六十四，沈宝新则名列一百一十二位。
　　金庸从七十年代开始，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应邀加入廉署社区关系处市民咨询委员会，因而与首任廉政专员姬达接触频繁。姬达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引荐金庸，就中国问题提供意见。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勋衔，又获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与名誉教授。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为香港问题会谈与中国磋商，经港时麦理浩安排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四十五分钟。他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许多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倪匡啧啧称赞："查良镛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个致富的知识分子。除了传说中的陶朱公外，能够同时成为大儒和富翁实在绝无仅有。做生意当然会惟利是图，但这不一定会与良知发生冲突，因为赚钱不是坏事，做好事也可以赚钱。查良镛是一个有知识和商业才能的人。"
　　王世瑜谈及《明报》的成功，说："《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六十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金庸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办报时说："一个人一生所作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这当然也是每个人的理想。"
　　这就是金庸的事业心。正因为他如此执着地走向自己的理想，他才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成就了如此辉煌的事业。
侠义平生
　　他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
　　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
　　红花须要绿叶扶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金庸纵有盖世才华，要是没有得力的帮手，恐怕也难施拳脚。
　　有了一帮手足，就必然有人事的纠纷。"武林高手"金庸是如何发掘人才，又如何应付各种人事关系的？
　　为什那多"好汉"先后离开《明报》，却从不说金庸一个"不"字。还有那众多商场上的对手，同行中的竞争者，当然也有性格不合，说不到一起之人，但至今未见诋毁金庸的言辞。由此也可窥见这位侠之大者的人品之一斑。
　　先说"胡菊人脱离明报事件"。
　　胡菊人的文章写得漂亮，编辑眼也独到。他从1967年起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全身心投入，将月刊办得有声有色。《明报月刊》在文化界地位崇高，《明报月刊》的总编也自非一般报刊杂志的总编可比。胡菊人自然心满意足，不曾有过什跳槽的想法。
　　但是，1980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安心工作了十三年的胡菊人提出要离职。
　　事情源于一个台湾人。此人携巨款赴港，准备在香港办报，扬言要办一张像《明报》那样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他先是由古龙介绍找到倪匡，后又找到胡菊人。
　　胡菊人开始有点犹豫，但台湾人反复强调他要办的就是胡菊人理想中的报纸，一种充满责任感的报纸，一种能够拯救一代青年人的报纸。胡菊人不由得心动，他心想：
　　"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经过多次接触、磋商后，胡菊人当机立断，决定离开《明报》，自创天下。
　　据说，当他提出辞呈时，金庸整个人都呆住了。"不会是真的吧！"金庸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句话。"是不是薪酬不满意，菊人兄，我们可以商量呀！"金庸还以为胡菊人不满意薪酬。
　　"不，查先生，我在《明报》服务了这久，从来就不计较什薪酬问题，我只是想出去闯一闯。如今，我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想放弃。"胡菊人说得诚恳："我要出去办报。"
　　"什？"金庸吓一跳："办报？"因为他知道胡菊人没有办报的经验。
　　胡菊人坦率地向金庸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金庸听得直冒冷汗，他觉得胡菊人过于轻率，办报不同于办月刊，弄不好，会身败名裂的。这时候他倒不是担心胡菊人的离去会影响《明报》，而是担忧胡菊人将来的处境问题。
　　"你想清楚了吗？菊人兄？"金庸沉住气："办报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年《明报》的艰辛你是目睹的呀！"
　　胡菊人心意已决："查先生，我想过了，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金庸只好叹道："菊人兄，你再考虑一下吧！"
　　金庸想尽可能"拖"住胡菊人，立刻打电话给倪匡："倪匡，胡菊人要走了。"
　　"我早已知道。"倪匡说。
　　"那你为什不告诉我？"
　　"这是他的私事，我为什要告诉你！"倪匡理直气壮。
　　"那怎办？"一向沉稳的金庸竟然有点气急败坏。
　　"你说怎办？"倪匡反问。
　　"当然挽留他，不让他走，"金庸说："你跟他说说吧！"
　　"我跟他说？"倪匡一怔。
　　"你平日口才那好，除了你，还有谁说得菊人听？"
　　"还有孙大姐。"
　　"那你们两个一齐去说。"金庸真的急了眼，他爱才如命，实在不愿看到多年的手下和朋友突然离去。
　　倪匡、孙大姐向胡菊人说明了利害关系，但胡菊人的决心很难动摇。
　　金庸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胡菊人离他而去。
　　为了酬谢胡菊人十三年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赠与黄金劳力士表，场面很是感人。
　　胡菊人离职之际，暗中招兵买马，心想《明报》的老同事如果愿意合作，那一定能将报纸办好。没有想到金庸比他棋高一着，早就宣布所有工作人员获得加薪，还设宴慰劳。所以，尽管胡菊人分别约请喝茶，仍未见效。
　　看来，金庸早就料到胡菊人有此一着。胡菊人离职本来可能酿成大风暴，却被金庸化解得风平浪静。
　　后来，胡菊人在《中报》混得不好，金庸听说后十分难过，常向孙大姐询问胡的近况。对于胡菊人暗底拉拢《明报》人员，金庸也从无责怪之意，反而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是个好编辑。
　　胡菊人辞去《明报月刊》总编后，金庸亲自兼任老总，觉得十分不便，四出找寻适当人选，结果找到了董挢。董挢那时在中大有教职在身，不想放弃。金庸看过董挢的翻译，评为第一流高手，因而一定要把他请到才甘心。他知道董挢是为了中大的丰厚薪资，方始犹豫，于是答应董挢给予同样的待遇，终于挖角成功。
　　另有一次"风暴级"事件是"林三木离职风波"。
　　林三木原是《明报》资料室职员，受金庸赏识而获保送英国研读经济。学成归来，出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不久即升为总编。
　　林三木是潮州人，有潮州人的固有狠劲，办报纸作风大胆泼辣。《明报晚报》在他的主持下，销路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它提供股市消息十分准确。
　　股市狂潮时，买股票等于买马票，要讲究贴士。《明报晚报》就等于马经，专向股友提供贴士，作隔天预测：汇丰好市，会升多少；和记下挫，理宜抛出；┅┅股友就根据提示去处理明天的买卖。由于所作预测命中率很高，《明晚》就成了股友心目中的明灯，销路哪能不好。
　　林三木有什法子获得那多贴士呢？
　　原来，股票市场里的许多大户，如李嘉诚、廖烈文等，都是潮州人，跟林三木有同乡之谊。加上林三木的外表长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而又口齿伶俐，身份又是《明晚》老总，许多大户都愿意跟他来往，酒醉饭饱，谈起明日股市，自然会说出个人观感。
　　香港的股市交易，主宰权只受两种情况控制，一是国际形势，二是本港大户。国际形势并不是天天在变，所以大户的力量，反而显得突出。
　　林三木根据他们透露的口风，第二天一早回到报馆，便写成文章发表。《明报晚报》是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股友看到林三木的提点，仍可赶得上下午的交易，所以有段时间，全香港的股友都把《明晚》奉为奇皋。
　　那些大户之所以自愿向林三木提供消息，无非志在宣传。想一某只股实开，最好的方法莫如能在事前通过传媒制造消息，那，股票就一定会升。这是先利己后利人的做法。
　　《明报晚报》的销路就这样越来越好，林三木借着他的关系，也在股票市场上赚了一大笔，于是便想自己也试着办一份报纸。
　　林三木为人沉着，同时对商场也相当了解。他暗中筹备，理想定得不太高。他只是想出一版大张的日报，内容全以经济为主，副刊只占半版。这样，他跟太太骆友梅两个人就可以负起编辑工作，最多请两个校对和一个记者，支出有限。
　　再加上他跟上流社会的交情，取得第一手资料自不成问题，同时也可以凭此拉一点广告。他的计划应当说没有什破绽。一切成熟后，他便向金庸摊牌。
　　金庸自然再三挽留，但创业的激情使林三木决然他往。于是，《信报》创刊了。《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劲敌。
　　许多人认为林三木太过忘恩负义，但金庸说："人望高处，水往低流，林三木有这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在许多社交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金庸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没有一般老板名人的习气，总是将别人当做自己的昔日"马仔"看待，称人小名。
　　林三木离开《明报晚报》后，财经消息便由黄扬烈负责。黄扬烈由此也认识了不少中小股票户。
　　这些中小股民眼看林三木办《信报》这成功，不免见财眼开，鼓动黄扬烈与他们合股创办《财经日报》。于是《明报晚报》又少了一员干将。
　　《财经日报》的成绩平平，不少股东相继退股，最终实在顶不住了，黄扬烈请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应了。他没有怪黄杨烈离开《明报》，反而百般安慰，说办报就是这样的了，不办过不知个中苦乐。
　　没有多久，金庸眼看《财经日报》仍然销路不佳，怕黄扬烈累坏，便把《财经日报》买了下来，成为《明报》机构的一分子。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说他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欲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
　　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
　　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
　　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那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指示或意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
　　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
　　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
　　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理，倪匡绝不是对手。倪匡怕写信，他是一字千金，认为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点傻气，独独喜欢写信。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人像查良镛那喜欢写信的。"
　　过了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馆开销大，就是经济不景，唯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这只是作家沈西城笔下的趣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习性，深谙节省之道，绝不富而后骄，乱花钱。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倒是相当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亦应当最深。
　　倪匡有什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便会预支版税。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以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呀！"
　　在倪匡的笔下，金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
　　金庸的头极大，笔者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这三个大头的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是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比，堪称一流朋友。
　　金庸在年轻时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拣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唱上片刻，便能说出这是什音乐。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里。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根本喝得少，当然不会醉。他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如今一样大吸特吸，并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
　　金庸也略藏书画。如今书房中所悬的，有史可法的书法残片；曾在他处看到过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归汉图》；也曾见过四幅极大的（超过五公尺长）齐白石精品、吴昌硕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过邮，不过他集的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已。
　　金庸对吃并不讲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
　　金庸的武侠小说，偶尔写到围棋，显示出作者十分熟悉棋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金庸，也确实喜欢围棋，不过段位不高，司马长风曾戏称他为"棋坛闻人"。五十年代时，他与梁羽生同事，下班后经常在一起下棋。他还拜过一些着名的围棋手为师。1987年，陈祖德被邀请住入查府，一住就是几个月。据说他在太平山上的房子是轻易不接待客人的，可见他对围棋的喜欢。
　　聂卫平也作过他的老师，当然也去过太平山上的房于。1993年3月金庸赴京访问，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了聂卫平作陪。在宴会中，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卫平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关根说："你怎叫徒弟查先生？"聂卫平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聂卫平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
　　但金庸自言，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他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金庸的文化人品性根深蒂固，对于知识，永远怀着热情与好奇。他在中年后迷恋佛学，大约是想探寻生存的究竟。他购置了大量的佛学书籍，并且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佛经，他开始学习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　　梵文。
　　他一直自认英文程度不高，拼命自习，简直到了苦读的地步。从青年时代开始，金庸每天都要挤出若干小时读书，绝不松懈。所以，"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句话，是万万不错的。金庸的成功，丝毫没有侥幸的成分。
　　金庸性格认真，写作也是如此，一字一句，反复推敲，速度较慢。但是，这只是相比倪匡、古龙这样的作家而言，以一般的标准说，金庸仍然算得上快手。尤其是，他的武侠小说都是在一边办《明报》，一边写社论时写出来的，若非天才，谁能做到？恐怕许多天才也只能自愧弗如。
　　金庸构思一部新作时，有时会请来几位朋友征求意见，让他们每人拟出一个他们自认为最佳、最完善的结局。然而，金庸并不会采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恰恰是要避免别人能够想到的结局，而另外独辟蹊径，与众不同。
　　金庸有金庸的幽默。他曾对一个女孩说，她的"美丽增长率最高"。女孩子听后大喜，但沉思良久，恍然大悟："原来是说我小时候难看啊！"
　　倪匡说金庸这个人很怪，求他不行，要引他上钩。
　　蔡澜一直在电影界混，一日突发奇想，想到《明报》弄个专栏玩一玩，找到倪匡。
　　倪匡面露难色："这个很难，你还是叫我请你吃饭，这比较容易办。"
　　蔡澜问为什，倪匡解释："查良锒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蔡诗人炎培不过是副刊校对，故此有个蔡校书之誉。你要写《明报》副刊，真是难过登天。"
　　蔡澜死不甘心："倪大哥，你不帮我，普天下恐怕也没人帮得了我也！"
　　倪匡最怕哀求，当下便说："让我想想办法，不过，你别太急。"犹豫了一下又说："期诸三月，必有所成！"
　　接下来的几天，凡是有金庸的场合，倪匡必谈蔡澜。起初，金庸并不在意，过了一星期，终于忍不住问："倪匡，蔡澜是谁？"
　　倪匡一听，心下大喜，鱼儿上钩了，嘴上连忙说："哎哟！蔡澜你也不认得，文章写得这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你怎能说是写稿佬？快点去买张《东方》看看吧！"
　　过了三天，倪匡又见到金庸。
　　金庸主动说："你说得对，蔡澜写得不错，有多大年纪？"
　　"四十左右吧！"
　　"这年轻文章就写得这好，难得难得！"
　　"还不止呢！"倪匡跟着就把蔡澜精于棋诗书的事，一一告诉了金庸。
　　"哔！真是英雄出少年，什时候给我介绍一下！"
　　"他很忙，我替你约约看。"倪匡吊金庸胃口。
　　又过了三天，倪匡对金庸说，蔡澜约好了。金庸盛装赴会，一见蔡澜，态度诚恳得出人意表，令蔡澜不知所措。
　　三人欣然就座，天南地北的谈，至中席，金庸推了推倪匡，轻声说："我想请蔡先生替《明报》写点东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
　　倪匡一听，皱了皱眉头，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嘛！"
　　金庸又推了他一把，倪匡这才勉强说了。蔡澜一听，欣喜若狂，因为距他求倪匡向金庸说项前后仅两个星期而已！
　　与金庸相熟的人，都说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对倪匡好，不用说了，就是对其他人，也非常的好。
　　王司马就是一个例子。金庸很欣赏王司马的漫画，自己的武侠小说修订重版时，指明要王司马为他设计封面和插画。
　　王司马因患病去世，金庸闻讯，不禁流下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金庸支付。出殡那天，他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明报周刊》总编雷坡在台湾荣民医院养病的时候，无暇再兼顾周刊的编务，但金庸照发他的工资。
　　后来雷坡返港，金庸恳请他再任总编，同时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健康，不限制他的上班时间，另外还给他大幅加薪。
　　对于人才，对于朋友，金庸从不吝啬。对于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事业，金庸也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亲自捐赠给香港大学，港大校长过支票时，开了句玩笑，说金庸写漏个"零"字。金庸却当了真，立即又送去九百万。
　　多年来，金庸名下各种各样的捐赠，实在不计其数。
　　金庸"闯荡江湖"数十年，认识的人自不会少，而他人品高洁，才高八斗，又侠义心肠，胸怀宽厚，朋友自然也多。且看他们心目中的金庸又是何等样人。
　　名作家倪匡年轻时人称"小捣蛋鬼"，老了自然便成"大捣蛋鬼"。他性格直率，敢怒敢骂，有时候不免"胡作非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对要好的朋友。金庸称倪匡为"匡兄"，倪匡称金庸为"老查"。
　　倪匡佩服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金庸以前，没有这样好看的小说，金庸以后也不会有这样好看的小说。他一连写了四本《我看金庸小说》，开启了金学研究之先河。
　　倪匡既是名作家，又是金庸的好朋友，他笔下的金庸就多了几分生动和真实。想要了解金庸，不能不读倪匡的文章。在此特辑录几段倪匡记述他俩之间友谊的妙论，以飨读者。
　　坊间有流言：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的。听到这种流言，倪匡乐不可支，认为真正太看得起倪匡了。他说，他若能写得出金庸小说的十分之一，已是死而无憾。
　　但这些说法自何而来呢？
　　金庸写完《倚天屠龙记》后，《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第一天开始连载时，金庸约晤倪匡，在座的还有新加坡的一位报馆主人。
　　这位新加坡人是特地来香港找金庸，要求金庸别结束《倚天屠龙记》，继续写下去。而金庸已将全副心神投入创作《天龙八部》，不可能同时写两篇，所以特此约晤，要倪匡代地撰写《倚天屠龙记》的续集。
　　当金庸一提出这个要求时，倪匡顿觉脑中轰地一声响，几乎飘然欲仙。当时的对话，大抵如下：
　　金庸：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馆主人来，竭力推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胜任。
　　新加坡报馆主人：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
　　倪匡大口喝酒，半晌不语之后，神色肃，开始发言。这大抵是他一生之中最正经的时刻。
　　倪匡：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他的小说，真是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如果有人胆敢答应：我来续写，那这个人，一定是睡觉太多，将头睡扁了。我当然不会续写《倚天屠龙记》，因为我虽然睡觉不少，但幸保脑袋未扁。
　　不过这件事，倪匡至今认为是极大荣幸，颇有逢人便谈之乐，所以久而久之，就有"倪匡代笔"之说了。
　　而且，真是确曾"代笔"。那是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期间，忽有长期出游欧洲计划。而香港报纸的长篇连载一般来说不能断稿。于是金庸找倪匡，求他代写三四十天。当时在场的还有名作家董千里（项）先生。
　　金庸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自由发展。"
　　（倪匡语：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着，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个别人，或许会生气，但倪匡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
　　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练而有力，文字的组成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
　　（倪匡语：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倪匡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董千里先生文之简练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今后小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
　　商议定当之后，就开始撰写，倪匡自觉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战战兢兢地写了大约六万字左右，到金庸欧游回来，才算松了口气。
　　金庸在事前的担心，倒不是白担心。因为他深知倪匡的脾气，喜欢"捣乱"，所以才事先特别叮嘱"你只管写你自己的"。然而当他回来之后，见面第一句话，倪匡就说："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阿紫是《天龙八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倪匡说他讨厌这个人，所以令她瞎了眼。金庸一听，也唯有苦笑，是否有"所托非人"之感，不得而知。常言道"生米已成炊"，阿紫之眼，既被弄瞎了，自然也唯有认命了。
　　倪匡所写的那一段，在旧版书出版时，收进单行本中。金庸将全部作品修订改正之际，曾特地找倪匡来商量："想将你写的一段删去，不知是否会见怪？"
　　倪匡当时的回答很妙，先大声说："见怪，会见怪，大大见怪！"
　　金庸是正人君子，不像倪匡那样，荒诞不经，闻言神情踌躇，大感为难。于是倪匡哈哈大笑，道："我见怪的是你来问我会不会见怪，枉你我交友十数载，你明知我不会见怪，不但不见怪，而且一定衷心赞成，还要来问我！"
　　金庸有点不好意思，说："礼貌上总要问一声。"
　　倪匡说："去他妈的礼貌！我有点担心，阿紫的眼睛瞎了，你怎办？"
　　金庸说："我自有办法！"
　　金庸果然有办法，他改动了一些，结果就是如今各位看到的情形。金庸将阿紫、游坦之两个人的性格，写得更加透彻。一个为了痴情相爱，宁愿将自己的眼睛送给爱人，而一个为了性格顽强，将已复明的眼睛又挖出来。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大作家的能力，确然令人折服。
　　经此一事之后，倪匡自然更逢人便说，而且还自撰一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
　　借金庸、张彻两大名人标榜自己，可谓深得自我标榜之三昧矣！所以，才有了"代写"的流言，事实上，却不过如此而已。
　　在《明报周刊》的雏形时期，需要一篇武侠小说，为了增加对读者的吸引力，署名是"金庸、倪匡合着"，事实上，全由倪匡个人执笔，借了金庸之名。合作写小说不是不可能，但以倪匡自认为和金庸创作能力距离之遥远，实在是没有什可能的事。
　　以上，就是所谓"代写"的内情。
　　金庸的小说，没有人可以代写。
　　如果有人可以代写，写出来的作品如此之好，这个人为什要代金庸写，自己不写？道理极简单，偏有人不肯去想一想，真怪！
　　倪匡藏有金庸所书长联两幅。至今为止，可称世间孤品，因为舍此而外，金庸再无类似的书法作品。金庸倒是在他的作品集上自题书名，每一次，只怕都写了几十遍以上。因为他的书法，并不如何高超，绝不能称"家"。但这幅对联，却极之有趣。
　　倪匡说在联语之外，还有注解，字数虽不多，但包含哲理甚深，录下以供各位同享：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文中有武，不饥不寒，老而不死，不亦快哉；
　　品到无求，无迂无争，迂则必争，无灾无难，远于无常，无量寿也。
　　我与君俱以武侠小说为人知，文中有武，并驾当时。人之喜祷善颂者。恒以"大宝贵亦寿考"为祝。寿考诚美事，大宝贵则非大争求不可得，或求而无成，或既得而复失之，终日营营，忧心忡忡，人生百年，何愚而为此苦事。君少年时多历忧患，当深知不饥不寒之至乐。
　　女俏子灵斯谓好，谷重穗，不搞不震非好汉；
　　贝富才捷信为财，果珍李，无忧无虑作财婆。
　　匡兄四十初度，摆联自寿，有"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暨"无欲无求"语。以"不"、"无"二字为对，惟有句脱，匡嫂不之喜也。谨师其意，以抽笔书二联祝无量寿。举世贝壳藏家，或雄于资，或邃于学，抑或为王公贵胄，似君以俊才鸣者，未之或闻。
　　匡兄华诞之喜
　　弟：金庸
　　乙卯六月
　　倪匡说，"这幅对联，需要解释之处甚多，不然，不容易明白，太过'深奥＇。"
　　"首先，四十岁那年，我自撰对联一幅：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算什；
　　时已无多，无欲无求，无非是这样。"
　　"自觉甚是高兴，在报上发表。惹来的反应，是有人在报上破口大骂：'自撰挽联式的对联，以老卖老。＇等等，这可以不论。老妻看了，愀然不乐，是因为'时已无多＇四字。人到四十，算是活七十，已过了一大半，'无多＇是实际情况。叵奈人都不愿听真话。金庸知道'匡嫂不乐＇之后，送来这两副对联。"
　　"第一幅的典故如此。第二副的'典故＇更多。老妻名李果珍，小女名穗，小儿名震，这是嵌名联。而"搞搞震"是粤语，意思是胡捣蛋，一联之内如此复杂，也颇不多见！"
　　"小儿胡捣乱事迹甚多，金庸后来又在赠他的书扉页上题字，有'不搞不震非好汉，乱震乱搞岂英雄＇之句，以资勉励。有金庸亲笔题字之小说，在同学中，登成英雄人物矣！"
　　倪匡对金庸性情的评论，也很有意思。
　　金庸是属于慢性子的人，涵养极好，多少年来，只见他发过两个半次脾气。此话怎讲？因为两次都不是盛怒，只不过表示了他心中的不高兴，而且这两个半次脾气，都发得十分有理。一次，是笔者为了一己之利向他作一个要求，时在汽车之中，金庸"哼"了一声："除非《明报》破产，不然万万不能！"吓得笔者和同车人噤若寒蝉，连大气儿都不敢透着好几分钟。另半次是对一个行为十分卑劣的小人，该小人颠倒黑白，造谣生非者再，金庸当众宣布不与这种人同席　　很多人，可能只看到过查先生这半次脾气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第一个半次生气之后不到一小时，金庸就打电话来："如果你真觉得这样子对你有好处，就照你的意思办吧！"笔者忙曰："不必了！不必了！"屈己从人，照顾朋友，这是金庸做人的豪侠之处。金庸事业大成，自然比一般摇笔杆子的朋友富有许多，向他有所求的朋友，很少受到拒绝。曾问过他："你手上的钱如何处理？"他的回答是："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施惠毋念，金庸是做得到的。但受恩勿忘，受过金庸好处的人，若能表达一下心中的感激，金庸也总会高兴的。退出江湖
　　他的权力欲很淡，
　　向往着且自逍遥没人管的生涯。
　　金庸曾说："我写社评，那是写真，写小说，那是写美，而佛学，是揭示善的。真善美，才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追求。"
　　金庸是一个通人，他洞察了人生的千奇百怪，喜怒哀乐。他能够在创作最辉煌的时刻，悄然隐退，宣布不再写武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又说要从《明报》退休。1991年底，金庸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出售自己拥有的《明报》部分股权，出让《明报》控制权。
　　其实，金庸出售《明报》的念头早就有了。1985年，他曾与世界着名的报业大王，澳大利亚人墨多克有过接洽，当时，墨氏愿出十一亿港元，由自己名下的香港老牌英文报社《南华早报》全盘收购《明报》。后来，此事因故告终。此后，一直有报业集团同《明报》洽谈收购合并之事。
　　终于，在1991年12月11日，金庸与香港智才集团董事会联合宣布，智才收购《明报》的计划初步实现。
　　1994年1月1日，金庸完全退隐。1993年底，明报董事局发表如下启事：
　　明报集团于1992年2月改组，进一步发展多元化业务。1993年4月1日起，董事局主席查良镛先生要求改任集团名誉主席，逐步实现查先生分阶段退休之心愿，并推荐于品海先生出任主席。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辞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之职衔，静心欢度退休后旅游、颐养、讲学及着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诚意挽留，查先生恳切表示年近七十，志在'放下、自在＇。董事局虽极感遗憾，然必须尊重查先生之心愿。
　　查先生1959年创办《明报》，凭其学问修养、道德勇气和从事新闻工作之经验，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信条，创造出文人办报、办期刊、办出版社而成功之历史。纵观《明报》三十四年间走过之路程，反映出查先生对人类世界、对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宝爱之情，亦流露出其谦谦儒者之大胸怀。
　　这篇启事不仅宣布了一代报业大亨查良镛退隐的消息，而且对他所创办的明报事业作了精要的回顾与中肯的评价，充满着明报同人对于金庸的敬爱之情。
　　金庸在明报集团保留了25％左右的股权，他计划分批出售到1996年底。为什这样？他回答：
　　"我不可以在市场一次过抛出，这会压下股价，对公司不起，对我自己，对智才都是不好的。这样的安排和政治绝对无关。我的住宅正在翻新重建，花费不少，如果我对九七不乐观的话，就肯定不会重建我的旧房子了，花一大笔重建费用就很蠢了。"
　　显然，《明报》已投入了别的门派。这样一来，金大侠势必成了孤家寡人，这是否意味着大侠一手创建的，威震江湖、垂名数十年的大门派，如他笔下裘千仞的铁掌帮一般，从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
　　大丈夫行事，俱具本色。故能撰武侠，能描绘江湖，能创建《明报》，能封笔归隐，也能卖出《明报》。
　　金庸深情地说："《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那，他又为何卖出《明报》？且听他自己的解释。
　　一是自己年事已高，要趁早为报纸做个安排。1986年《明报》创办三十周年时，他已宣布不再担任社长一职，每星期只到报社一两次。"我精力渐渐衰退，如再继续掌管大权，企业和报纸会老化的。"金庸说："应趁我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做个长期的筹划，要使报纸、周刊和月刊的生命比我个人的生命长得多。"不难看出，这是年老的智者发自肺腑之言。
　　二是答应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做教授级的名誉院士并讲学。1992年底牛津大学接纳金庸为访问学者，这使金庸大为高兴。他说他在中学时就梦想去牛津或剑挢读书，没想到这个愿望在晚年实现了，且是去讲学！尽管金庸一再对人说去英国既非移民，也非为此才出售《明报》，但人们从中也能看出一些联系来。
　　三是为《明报》引进资金和管理的活力。《明报》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得冒许多投资上的风险，金庸是稳健的人，自不会像韦小宝那样以押宝为乐。《明报》的买主于品海也一再称："金庸是文化人，不愿看到《明报》担风险。"在改组《明报》时，金庸力主把智才的南海纺织公司纳入到《明报》名下，以此来缓解《明报》的压力。
　　四是追求"无官一身轻"。在谈到失去《明报》控制权时，金庸说："我的权力欲很淡泊，我觉得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金庸还进一步对这潇的人生观做出解释："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所写的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的。"
　　看来，金大侠的归隐之志，绝非儿戏。
　　金庸对《明报》的买方作过精心的挑选。他不愿意收购《明报》的企业纯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献身精神和责任感。他曾先后与十一家机构进行了洽谈，着名的有墨多克名下的《南华早报》、麦克斯韦尔的《镜报》集团、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集团和日本的《东京时报》集团等，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智才集团。除了不忍把《明报》卖给外国人外，也还因为智才集团的首脑于品海个人具有良好的条件。
　　于品海当年不到四十岁，生于香港，1976年赴加拿大读大学，1979年返港，曾在《明报》名下的《财经日报》做过翻译和编辑。1985年他成立智才公司，自成一派。
　　于品海承认："金庸领导下的《明报》，在香港的江湖地位是数一数二的。"他明确表示："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们不会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谈及金庸在《明报》的地位，于品海说："我虽然也做过新闻，但与一个做了几十年的人相较，我拍马也追不上。"又说："我们希望他能继续处理报社工作，特别是处理编辑和采访部门的政策。"
　　短期内，金庸对于《明报》大约还有影响。
　　然而，卖出《明报》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它反映了金庸这位"武林盟主"和"报业大侠"晚年的心境和际遇，也反映了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
　　金庸自称已垂垂老矣。"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七十岁时的金庸仍能去英国讲学，仍能北上京城与中共高级领导人畅谈中国前途，仍能写社论，仍能每年出版一本英文的时事评论集，是老矣？金庸显然宝刀未老，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晚年的功夫更胜早年。
　　作为《明报》创办人，亲手卖出《明报》，心情不免有一份苍凉之感，金庸回答记者说：
　　"舍不得。我刚翻看明报的旧照片，眼泪都流出来了，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对于《明报》的旧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于品海先生加入的时候，我很明确的向他表示过，'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八个字仍然适用于以后的《明报》办社方针。《明报》的商誉就是《明报》最大的资产，《明报》的编辑方针是绝对不能变的。于先生是很聪明的人，不会这样做，是可以信任的。你们知道最清楚了，于先生并没有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事实上，《明报》不但销量创下了创办三十四年来的记录，广告创了记录，股价也创了记录，我还有什不满意呢？退休完全是年纪问题，如果我是和于先生年纪一样大的话，就绝对不会退下，给我十倍价钱也不会出售《明报》股权。"
　　退休后，金庸要做什？会去什地方？
　　他说有两方面的打算，一是写历史小说，二是做一些研究工作。
　　历史小说，他会取材春秋时期的吴越及汉唐时代的史实。汉唐是中国最伟大的时期，春秋战国则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历史人物慷慨豪迈，激扬文字，思想开放。金庸的心中仍系着中国人的根。
　　牛津大学的StAnthony（圣安东尼学院）和Maugdalen（摩丹伦学院）分别颁授他名誉院士和访问学者荣衔。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荣誉，并于1994年四五月间邀请他讲学，主要是关于中国历史与小说。温哥华的BritishColumbiaUniversity（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聘请他为兼职教授，他有时也去那儿讲课。
　　金庸做人，写小说，写文章，处处透露出学者风范。或许，他的骨子里就是一位学者。在宁静的黄昏岁月，他会不会奉献给读者几部沉甸甸的学术着作，尤其是他会不会将多年的佛经研读心得形成文字，令广大的读者分享那一份智慧与感情呢？
　　金庸是在杭嘉湖平原的秀丽山川与丰厚的人文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的血液中，流淌着江南文化的血脉。他多次表示，退休后希望能在杭州西湖边建一幢小屋，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和思念之情。
　　他的家乡海宁紧邻杭州，乘坐汽车仅需一小时即可抵达，而且历史上属于杭州府。金庸本人也在这座城市读过中学，当过记者。
　　杭州的美丽，宋代人诗人柳永有过脍炙人口的描绘：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挢，风帘翠幕，叁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金庸在他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也有关于杭州西湖的描绘：
　　陈家洛也带了心砚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挢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晕，山峰秀丽，挺拨云表。心想：袁中郎初见西湖，比作是曹植初会洛神，说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不错，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
　　他幼时曾来西湖数次，其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
　　金庸云游几十年，不知西湖的景色几番入梦？再度回到湖边，已是两鬓斑白，功成名就。只叹时光如飞，白了少年头。一样美景，两种心情，同一身心，两番天地。造化弄人，谁能奈其何。
　　故乡以巨大的热情欢迎这位游子。西湖风景区的土地是不允许建私人住宅的，但是，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作出特别决定，批给金庸四五亩地，建造一间园林式的小舍。金庸将其作为休闲、藏书之用。他表示去世后，这所房子连同书籍，全部交给杭州市政府。
　　这四五亩地位于西湖畔洪春挢边的"茶人之家"。从今以后，金庸便可常常回到西湖，在湖光山色之中领略人生的情趣。
　　1994年4月1日至10日，应浙江省省长万学远的邀请，金庸夫妇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夫妇的陪同下，回到了浙江，引起不小的轰动。在金庸的家乡，有数不清的金庸迷，由于多了一层同乡关系，他们对金庸更有一分亲切感。
　　金庸捐资三百万元的嘉兴图书馆在4月3日落成。嘉兴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并聘其为市人民政府高级顾问。杭州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之衔。金庸在嘉兴图书馆留言："感我桑梓，赐以嘉名，愿尽菲薄，助振斯文。"
　　他还去游览桐乡乌镇的茅盾故居，写下了"一代文豪写子夜，万千青年诵春蚕"的题诗。
　　在绍兴兰亭曲水流筋景点，一腔豪气中，金庸连饮两盏绍兴老酒，完了才说："我不会喝酒。"走到康熙皇帝写的"兰亭碑"前，听到讲解员说到"一"字典故时，微醺的金大侠立即引用《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一句话："只有这个'一＇字一模一样。"游到陆游沈园时，他又盯着一株红白花相间的桃树，脱口吟出了陆游诗句："惊鸿照影"。
　　最有趣的是，在杭州、嘉兴、绍兴等地，许多读者捧着他的书要求签名，但摆在金庸面前的，几乎都是盗版书。为了不让"金迷们"扫兴，他签了一两本。求字者幽默地说："除了签名，其他都是假的。"
　　金庸倒是颇具侠客风度，他说："如果没有那多的盗版，我的书还不会有那多的读者。"
　　4月4日下午3时左右，金庸回到母校嘉兴一中。对着那些孙儿辈的学生们，他想起自己在这里读书时也是这般年纪，而眼前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等到多年以后，到了他现在这般年纪，又是什样的命运？他激动地称这些小孩子们为"小师弟小师妹"，唤得满场激昂，气氛融洽，连他自己的眼角都闪着泪花。
　　金庸对于随行的记者也常以"小师弟"、"小师妹"相称，一副江湖中人的口吻。有记者问他："你书中哪一个男主角最像你，你最像哪一个？"他十分认真地回答："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是比较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风流，况且我不会武功┅┅"
　　这次浙江之行，他还去了普陀山，献上清香一瓣；在北仑港，迎着海浪嬉水；在河姆渡原始人遗址，遥想人类的蛮荒时代┅┅
　　回到香港，他又匆匆起程，到台湾、新加坡等地访问或演讲。
　　退了休的金庸，倒像个云游四方的大侠。家国情怀
　　他是杰出的小说家报业家，
　　也是极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动家。
　　明报董事局启事中称：
　　查先生与《明报》对两岸执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之态度。1973年查先生访问台湾后所撰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对台湾偏安与图强之各种现象作深入生动之勾勒，传诵一时。1981年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1984年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会见，以及1993年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其后发表之谈话记录，无不流露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生之情操。
　　金庸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卓越的报业大亨，也是一位极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动家。他有一套特立独行的社会观、政治观，对于时局，以及中国的前途，有着独到的看法。尽管受到不少非议，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不得不承认，金庸的理性精神和敏锐的观察见地，大体是切合实际的。
　　1993年3月他在张浚生的陪同下赴内地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人接见了他。金庸回港后写了一篇《北国初春有所思》长文，全面记述了此次访问的过程，以及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了让读者直接感受金庸的政治观点，欣赏他的政论文笔，摘录其中的片断如下：
　　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俯视下方美丽的香港海山与高楼大厦，思潮起伏。
　　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的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九七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
　　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为什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
　　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迟得十年，决不至于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的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19日下午三时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
　　张浚生先生陪我走进会客厅时，江总书记到厅门口迎客相见。厅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共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江总书记先说："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相见，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我谦逊一番后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
　　江总书记说："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江浙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却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口问丁关根，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两岁。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情感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
　　他指着茶几上的一本《明报月刊》一月号，说：
　　"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着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着红线，相信是他阅读时表示同意的。
　　他问起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我说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赞成彭督的政改方案，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则支持，目前双方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也或许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数略多。（按：此为三月中旬的情况，其后数次民意调查，均显示支彭者人数有所下降。）一般而论，普通香港市民对于争执的内容实在并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谈判合作，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平稳过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剧的改变。所以鲁平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中肯定宣告中国不会提早收回香港，所谓"另起炉灶"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办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观点。
　　此后有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我总的印象是，江泽民并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他说："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方的让步，由此达成协议。但协议既然成立，就决不容许食言反悔，言而无信。就算是面对有组织的西方国家强大压力，我们也决不会屈服。中国自解放以来，从来没有不遵守国际条约、协议的记录。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必定严格遵守，基本法的规定要切实执行，和外国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必须照办。"
　　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滕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怀诗词是恬淡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是'死去原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他说："我是学电机工程的，丁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我不搞文艺，但喜爱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谈了一些中外文艺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的《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
　　莎士比亚的戏剧TimonofAthens（《雅典的狄蒙》），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淹没了高贵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他关于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我回到香港后查阅鲁迅《且介亭杂文》，这句话出于《中国人失掉自信为了吗？》一文，作于1934年9月。该文的最后三段是：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我一向主张香港尽可能现状不变，因为这最安全，对大多数人有利。但我也从来不怪责基于向往西方民主的制度而要求在本地急速推进民主发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对为了出人头地、争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变之人。名利地位是极大多数人都想争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此，我持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如果所作所为对大多数人有利而自己同时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对大多数人无损而自己有利，那可以接受；但如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损害大多数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出的主张到底对多数人有利还是有害，其中含有主观的判断。
　　民主最终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个判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进发展好，还是循序渐进的发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见。欧美政要将"民主"与"急进发展民主"之间划上等号，我并不同意。
　　不论是主张急进还是主张稳健，只要出发点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幸福，意见不同没有什大不了，尽可心平气和讨论、商谈，不必相互仇视敌对。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不顾香港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那不论口号和言论多动听，都是不值得尊重的。虽然个人动机如何，旁人难以妄加猜测，但假之以时日，一个人的真面目终究会显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自上至下，真正在改革开放。中国过去教条太多，毫不开放，需要大大开放。香港社会本来充分开放，多数居民满意于现状，害怕九七后有太大改变，那就不应求变，而应努力求不变。
　　保守有其稳健和保持传统的一面，急进有其进取与加速进步的一面。这两股力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经常存在的，所以英国有保守党、工党，美国有共和、民主两党，法国有右派与左派政党。香港人在讨论政治之时，似乎应当持一种容纳异见的心态，不妨坚持己见，但对别人的不同主张，也应考虑一下其中的优点。中共过去缺点甚多，但他显然已知今是而昨非，我们就应支持他们的改革开放，不要拿十五年前的情况来衡量今日的中共。
　　这篇《北国初春有所思》无疑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比之于那些哔众取宠的口号式理论，金庸的主张显得朴实，切乎于民生，这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而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金庸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责任感，同时又多了许多理性与宽容。
　　金庸的政论也常常受到争议，但他有"力排众议"，"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持己见的精神，绝不向所谓的"多数"或"权贵"屈服。
　　香港一些所谓的民主派以僵化的眼光看待中共政府，又毫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横加指责金庸支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说成是"见风使舵"。金庸自己这样辩解：
　　"我办报的主张有八个字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前者是说各种意见可以发表，尽管报纸有本身立场，但应该尊重别人的不同意见，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无欲则刚＇当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欲望，而是说不可以有不正当的欲望，利用报纸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如果想求别人一些好处，或面对政权想讨一些生意机会，便算是有不正当欲望，在处理上便不可以刚强。
　　办报当然有欲望，一是希望读者多，二是广告多。但坚持上述两个原则，肯定可以达到目标。我们不是无原则的批评，例如共产党不可以说它一无是处，要是它做什也是错的话，这个政权两三天已垮台了，不会发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单凭一己偏见反对它。我们只是秉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原则办事。
　　我们对四人帮反对很厉害，┅┅邓小平复出，我相信他只希望中国富强，国家安定┅┅我们支持他的政策。
　　确实，"文革"时的"共产党"与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探索以求自新。金庸支持现今中共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务实，至于别人议论，又何足道哉。正如他的一首旧诗所言：
　　南来白手少年行，
　　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
　　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君国土宣精辟，
　　策我庸弩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
　　敢辞犯难惜微名？"大师之作
　　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
　　读来读去还是金庸。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的顶峰；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言情小说，写尽了人间各种形形色色的情感；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通俗小说，是有价值的通俗小说；
　　还有人说，金庸小说是浪漫派小说；
　　更有人说，金庸的小说仅仅是小说，算不上文学作品。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说来说去，金庸的小说就是地地道道的小说，是像《红楼梦》一样好的小说，是诗歌般的小说，是写人写情写景写历史的小说，是引人入胜，让人手不释卷的小说。
　　套用"金学大师"倪匡的话来说，"以前，世界上未曾有过这样好看的小说；以后，只怕也不会再有了。"
　　学究们、评论家们设置了许许多多概念名份，什纯文学、通俗文学，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把那些鲜活的文学作品支解得支离破碎，再贴上一块块的标签。
　　其实，对于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没有什概念能够规范他们。莎士比亚是什流派？曹雪芹又是什流派？贝多芬、毕加索又是什流派呢？
　　只有那些不入流的文学家、艺术家，创作时才会宣称自己是这个"派"那个"主义"，因为他们才情空虚，学识浅薄，所以借名号来壮胆。而那些真正的大师，从来不去介意自己要被归入哪流哪派，他们只知道生命中有一股清泉要奔涌而出，他们只知道惟有文字、线条、音符、色彩才是他们的生命，于是他们只知道让生命之泉去自然流淌，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地创作，再创作。
　　以金庸小说而论，其中有武侠、传奇的一面，天马行空，情节曲折；也有推理、言情的一面，悬念重重，扣人心弦。有悲剧的一面，写尽人间的无奈悲凉；也有喜剧的一面，处处夹杂了幽默谐趣，以及善意的嘲笑。有讽刺鞭挞的一面，对于世态人心，社会历史的阴暗丑陋，不乏犀利的思考与揭露；还有称颂赞美的一面，对善良的品质，侠义的情操给予充分的讴歌和褒扬。
　　正如《红楼梦》一样，道学家看出"淫"，才子看出"缠绵"，革命家看出"反清"（鲁迅语）。实在是见仁见智，说不清，道不明。所以金庸的小说若是被人安上什"主义"之类的名号，就变得莫名其妙了。
　　还是倪匡说得有道理，小说一定要好看，不好看的小说有什用？金庸也认为，文学艺术首先是表现美的，是追求美感的。
　　金庸的小说中最吸引人的，不光是那些离奇诡异的情节，也不止是那些古灵精怪的武功，而是那种氛围，那种意象。这是我们失落了很久的"中国"，是我们梦幻里的"中国"，是如诗如画的"中国"，也是标准的中国味道的"中国"。
　　这里面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的语言是地道的汉语。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的，五岳的山山水水，宋明的村镇酒肆，伴随着棋琴书画，刀光剑影。他们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式的，从长河落日圆的大漠，到杨柳依依的江南，还有那曲径通幽的庭院，小挢流水人家。他们的情感也是中国式的，一切都洋溢着中国文化的神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习俗。
　　总之，中国文化美好的一面，诗情画意的一面，全都在金庸的作品中表现得酣畅淋漓。上至儒、道、释的哲学伦理，下至古老中华的民俗民风，无不活泼泼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使生活在烦恼尘世中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根"和"魂"，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许多生长在当代的华人，无论是生活在本土还是身处海外，在中国传统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是贫血的。几乎可以说，许多青少年是凭借着金庸的作品，才将自己的血脉与悠久的中国历史重新衔接；而许多中老年人，也是从金庸的书中拾回了几被遗忘的中国梦。
　　这就是为什那多华人爱看金庸，一遍一遍地读，百读不厌。看金庸的小说，好像又回到了唐诗、宋词，又回到了春秋、汉赋，又回到了《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西出阳关》，又回到了《封神榜》、《七侠五义》、《包公案》┅┅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艰苦的环境里辛勤劳作，繁衍生息，生活得单调、沉重，平凡而缺少刺激。但是每个人的心底里都不可抑制地存在着向往冒险，寻求变化的情结，希望自己的生命中也能出现奇迹，精彩一回。武侠小说这种天马行空、惊险刺激的内容情节，正好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能够填补许多人的精神渴望，满足了他们的幻想。而金庸的小说又是其中色彩最浪漫，感情最浓烈，人性表达最全面最丰富的作品，给予了中国人无限的想象空间，难怪人们对它如痴如醉了。
　　波澜壮阔、气派非凡、博古通今、包罗万象。
　　诗词、历史、天文、地理、民俗、风光、武术、医学、巫术、棋艺、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甚至植物学、动物学、心理学等等，奇妙地融汇在一起，构成金庸小说的斑斓色彩。
　　那广博深奥的知识，在金庸笔下全部化成有趣的文字，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得到陶冶和修炼。能够艺术地活用各种知识，现代中国作家中，当首推金庸。
　　金庸的小说，差不多全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康熙、乾隆、朱元璋、李自成等，都在小说中出现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描述，金庸做到了一个优秀小说家该做到的，既不违背基本的史实，又有艺术的升华，包含着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
　　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同处一起，好不热闹，造成了奇异的效果。比如《鹿鼎记》中韦小宝与俄国苏菲亚公主一段，除了韦小宝是虚构的，其他均为真人真事。
　　当然，真假原是说不准的，尤其是已经过去的历史，谁又能自诩把握到它的全部真实呢？在沧桑变幻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本无定数，如《红楼梦》中说：假作真时真亦假。
　　金庸为现代小说运用历史题材树立了典范。他的小说确实做到了：
　　"一方面与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与日常生活有关，┅┅是一部编年史，是一本部落之书，一部有关风俗与传统的重要汇录，而同时也是一本供大家娱乐的故事书。"（保罗．门采语）
　　至于精彩的围棋棋局，高深的中医中药知识，丰富多彩的地理人文景观，绚丽浪漫的异域民俗风光，┅┅在金庸的作品中更是经常出现，成为吸引读者的又一重要因素。难怪许多人看完金庸的书后，都会由衷地感叹：这个人怎会懂得那多？怎能有那丰富的学识？也许，说金庸的小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一点也不过分。
　　作为形式上的武侠小说，金大侠对武功招式，武打过程也有精湛独到的描写。他将每一招武功都安上了美妙动听，充满诗情画意的名称，而且将各种稀奇古怪招数的动作细节介绍得一清二楚。就像电影的蒙太奇效果，精彩的镜头层出不穷，一个套一个，一环扣一环，读来津津有味。
　　在金庸的每一部作品中，都穿插众多武打场面，真是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无一雷同。每一回的场景、人物、动作、表情均交代得细致入微，充满了现场感。再加上慢镜头的捕捉和读者想象力的再创造，绝对要比亲眼目睹还要精确，当然也更具美感。这也许与金庸曾拍过电影，当过编剧导演有关。
　　更绝的是，金庸不仅写出了动作，还能在描绘"打"的同时，刻画出人物的心理活动，绝妙的武术和武打者的情绪性格尽显其中。这样的镜头在书中不胜枚举，信手翻开，无不如此，真看得人兴趣盎然，有美不胜收之感。这种写作手法，对于传统的武侠小说，确是一个大大的突破。
　　金庸描述武功时，还喜欢将武术的演示技巧与武打人物的内功修为写得层次分明。尤其是高手过招的情节，那种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见一山高的意境，让金庸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无穷。
　　尤为难得的是，金庸常常将佛法、道教原理，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溶入武功中去。写出了那种大地万物溶为一体高妙境界，那种凝神静虑，心如上水，头脑豁然开朗，眼前一片空明时的神奇力量，将东方理想中的天人合一的神韵抒发到了极点，教人为之心动。
　　更令人折服的是，金庸还深通音乐和舞蹈。小说中，瑶琴古筝，长萧铁笛无不成为武器，音乐之声也可发出武功，释放出能量，或致敌死命，或治病救人。比剑试刀，拳掌相交中，无不蕴含着优美的舞姿造型。充分体现了静中有动，柔中带刚的中国民族舞蹈和音乐的神髓，美伦美奂，实在高明。
　　然而，金庸作品中的武功之所以那吸引人，也许最根本的还在于他把握住了生命的律动，体悟到了自然的节奏。他将这些以及中国人对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热望全都倾注于那一招一式，一纵一跃之中。因而他笔下的武功才充满了灵气，充满了诗意，充满了象征。金庸自己就承认，他的武功名堂，许多都源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灵感均来自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变幻莫测，神奇曲折，慑人心魄，引人入胜。
　　金庸小说的情节布局，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有人评价说是"合乎情理，出乎意料"，可谓一针见血。
　　金庸小说的开头，大抵都神秘悬疑，将读者的好奇心大大激起。例如《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等等，一开场，奇怪的事件一桩接一桩，令读者如置身云里雾中，方向难辨。一直追下去，才一层又一层地揭开事实真相。读进去之后，故事不断发展演绎推进，情节更加复杂离奇，矛盾叠起，悬念重生，冲突加剧，一波三折，更看得读者仿如置身其间，心不由己，欲罢不能。最终或真相大白，或悬而不决，或不了了之┅┅看完了不是让人击掌叫绝，大呼痛快，就是教人意犹未尽，遗憾不已，总之只恨书太短。
　　金庸极能渲染诡谲神秘的气氛，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都能从容写来，直看得人毛骨悚然，拍案称奇，只道天下竟有这等怪事。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夜过浙闽交界廿八铺和误入西湖底深处身陷地牢；《连城诀》中土豪万震山午夜梦游砌墙；《飞狐外传》中程灵素带胡斐人师兄姜铁山薛鹊的铁铸圆屋，见到他用大铁锅蒸儿子姜小铁；《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和郭靖，在塞北高峰上遇见黑风双煞和骷髅头阵；还有令金毛狮王谢逊发疯的冰火岛，布满八卦迷魂阵的桃花岛，黑木崖上东方不败的花园小屋等，情节景物的描绘，无不怪异突兀，鬼气森森，使人不寒而栗，让读者产生出一种恐怖的快感，好奇心顿增。
　　金庸还特别善于描写秘境绝景，使情节的发展更加不可思议，奇峰突起。如大漠风沙、巨雕恶狼、冰雪连天、茹毛饮血的戈壁荒山，柳暗花明、莲叶轻舟的江南水乡，佛法严的庙宇道观，枯藤老树的深山古刹，与世隔绝的桃源仙境，精悍蛮荒的异族部落，人迹罕至的雪峰冰仞，┅┅还有那些虚无缥缈的仙山琼岛，神秘深幽的山谷地洞，再加上离奇古怪的邪教活动，以及惊人刺激的怒海群鲨，等等，等等，简直是匪夷所思，神来之笔。金庸的想象力之丰富，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总令人读得陶醉其中，叹为观止，眼界大开，非常过瘾。
　　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读来读去，还是金庸。栩栩如生
　　金庸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
　　创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
　　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
　　汉字是象形文字。美国诗人庞德说"汉语天生是诗的"。但是，就在庞德说此话时，中国的傅斯年先生正慷慨激昂地说：汉语是野蛮的，应该废止。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汉语的野蛮（大意如此）。
　　时为1919年。
　　然而，汉语并没有消失，在中国在海外，十几亿华人仍然使用汉语。
　　不过，汉语的味道开始变质。她从前是"天摄人治"，极其玲珑活泼，而"五四"以后，西洋语法的侵入，出现了所谓的"欧化语"，不中不西，不土不洋，读来感到乏味，让人倒胃口。许多新文艺作家都有这样的毛病，时代风气如此，怪不得谁。
　　金庸是个天才，他运用地道的中国文学语言。"金庸小说的文字，是绝顶高超的中国文字。"（倪匡语）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生命，是意识，是存在的屋宇。"其实，语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仓库。
　　金庸的语言文字，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重新展现了汉字的意韵。
　　且看《笑傲江湖》第十四回中桃谷六仙的一段对话：
　　终于有一人道："咱们进去瞧瞧，到底这庙供的是什臭菩萨？"五个人一拥而进，一个人大声叫起来："啊哈，这里不明明写着杨公再兴之神，这当然是杨再兴了。"说话的乃是桃枝仙。
　　桃干仙搔了搔头，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又不是杨再兴。原来这个杨将军姓杨，名字叫做公再，唔，杨公再，好名字啊好名字。"桃枝仙大怒，大声道："这明明是杨再兴，你胡说八道，怎叫做杨公再。"桃干仙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可不是杨再兴"。
　　桃根仙道："那兴之神三字是什意思？"桃干仙道："兴之神三个字难道是我写的？既然不是我写的，我怎知是什意思？"桃叶仙道："兴，就是高兴，兴之神，就是精神很高兴的意思，杨公再这姓杨的小子，死了有人供他，精神当然很高兴了。"桃根仙点头道："很是，很是。"
　　桃花仙道："我说是这里供的是杨七郎，果然不错，我桃花仙大有先见之明。"桃枝仙怒道："是杨再兴，怎是扬七郎了？"桃干仙也怒道："是杨公再，又怎是杨七郎了？"
　　桃花仙道："三哥，杨再兴排行第几？"桃枝仙摇头道："我不知道。"桃花仙道："杨再兴排行第七，是杨七郎。二哥，杨公再排行第几？"桃干仙道："从前我知道的，现在忘了。"桃花仙道："我倒记得，他排行也是第七，所以是杨七郎。"
　　桃根仙道："这神倘若是杨再兴，便不是杨公再，如果是杨公再，便不是杨再兴。怎又是杨再兴，又是杨公再？"桃叶仙道："大哥你有所不知。这个再字，是什意思？再，便是再来一个之意，一定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所以既是杨公再，又是杨再兴。"余下四人连连点头，都道："此言甚是有理。"
　　突然之间，桃枝仙又说道："你说名字中有一再字，便要再来一个，那杨七郎名字有个七字，该不是要再来七个？"桃叶仙道："是啊，杨七郎有七个儿子，那是众所周知之事！"桃根仙道："然则名字中有个千字便是生一千个儿子，有个万字，便是生一万个儿子？"　　这段废话连篇，人看人笑，百读不厌的文字，我们若尝试着将其中一个字删掉，看看语言还通不通，或者文气还顺畅不顺畅？
　　将汉字锤炼到这等程度，实属不易。尤其，金庸写情、写景、写谐、写怨、写世态、写江湖、写官场┅┅均能活灵活现，则更属不易，实在是非超一流高手所不能为。
　　他的许多章节和片断，真如神来之笔，使人赞叹不绝，回味不已，只可惜不能在这里一一举出。
　　没有人物，便不成小说。
　　人物立不立得起来，视乎作家对于人生观察、体验的深浅，以及他的笔力如何。
　　《红楼梦》流芳百世，重要原因在于里面的人物令人百谈不厌，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贾政┅┅等等，个个都蕴含着人性中某种普通相，仿佛在我们生活中到处能见到，感觉到。鲁迅的声誉与阿Q的成功也不无关系。
　　金庸也塑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如同《红楼》、《三国》、《水浒》等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深入人们的心中，成了某种性格或行为的代名词。
　　男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小龙女那样的女孩"，"我喜欢黄蓉那样的女孩"。　　女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杨过"，"我喜欢郭靖"，"我喜欢令狐冲"。
　　还有韦小宝、段誉、乔峰、王语嫣┅┅
　　还有周伯通、张无忌、周芷若、胡斐┅┅
　　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一种命运；
　　每一个人物都有一段情缘；
　　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
　　每一个人物都如同一出戏剧。
　　金庸认为，在人物刻画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应能令读者感动和难忘，印象深刻而鲜明，因为小说旨在反映人生，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金庸的心怀是宽厚而悲悯的，对笔下人物从不简单地划分为"正"、"邪"、"善"、"恶"的类别。那些反派人物没有出现时，江湖上一片谴责之声，但当他们真正出现时，总让人觉得他们仍有可爱的地方，并非一无是处，无法完全否定。而正派人物也具有各种弱点，从而使他们显得更为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考虑的是真实的问题。"（金庸语）
　　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在金庸的书中，即使一个公认的"恶人"，在从事一项"恶事"时，他也可能是出于他自身相当充足的理由，或可笑或可气或可悲或可恨。而所谓的"好人"，哪怕是出于"善"的动机也不一定能得出"好"的结局或效果。
　　所以，金庸笔下的人物，很少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他洞察了人性的全部奥秘，以及人性自身的冲突和矛盾。他以一种宽容的态度，理解的态度，来描述冥冥众生。在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绝不是那些"通俗小说"可以比拟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严肃文学"可以涵盖的。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的责任，就在于告诉人们，生活不是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着不可言说的复杂性，超越我们一般伦理、法律等的判断。
　　金庸无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此种责任。仅一个韦小宝，就很能说明问题。韦小宝在读者的心目中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韦小宝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另一个说法是韦小宝是十足的无赖混蛋。其实，韦小宝就是韦小宝，是一个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的人物。无法以伦理标准去评判这一个美学形象。这个形象本身涉及的问题恐怕与中国儒释道文化对于人格的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诸问题相关，足以写一本专着来探讨。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也断断不能将金庸的作品归入一般的通俗文学之列。从塑造人物的功力来看，金庸的小说绝对是大师的手笔，是真正的文学。
　　一般的通俗小说中，好人与坏人，正派与反派，善与恶，是与非，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是在伟大的作家笔下，却不是这样，生活中的全部复杂性被揭示无遗，好坏难分，善恶难断，恩怨难解。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原来的构思是想将安娜写成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但是，写着，写着，他就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当他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深入像安娜这样的女人的内心时，他感到既定的道德律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安娜这个文学形象激发读者的，是万千滋味不知从何说起，同情？鄙视？谴责？赞同？没有一种单纯的态度可以成立。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总体上看也是如此，丝毫不受传统的或既定的观念来规范。金庸以敏锐的目光审视人性，他感悟到了许多无法言说的困境与无奈。他在许多作品中表现出一种隐痛，对于善与恶，对于爱与恨，永远不能有圆满的解释。而且暗示着不论你如何解释，悲剧仍然会一代一代地演出下去。
　　关于金庸作品对于人性复杂面的深刻思索，罗龙治先生有一篇精彩之文《从＜倚天＞谈善恶之际》谈及：
　　善恶好分，善恶之际却很难分。正如一个漂亮的小姐，她身边的男人很多，但却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有没有男朋友。
　　有一次在台北举行的金庸小说座谈会上，金恒炜忽发奇想，向金庸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金庸先生，你在《射雕英雄传》中描写一个很正派的人物叫做洪七公。洪七公自己说他杀过四百三十九个人，其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坏蛋。但我认为洪七公的这种想法很危险。因为这种人如果掌权的话，他很可能就成为希特勒。希特勒也认为他杀的人都是坏蛋。"金庸点点头。
　　我们如果肯定：生存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力。那我们就同时肯定：生存是各民族共有的权力。但是，每个肉体的生存都要靠其他的物资来给养，所以生存就成为竞争的现象，生存也就成了人类共有的苦难。
　　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社会里，家是生存的基本单位，家是讲人情而不讲是非善恶的。一个人离开了家，说穿了同生死、共患难还是基于生存的艰难。因此，一旦中国人感情的网络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人生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安排成昆和谢逊有师徒之宜，情若父子。但成昆为了满足他的权力欲，竟阴谋杀害谢逊全家，逼得谢逊忽忽如狂。谢逊一生的罪孽由此而起。谢逊寄迹魔教是受迫害者，成昆却是神奸巨恶竟厕身少林。这善恶之际，外人一时哪里察觉得出来呢？中原六大门派和明教的决战，除了愚昧盲目之外，有什正邪可言呢？
　　再说，金庸把倚天剑安排在峨嵋派手中，却把屠龙刀安排在魔教手中。照常情来说，倚天剑应有造福江湖之功，屠龙刀则有为害武林之患。但事实上，峨嵋师太用倚天剑大开杀戒，所杀的魔教教徒，并不是什邪魔歪道的人。
　　张无忌有正邪两派的血统，从小就在正邪、善恶激烈挣扎的环境中成长，他的性格反而显得宽厚。只有他才能发现胡青牛"见死不救"的慈悲，也只有他才能体会谢逊的地狱生涯。这种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他武功再高，也早被周芷若杀死了。他对爱情的经验再丰富，也逃不出有权力野心的赵敏，他只好被捉去画眉。他的宽厚的性格不改，他永远也敌不过野心家朱元璋的奸计。
　　对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说："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同时，一个人由于环境的影响，也可以本来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譬如周芷若。而赵敏，则是反过来，本来坏的，由于环境，后来却变好了。┅┅人生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说形式。有人认为西洋也有，如法国的《三个火枪手》；日本也有，如《宫本武藏》。但金学的始作俑者倪匡则认定：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武侠小说，其他的都只是类似，不是真本。
　　在中国，侠的历史其实已很久远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这就是侠的萌芽。
　　"侠"不单是一个名号，而且要有实际行动，侠要行侠，才能成其为侠。武侠小说的侠，一般是根据传统的侠义精神来的，充满着浪漫的激情：轻生命，重然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保家卫国，豪气干云。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不仅使武侠小说中的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使得"侠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金庸在回答记者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金庸的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局限，而是将人生的丰富与多面性溶入侠义之中，使侠义与人性相结合，使他的武侠小说对人物性格的挖掘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侠之大者"是金庸所创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等等，他写得一个比一个深刻、复杂，也一个比一个更见悲剧性。
　　但是，乔峰之后，金庸的"侠士"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现出"非侠"的倾向。陈墨将金庸的变化轨迹描述如下：
　　主人公"侠气渐消，邪气渐长"，离开侠的典范模式越来越远。
　　主人公的形象的"共性"越来越少，个性越来越突出。
　　主人公的理念的力量越来越小，现实社会冲突及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
　　主人公的理想性越来越弱，而其现实性及其意义越来越强。
　　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复杂，内心的自我矛盾冲突越来越多。
　　简单地说，是正义之侠　　大侠　　中侠　　小侠　　无侠　　反侠。
　　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金庸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儒到道，从道再到佛，越到后来佛法在他的作品中的渗透就越明显。佛家讲空讲幻讲寂灭，也讲因果，讲悲悯，讲化境。这些都使金庸的"侠义"包涵了更深厚更宽广的内容。
　　大智慧之后就是大平淡，所以《鹿鼎记》之后，金庸就断然宣布封笔从此大侠弃剑回家园，深研佛理求正果去了。
　　这可急煞了一大批金庸迷。历史小说家董千里先生曾经自告奋勇，代表读者要求金庸："添酒回灯重开宴，向自己挑战。"
　　但金庸已经很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了。他说他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人物、笔法都不同，要求不可重复已写过的小说。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有些读者也很明白，"然而我们却要感谢董千里先生的盛意，正如那尊米诺的维纳斯，假如不是断臂，那她的手放在哪里是好呢？"（刘新风语）
　　沈君山先生是这样总结的："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书剑江山时期陈家洛潇出众，才气挥放是涵盖乾坤。到了郭靖、杨过那一类型特立独行是截断众流。到韦小宝，什武功都不会，乌七八糟，偷摸拐骗都来，但他能从心所欲，所谓随波逐浪令人羡慕不已。韦小宝以后就很难写了，到佛家所谓无相的随波逐浪，人已到至境，无可无不可了，那以后怎样再写呢？"
　　确实如此，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回味一下，就会发现，对《鹿鼎记》，虽然每个人可以各说己见，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有共鸣的，那就是：无论拿起金庸其他十三部小说中的任何一部，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像仅仅是长途旅行中的一站，停停歇歇的还得走下去，前方还有更美妙的景观。必得走到《鹿鼎记》，才算是到达了最后的停泊地，或者最起码也是"本次列车终点站"。
　　正如有读者详述的：在读《射雕英雄传》时，对郭靖和黄蓉的一切事，甚至是最微小的细节都有兴趣。到了《神雕侠侣》，郭靖风采依然，黄蓉也未如贾宝玉所嘲的那样：女人出嫁前都是无价宝珠，嫁人生子后却成了鱼眼睛。但因杨过与小龙女的出场，便不再对他俩生关切之意了。再读《笑傲江湖》，亦凡事为令狐冲所感伤，但读完即止。其他的作品均如是，读时读者恨不得以己身投入，读毕便也能及时抽身。唯有到了韦小宝这里，"斯人已杳，魂魄仍在"的感觉却久久挥之不去。郭靖等人应办而未办或没办成之事，韦小宝未必真的去办，却也许在空气中或读者的心目中办成了。恰恰是应了那句诗：
　　"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从陈家洛到韦小宝，从英雄到无赖，从伟人到小丑，从大侠到反侠，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从文化颂扬到文化批判，金庸在武侠小说世界也画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句号。
英雄本色
　　金庸笔下的男主角，
　　身份越来越低，
　　武功越来越差┅┅
　　金庸的小说，都有一个男主角，当然，《天龙八部》是例外，有几个男主角。
　　每一个男主角都显示着某种理想。但是，从第一部《书剑恩仇录》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金庸的"理想"呈现出急剧的变化，从中可以体味到他对人性，对于历史的审视与深入。
　　《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出身书香门第，又从小跟着高人习武，文武双全，才貌俱佳，无疑在客观条件上，可称得上典型的白马王子。陈家洛的民族主义意识极强，他的所谓雄心壮志、伟大抱负，就是要夺取满人江山，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围绕此事而运转的。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思想极其浓厚，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当以家国为重。为了完成所谓的"大业"，他甚至将自己钟爱的香香公主送去讨好乾隆，这类的"壮举"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袁承志是名将之后，出身高贵，天赋聪颖，又得到异人的指导，成就了一身超人的武功。他喜欢装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后发制人。在这个人物身上，金庸写到了他脆弱的一面。这比陈家洛有所进步，已经注意到英雄人物不一定要十全十美。袁承志喜欢温青青，这使倪匡十分不解，他说："温青青这样的女人，见到了若不转头便逃，一定大难临头。"所以，在他看来袁承志只能算中下人物。
　　紧接着，《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中的胡氏父子出场。此时，金庸再次突破自己，把主角从正面人物写成灰色的人物，更耐人寻味。他们父子二人都是只用行为为自己的人格求证之人。胡一刀豪迈绝伦，鲜有比拟。他和苗人凤生死相拚，而又惺惺相惜，真能传颂千古。胡斐行事神出鬼没，甚是神秘。他的武功，靠他的家传刀谱外，便是不断自学，通过艰苦磨炼，而成为一代高手。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漠视世俗的环境，孤高自信，宁折而不屈。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其中的主人公郭靖也深得一般中国读者的喜爱。他善良忠厚、坚豪勇敢、勤奋刻苦，练就了一身卓绝的武功。他的一生，几乎毫无缺点，是君子，甚至可以说是"圣人"：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贞，对朋友义，对子女爱。他不仅是武林豪杰，而且尽忠报国、保卫社稷，是典型的"侠之大者"。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似乎与郭靖形成对比。他的名字是郭靖所取，有改过之意，因为他的父亲杨康不是好人。在杨过身上，洋溢着独来独往的自由精神，他的一生，是充满反抗的一生。他的童年与少年，都是在极冷漠的环境中度过，直到遇见孙婆婆，才知道什叫人类的温情。他后来一直与小龙女携手反抗压力，演出了一段惊世奇情。
　　杨过之后，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及《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一个个愈见悲剧性格，一个个更显身世坎坷。张无忌是武当传人之子，应当说是普通人。他亲眼目睹父母双双自杀，成为一名孤儿。令狐冲的身世更为悲惨，无父无母，自小没有亲人。这两人都是从平常武功因际遇而得到非常武功，也常常濒临死亡边缘，或陷入感情危机，苟延残喘，奋力求生。与前面的几部小说相比，男主角那种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气势，减弱了很多。
　　最后的《鹿鼎记》，金庸索性将男主角的身份降至一个"婊子养"的小杂种。韦小宝在妓院中长大，耳濡目染的当然不会是什仁义道德，而是市井无赖的狡狯、奸诈、好色等等。但是，这个不学无术、毫无功夫的小宝，从皇帝到反贼，都与他称兄道弟，关系好得不能再好，而那些美女又一个一个地投怀送抱。真不知这小子修了哪辈子的福，又练就了什本事。
　　总的来说，金庸笔下的男主角，身份越来越低，武功越来越差，一直到毫无武功。
　　这是否与金庸对生活的感悟有关？让我们看看金庸自己的说法：
　　"这大概是有一点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都认为，人生到了最高境界就是淡忘，无人合一，人与物，融成一体。所谓无为而治其实就是这种理想的境界之一。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境界，所以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
　　因此这些人的武功自然越来越平凡，英雄色彩也越来越淡薄，命运更是越来越失意了。
　　金庸笔下的男主角中，陈家洛外表温文，但内心抑郁；乔峰豪迈，但不解风情；袁承志山野草夫，郭靖忠厚鲁钝；胡斐苦难孤独，令狐冲落拓不羁；石破天单纯，狄云正直，张无忌随和，虚竹拘泥，韦小宝狡黠；俊美的只有杨过，潇的只有段誉。但段誉之潇，在于不通世务，是个出世人物，而非浊世公子。杨过早期，每每不忘父仇，机心处处，亦不见得如何倜傥磊落。说到造型之美，反而不及一把年纪的丁春秘那大袖飘飘、鹤发童颜的神仙姿态，亦不极道貌岸然、宝相严的和尚鸠摩智。但这些男主角，总有一股叫人感到亲切、景仰、乐于接近的气质。这种气质，使读者不期然中引起共鸣，觉得主人翁可亲可近，仿如朋友，甚而将小说中的非常理的情节，也全盘接受。
　　这些男主角都堪称英雄。即使是韦小宝，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不能不承认这小子干出了一番"英雄"才能干出的"大业"。
　　但，哪一个人最为出色呢？
　　在倪匡笔下，被称为"绝顶人物"的只有杨过、令狐冲、乔峰、韦小宝四人。但另有人认为杨过英雄感不强，令狐冲自怜自伤，更无英雄气概，至于韦小宝，流氓习气十足，焉能称英雄。没有太多争议的是乔峰。
　　乔峰在小说中如此出场：
　　西首座上的一条大汉回过头来，两道冷电似的目光在他脸上转了两转。段誉见这人身材甚是魁梧，三十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已微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极有威势。
　　乔峰的遭遇极为悲苦，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一个悲剧人物。且看倪匡对他的赞叹："若论意气之豪迈，行事之光明，胸襟之开阔，惟有乔峰。乔峰堪称是人中之龙，而且他和郭靖全然不同。郭靖完美，但看来看去是一个假人；乔峰完美，看来看去，总是一条凛凛大汉，就在你的面前。"
　　但正是这个乔峰，"又有武功，又正直，天下无敌，必然到最后正因为他受人钦佩喜爱的个性走上悲剧的道路。"（沈君山语）
　　金庸写乔峰，似乎完全摆脱了以汉族为中心的狭隘民族意识。乔峰是契丹人，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人的品性与种族是没有关系的，汉族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异族中亦然。汉人皇帝如果昏庸无能，难道就因为他是汉人，我们也要拥戴他？
　　金庸说他最喜爱的男主角是杨过和乔峰，对他们寄予的同情最多。
　　那，谁是第一位大英雄？大概每一位读者都会有他（她）自己心目中的人选。
　　金庸写了这多各式各样的大侠小侠，千人千面，但仔细琢磨，仍能看出一点程式，一点门道。
　　金庸自言他最喜欢写的人物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排除万难、继续奋斗的人物。因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因此，这些男主角不论相貌如何，出身如何，大抵天性仁厚，或傲骨多情。而最主要的，他们都是在重重夹缝中做人，身处重重矛盾之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受尽了屈辱但都能保持着自己的信念和尊严。
　　乔峰当然是典型，他是辽人，却由汉人养大，血缘之爱，养育之恩，两者不能丢弃，但在两个民族的残忍争斗中，他又如何能够平衡自己的情感，当然只能以自杀来了结。
　　张无忌的出身更是一个象征，他的父亲乃武当门人，公认的正派，而他的母亲则是邪教教主的女儿，公认的邪派。他经历了痛苦的历程，得到的结局比较圆满，最后化解了双方的恩怨。
　　郭靖也有这类似的困境，几乎和乔峰相同，成吉思汗于他有恩，要他归顺元朝，甚至以他母亲的生命来要挟。但郭靖内心冲突较少，他很快就坚定地以民族大义为重，摆脱了个人恩怨的纠葛。
　　韦小宝也处于夹逢中，不过，这小子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令人深思的是，他最后也是郁郁不乐，宁愿隐遁荒岛。
　　其他像杨过、令狐冲等，都是在这种左右为难之中生存下来的。人生的各种矛盾，在这些男主角身上体现得相当全面，常常令人感到生存的无奈与尴尬，苦恼和辛酸。
　　另外，这些男主角总是历尽磨难，常常面临死亡大祸，杀身大劫，而最终又能化险为夷。
　　郭靖自小就差点为铜尸铁尸所害，出道不久便屡受追杀，九死一生。杨过一出场便惹上李莫愁银针之毒，后来又中了情花之毒，逼得吃下断肠草。张无忌尚在孩提时代，就被玄冥二老印了一掌，差点丧命，长期笼罩在死亡阴影下。令狐冲救仪琳，重伤几乎不治，后来又被乱七八糟的真气所伤，一路哼哼卿卿，半条人命。
　　这些英雄豪杰，在未成名前，都要倒霉透顶，坎坷得不行。金庸大概深谙孟老夫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真谛。
　　还有一个程式化的处理，就是男主角必定会莫名其妙地遇到奇事奇人，或者莫名其妙地得到绝世武功。
　　郭靖既蒙江南七怪收录为徒，又得洪七公垂青，还与周伯通结下忘年交。胡斐先遇上赵半山，又与苗人凤交手。袁承志得穆人清为师后，再遇上木桑道人，得金蛇遗功。令狐冲则先得前辈高手风清扬剑术真传，后来又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获得任我行的盖世内功。段誉这个本来一点武功也不会的混小子，也莫名其妙地遇到石洞里的"神仙姐姐"之类。虚竹原来不过一个小和尚，还是打杂的，却成了当世第一神医和一流武术高手，堂堂大国的驸马爷。小叫化石破天也是，先是糊里糊涂地被谢烟客传授了一身内功，最后又糊里糊涂地破译了侠客岛上的绝世武功，成了武林第一人。至于杨过则更神了，先遇郭靖大侠，随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连老顽童都与他有不寻常的关系，尤其神奇的是遇到大神雕，真是匪夷所思。当然，遇到贵人奇事最多的，还数韦小宝。
　　这些奇遇记就构成了金庸小说传奇色彩浓厚，情节生动复杂的主线。
　　这些男主角还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的桃花运都不错。一般而言，每位英雄，都有两个以上的美人苦苦相恋。从郭靖到韦小宝，他们的烦恼不在于得不到女人的爱，而在于如何摆脱这些烦人的爱。
　　这些情节看得男读者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仿佛白日梦成真。而一些女性读者，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则大不以为然：难道我们女人就那贱？这当然与贱不贱毫无关系。不过，金庸为什将男主角的爱情模式处理成这个样子，总是美人爱英雄，而不是英雄救美人、追美人，倒是值得探讨的。
　　香港才女林燕妮曾有奇文一篇，名为《金庸武侠小说男主角用法》，以女性的目光来品评金庸的男英雄，自有一番不同见地：
　　我会挑来做丈夫的，始终是郭靖。虽然倪匡嫌他蠢，又拒绝把他列为上、中、下等的任何一等，而以'无可置评＇言之，我却认为郭靖是最佳丈夫人选。因为他一不会看别的女人，二不会说谎，三不会行差踏错，四又武功超卓，既不会背着我作怪，亦可以处处保护我，又肯听老婆话，还容易被老婆骗倒，放在家里，十分之有安全感。
　　我最心爱的人，当然是杨过，不过此人不可以当丈夫，一旦叫他扮了丈夫的角色，便没有浪漫可言。我会要他做一生娶不到我，但却一生爱我的人。这个人一定要在我婚前认识，不然便显不出他的悲苦、反叛和一往情深。
　　段正淳这到处留情、甜言蜜语的家伙，我会要他做婚后情人，隔两年见一见，荡气回肠一番。不过，此人不可当作固定情人，不然会被他的拈花惹草气死。
　　段誉我也喜欢，这人心地又好又殷勤，做女人跟班最适宜，又因他纵使痴情吃醋，也从不骚扰对方，心中无恨，温善可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最佳。
　　我并不贪心，金庸笔下诸大侠，我只挑这四个，各有用途，妥当之至。红粉佳人
　　金庸小说中佳人如云，
　　空留下或美丽或凄楚的倩影。
　　现代中国作家中，若谈到写少女，尤其是美女，而且写得千姿百态，楚楚动人，恐怕首推金庸。
　　金庸到底写了多少个美女？没有作过统计。一般而言，四大名旦　　黄蓉、小龙女、赵敏、王语嫣谈论的人最多。且看这四人在金庸笔下如何出场：
　　黄蓉
　　那少年的莫十五六岁年纪，头上歪戴着一顶黑黝黝的破布帽┅┅露出两排晶晶发亮的雪白细牙┅┅眼珠漆黑，甚是灵动。（女扮男装）
　　只见船尾一个女子持桨荡舟，长发披背，全身白衣，头发上束了条金带，白雪一映更是灿然生光。┅┅只见那女子方当韶龄，不过十五岁年纪，肌肤胜雪，娇美无匹，容色绝丽，不敢逼视。（初次女装上场）
　　小龙女
　　郝大通听那声音清冷寒峻，心头一震，回过头来，只见一个极美的少女站在大殿门口，白衣如雪，目光中寒意逼人。
　　┅┅除了郝大通内功深湛，心神宁定之外，其余众道士见到她澄如秋水，寒似玄冰的眼光，都不禁心中打了个突。
　　赵敏
　　只见他相貌俊美异常，双目黑白分明，炯炯有神，手中折扇白玉为柄，握着扇柄的手，白得和扇柄竟无分别。但众人随即不约而同的都瞧向那公子腰间，只见黄金为钩，宝带为束，悬着一柄长剑，剑柄上赫然接着"倚天"两个篆文。（男服出场）
　　只见一个身穿嫩绿绸衫的少女左手持杯，右手执书，坐着饮茶看书，正是赵敏，这时她已换上女装。（女服现身）
　　王语嫣
　　段誉不由得全身一震，一颗心怦怦跳动。心想：这一声叹息如此好听，世上怎能有这样的声音？┅┅
　　只见一个身穿藕色纱衫的女郎，脸朝着花树，身形苗条，长发披向背心，用一根银色丝带轻轻挽住┅┅只觉这女郎身后似有烟霞轻笼，当真非尘世中人。┅┅眼前少女与那洞中玉像毕竟略有不同：至像冷傲灵动，颇有勾魂摄魄之态；眼前少女，却端中带有稚气。
　　金庸写这四人的手法相同，用的都是侧面手法，侧重在别人看到她们时的感受，以虚带实，留给人想象的空间很大。
　　四人中，王语嫣写得最为着力，先闻其声，再出现背影，最后才看到正面。
　　王语嫣与小龙女都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气，只能作为男孩子的梦中情人，不及黄蓉的俏丽活泼，多了点真实性。
　　赵敏身为郡主，千金小姐，一派富贵气象，而且工于心计。即使聪颖如黄蓉，与她相比，仍不免矮了半截。
　　金庸的小说，还有所谓的七大美人，名次如下：
　　阿九（长平公主）
　　青青听她吐语如珠，声音又是柔和又是清脆，动听之极。向她细望了几眼，见她神态天真，双颊晕红，年纪虽幼，却是容色清丽，气度高雅，当真比画儿里摘下来的人还要好看。想不到盗伙之中，竟会有如此明珠美玉一般俊极无俦的人品。
　　李莫愁
　　但眼前此人除了没穿道装之外，却仍是肌肤娇嫩，宛如昔日好女。她手中拂尘轻轻挥动，神态甚是悠闲，美目流盼，桃腮带晕，若非素知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定道是位带发修行的富家小姐。
　　公孙绿萼
　　只见她秀雅俗，自有一股清灵之气。┅┅杨过见她腰肤袅娜，上身微颤，心中不禁一动，手指尖上却又一阵剧痛。
　　苗若兰
　　只见一个黄衣少女笑吟吟的站在门口，肤光胜雪，双目犹似一泓清水，在各人脸上转了几转，这少女容貌秀丽之极，当真如明珠生晕，美玉莹光，眉目间隐然有一股书卷的清气。┅┅不自禁的为她一副清雅高华的气派所慑，各似自惭形秽，不敢亵渎。
　　木婉清
　　眼前所见，如新月清晕，如花树堆雪，┅┅段誉但觉她楚楚可怜，娇柔婉转，哪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方怡
　　她容色晶莹如玉，映照于红红烛光之下，娇艳不可方物。
　　陈圆圆
　　这女子四十岁左右年纪，身穿淡黄道袍，眉目如画，清丽难言。韦一生之中，从未见过这等美貌女子，他手捧茶碗，张大了口竟然合不拢来，刹时间目瞪口呆，手足无措。
　　这七个人中，有中年妇女，也有小女孩，其中两个还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但她们的美，同样光彩照人，成熟的美、飘逸的美、清纯的美、幽深的美、端的美，风姿各异，勾人心魄，都使人一见难忘。
　　有人将上述七人，再加上小龙女、王语嫣、黄蓉，号称金庸笔下十大美人。
　　金庸描述女性的美，喜欢突出肌肤的雪白，多用珍珠、雪玉来作比拟，所谓玉骨冰肌；身材则婀娜风流，飘逸流畅，一幅古典美女的形象，大致从中国的古典小说、戏文中可找到蓝本。
　　他写女人的美，爱用侧面手法，源自古诗《陌上桑》中写罗敷的美：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口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从旁人的行为及心理活动来反映女性的美丽，虽无正面描述女子如何美丽，但女子的美所引起的客观效果，令人感到这种美是无法描写的，不可言说的。而看不见的"美"，才是最美的。
　　其实，俗语说，情人眼里出西施。美与不美，实在难有客观的评判，不同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到底谁是第一美人？有多少读者可能就有多少种说法。
　　至于说到谁最可爱，不妨略为评说。
　　小龙女令人倾倒，但无血无肉，悲戚冷漠，焉能可爱？只能说可敬。王语嫣令段誉心折，但她却爱慕容公于，痴到傻乎乎的程度，也不怎可爱。黄蓉娇俏玲珑，无拘无束，情趣盎然。但在《神雕侠侣》中，金庸将她一变而为平凡的中年妇女，就大为逊色了。
　　赵敏似乎是最佳人选。赵敏的确明慧周到。赵敏与张无忌一起，总有张无忌受她照顾之感。若身为张无忌，当属三生有幸之人，但他又不及韦小宝快乐逍遥。
　　韦小宝有双儿在身旁，总是得心应手，心旷神怡，逢凶化吉。以双儿为伴，又何不胜过赵敏？这便是千万女子不明白男子之处。说穿了，双儿是以侍婢身份陪伴小宝，百分之百满足了一般男人那种大男子主义的心理。看《鹿鼎记》的男人，无不希望有双儿这样的老婆。
　　连倪匡也说：
　　"双儿是世上一切男人心目中的最佳妻子，做双儿的丈夫，如果有一晚，忽然对月亮兴叹：月亮方得真可爱！她也不会和你辩月亮是圆的，就会说：看来真有点起角。"
　　"男人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看来，双儿应是最可爱的女子，至少，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如此。不过，杨兴安先生另有高见：
　　"不如选半个波斯女郎的小昭。小昭和双儿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许双儿就是小昭的化身。宁取小昭，不爱双儿，就是双儿的性格太单调、太假。这个人好像是为了韦小宝方投胎人世的，无笑无泪，你不会替她着急，不会替她担忧。一个你不会替她担忧的人，你对她的爱能有多深呢？
　　"小昭不同，小昭有血有肉，有嗔有怒。她能委屈扮丑女、充侍婢，而非为自己的私利。对张无忌情深款款，又黯然自伤，对情郎有无言的怀恋，有无尽的失落。楚楚动人，读到酣处，忍不住幻想能把她搂在怀中亲热呵护。假令女子都离开了身边，急急流年，滔滔逝水，最挑人怀念的是谁？自然是小昭。所以笔者以为，金庸笔下之中，最可爱的女子，竟然是十大美人以外的小昭呢！"
　　金庸的女主角中，最富悲剧色彩的也许数周芷若。金庸说她是一个政治人物，虽然美丽，但不可爱。
　　命运由性格造成，悲剧也是由性格造成。悲剧人物大抵执着于自己的信仰、判断，而置环境于不顾，一任自己的性情，勇往直前。周芷若的悲剧，是她自选的、自愿的，她为了某种使命，没有了友情，也牺牲了爱情，成了内心相当孤寂的人。
　　许多人不明白，周芷若为什要被灭绝师太的约法三章捆得死死，将自己生命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搭了进去。这是以现代工商社会的观念来理解这件事，而在古代社会，至少在金庸的笔下世界，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是最重要的道德准则。甚至连所谓的"反派"角色，也会受制于自己的承诺，例如南海鳄神，即为典型。
　　灭绝师太临终时，下跪请求周芷若三件事，一是立下毒誓，不对张无忌倾心；二是接任掌门；三是以美色相诱，取得屠龙刀。周芷若从小由师太抚养成人，又有师徒的名分，无论从情从理，周芷若都无法不答应这三章约法。
　　当然，周芒若可以当时一下狠心，坚不应允，反正灭绝师太已死到临头，又能奈她何；或者，她可以在灭绝师太死后，置师太的话而不顾，以她的美貌与武功，该过得多逍遥快活。但是，周芷若就是周芷若，她不是别的人，她的个性只能使她采取她自己的方式。
　　掩卷沉思，一个小女孩硬生生地要令心爱之人恨自己入骨，该有多大的悲哀，多大的痛苦，夜深人静，该有多少次独自饮泣。为了一种承诺，为了一种所谓的理想，为了一种道德实践，周芷若处于矛盾的困境。又因自己的性格，将自己的生活弄得面目全非，实在值得同情。
　　由周芷若想到灭绝师太。灭绝师大令人可恨，又令人敬佩。"她约莫四十四五岁年纪，容貌算是甚美。但两条眉毛，斜斜下垂，一副面相便变得极其诡异，几乎有点儿戏台上吊死鬼的味道。"
　　灭绝师太正邪观念根深蒂固，而她又总是以为自己是"正派"宗师，绝不容"邪派"有一点点的嚣张。她把自己扮成"卫道者"的崇高形象，为了目标，决不手软，有时甚至心狠手辣。拍掌之间，就取了纪晓芙的命，可谓残忍之极。
　　但是，她又确有武林大师的胸襟，深懂："胜负之数，天下共知，难道天下英雄好汉是自封的？"尤其在最后，困于火海之中，却坚决拒绝张无忌的相救，坦然死去，确实悲壮，也令人佩服她的人格。
　　灭绝师太在金庸的笔下是个复杂人物，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她是一种典型。
　　金庸的女性角色中，有一些并不怎重要，却令人印象深刻。如《碧血剑》中焦公礼的女儿焦宛儿，她的孝义、得体、明慧，堪称贤淑，又于精细中见豪迈，心计之中见厚道，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女子。另外，程灵素、阿朱、阿紫、南兰、马春花、温青青、任盈盈、梅超风、岳灵珊、蓝凤凰、建宁公主等等，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女子。
　　金庸笔下的女主角大多是独镇一方的强豪之后，但几乎都没有或很少提及她们的母亲。偏偏又都俏丽刁钻，聪明绝顶，连那些大邪大恶的父亲对她们也无可奈何。如温青青是五梁派后人，黄蓉是桃花岛主爱女，赵敏是汝阳王掌上明珠，任盈盈是日月神教主的女儿，何铁手是前任五青教教主女儿，公孙绿萼是绝情谷主女儿，┅┅
　　另有一些女性则是无父无母，身世神秘，如小龙女、周芷若等。至于《倚天屠龙记》中偶尔出现但令人回肠荡气的黄衫女子，也是神秘莫测，她留下的"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的话语，引人遐想。
　　金庸笔下的少数民族美女，也为数不少，粗略一数，即有十几个：
　　香香公主　　回族人
　　何铁手　　彝族人
　　华筝　　蒙古族人
　　赵敏　　蒙古族
　　小昭　　波斯人
　　宋九真、武青婴　　白族人
　　阿朱、阿紫　　瑶族人
　　王语嫣　　鲜卑胡人
　　梦姑、李秋水　　西夏人
　　刁白凤　　傣族人
　　蓝凤凰　　苗族人
　　苏菲亚　　俄罗斯人
　　建宁公主　　满族人
　　这些异族女子，在金庸小说中占的地位并不低，尤其是赵敏、小昭、王语嫣、阿朱、阿紫等，是女主角之一。她们的出现，使作品增色不少，平添了几多热闹。皈依何方
　　金庸的小说，
　　写尽了人生的浮华，
　　也写尽了人生的虚空。
　　《天龙八部》的回目集起来，是这样的一首词：
　　输蠃成败　　又争由人算
　　且自逍遥没谁管
　　奈天昏地暗　　斗转星移
　　风骤紧　　缥缈峰头云乱
　　红颜弹指老　　刹那芳华
　　梦里真语真幻
　　同一笑　　到头万事俱空
　　胡涂醉　　情长计短
　　解不了　　名系嗔贪
　　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
　　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都寄寓着如此的感叹。
　　还是虚竹小和尚说得好：
　　"庶民如尘土，帝王亦如尘土。大燕不复国是空，复国亦是空。"
　　《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最终悟得：
　　"师父是空，弟子是空，无罪无业，无德无功。"
　　有人评论，金庸的小说中正义固然得以伸张，但伸张后只剩下空虚，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
　　如果说金庸的小说，写尽了人生的"虚空"两字，是并不过分的。他小说的焦点都是争夺和仇杀，围绕着武林秘笈、金银财宝、名誉权位，一大帮人争个你死我活，但到最后，谁都不是蠃家。
　　《白马啸西风》，争夺一张高昌古国迷宫的地图。
　　《鸳鸯刀》，争夺一对刻着"仁者无敌"的利器。
　　《书剑恩仇录》，争夺帝位，满汉两族争得不亦乐乎。
　　《碧血剑》，争夺金蛇秘笈及徐达府的宝藏。
　　《射雕英雄传》，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争夺江山；武林高手云集江湖，争夺《九阴真经》。
　　《神雕侠侣》中争的是情。
　　《连城诀》，争夺连城诀及江陵天宁寺内的金佛宝藏。
　　《雪山飞狐》，争夺天龙门宝刀及冰窟宝藏。
　　《飞狐外传》，田、苗、胡、范四家连环仇杀。
　　《倚天屠龙记》，争夺倚天剑和屠龙刀，蒙汉争霸天下。
　　《天龙八部》，辽、汉、慕容氏争霸中原，萧氏复仇。
　　《笑傲江湖》，争夺辟邪剑谱及五岳盟主之位。
　　《鹿鼎记》，争夺四十二章经内宝藏，汉、满、蒙、藏民族大决战。
　　对一般的人而言，最大的向往是"利"。在金庸作品中，有许多因财宝引起的纠葛和矛盾，尤其是最初的几篇小说中，人物的行动都是围绕着传说中上代遗留下来的巨大宝藏而斗争。后来的几本书，夺宝的情节不再出现，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又出现了争夺满人龙脉宝藏的情节。
　　至于武功秘笈，对于一般人没有什用，但在武侠世界，则人人都想得到，人人都梦想得到这些秘笈从而一朝称霸武林，号令天下。与秘笈相关的东西是神奇的武器，如刀、剑、匕首之类。《射雕英雄传》是争夺武功秘笈的典型，《倚天屠龙记》是争夺神奇武器的代表作。
　　另外一些人则看重权位。有了权力，就有财富；有了王位，就会有武林高手为他效劳。例如在明教中，一登教主之位，能人之辈，如左右光明使者、四大护法，还有所有邪派黑道高手，从帮主到小喽罗都甘受驱使。所以名位之争，对野心家而言，吸引力最大。
　　金庸的小说，大多涉及到名位的争夺。小规模的，是掌门之争、帮主之争，大规模的当然是所谓正邪两派和武林盟主之争，最大的莫过于江山帝位之争了。不论大规模小规模的争斗，都是异常激烈，血腥味十足。
　　同门相争正宗，《天龙八部》中有东宗之争，《笑傲江湖》华山派有剑宗气宗之争。虽然均为同门，但相争之时也绝不留情，见面即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且都要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谓之"清理门户"。
　　帮主、掌门之争，争斗手段残酷，和与死敌相斗时是不遑多让的。争夺掌门之位，杀戮之狠又以全真派为最。全真派王重阳为祖师，二代掌门马钰，至第三代，人才鼎盛，掌门悬而未决。按理应是尹志平继位，但赵志敬觊觎大位，借着蒙古人的势力，将异己全部清除，斩草除根，残忍之极。
　　丐帮的帮主之争，在几部小说中都有反映。丐帮自洪七公、黄蓉之后，后继无人。霍都王子曾化妆何师我入帮，企图夺取帮主之位，但终于败露。野心家陈友谅也曾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人冒充帮主史火龙，最后也失败。
　　教主之争，最深谋远虑的是任我行和东方不败。后者早有不臣之心，前者将计就计。最后二人难免当面一战，结果东方不败身死，而任我行也被刺瞎一目。两人争夺教主之位，祸及下属，非我一派，立遭诛杀，绝无妥协之处，残酷冷血。
　　还有左冷禅、岳不群五岳盟主之争，旷日持久，阴险狡诈，手段狠辣。一个是处心积虑早有野心，蛊惑人众，暗中使坏；一个是假冒为善，见机下手，毫不留情，决不手软，甚至要将别派赶尽杀绝。
　　武林至尊之争也是代代不息的。什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华山比剑，历时二十五年，非要决出个胜负来，以便当上大哥大，号令一统江湖。什正派、邪教，白道、黑道，总要打个你死我活，杀个天昏地暗，为了所谓武林正统、武功正宗争执不休。
　　更有民族之间的仇杀，江山国土的争夺，更是惨烈非常，生灵涂炭，百姓遭殃，血流天下，延绵数百年而不绝。
　　金庸对于这种种争战的刻画和描绘，表现出他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对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深刻理解感悟，也反映出他对这一切的批判和厌恶。
　　即使在刀光剑影当中，在生命悬于一系之际，读者也不难体会到金庸对于人类宽厚同情的心灵。看出那种对世俗、对竞争的厌倦和无奈。所以，就有刘正风的"金盆洗手"，宣告退出江湖；江南四友藏身梅，与琴棋书画为伴；还有谢逊的自我流放荒岛，誓死不回中原；南帝的佛影青灯，与世无争；┅┅
　　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怎样的开篇，经过什历程，金庸作品中主人公的结局大多是归隐。
　　其实，所有的征兆都表明，金庸总归要走到这一步来的。
　　那个古老的中国，似乎是悬在侠客们的那一柄银光闪亮的长剑上，和由这长剑反映日月所摇起的浮光掠影的玄思中。屈身在武侠的历史中，某些人生态度便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到，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
　　金庸说，"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的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所以，金庸给了他的人物两种选择，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是隐逸，没有第三种选择可作人生的缓冲。
　　多决绝的态度。
　　从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开始，他的作品就是以悲剧收场的，无论是陈家洛等红花会英雄的抗清大计，还是陈家洛本人的儿女私情，均以悲剧告终。而小说又通过陈家洛的悲剧性格及其具体的爱情悲剧与事业悲剧，揭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悲剧。红花会英雄试图通过换一个汉族皇帝，乃至通过同一皇帝换一套汉族服装，便以为是抗清大计的完成，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本质毫无认识，对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毫无反抗。这就决定了这一干英雄人物的失败及其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最辉煌，他不知圆了多少人的英雄梦。几乎金庸笔下所有英雄的影子和美德，在他的身上都能找到。但这样的英雄必须死。他首先不能见容于汉家武林，因为他有契丹血统，他只能在必须杀人或者自杀之中选择一个。
　　世道有时候就是这般不平！
　　人有时候就是那样混账！
　　于是，乔峰一咬银牙，选择了"掌心一翻，把匕首送进了胸膛"这一条路，死在父亲当年被汉家武林无辜相逼而跳崖的附近。他父亲碰巧没有死，活过来了，然而乔峰能吗？当然不能。
　　乔峰的悲剧是那种命运的悲剧，是因自己内心产生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一种无法分别是非，无法分辨善恶的无可奈何的冲突所造成的希腊式的悲剧。（沈君山语）
　　万念俱灰之后，过去的侠士们往往于悲怆中追寻和营造了一个精神家园，那就是隐逸。
　　金庸的作品中明显区分出两大生活方式，便是忙于世与隐于世。在他笔下，年轻的主人公都曾经"有为"过，他们总是在尘世中先忙上好一阵子，到了很后头才找到通往佳境的一条门径。而年高有成之人，已经固定其生活方式，凡事能处得其主，很少受到外界干扰，他们现身的形式，通常是归隐。但这并不是他们的专利，年轻的年老的最终都会殊途同归，这就是造化弄人了。
　　不是吗？《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他的内心总是向往自然、平和与无为的。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被环境、形势所逼，万事之来，往往顺其自然而不愿拂逆旁人之意，往往宁可舍己从人。他之习乾坤大挪移心法是小昭之造成；任明教教主既是迫于形势，亦是杨逍、殷野王等动之以情；与周芷若订婚是奉谢逊之命，不与芷若拜堂又是为赵敏所逼；┅┅若非最后一"死"（没有死成），他会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网中窒息。这固然也因了他本身性格的不够明朗，不够坚执。
　　其他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又如何呢？且不说郭靖无意于华山论剑，但却成了公认的武林盟主。即便是《侠客行》中那位被叫做"狗杂种"的小叫化，他也万万想不到居然因偶然能得到"玄铁之令"的机缘，随之即有武林怪杰摩天崖谢烟客可供驱策。小叫化没有登堂入室的奢望，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然而后来却又因目不识丁而致心智上的"无着"、"无住"、"无作"、"无愿"，一举破解侠客岛上的《太玄经》，并就此练成神功。他对生活可说是毫无非份之想，一向是无人陪他捉迷藏玩泥沙的，但是却在莫名其妙之中，成了江湖大帮会长乐帮的帮主石破天，身边帮众如云。而且小叫化还未来得及认真去想想"我是谁"时，却又成了大侠石清夫妇的次子石中玉。作为一个一下子是"狗杂种"，一下子是"小叫化"；一下子当了"石破天"，一下子成为"大粽子"；一下子被人称作"史亿刀"，一下子又变成"石中坚"的人，面对或低贱或尊贵的身份，他都不乐于那些阴差阳错的鸿运巧合。然而面对众人异口同声地强加于他的一切，他也只能无可奈何，有口难辩。
　　"对于真的东西，你不能不怀疑，你又不能不信奉，这也许就是离奇古怪的生活对人所进行的异化吧？金庸似乎意在告诉我们，你如果想去适应社会，那你最好是先去怀疑自己。"（刘新风语）
　　这就是东方神秘思想的启悟吗？武侠们一旦走到了这种境地，冲突或者挫折，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
　　金庸是希望如此的，在和朋友谈话时他提到："佛家经常讲'变＇，所谓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且是无从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变＇，这当然是象征性讲法了。透过了'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完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脱于自己的法律，也就是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谈成了茫然。"
　　既然造化弄人，茫然无措，因此《碧血剑》里袁承志在历经种种曲折之后，发现了清朝新主皇太极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道德沦丧，穷凶极恶，相反却是精明强干，颇有顺天爱民之识。又见到崇祯皇帝虽刚愎可恶，糊涂可恨，但却也是满腹苦闷两鬓早衰，殊无为人君之乐。反而自己义无反顾支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登上龙位，做了大顺皇帝后，不思进取，狂妄自大，加害功臣，致使根基不稳，龙椅还没坐暖，便被清军所败。赶出北京后，更是兵败如山倒，一发不可收拾。面对此情此景，他不由得心灰意懒，空负安邦之志，遂吟去国之调，远走海外，到荒岛上去创建自己的"桃花源"。
　　《笑傲江湖》实应为"笑傲江湖而不可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且不说衡山派掌门人刘正风想与日月教中的曲洋长老退出武林，共奏那"笑傲江湖"之曲，反成了他的丧命亡家之因由。他的"笑傲江湖"的梦想，只能是他内心的一种渴望，不可能见容于江湖间的同道，不可能跳出政治斗争的漩涡。日月神教中的江南四友盼望在孤山梅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然而却终究无法做到，遂以身殉，其悲可感。即便是令狐冲和任盈盈经历了许多周折，最后终于结成了夫妻，从此息影江湖，恐怕多半是一种"良好的心愿"而已，世上岳不群之流的人物太多，而令狐冲是斗不过他们的，唯有逃逸。
　　只是我们担心，在那种政治斗争、政治体制以及由此组成的"泛政治社会"之中，何能如此天遂人意？而在这种时时处处人人事事皆是政治、斗争、阴谋、迫害的情境之中，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寻找过上自由自在，放浪形骸，平和恬淡的生活的干净地方？
　　但是，除了死，就唯有这条路了，金庸只得继续让他的人物退隐下去。在他还未封笔之前，越女阿青为了爱情一隐再隐，留下了一套越女剑法和"西施捧心"这一最美丽、最令人难忘的形象。狄云在经历了不可思议，不可胜数的磨难与欺凌之后，带着初恋情人的遗孤，心灰意懒地来到荒芜人烟的宁静雪谷，和也被别人弃若敝履的水笙一起，开创自己的"理想福地"。杨过在俗世中尽了应尽的义务后，也携着小龙女，到他们曾经憧憬过的天长暖、花长开、叶长绿的地方生儿育女去了。头衔多得不得了的韦小宝，饶是他如何随机应变，滑头无比，忠义不能两全仍然逼得他无所适从，只能横下一条心，弃官退隐，告"老"还乡，从此不知所终┅┅
　　细数一下，我们才惊觉，金庸的十四部作品，占半数之强的结局，都是或暗或明往"归隐"一途走去的。兜兜转转，他还是回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最本质的地方来了：从儒到道到佛。
　　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也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他们必须依附于君权，方始能显示其自身的价值，必须在君王的关照之下，才能汇聚成可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士大夫集团。这就使得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既不得不叁政，又在君王的统治下失去叁政前的原初意向。他们只能扮演着上情下达，经邦治世的角色。叵遇明主，他们就做了许多好事；若遇昏君，他们一样遭人诟骂。
　　但实际上，他们与民众又常常是脱节的，难以沟通的，故有"君子"与"小人"之别。这就使得士大夫们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阙"。不得起用时，也就只有慷慨悲歌，看破红尘，甚至看破生死，达到某种十分接近宗教意识的通达解脱。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总是恪守这样一个既定的信条：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
　　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在他的身上，楚文化原始生命张力与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纠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风。所以，他才不时以香草自喻，而已露才扬己，天马行空，孤芳自赏，"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正因了他的孤傲自许，他那种诗人气质的清高，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得意。试问，作为君主的楚怀王何以非要听从下臣的教导呢？屈原所言之"来吾道夫先路"，不是很自负地告诉世人，他比别人，甚至比君王更高明吗？
　　金庸在《鹿鼎记》里也写到韦小宝和康熙的关系，但描写的却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圈或文化性格圈中发生的故事：统治者的儒雅风流与被统治者的鄙陋无文，统治者的伪善守礼与被统治者的赤裸无耻，统治者的虚荣与被统治者的阿谀，乃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与被统治者的"自我保护"及"寻求倚赖"的需要之间，┅┅显然有一种极为微妙而又隐秘的渠道相通。这二者合而为一，当然就能建功立业，所向披靡。
　　试想想，若是把韦小宝这个角色换成是一个知识分子，还会有这本"传奇的历史"，"历史的传奇"出现吗？因此，屈原只能满怀悲愤自沉汩罗江，而韦小宝得意洋洋地当上了通吃侯。
　　与屈原不同的诸葛亮，则是先"不遇"而隐居卧龙，以后得刘备三顾茅庐出隆中而成大业。"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人臣之师，万世之表。然而，若是没有刘皇叔之三顾，或出山后未得重用，或重用之后，明主又一时昏聩听信谗言，疏远了孔明，则孔明能"风夜忧叹，恐托付不效"吗？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优点和弱点可见一斑了：知遇之恩是激励进取，鼓舞奋进的最大精神动力。
　　金庸从"正义之侠　　大侠　　中侠　　小侠　　无侠"写到"反侠"，从"江山"写到"江湖"，就是想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窠穴，而还原人的本真。
　　屈原式的知识分子代代都有，但变肉体的"自天"为精神的"天放"也逐渐流行起来。
　　天然放浪，远离尘俗，陶渊明最有代表性。当他意识到"误落尘网"后，便掉转头来，"守拙归园田。"在家乡，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毕竟家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且还常携带僮仆游山玩水，酒足饭饱，比起一般农民樵夫不知强了多少倍。所以诵诗作画，抚琴对奕，不脱文人之雅兴。但他既自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却又问何时显"金刚怒目"相呢？毕竟心中念着的还是"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而后来的苏东坡，同样也是个十分矛盾的具有双重性格的文人。他既钦慕屈子、孔明、陆蛰等经世济时之风云人物，又酷爱陶潜、谢灵运、王维这样的避世高人，追求禅理之精妙，欣赏隐士之逸趣。故而一时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显露出正宗的儒家风范；一时又有感于"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发出了"吾生寄如耳"之类低沉的咏叹。后世文人，大抵都有着这样的作风心态。
　　就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不管是"一朝看遍长安花"的得意者，还是"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失意者，都曾有过在进取与隐逸中选择自身价值的痛苦磨炼和抉断，有时还是反反复复的。一方面，儒的"正雅"，包括宗法秩序，一统思想，大济苍生等等，在历史的沉积层中已根深叶茂，且又富有人情味和责任感；另方面，与禅的变通、圆融，又是他们逃避精神烦恼，摆脱内外交困之心灵压力的唯一出路。
　　所以，"兼济大下"与"独善其身"不仅是互补的，而且是文人心态的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如不"独善"就谈不上"兼济"，而无"兼济"则"独善"也不痛快。正所谓"进亦忧，退亦忧"。而一旦想通了，看破了，则进与退原本并无质的差别。按佛家的理解"一切方法由心生，若悟真性，即无所住，无所住心，即是智慧。"这样就"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了。铁血丹心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是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
　　稍有一点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小说在中国起源于神话传说、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等等；而在西方，小说则直接源于古希腊的史诗和神话。
　　但不管中西小说的差异如何之大，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起源于神话传说，因而也都具有传奇这一基本特性。
　　然而，小说自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了现代，其固有的传奇色彩逐渐丧失殆尽了。
　　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物欲和追逐名利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虚空和情感钝化的时代。所以，里尔克有诗云：
　　我没有情侣，
　　没有房屋，
　　在我活着的地方没有位置，
　　我被捆缚在所有的物上，
　　这些物膨胀着把我吞噬。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麻木、被动地顺应或承受，这无可厚非，当然，你也可以不甘示弱，不甘奴化，在艺术中再寻找一种支撑与力量，以作对现世的抗拒和否定。
　　已经有人这样做。
　　越来越多的人将这样做。
　　这样的智慧不一定只属于思想家，在金庸的笔下我们也经常见到这种智者。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决定，他努力地从民众中汲取着健康的力量；为自己的性情所决定，他又偏爱着一种精神的安宁与充实。
　　流泻在金庸手底笔下的，有不少是具古典色彩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对至美境界的礼赞，对精神自足的追求，极合漂泊四海的中国人的心：不是自欺欺人的粉饰现实，而是返璞归真，在人间寻求真善美，同时也完善自己。
　　世界上是有各种各样的活法的。
　　直面惨淡的人生，是一种活法；
　　走进象牙之塔，是另一种活法。
　　过去的文学作品赋予我们太多的经验和历史，太多的智慧和情感，太多的思虑和忧伤，而今天的文学却缺少了激情与理想，缺少批判与深刻，缺少雄浑与启迪。在经历了种种困惑之后，心灵的思考指向筛滤了一切纷陈繁杂的具体人生后，对生命对自由和自觉的渴望。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走向金庸。
　　于是，在一片世俗的喧嚣中，执意要从文学中寻觅诗意的人们，发现他们还能拥有一片宁静的天地　　这里有童话，有童心，有武林掌故，有侠士风度，有古典情怀┅┅
　　金庸把一种倨傲不凡，金玉砾的风度与气质，写得入木三分：追求富贵，终达对富贵的超越；追求功名，终达对功名的遗忘；追求显赫，终达对恬谈的退守┅┅萦绕在他笔下纸上的不少都是这般早已失传的儒道风范。
　　真好，尽管少了点关于终极价值的话题，但这儿有着喧嚣攻不破的平和与自在，还有一种陶渊明式的风情。是的，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之后，这个时代还需要诗意。
　　金庸让许多人寻找到丢失已久的中国魂。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是读者心目中"中国之魂"的最好的载体。所以，它一发表，便真正确立了金庸武林至尊的地位。
　　它倒不一定是金庸最好的作品，但却是金庸最重要的作品。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别称《大漠英雄传》的时候，曾在台湾受禁，引起众目所瞩。
　　也不仅仅是因为它里面写到的人物有个性，情节很精彩，文字最漂亮。
　　这些当然都是不可或缺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中充溢着"有所担当，敢于担当"的风骨。
　　铁肩担道义，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质，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
　　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借着气势磅礴的《射雕英雄传》，尽情抒发，倾诉无遗。
　　故事由南宋中叶之后的历史为背景，那正好是一个"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时代。
　　由这样的历史舞台烘托出来的武侠小说，除了丧国之耻、乱世之忧，更多的是英雄之举和爱国之心。
　　小说一开章就破题：
　　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晚带鸦。
　　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
　　虽然，民间志士意气风发，时时渴望效命疆场，收复故土，但当权者却持偏安自守的心态，奴颜婢膝事敌。风云儿女只落得义愤填膺，有泪如倾。
　　最后的那首诗云：
　　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
　　无人争晚渡，残月下寒沙。
　　哪一个字不撒上了滴滴英雄泪。
　　一部武侠小说借引那多历史上英风雄烈的文事武功与雄韬伟略，蔚为壮观，看起来是很"出位"的。但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这部《射雕英雄传》格外受欢迎，并从而显出它的意义非凡。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虽然敌国兵事难测，朝廷争斗不已，连岳飞也遭了令天下英雄扼腕的大灾，但江湖草莽中的豪杰依然侠气纵横，龙腾虎跃，为国为民而时刻奔忙。
　　不奢望能建功立业，但不能缺少那同仇敌忾之心，不能不行那驱逐胡虏之事。
　　最难得的是忧国忧民的心怀，大仁大度大勇的胸襟。
　　以天下百姓为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孔子当年反复强调的人生坐标，也是中国传统儒家大侠的最高思想境界。《射雕英雄传》从多视角、多层次、多侧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其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抒写了真正的英雄侠士的高风亮节。
　　谁配得上称英雄？
　　英雄的内涵究竟是什？
　　成吉思汗当然认为自己是大英雄。
　　他骑着骏马，傲目四顾，踌躇意满之心顿生，不由得就向郭靖夸口：
　　"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但郭靖却不以为然，朗声道：
　　"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下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
　　因为郭靖心目中的英雄跟成吉思汗心目中的英雄是大相径庭的。郭靖的英雄概念是：
　　"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未必算是英雄。"
　　成吉思汗一生自负，但此时也被郭靖的"英雄概念"弄得难以辩驳，回首前瞻，勒马环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
　　作品在结尾中写到：
　　"当晚成吉思汗崩于金帐之中，临死之际，口里喃喃念着：英雄，英雄┅┅，想是心中一直琢磨着郭靖的那番言语。"
　　这当然是金庸的想当然矣，你可以把它看作纯是小说家之言。"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会不会那多愁善感，那真是天晓得了。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从中窥见金庸的历史观与英雄观。
　　除了成吉思汗之外，江湖上的一流高手铁掌水上漂裘千仞也是被"英雄"一词以及词中之义逼得无地自容的人。
　　不过，这一次点醒他的是另一个大仁大勇的人　　洪七公。
　　洪七公是当时与东邪、西毒、南帝齐名的北丐，他们武功超群，在江湖上名堂响当当。但东邪黄药师行为怪僻，虽然出自愤世嫉俗，心中实有难言之痛，但自行其是，从来不为人着想，人所不取。西毒欧阳锋作恶多端，邪魔外道，那是人神共厌。南帝段皇爷慈和宽厚，若是君临一方，原可造福百姓，但他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隐居，亦算不得大仁大勇之人。只有北丐洪七公带领丐帮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才是当今武林的第一人。
　　是以当这位武林第一人去训斥裘千仞，裘千仞才会如醍醐灌顶，羞愧莫名，恨不得一死了之。
　　洪七公又道："裘千仞，你铁掌帮上任帮主上官剑南何等英雄，一生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你师父又何尝不是一条铁铮铮的好汉子？你接你师父当了帮主，却去与金人勾结，通敌卖国，死了有何面目去见上官帮主和你师父？你上得华山来，妄想争那武功天下第一的荣号，莫说你武功未必能独魁群雄，纵然是当世无敌，天下英雄能服你这卖国奸徒？"
　　这番话只把裘千仞听得如痴如呆，数十年来往事，一一涌上心头。想起师父素日的教诲，后来接任铁掌帮帮主，师父在病榻上传授帮规遗训，谆谆告诫该当如何爱国爱民，哪知自己年岁渐长，武功渐强，越来越与本帮当日忠义报国，杀敌御侮的宗旨相违。陷溺渐深，帮众流品日滥，忠义之辈洁身引去，奸恶之徒蠡聚群集，竟把大好一个铁掌帮变成了藏污纳垢，为非作歹的盗窟邪薮。一抬头，只见明月在天，低下头来，见洪七公一对眸子凛然生威的盯住自己，猛然间天良发现，但觉一生行事，无一而非伤天害理，不禁全身冷汗如雨，叹道："洪七公，你教训得是。"转过身来，纵身便往崖下跳去。
　　真正的英雄不是那容易当的，威武骁勇如成吉思汗，依然为人诟病；武功高强如裘千仞，甚至连革心洗面的机会都难寻。
　　真正的英雄又是不那难当的，只要你有一颗爱国爱民之心，一生行侠仗义，勉力为之，即使暂时正不压邪，人们也会给你竖起大拇指，谓：真大英雄也。
　　这看似矛盾而悖理的结论，正是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给人最大的启思。
　　《射雕英雄传》的整个故事架构根本就是"华山论剑更论英雄"。
　　大漠只不过是虚写，华山才是实写。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老顽童，全真七子，江南七怪，黑风双煞，以及东邪门人，渔樵耕读，还有这个帮，那个帮，一干人等，或正或邪，或善或恶，或痴或怪，等而下之，全是为了华山论剑而聚到一起。不是冤家不聚头也好，英雄惜英雄也好，最后的歌与叹笑与哭都凝结在华山之巅。
　　华山在五岳中称为西岳。天下名山之中，数它最为奇险无比，也数它最多激动人心的故事。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话说一位陈抟老祖，生于唐末，中历梁唐晋汉周五代，每闻换朝改姓，总是愀然不乐，闭门高卧。世间传他一睡经年，其实只是他忧心天下纷扰，百姓受苦，不愿出门，及闻宋太祖登基，却哈哈大笑，欢喜得从驴背上掉下来，说道天下从此太平了。宋太祖果然仁厚爱民，天下百姓确实休养生息了一阵子。
　　华山就是在这时候，成为陈抟老祖与宋太祖两人的赌注。他们两人在赌棋亭上奔棋，宋太祖赌输了，从此华山上的土地就不须缴纳钱粮。本来就是一座名山，现在更为声名大噪，竟成了心忧天下者之所居。
　　但金庸不大喜欢这个故事，他借书中人物之口，批评了陈抟老祖虽是高人，但为忧世而袖手高卧，却并非仁人侠士的行径。
　　所以，他自己另辟躁径，重构了一个充满着侠义之气、豪迈之情的华山故事。
　　这里面，有着高大完美的理想人格的典范：他们是以国家、民族等大义的利益为本位的，他们的事业、目标，正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他们不一定是当世第一高手，但他们的人品气度及言行举止，一定会为天下人钦佩。
　　华山论剑论的不仅是剑，论的还是人品。
　　华山在此其时也，就如一座大熔炉，多少豪杰都从中沥炼。
　　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孰先优后劣，孰先低后高，华山之巅一一数分明。
　　始是华山论剑，终还是华山论剑，两回华山论剑，都造就了一批英雄豪杰。但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一回的华山论剑，才是《射雕英雄传》的主要题旨。
　　虽然上一次华山论剑的侠烈肝胆，遗风不绝于缕，但毕竟是"俱往矣，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始自华山论剑第二回合。
　　自古名山出英雄，华山与侠士，在金庸的笔下可谓是相得益彰，相互辉映。大智若愚
　　聪明的人最愚笨，
　　愚笨的人最聪明。
　　最终能走上华山之巅的，惟有郭靖一人而已。
　　虽然在华山论剑中，郭靖只不过是与黄药师、洪七公对得三百招而不败，其实还算不上第一高手的。若只是单纯的比招，这一届华山论剑的胜果，倒是由逆练了"九阴真经"的西毒欧阳锋摘得。但读者谁都不会认为欧阳锋是真正的英雄。
　　郭靖的为国为民，主要事迹在《神雕侠侣》里得以充分体现，"死守襄阳"里，有着感人至深的可歌可泣。
　　但这种可歌可泣，却一五一十地埋伏在《射雕英雄传》里。
　　金庸是立意把郭靖写得最符合儒家的做人标准的：
　　鲁钝、木讷，吃苦、忠心等等。
　　外表上，他长得高大威猛，相貌英俊；内心里，他善良仁慈，诚实憨厚。
　　金庸说他宅心仁厚，读者也爱他行侠为善。
　　梁羽生笔下的大侠，是张丹枫式的名士型侠客，亦狂亦侠，能哭能歌。
　　金庸笔下的侠之大者，则首推郭靖，心地宽厚，胸襟广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同时，他还代表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等等中国人生哲学最高深的层面。
　　刚认识黄蓉那阵子，他是多的呆笨啊。
　　黄蓉提议到湖上去玩，湖上风光空阔秀丽，不知是天地之在湖海呢，还是湖海之在天地。黄蓉兴之所至，遥想起古人旧事，不由叹道：从前范大夫载西施泛于五湖，真是聪明，老死在这里，岂不强于做那劳什子的官？
　　郭靖压根不知道这个典故，便缠着黄蓉讲故事给他听。黄蓉就将范蠡怎助越王勾践报仇复国，怎样功成身退而与西施归隐于太湖的故事说了，又补充说伍子胥与文仲却如何分别为吴王、越王所杀，煞是绘形绘色。
　　郭靖听得发呆，却不同意黄蓉的观点，他认为范蠡当然聪明，但像伍子胥与文仲那样，到死还是为国尽忠，那是更加不易了。
　　黄蓉微笑，说："不错，这叫做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郭靖又不懂，黄蓉又只得给他细细解释："国家政局清明，你做了大官，但不变从前的操守；国家朝政腐败，你守可杀身成仁，也不肯丢气节，这才是响当当的好男儿大丈夫。"
　　在这里，金庸用的是比照法，以黄蓉的聪明慧黠、灵秀博学去对比郭靖的鲁钝憨傻、粗朴少识。初看起来，黄蓉是见解精到，颇具雅量高致，郭靖则是不知所云，一派呆头呆脑。但实际上，黄蓉是有口无心，郭靖则是心中想到什就说什，说什就做什。
　　到了蒙古大军压境之时，他们之中的差别就更为明显了。
　　黄蓉是作如此想的：
　　蒙古兵不来便罢，若是来了，咱们杀一得一个是一个，当真危急之际，咱们还有小红马可依赖。天下事原也忧不得这许多。
　　郭靖却正色宣告：
　　这话就不是了。咱们既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尽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俩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
　　把一首《水龙吟》唱得充满了家国之悲的黄蓉，对国是的关心却如此的稀松平常，而远非词人墨客的郭靖，却能在危难之中一力铁肩担道义。这是否有着金庸的至巧不敌至拙的深意在？
　　在《射雕英雄传》中，好像谁都要比郭靖灵巧得多，包括杨康。
　　除了华山论剑外，《射雕英雄传》其实还有着另一个背景，那就是郭靖和杨康的同途殊归。
　　这部作品的缘起，其实是全真道士丘处机与杨铁心、郭啸天不打不相识，一相识成挚友开篇的。那时候，刚好杨夫人、郭夫人都有了身孕，便都请丘道士取名。丘处机就给两个尚未出世的小家伙取名为"郭靖"与"杨康"，以"靖康"之名以不忘"靖康之耻"，记取徽钦二帝被掳之辱，实在是充满了家国之痛，又不失为殷殷期望之意。
　　郭靖倒是真的不负众望，他远远没有杨康聪明伶俐，但他的憨厚木讷，却因了他的纯品忠直而逢凶化吉，适逢其人。无论是江南七怪也好，全真七子也好，洪七公也好，都是侠而有义，对大节善恶甚为分明之人。所以，郭靖虽然不如杨康幸运，从小生活在衣食无忧当中，但却在艰苦的生活、多变的际遇中成就了他的刚正不阿，大仁大义。
　　杨康的幸运之中其实埋藏着不幸的根源。谁能想到，世事无常，变幻莫测竟然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复国志士的后代竟成了大金国的小王爷？
　　造化弄人到此也为极致了：杨铁心的妻子包惜弱因心慈体善，无意中救了大金国王爷完颜洪烈一命。完颜洪烈生还之后，竟念念不忘包惜弱的美貌善良，不惜用种种手段破坏了郭、杨两个家庭，把包惜弱哄骗到手。郭靖与杨康的命运便从此改写了。
　　成了大金国小王爷的杨康，改名为完颜康。这位当年抗金名将杨再兴的后人，居然成了大金国的奴臣，这就够令人难受的了。更为可悲的是成了完颜康的杨康，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人。优裕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的贪恋富贵、好刁喜恭、贪生怕死、奸狡狠毒、人品低下，终因作恶多端而死于非命。
　　当年，丘处机心心念念的是不忘找到郭、杨两家的后辈。他不惜与江南七怪打赌，相约找到杨与郭的遗孤并授以武艺，十八年后再来嘉兴比武，看谁高谁低。
　　于是，江南七怪便满世界找郭靖。终于在大漠深处，他们找到了笨小子。
　　那时的郭靖是多的可怜。
　　江南七怪看到了他那呆拙的模样，都不禁怅然若失。
　　韩小莹是"一声长叹，眼圈儿不禁红了"。
　　朱聪说："这孩子资质太差，不是学武的胚子。"
　　韩宝驹道："他没有一点儿刚烈之性，我瞧也不成。"
　　只有南希仁讲了一句："孩子很好。"
　　就是这一个傻乎乎的、可怜巴巴的孩子，最后竟成了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你不能不佩服金庸的笔下功夫。
　　反观杨康，为荣华富贵及权势功名所累，终于为恶成奸，人所不齿。
　　在写杨康和郭靖的不同时，金庸采取的其实是很传统的写法。一方面，武侠小说的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古代社会里，善恶分晓、忠奸毕露，是人们认识生活最直接的方式；另一方面，在传统的说教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的：忠孝仁爱或者礼义廉耻云云，金庸无法不受其影响。
　　所以，在郭靖和杨康这两个人物身上，是集中了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模式及其价值判断的基本规范与依据的。
　　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道德去一一诠释，这是金庸在创作中后期的觉悟。就事实来说，《射雕英雄传》之前的金庸，还未能在当时的新派武侠小说中脱颖而出，如梁羽生一样，是戴着镣铐跳舞的。
　　郭靖已算是一记险招了，金庸竟然把他写成了一个平民的孩子，而且是一个到四岁也不会说话的笨孩子，想想以前他书中的主人公吧，神性的味道多浓啊　　陈家洛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之子，实是当今皇上的胞弟，更兼饱读诗书，文武全才，确是人中俊杰。
　　袁承志同样身份非凡，名将之后，从小接受的教育大抵也离不开要文武双全，追求的也是出类拨萃，扬名天下。
　　胡斐父子，都是含冤不欲辩的人，他们努力去争取社会地位，维护自尊，显出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卓然做立，卑视群雄的孤高。
　　到了郭靖，金庸已把他写成了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家世渊源的愚钝的孩子，试图表现出他的"平凡"。但到了最后，他的思想境界和成就却是高不可攀的。
　　根据心理分析学派的说法，人有三个我　　原我、超我、自我。
　　因为要塑造最标准意义上的"侠"，金庸写郭靖是立足于：侠是第一位的，个性是第二位的，即以写"原我，超我"为主，"自我"就难免疏忽了。
　　台湾的曾昭旭先生在他的《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中，把郭靖的"原我"点评得很是到肉到骨：
　　在这里，郭靖是代表了纯朴坚实的先天理性，黄蓉则代表了活泼轻柔的生命之流。理性是人内在的真正主宰，因此它是独立完足的，才能判断是非，指导方向。但理性也有先天后天之别，先天理性纯以纯朴的元气直行，所以他对是非的判决是不必经过种种曲折考虑的，他只是念念知是知非而已。仅就利己而言，这就够了，不过人的理想，除了利己，还要利人，而在利人的路上，便有了同情、了解、宽恕、权衡种种曲折，所以更要有清晰缜密的条理去斟酌分疏，才能成功。而这一种理性就是后天理性（当然，后天理性还是应该统于先天理性的，不然就变成了无本的花叶了）。郭靖并没有这一种理性，他只是纯然的浑厚，毫没有外露的精彩。因此表面看来，他像是个傻小子，楞小子，远不如杨康或欧阳克公子的聪明花巧。他练的功夫，也是以刚猛纯阳的降龙十八掌为主，但"至巧不如至拙"，他这种朴纯却是真能自主的。当他初遇洪七公，初学了降龙十八掌的一招"亢龙有悔"时，曾单凭这平平无奇的一招进个抗敌，就使武功高出他当时十倍的敌手无可奈何。这就隐示了郭靖或说先天理性的宝贵了。
　　与郭靖的纯厚的本性相似，他的人生目的也是很单纯的，为国为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没有黄蓉在身边，他是这样想这样做，有了黄蓉在身边，他也亦是如此。对妻子对子女他都从胸怀人品及其气度人格去引导去教育。他是金庸笔下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自始至终能保有自己，是按照自己内心意愿生活的人。
　　倘若我们问一句，要是战乱平息，襄阳安宁，江湖无恙，天下太平，那，郭靖将会去干什呢？那他一定会是茫然无措的。
　　谁也不怀疑郭靖其实已超越了许多人，杨康就不用说了，甚至连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周伯通等一干绝世高人也不能和他相提并论。襄阳救援看起来并非华山论剑的范围，其实正是华山论剑的另一种形式，甚至是更本质的形式。
　　他不但维护江湖法统，而且维护社会秩序，他的"原我、超我"过于突出，而"自我"却略胜于无，完美得几近"虚伪"。所以喜欢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是有的。
　　倪匡就总嫌他蠢笨，不可爱，不伶俐，在洋洋　　对金庸小说人物的三六九等评价中，就对他不置可否，不予评说。
　　刘新风却是直言不讳，认为郭靖太类型化了，单纯得简直就是贮于阴凉干燥处的一小瓶密封蒸馏水，不但没有细菌，而且连养分也没有。
　　但金庸只能是这一步步走过来的，必得先有郭靖等，才能有韦小宝。他不可能从陈家洛一下子就跳到了韦小宝。
　　如果把金庸的作品比作一道挢，光有左右两端两个挢墩是不够的。
　　有了郭靖，才算是诸色人等，全都齐了。因为他之前有陈家洛、袁承志、胡斐们，他之后有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韦小宝等。从正义之侠　　大侠　　中侠　　小侠　　无侠再写到反侠，金庸为我们圆了一个英雄梦之后，又毫不留情地戳碎了它。
　　如此，我们还是感激金庸，创造了郭靖这一个方正的大侠形象，要不，仅有杨过，复有韦小宝之流，于我们的审美情怀还是不能满足的。尽管金庸自己也说："长篇比中篇好些，后期（作品）的比前期好些。"尽管许多人都把《鹿鼎记》看作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顶峰，但我们还是要说，若是没有《射雕英雄传》，没有郭靖，将是金庸武侠世界的一个很大的缺失。慧质兰心
　　因为巧而真，
　　她被称为解语花。
　　西谚说：上帝是公平的。
　　但在杨康、欧阳克等看来，上帝一定是偏心的。不是吗？资质那鲁钝的郭靖，却偏偏使黄蓉一见钟情而至此不渝。
　　黄蓉是那样的聪明机智，慧心秀口，若论家学教养、武功文才无一不远远超过郭靖，却偏偏对他一往情深。饶是欧阳克在旁边如何风流潇，殷勤多情，就是正眼儿也不瞧他一下，让他酸溜溜地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当然，看到末尾，读者也就明白谁是牛粪了。郭靖的人品胸襟，决定了他能拙胜巧，愚胜智，最后终于走上华山论剑的大侠之路。欧阳克算个什呢？
　　黄蓉之看中郭靖，才是真正的慧眼识英雄。
　　他们的结合，不仅表现了金庸的人格理想，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的爱情理想。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庸作品中描写到的所有的情侣和夫妻中，郭靖与黄蓉是最幸福，最圆满的一对，堪称天下有情人的典范。相信大部分读者也会祝他们为天造地设的一双。
　　黄蓉因父亲狠责了几句，离家出走扮作假小子，遇到郭靖，自然而然地从友情升华成爱情。据小说中说：
　　初时她┅┅原是将心中对父亲的怨气出在郭靖头上。哪知他浑不在意，言谈投机，一见如故，竟然便解衣赠马，关切备至。她正凄苦寂寞，蒙他如此坦诚相待，自是心中感激，两人结为知交。
　　郭靖初见黄蓉时，并不知道她不是一个"小子"。郭靖生性纯厚，再加上从来没有过比他弱小的朋友，所以，发自内心地愿意保护她，对黄蓉显得照顾有加。而黄蓉对于郭靖，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与父亲以外的男性接触。而且，她立即发现，这个男孩，与父亲大大的不同。父亲虽然很亲切，可以倚靠，可以撒娇，终究还少了点什。但对着这个郭靖，却可以倾诉心声，可以作朋友作兄长，可以吵架斗嘴，也可以娇嗔依偎，她的少女情怀就这样渐渐苏醒。
　　他们两人一见倾心。黄蓉的高谈阔论，令郭靖这个傻小子大为折服，脸上尽是敬佩之情。这使黄蓉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成就，感到有人欣赏自己，越说越欢喜。而从不太会说话的郭靖，他竟然流畅地说起自己的往事，这在他，一生中恐怕就只有这一次，说得"滔滔不绝"。
　　异性之间，如果互相有向对方倾诉心事的冲动，那多半是喜欢上了。这当中没有理由，没有逻辑。你见了一个女孩或男孩，情不自禁地，就要表达自己，总觉得对方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是一个可以交心的人，这样的情景也许就叫一见钟情。
　　紧接着，郭靖赠金赠衣，黄蓉更是芳心大动。直至郭靖连自己所骑的宝马都送给了黄蓉，黄蓉就："心中感激，难以自己，忽然伏在桌上，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
　　两人间的感情至此，已昭然若揭，只差最后的一层没有点破而已。等到黄蓉回复女儿形象，两人在湖中相会，所有的感情都混结为不可言说的男女之爱。金庸将这双小儿女的情状描写得十分简洁而又细腻：
　　黄蓉轻轻靠在他胸前。郭靖只觉一股甜香围住了他的身体，围住了湖水，围住了整个天地，也不知是梅花的清香，还是黄蓉身上发出来的。两人握着手不再说话。
　　黄蓉低声说："你再体惜我，我可要受不了啦。要是你遇上了危难，难道我独个儿能活着？"
　　郭靖一闻此言，心中一震，不觉感激、爱慕、狂喜、自怜，诸般激情同时涌向心头。
　　自此以后，郭靖和黄蓉之间的感情，虽然好事多磨，经过了多少波折，但郭靖始终信守着他的诺言，"我不能没有她，蓉儿也不能没有我。"两人的命运性格都由于爱情而有所改变。
　　坚贞不移，善始善终，这对于现代社会中的男女，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那确实又是我们长久以来所崇尚的理想，所倾慕的典范。
　　还是曾昭旭，在谈完了郭靖的先天理性的可贵后，再谈到了郭黄之间的因缘。他将他们的"相合"，视作"感情的正格"。
　　郭靖代表了纯朴坚实的先天理性，黄蓉则代表了活泼轻柔的生命之流。而如此一个灵慧的生命去和刚毅的郭靖相处，是怎样一种形态呢？我们可以看到，但凡在小事上，郭靖总是笨拙窘困。在生生灭灭，迁流不息的情形下随机应变，以呈露生命姿彩，这本是黄蓉的能耐和本色。但一旦临到大关节，便由郭靖作主，黄蓉从不敢以一言相劝。要知忠义诚信、道德理想这些属于价值层面的判断，原非无善无恶的生命所知，流畅自然的生命，在此时是要谦退守分的。
　　所以，一般读者总是将郭靖黄蓉的结合看成是完美的姻缘，符合人世间的道德律与审美观。
　　但正如有人总嫌郭靖愚笨一样，他们对黄蓉也不太"感冒"。倪匡认为"这样的女人，唯有郭靖这样的笨人，可以终生相对。"又有人说："做了郭靖妻子后，竟然改变恁大，不仅少了千般玲珑、万般剔透，而且还变得自私自利。"
　　尤其是在对待杨过与小龙女的感情上，黄蓉做了"丑人"，更为不喜欢她的人所诟病。
　　但平心而论，若说到深入民心，在金庸笔下的"红粉佳人"之中，恐怕还得数黄蓉。
　　香港的项先生就曾为黄蓉挺身而出：
　　个人一直认为郭靖与黄蓉都是绝代之人，在金庸小说人物中空前绝后。郭靖之所以绝代，并非仅仅为他大仁大义与爱国爱民。大仁大义与爱国爱民的人在历史中了不起，在文学艺术中未必一定动人，更未必绝代。郭靖之绝在一个"真"字，怎想就怎做，在俗人眼中幼稚甚至若愚。故此巧如黄蓉，灵如杨过，逸如洪七公，强如成吉思汗，都向他说个服字。
　　黄蓉之所以绝代，同样在一个"真"字，不过她是巧而真，看来就处处用心机，处处占人上风。这样的女子并非不可为妻，而是只有像郭靖那样的人才可以娶之为妻，以大拙对大巧，拙而真就压倒了巧而真。
　　林燕妮小姐则指出倪匡们"太有现实生活代人之感"，才不喜欢黄蓉。她为黄蓉辩护：
　　我爱黄蓉，既因她巧，亦因她真，除了巧和真，她又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男人娶她为妻，包管一辈子不闷。小龙女虽好，不过言语单调，其闷无比，假使我是男人，我会远远地欣赏她，而不会娶她。到底，情深一片是什东西呀？日日夜夜相对，也得有点生活情趣才成！像黄蓉，那便是多彩多姿，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时，她够聪明跟你一块儿去想；平日无事，她又不会让一天白白地过，逗逗你、撒撒娇、吃吃醋，玩玩煮饭仔，捏个靖哥哥捏个蓉儿，用一千种方法告诉你她爱你、在乎你。我说她才是标准的解语花。
　　情形似乎有点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许多男读者不喜欢她，纯以实际的生活经验为依据。其实，她是曹雪芹用力最多最深的人物。若从美学角度看，无疑是最成功的人物。她所包含的诗意，以及悲剧色彩，超过书中任何一个人。
　　黄蓉是金庸笔下唯一一个从少女写到中年的女性。从一个冰清玉洁，刁钻俏丽的女孩子，忽而成长为子女绕膝，已为人母的妇人。这期间的心理生理变化，是人生中常见的景观，让人感到青春的易逝，时光的锋利。
　　还有什比一个大美人变成一位老妇人更让人伤感的呢？难怪有一名外国女星因为不愿观众看到她的老态，而在风华正茂的年龄自杀了。
　　将这种成长的痕迹如实地、艺术地加以显现，对于作家的技巧显然是大大的挑战。细细品味《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描写黄蓉的文字，可以说金庸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写出了一种人生的必然，写出了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无法规避的东西。她必须要告别无忧无虑、敢想敢为的年代，她必须要承担妻子、母亲的责任。正如书中说："小龙女全心全意只深爱杨过，黄蓉的心却分作了两半：一半给了丈夫，一半给了儿女。"
　　在《神雕侠侣》中，黄蓉的母性和妻性都表现得毫无遮挡。对女儿的偏袒、保护，对丈夫的深情、顺从，唯独忘了自己的本性。她将自己生命的意义完全消溶在丈夫、孩子身上了。
　　所以，从对人物的刻画而言，黄蓉是金庸写得最成功的女性。一个女人所具有的女儿性和母性，差不多全都浓缩在这个形象中。至于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则是另一回事。
　　说到写少女，尤其是美女，金庸确实有他的绝招与"秘芨"。
　　金庸描述女性之美，有时很有现代意识，如黄蓉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但更多的还是与书中年代相符，颇具古典美，仿若一个个古典美女翩然向我们走来，美不胜收。
　　不妨看看曹雪芹是如何写林黛玉的。他写黛玉同时采用了三个不同的角度：
　　第一个角度，出自贾府众人：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股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治之症。
　　黛玉的风韵神态，光彩照人，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其蠃弱的身体素质，也一望而知。众人眼中的黛玉，确是这样一副模样，不多不少，几笔白描，很是简洁。
　　第二个角度，出自王熙凤：
　　这熙民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脂砚斋对这段描写的评语是："写阿凤全部传神第一笔也。"王熙凤是贾府中着名的凤辣子，能干泼辣，本身也是美人一个。从她嘴里能说出"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这高的评价，黛玉风姿可知。
　　第三个角度，出自宝玉：
　　宝玉早已看见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妙。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贾宝玉是个重精神、轻物质的情种，他用心灵的慧眼来审视黛玉，看到的便全是内在美。心中一喜，便霎时引为知己。
　　金庸也从多个不同的叙述角度去刻划黄蓉的不同的层次和侧面，从总体轮廓，到外表特征，到精神实质，立体感非常鲜明。
　　相对来说，金庸写女子的美，多用侧面手法，但又不乏主观色凋，夹叙夹议，双管齐下。
　　这就很有《红楼梦》中细致笔调的遗风在了，金庸笔下的女性令人难忘，原因也在于此。成长之路
　　回顾所来径，
　　一切美好的都在烟云间。
　　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是自孩童时起便与读者见面的。
　　这似乎是金庸的专利，三剑侠中，梁羽生和古龙都没有这种习惯。
　　梁羽生的主人公多为英姿勃发的青少年，一出场无论是武功和气派，都是傲视朋侪的，如张丹枫，如段克邪，如凌未风，如金世遗┅┅
　　古龙的主人公更是"泰山顶上一棵松"，我们只知道他们高高在上，却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大小，家居何方，师承何人。反正他们一出现就已名震江湖，万众瞩目，只有小鱼儿是个例外。
　　但读金庸的小说，我们却得以叁与书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常常在褪褓时期我们就已结识了他们。从十岁八岁到十七八岁阶段，金庸为他们花费的笔墨最多。
　　这群金庸笔下的宠儿，细数起来，当有郭靖、杨过、张无忌、胡斐、韦小宝、郭襄、张君宝、周芷若、殷离等等。
　　郭靖根本就是从一生下来就跟我们见面的。他的母亲李萍在战场上生下了他，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在大漠中熬了下来。在水草旁用树枝搭了一所茅屋，畜养牲口，又将羊毛纺条织毡，与牧人交换粮食。
　　忽忽数年，他已经六岁了。他母亲依着丈夫的遗言，给他取了郭靖这个名字。他学话甚慢，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勤勤恳恳，牲口渐繁，生计也过得好些了，又都学会了蒙古话。只是李萍看着儿子憨钝的样子，常常黯然神伤。
　　但这郭靖却是憨人有憨福，其种种遭遇，可以说是因拙而得福，因朴而得福，简直就是中国版本的"阿甘正传"。
　　江南七怪远赴大漠寻找他，并倾尽心力合力传授他武艺的缘分不消说了，他最大的福分，是认识了黄蓉。别看黄蓉出场时也仅是个初及笄的丫头，但她在书中的重要性，却是谁也比不上的。除了她的聪明机智，更主要的，是作品里的一些"大人物"，都与她有很深的关系，正是由于有她在，才有了这部小说的多姿多彩，热闹非凡。
　　东邪黄药师是她的父亲，南帝一灯大师段智兴是他的救命恩人，北丐洪七公是她的师父，西毒欧阳锋属意她当儿媳妇。除了中神通王重阳因在作品开始时就逝去多年，她无缘结识外，书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多少都与她有交情。
　　这一个小女娃娃，对郭靖的帮助可就太大了。郭靖随洪七公学习阳刚威猛的降龙十八掌，一方面固然他的天份恰恰只能练这种简单而刚猛的武功，可谓是天生有缘而相得益彰，但若没有黄蓉的牵线，则郭靖又哪来这种缘份？
　　在第十二回《亢龙有悔》里，鬼灵精的黄蓉为郭靖演了一场好戏。
　　洪七公好吃，而黄蓉是此道高手，这一老一少在姜庙镇邂逅，黄蓉就凭一道名为"玉笛谁家听落花"的炙牛肉条，和一碗碧绿的清汤中浮着十数颗殷红的樱桃，又飘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下衬着嫩笋丁子，泛出荷叶清香的"好逑汤"，诱得洪七公教会了郭靖"降龙十八掌"。三人从此订交，终演成师徒。
　　金庸很注意描写孩提时代的启蒙，那一段童稚无邪的阶段，无论在思想上，体能上皆是最可塑之时，浑如璞玉，纯净无式，可任人雕琢而成理想之模式。可以说，那是关键时刻，向好向恶，往往系之于此。
　　与郭靖的向好相似，杨康的向恶也是从小开始的，外在环境的影响人之一生，杨康的例子可作说明。
　　除童心外，金庸还擅写赤子之心。周伯通之成为"老顽童"，鹤发童颜，行事不知所谓，武功却登峰造极，一一都是拜赤子之心所赐。
　　由童心与赤子之心所引发出的故事，在金庸的笔下真是色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金庸是借对童稚纯朴的无限憧憬，去抗拒、否定成人权术世界中的虚假、伪善与无趣无味吗？
　　看看金庸笔下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腥风血雨，惨烈非常，我们怎能不作如此想？
　　孩子的世界毕竟要干净得多。
　　丰子恺就曾经说：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
　　看看我们周围的孩子吧，他们是那的热衷于种种大人们觉得可笑和微不足道的游戏。他们把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些游戏中，看似徒劳无功，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兴味浓酣的时候，冷风烈日之下不觉其苦，混然忘却饥渴　　这在他们看来，才是微不足道的。
　　试想想，他们为什对游戏这热衷？跟农夫的热衷于为收获而耕耘，木匠的热衷于为工钱而操斧，商人的热衷于为财物而买卖，政客的热衷于为权力而奔忙相比，他们的热衷是没有目的，没有所图，没有所为的。他们完全是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不计利害，不分你我。哪像那些大人们，不管进行什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得益获利。
　　金庸把武林中人的卑鄙龌龊写得真是入木三分，无疑也是为了衬托出童真世界的可爱。
　　那时才六岁，郭靖就凭着一股孩子的天性，救了蒙古勇士哲别。他与哲别根本不认识，只不过见他在战阵中英勇异常，激发了幼小心灵中的一股纯良之气，便想办法去保护他，即使被术赤用马鞭抽得遍体鳞伤，痛彻心肺，宁死也不肯供出哲别的藏身之处。
　　只有心地纯真的孩子才那容易不计后果地去保护别人罢？他甚至不问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后来，当桑昆的两头猎豹纵起要咬铁木真的小女儿华筝时，他不顾危险的"着地滚去，抱起了华筝"。事后铁木真问他怎那勇敢，他只说了一句："豺子要吃人的。"
　　多纯洁而高贵的赤子之心。
　　每一个孩子，在刚刚坠地的时候，对于世间是毫无成见的，及至稍长，宇宙万物在他们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会与狗为友，对猫说故事；他们会想着追星摘月，要唤回飞去的小鸟，要叫醒已死的小鸡。他们不知昼夜，不懂生死，不晓阶级，不问界限，却独有天地之灵气。
　　郭靖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大漠的时候，他是多的无拘无束，虽然没有文化，缺少灵感，也不懂思辨，但他却有一颗健全而通透的心。那苍苍茫茫不分天地的环境，那辽阔豪迈无遮无盖的氛围，无疑加固了纯良的天性。他后来的大智、大勇、大圣、大贤，跟他在大漠里射雕的经历不无关系。正是他的出生地，教会了他正直勇敢，善良朴实。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与生俱来的刚毅木讷纯厚忠诚的大侠性格真正是得自天然。
　　虽说郭靖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是从书中的第六回才真正开始的，相比之下，在大漠的经历及其"射雕"的壮举，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引子，因为即时的郭靖还没有真正独立地走入江湖，还没有真正开始他的英雄人生的经历。　　但若没有在大漠生大漠长，在大漠有着哲别这样的老师，并在铁木真及其儿子们同射下一雕之后，他拉满弓弦，一下子就一箭双雕射下了两只，这部小说也许就不会叫《射雕英雄传》或《大漠英雄传》。
　　值得人深思的是，郭靖的憨厚、拙朴在金庸笔下是一以贯之的，这在金庸作品也算是一个例外了，因为金庸是一个求变之心很盛的作家。但写郭靖，是写他一开始是什样的性格，到底也是什样的性格，纯是以外在世界走近将就他，而不是让他去俯就客观的世界，而且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最后竟然还成了当世第一大侠。金庸为什对郭靖如此的一意孤行？
　　孟子说过："大人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孩子的"原我之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世间造作后的心。这是提醒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瑕，天真烂漫的真心，使他们成人之后，还是用这原来的心去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于盲从于人世的约定俗成，而被世间的罗网所羁绊。所以朱熹对此的注解是："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我们并不否认金庸是借郭靖这一典型，去完成他的一种心愿，去树立他的人格理想。他是多希望这尘世间都是这种具有赤子之心的人啊，他的"向佛"其实也是郭靖之后，他最后的坚守。
　　所以，郭靖是惟一的。
　　正如金庸也是惟一的一样。
　　但是，无论怎样说，这是金庸喜欢写儿童，写童心、写赤子之心的重要原因，但应该不是全部的因由。
　　我们不由得想起金庸写于五十年代的一篇散文。他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起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
　　五十年代，金庸才刚到而立之年吧？他已那深情地想起他的故乡，他的童年。
　　回顾所来径。
　　江南不仅是金庸的出生地和创作的源泉　　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是取材于自己从小听到的乾隆皇帝下河南的故事而写成的，而且还是他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寄托。这分对家乡缱绻眷恋的情感，这分对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内化为一种创作的感情张力，外化为文艺创作的动力。
　　这样的事例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少见：
　　福克纳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镇，开拓了属于全人类的神话世界　　"约克纳帕塔法世系"。
　　哈代在他家乡英国的威塞克斯小镇，挖掘出带有十八世纪乡村文化色彩的"威塞克斯主题"。
　　萧红即使不能回归故土，心也永远朝向故乡。她在香港病逝前，完成了充满忧伤和温馨回忆的《呼兰河传》。
　　许多许多的作家都曾将其审美视野投向出生地，在那里打一口深井，挖掘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金庸也不例外，他写了那多的孩子的故事，更是以童年作为昔时故园的一抹表征，而寄寓其怀旧乡思，让人感叹不已。
　　确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或者暂时离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将继续、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甚至连一丝惆怅也不会感觉到。
　　但是，就会有那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东西，便永远不再回来，譬如我们的童年；有些地方，便长久难以回归，譬如我们的故乡。
　　要是我们明白那多的成年人爱听《童年》这首歌，也许我们就会明白金庸为什那喜欢写孩子，写江南了。
　　郭靖当然不会问"太阳为什总是下到山的那一边？"也没有人会告诉他"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顶多"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这孤孤单单的童年。"
　　但金庸在江南过的却是幸福的童年　　雄伟的海潮，茫茫苍苍；宽阔的田野，青青翠翠；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谁料在轻轻挥一挥衣袖之后，竟成了永不褪色的回忆。
　　他只能把他的童年情结，家国情思，在一本本的小说中　　流露出来。
绝代情圣
　　神雕大侠的形象，
　　因了一种至情至性，
　　散发出特殊的光芒。
　　《神雕侠侣》的面世，在金庸的创作历程中，具有着里程碑的作用。尽管它只是《射雕英雄传》的续书，但它的精神实质已经完全不同了，它可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一次重大的，酝酿性的转折。
　　最主要的不同，是郭靖和杨过的迥异。
　　杨过一出场，引起了一片哔然。
　　正如梁羽生的金世遗一面世，也引起不少非议一样。当时的读者，喜欢心目中的英雄是完美无缺的。
　　这也算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悖论吧？　　纵观中西文学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凡伟大的作品之所以留存，一定因为它反映了时代，刻划了人性，还加上流丽的文采。也就是说，基本条件是写实：反映时代的写实，人性描写的写实、文字功力的写实。浪漫的纵情，只是一瞬而灿的才华，古典的抑制，才是扎扎实实的成就。
　　但问题在于，左一个写实，有一个写实，一味写实下去，观众又不一定买账。正因为现实中只有石屎森林，他们便想在小说中寻找海市蜃楼；正因为生活中没有彩虹，他们便盼望在小说中能实现愿望。倘若小说中的故事也跟现实中的生活一样，他们干嘛还要去通宵达旦地看小说？
　　况且，什时候，什空间，都会有人在呼唤英雄，期待英雄，需要英雄。
　　这种情况的存在，无疑是难煞了小说家。
　　金庸同样也面临着挑战。事过境迁，我们不知道他当时都想过些什。
　　抽象的时间是一个巨大的空洞，如果有也只存在于表盘的刻度上，而且必须凭借表针的奔跑。
　　如同小说中的人物要凭借故事，历史要凭借史实，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小说和历史，正是因了人物与人物、史实与史实的时差。
　　两个新年之间的每一个日子，就像一根根羽毛不断地脱落飘逝，加深着人类对时间的感受。当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各种事故与故事填充，时间就神秘地转换成了感受，就只有感受了。
　　所以，在我们的感受中，对杨过的形象和过去的读者所感受到的应该是不同的。
　　有许多人就不喜欢金庸让杨过这样出场：
　　就在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左手提着一只公鸡，口中唱着俚曲，跳跳跃跃的过来，见窑洞前有人，叫道："喂，你们到我家里来干？"走到李莫愁和郭芙之前，侧头向两人瞧瞧，笑道："啧啧，大美人儿好美貌，小美人儿也挺秀气，两位姑娘是来找我的吗？姓杨的可没这般美人儿朋友啊！"脸上贼嘻嘻，说话油腔滑调。
　　郭芙小嘴一扁，怒道："小叫化，谁来找你了？"那少年笑道："你不来找我，怎到我家来？"说着向窑洞一指，敢情这座破窑竟是他的家。郭芙道："哼，这样脏的地方，谁爱来了？"
　　其实这样去写杨过的"第一次"，充满了张力，留下了相当大的写作空间，想来金庸也是煞费了苦心，才想到了这一个开头的，既有承前，又有启后。
　　杨过是郭靖的故人之子　　杨康和穆念慈的孩子。
　　杨康是个什样的人，《射雕英雄传》已作了详尽的描述，他和郭靖，几成了《射雕英雄传》中并驾齐驱的男主人公。对他的品性与下场，读者也应该了如指掌。杨过的血液，若没有附着几分他父亲的风流轻薄和邪气，读者也不会相信。更兼他因为父母早丧，自幼一人流浪于江湖市井之中，又沾染了一身流氓习气。
　　童年的际遇会影响人一生的命运，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杨过在坎坷艰难的童年生活中养成了自立精神，是以他的偏激、执拗、心胸狭窄等相伴而行的。他说出"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谁对我不好，我就加倍地对他不好"这种以我为中心的话，实在也是纯属自然的。
　　这当然跟郭靖完全不同，郭靖是一个多仁厚的人，即便是对他的敌人，同时也是江湖英雄们的劲敌欧阳峰，他仍然网开一面。
　　那一次，聪明跳脱的黄蓉实在忍受不了欧阳峰的歹毒，在蒙古设计将他冻结在四五丈长的大冰柱里，许多蒙古兵纷纷跑去观看。这时郭靖就站出来说话了，口气中有着对黄蓉的责备："自古道，士可杀不可辱。此人虽然奸恶，终究是武学宗师，岂能任人嬉笑折辱？"当下命士卒将冰柱遮住，任他亲贵大将亦不许进帐而观。
　　要是换了杨过，他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他会像黄蓉一样地对待欧阳锋，或者还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俩其实是同一路的人。因此，黄蓉能在许多方面让郭靖言听计从，但碰上了杨过，她却只能对他束手无策，只能处处防范他，并有意无意地阻碍他。这也是黄蓉在《神雕侠侣》里让人不理解、不喜爱的主要原因。
　　杨过的所作所为，是对郭靖那种儒家大侠精神的一种公然的挑战和反叛。有人这样评判：
　　按照杨过少年时的表现，他完全应该归入邪徒一类，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侠。因为他与郭请几乎处处相对立，相矛盾。郭靖心怀宽广，杨过心胸狭窄，郭靖愚钝朴实，杨过机灵狡诈；郭靖端方正直，杨过倔傲偏激。杨过居然拜西毒欧阳锋为义父，进而在桃花岛上用蛤蟆功打伤武氏兄弟，甚至在全真教中做出了最为正派使道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欺师叛祖，反叛出门做了古墓派的传人。后来又公然对抗礼教大防，要娶他的师父小龙女为妻┅┅此人的所作所为，几乎一无是处，与"侠"的标准更是南辕北辙。
　　但金庸却很偏爱这个人物。
　　为了写好杨过，金庸不惜一次又一次地把人性放到一个夸张、极端、激烈而残酷的焦点场面里去，使得人性的善恶两面更尖锐而突出、深刻而特殊地表现出来。
　　杨过和郭芙青梅竹马，本应有一个美好的将来，郭靖亦看好他们，亲口将郭芙许婚给他。但因为郭芙的骄横和杨过的愤激，加上黄蓉的阻挠，这一段情终归"流产"。后来还发展到性格不合，气质不投，水火不容而如同仇敌的地步。轻率的郭芙最终打骂并举，一刀下去，使杨过年纪轻轻便成独臂。
　　杨过跳达不羁，巧言甜语，风流潇，迷倒了不少女孩子。好不容易和小龙女相遇相爱，从不自知到自知，但却困难重重。每每旧劫将去，新劫又至，离别的时间更长达十数年之久，期间惨酷的遭遇真是不堪言说。这一对金童玉女的璧人，今天被认为是天造地设，而在当时，谁会可怜杨过孤儿断臂之苦，又谁怜小龙女非错而失贞之哀？
　　小说的情节越是具有张力，人性的善良以及挣扎在善恶间、正邪间、成败间的可歌可泣越发可以显现出来。就像用聚光镜集中阳光的力量，足以造成焚烧。
　　事实上，悲剧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天天都在发生，战争、仇杀、流血、死亡、天灾、人祸、饥口、干旱，这些活生生的事件，其残酷性远远超过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只是凭借这些强烈的情节去表现出在生前死后，成败荣辱间的人性。所以，成功的武侠小说，根本不会使人感觉到表面化和夸张，反而让人觉得非常深刻与真实。"武侠，只是手段；人性，是小说表现的重心，才是永恒不变的。"也武侠小说作家的温瑞安如是说。
　　金庸也认为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应是过分的离奇和巧合。他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夸张神化，人的性格总应当是真实的。
　　杨过与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应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决难在谷底长时间独居；杨过如不是至情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当然，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则两人跃下去后粉身碎骨，终于还是同穴而葬。世事巧合变幻，窍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到底，总是由各人本来的性格而定。
　　性格就是命运。
　　世事纷绁，人总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选择也可能是出于误会，但误会是对是错呢？即使人能把握自己的选择，又能否肯定那选择就是正确的呢？选择真能归本于命运吗？或者说命运还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呢？
　　金庸是一个很强调东方色彩下的传统理念的中国文人，在他的笔下，传统文化、民族性格再次表现出能够包容一切，消解一切的恢宏，表现出难以抵御的魔力。他很清楚地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悠久的文化存在。它们早已存在于他脚下的大地，它们决定着中国文人的生存方式，决定着文人对待家国的态度。任何人，意识到也好，意识不到也好，谁也无法让自己完全摆脱它的制约，而只能在一个巨大影子的笼罩下生存和发展。
　　那是一片浩渺的大海，那是无边无际的时间与空间，一切都将被汇入其中，一切都将被卷入其中无声无息地消解。
　　所以，当年的读者实在不应对杨过的性格耿耿于怀。
　　人世，这才是几乎所有中国文人最为根本的需求，他们以文学、以艺术、以不同的手段，一点点地表现着自己，一点点地发挥着自己，并由此获得一种内心的充实，或者人生价值的体现。中国基本上是没有什纯哲学，顶多是半哲学，半宗教的，是教育人应该做什的伦理哲学。因此，金庸是不会让杨过自行其是地反叛到底的，他总会在某一个程度上，把他纳入一定的道德轨道。
　　先是郭靖把他"押"上终南山学艺，后是他帮助郭靖在保卫襄阳一役中建立旷世奇功。
　　让我们来听听这一段"风陵夜话"：
　　"这位大侠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可是从来不肯说自己的姓名。江湖上朋友见他和一头怪鸟形影不离，便封他一个外号，叫作'神雕大侠＇。他说'大侠＇两字决不敢当，旁人只好叫他'神雕侠＇。其实凭他的所作所为，称一声'大侠＇又有什当不起呢？他要是当不起，谁还当得起呢？"
　　"那位神雕大侠为了救王将军之命，从江西赶到临安，四日四夜，目不交睫，没睡上半个时辰。他和王将军素不相识，只是怜他尽忠报国，又被奸臣陷害，便这等奋不顾身的甘冒大险，为王将军伸冤存孤，你说该不该称他一声大侠呢？"
　　好了，杨过不仅走上了正途，而且还成了大侠。生命本质的思考，死亡本质的忧虑，很难完全取代他对现实的介入，对生活的拥抱。只不过金庸把他的人世的强烈愿望和某种生活态度，以一种更为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求获得更强烈的艺术效果罢了。
　　当然，陈墨也提醒我们：郭靖这位侠与杨过这位侠是有明显的，甚至是本质的不同的。
　　郭靖是儒家大侠，为国为民，牺牲自己。
　　杨过是道家大侠，至情至性，实现自我。
　　郭靖最后仍为襄阳之守而殉难，死而后已。
　　杨过则在华山之巅与众人告别，归隐林泉。重要的不是儒和道的差异，而是神和人的区别。
　　郭靖是一个理想人格的典范，有如天神。
　　杨过历尽人世坎坷，有情有欲恰似常人。但看杨过最后的威风，他又从人世间回到了神殿。神雕大侠名不虚传，可谓半人半神。
　　这种半神半人的形象，是由于作者的理想化追求和现实性这两者矛盾冲突的产物。杨过是一个较为深入的尝试，杨过之后，后者逐渐压倒了前者。金庸笔下的男主角，身份越来越低微，武功越来越缺少神性。
　　由此说来，杨过才是一个开端，金庸是一步一步更让读者吃惊的。美女如云
　　集美之大全
　　集情之大成
　　《神雕侠侣》之中，美女如云。首先不能不谈谈小龙女。
　　金庸写小龙女，写了一种理想，一种梦幻。她曾经活在我们年少的心中，也隐隐地也活在我们年老的心里。她永远那样年轻，时间与空间不能规范她。她像云一样飘逸，像风一样轻盈，像水一样柔和，永远是一个女孩子。
　　金庸写小龙女，奉献给读者的只是一种诗的意境，她是超越于现实尘世的尤物。她独来独往，她玄静透澈，她幽深安详。如同《子》中说的：藐菇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倬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邀游于四海之外┅┅"
　　归根到底，金庸的成功，在于塑造了一位"永恒的精神恋人"形象。这样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中，除了小龙女，暂时还想象不出第二位。
　　马克．吐温的一篇散文《我的精神恋人》，可能是关于小龙女这个形象最好的注脚：
　　我第一次遇见她时，我十七岁，她十五岁。是在梦中。不，不是相遇而是从后面赶上她的。那是密苏里的一个小村子，我从前没有去过，除了做梦之外在当时也没去过。我走过一座有木栏杆的木挢，挢上到处扔着一捆一捆的干草，十分杂乱。她在挢上，在我前面四五步左右；片刻之前，我和她都不在这挢上。┅┅
　　我记得这一切，也记得那个女孩，她走路的样子，她一身穿着。刚开始，我在她后面五六步远，顷刻间我就到了她身旁　　我既没有走动也没有滑行，就这样到了她身旁，移动是不顾空间的。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却不惊奇，看来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我在她身旁。我搂着她的腰，把她拉拢一点，因为我爱她。我虽然不认识她，但觉得我的行为是自然而正当的，我毫不疑惑。她不惊讶，不为难，也没有生气，而是搂着我的腰，抬头望着我，脸上露出愉快的欢迎表情。
　　十年之后，我在另一个梦中找到了她。我又是十七岁，她依然是十五岁。┅┅
　　十年前，她很美丽，现在依然美丽，那少女的活泼、温柔和天真，仍然如旧。以前，一双蓝眼睛，一头柔软的金发；现在是黑头发，深褐色的眼睛。这种不同，我注意到了，但这并不说明变化。对我来说，她确实依然是从前的她。我没有问一问那座木挢是怎回事，也未必去想过吧。我们生活在一个单纯、自然、美丽的世界里。这里发生的一切事都是自然的，适当的，不受意外的事的干扰，也不受任何惊奇的干扰，所以不必作解释，对解释之类也不感兴趣。
　　在我认识我的梦乡恋人的这四十四年当中，一般两年梦见她一次，多是几瞥。尽管她非常喜欢打扮，头发和眼睛变得叫人不敢认，但我一眼就能认出来。她总是十五岁，样子像是十五岁，动作也像是十五岁；我总是十七岁，连一天也没有长大过。在我眼里，她是个真人而不是虚构的，温柔而天真，跟她交往是我一生最美好最令人舒畅的经历之一。
　　小龙女遭到尹志平奸污的情节，引起一些读者的不满，这样冰清玉洁的女孩，怎能有如此遭遇。这个情节引起的心灵震撼有点像《红楼梦》中妙玉的结局。妙玉在小说的前半部，洁身自好，连一般人喝过的茶杯都要扔掉，像一朵高洁的莲花，像深谷的幽兰。但是，在小说后半部，她却为强人所污，不知所终。
　　读者读到此，作者写到此，大约都是怀着无可名状的悲哀的。美在生活中无法持久，脆弱如嫩枝，大风一吹就折断。美丽的一切都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梦如幻。
　　也有读者认为后来小龙女不该复出。其实，小龙女复出与不复出又有何妨，不论怎样，她只能是我们心中的小小秘密，永远藏在我们心中的最深处，像深藏着一个梦，一段最珍贵的往事一样。
　　郭襄也代表着一个梦，一个带着人间烟火气息的梦。
　　郭襄也是一身仙气，却是人间仙气，而非仙女下凡。
　　她在书中的最后几章才出现，似乎可有可无，但如果少了她，全书将大为减色。
　　她无疑是《神雕侠侣》中最为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之一。
　　小龙女令人倾倒，但她清淡绝俗，几欲透明，只可远观，不可近摩；但郭襄却小小年纪，已是明丽俊美，颇具超逸不群之气，令人触之可亲，可爱非常。
　　她和杨过几成隔代之人，却有相同的神韵。她外号叫"小东邪"，和黄药师、杨过等同为"邪派人物"。杨过古怪孤僻、出人意表的性格，与我行我素的小东邪的气质正好相合。
　　我们正为郭靖和黄蓉伤感呢，生了一个郭芙，千娇万宠，宠出一个"大头佛"。郭芙空有黄蓉的美貌，却没有郭靖的质朴、坚忍与敦厚，娇生惯养，不知天高地厚，到处闯祸不说，更缺乏一点宽容与善良。不仅在一怒之下砍掉了杨过的手臂，还不分青红皂白地用银针刺伤了正在疗毒的小龙女，致使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经历了那多的劫难与曲折。所以在书中，作为一个还算重要的人物，郭芙并不讨人喜欢。
　　而和郭襄一胞双胎的郭破虏，倒是承袭了父亲的憨厚鲁钝，但孩子心性却一直未减，亦只能算是一个笨头笨脑的孩子。
　　好在还有一个郭襄脱颖而出。有人曾去推想作音塑造这个人物的用意，也许是意欲和郭芙作一对照，也许是不想伤了郭靖和黄蓉之心，使他们的三个儿女中毕竟有一个出类拨萃的人物。
　　其实更主要的是，金庸希望在腥风血雨，杀气冲天的武林世界中把握一个纯真的形象，一个可亲可爱可叹的少女。这在金庸的人格理想中占着相当大的比重。他把郭襄刻画成作品中最浑璞去琢的一个人物，代表着一切未知，代表着光明与希望，自有其深意在。
　　郭襄对杨过芳心可可的复杂情愫，也是作品中最动人的篇章。合郭靖、黄蓉之美成来起来的她，从小就倾慕"神雕大侠"。一旦碰上了，又发觉他们之间的生命气质是如此的相同，不禁让她大喜过望，追随不舍。
　　她喜欢杨过，但又不仅是因为儿女之情，更多是因为英雄崇拜情结以及性情相近的缘故。她是那盼望杨过和小龙女重聚，胸襟坦荡，绝不藏私。
　　及至杨过露了真面目，并在她生辰那天"送了她三份大礼"：
　　一是歼灭了两千蒙古大军；
　　二是火烧蒙古军粮；
　　三是送了达尔去揭穿霍都王子想当丐帮帮主的奸计。
　　本来，这是杨过总归要做的事，但小姑娘偏偏认为杨过是为她而做的，是给她的生日贺礼。一念至此，从今而后，海阔天空，山长水远，除了杨过，还有谁能占住她的心呢？杨过终于和妻子团聚了，并携手远飘，归隐林泉。郭襄祝福他们，自己却终身不嫁，乃至做了峨嵋派的开山祖师，连男徒弟也不收。
　　她太予人好感了，惹得不少读者热泪盈眶，为她的真情所感，固执地认为郭襄才真正是杨过的佳偶。
　　然而，谁知道呢？情之为何物，也真如生死之谜，浑然而不可尽解。倒是郭襄成了许多有心人眼中的绝顶人物，都说她是一个可爱至极的小姑娘。
　　读多了金庸的作品，你就会发现，金庸笔下的男主角，几乎个个都为数名美女环绕，而他们也都左右逢源。女孩们也几乎人人都对这些英雄大侠们芳心涌动，情深意长。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红楼梦》，想起了此书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戏彩斑衣"中，贾母关于才子佳人的一番话：
　　"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得这坏，还说是佳人，编得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乡绅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像个佳人？就是满腹文章，造出这样事来，也算不得佳人了。比如一个男人家，满腹的文章去做贼，难道那王法就看他是个才子，不入贼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再者，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就是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人口，奶妈丫环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这些书上凡是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你们自己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的，可是前言不搭后语不是？"
　　中国传统戏曲就是这种模式的，贾母站在她那个阶层说的话，见仁见智，但她所指出的现象，在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中倒是普遍的事实。《西厢记》、《牡丹亭》不就是这样的素材吗？大家闺秀因为家规严谨，根本不知外头的世界怎样，一旦碰上了一个男子，不管这男子来历如何，都会堕入情网。她们爱的也许并不一定是男子本身，她们爱的其实是能恋爱的那种感觉。
　　金庸看来也未能摆脱此种俗套，只不过才子佳人在他笔下变成了英雄美人。那些小姑娘们跟旧戏曲里的小姐一样，没有见过多少男人，一旦见到一个好样的，便总是情愫暗生，芳心自许，以至弄出了许多"故事"。
　　并不因为她们是闯荡江湖的女中豪杰，就有很远大的志向。她们的最高理想，也不过是和如意郎君携手并肩行走江湖而已。
　　即使聪慧于如黄蓉，也只不过是因为爱郭靖才走上救国救民的侠之道路。用她的话说是"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由此可见，郭靖是完全主动的、自觉地走上襄阳抗战之路的，而黄蓉的思想境界却未必有这高，她只不过是为了爱人　　即"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的中国妇女传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猴子满山走的心态。在什都说了算的背后，黄蓉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倒成了个"跟跟派"。
　　到了杨过这里，更是全书少女们惟一的情人了。他勇猛刚烈、风流脱、机智多变、重义豪爽，加上年轻漂亮、武功过人，又甜嘴滑舌、情深款款。虽然对小龙女忠贞不二，但有意无意又处处留情，牵引着一个又一个少女的心扉。
　　一句"媳妇儿"，就叫陆无双听得又羞涩又欢喜，从此就把杨过的一生系在心上了。
　　一曲高歌吟唱，程英等于恋爱过了。虽然她和杨过没有说过几句话，然而在婉转吟和之中，他们互通了心曲。对于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来说，还有什样的恋爱比这更刻骨铭心呢？
　　一个复杂的眼神，让在绝情谷长大的公孙绿萼不但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又让她憧憬着爱情的美好，并为此牺牲了性命。
　　还有郭芙、郭襄┅┅
　　这一个个"故事"，就构成了《神雕侠侣》的经脉，让它成了一部集情之大成之作。
情为何物
　　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教生死相许？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日暮雪，双影向谁去？
　　这是金代元好问的词。
　　情是何物？是金庸写武侠小说的独特标记，在读他的作品的许多章节时，我们似乎都听到李莫愁唱出来的缠绵悱恻、愁思难解、哀怨莫明的歌声。
　　确实，古往今来，宇宙苍茫，在人生的舞台上，多少男女，世世代代扮演着悲欢离合的角色。不论是低微如市井小民、引车卖浆者之流，抑或是名门子弟、英雄豪杰，能够叁透儿女私情的，毕竟是少之又少，即使是只想洞察"情"之为何物，恐怕也是难上加难。绝大多数生灵，一世在情海中打滚，又爱又恨，又贪又悔，弄出了多少的事端，把个红尘天下搅闹得沸沸扬扬，熙熙攘攘，到头来，一抔黄土，不知掩盖了多少风流。
　　情是何物？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它的内涵和外延不知令到多少智者凡人殚精竭虑地去领悟。即使是今天，欧美最前卫的科学家绞尽心力，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甚至从脑电波、内分泌、第六感官等玄妙的生理学、心理学方面去寻找答案，也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当一个人情动之际，行为与性格上的改变却是明显可见的，人格上的种种特性也因此表露无遗。应该说，在情动之时观察一个人是最佳时刻。它可以让文静的变得豪放，疯狂的变得温柔，冷漠的变得激情，好的变不好，不好的变好。就如一支魔术棍，轻轻一转，就变出一个五彩缤纷，酸甜苦辣的世界。
　　金庸正是由此去写爱情，去展示他领略爱情的本事的。这是他超越前人与难倒后人的地方：既不"犹抱琵琶半遮面"，更没有沦落到"只谈风月"的模式。为了从爱情中揭示人的本质，还原人的真实，以及由此为主线去构思作品，金庸经常把爱情中的神妙因素轻轻拾起，略为安插，就使人生中不少原成定局的形势，又呈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从而有了新的转机和改变，有了新的解释和说法，也有了新的出路和结局。
　　金庸在描述人物的爱情纠葛时，是这样安详淡定，既含蓄又精美，只寥寥数语，轻挥几笔，人物情态即跃然纸上，活灵活现，或娇羞迷人，或憨态可掬，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也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余地。正如有人指出的，他不与爱情中的各种变化迂回周折地打交道，而只是跟"爱情"这张名片点头认识，说得很形象。但也正因为这一不寻常的写法，使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故事独具一格，与众不同，令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至情至性，始终不渝，确实是金庸小说最重要的一翼。对许多读者来说，它甚至比武林豪侠的刀光剑影、武打搏杀更耐人寻味，比湖光山色、古道斜阳的绝好风光更有吸引力。如果没有了爱情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没有了这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等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那，相信金庸的许多作品就不会有如今的魅力。
　　《神雕侠侣》，文如其名，写的就是两对侠侣的感情轨迹。若没有杨过、小龙女的生死之恋，郭靖、黄蓉的伉俪情深；若没有李莫愁、公孙绿萼、郭芙等人爱情路上的坷坎与绝望，那，小说的欣赏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剩下的几条筋骨，又能精彩到哪里去？"死守襄阳"固然表明了郭靖的忠勇，"点化慈恩"固然衬托出黄蓉的机智，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等高手固然令人乐见其能，但皆可以看作是《神雕侠侣》中的枝杈，不是主线。这些内容在《射雕英雄传》里或许还是重要情节，到了《神雕侠侣》则还不如尹志平的痴情又可恶的性格来得吸引，更不如郭襄情窦初开的小女儿神态娇憨可爱、栩栩如生，读来滋味无穷。
　　爱情确实是金庸小说的一大根基，而他借爱情而生发出去，从中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使他笔下的人物色彩更丰润，性格更完整，从而也使作品具有不可否认的文学价值。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相比起郭靖来，侠途和情路都没有那顺当与自然。杨过就很小处在不正不邪的境地中，性格也不似郭靖平正厚实。他和小龙女的相恋，就更是波折重重。他和小龙女有师徒情份，在当时的礼教社会中，师徒相爱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所以即使玲珑剔透，并非墨守常规者如黄蓉，对他们都分别曾有劝诫。再加上郭靖很希望他做自己的大女婿，尽管他和郭芙一直见面就吵，相逢就闹，最后郭芙还斩断了他一支手臂。
　　当然，最难过的一关还是在小龙女那里，一是她认为自己年纪比杨过大，二是她已被尹志平在无可抗拒之下夺去了贞操，更感到配不上杨过，有心让他和郭芙成双成对，而主动避离，使得事情更加复杂。但杨过一直痴心不改，等到两人真正相处了，波折厄运又接踵而至：小龙女在重阳宫中受伤命危，等到小龙女稍稍好转，杨过却又中了情花之毒，最后，为了救杨过，小龙女在绝情谷跳下深渊自杀。
　　杨过赶到绝情谷，已不见小龙女芳踪，因为见山壁上有小龙女的手书，写道："十六年后，在此重会；夫妻情深，勿失信约。"而苦等了十六年，好不容易约期已至，他果然早早就在山谷旁等着了，但：
　　小龙女始终没有来，他便如一具石像般在山顶上呆了一夜，直到红日东升。四下里小鸟啾鸣，花香浮动，春意正浓。他心中却如一片寒冰，似有一个声音在耳际不住响动："傻子！她早死了，在十六年之前早就死了。她自知中毒难愈，你决计不肯独活，因此图了自尽，却骗你等她十六年。傻子，她待你如此情意深重，你怎到今日还不明白她的心意？"他就如行尸走肉般地跑下山，一日一夜不饮不食，但觉唇燥舌焦，于是走到小溪之旁，掬水而饮。一低头，猛见水中倒影，两鬓竟然白了一片。他此时三十六岁，年方壮盛，不该头发使白，更因内功精纯，虽然一生艰辛颠沛，但向来头上一根银丝也无。突见两鬓如霜，满脸尘土，几乎不识得自己面貌，伸手在额角鬓际拨下三根头发来，只见三根中倒有两根是白的。
　　十六年的苦等，杨过之所以能熬过去，完全是为了再见小龙女。情侣能再重逢的渴望，使他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孤寂与飘泊。十六年过去了，当他醒悟到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一个善意的骗局时，他崩溃了，变得脆弱不堪，万念皆灰，猛然想起了苏东坡祭悼亡妻王弗的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却又觉得苏东坡至少还有"千里孤坟"，而自己真的是"无处话凄凉"了，刹那间热血上涌，双足一蹬，身子飞起，跃入十六年前小龙女曾经跳下的茫茫深谷中。
　　也许金庸自己写到这里，也为杨过的深情所感。在他的悲剧情结中，一反常态，为杨过与小龙女安排了一个喜剧结局：原来当年小龙女一跃而下，非但没死，反而得到了灵药妙方，尽去体内之毒，只是谷底幽深，再出不来。杨过也跳将下来，苦命鸳鸯竟然重逢。故事末尾，两人终成一对神仙眷侣，携手飘然而去。
　　爱是没有道理可说的。
　　为什爱他（她）？只知道爱他（她），就是要爱她（他），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
　　在爱的领域，宗派之分、正邪之分、忠奸之分，以及其他道德上的判断，都丝毫不起作用。当一个人爱上了另一个人时，那，管他是大奸大恶的坏蛋，管他是谋杀犯劳改犯，照样情深意切，毫不在乎。
　　在现实生活中，甚至像张爱玲这样的大作家也不能幸免。她爱的胡兰成，其实是一个风流成性的汉奸文人。然而，她似乎从未后悔。
　　《侠客行》中的丁，硬是喜欢一个无行浪子，而不喜欢一个忠诚老实的青年。
　　《倚天屠龙记》中的纪晓芙，《射雕英雄传》中的包惜弱和穆念慈，则更为典型。
　　杨过的父亲杨康可谓是一个十足的坏蛋，他认贼作父、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心狠手辣，对朋友从不讲信用，对爱情也只是逢场作戏，玩弄和利用穆念慈的感情。但穆念慈却对杨康一见钟情，深陷情网不能自拨。明知受他欺骗，还不改初衷，仍然一往情深的爱他，甘受他的愚弄。直到杨康的所作所实在令穆念慈的信念完全崩溃，心理无法承受这种打击时，穆念慈还不忍杀他。她内心矛盾至极，恨不能一死了之，最后只得自己痛苦地离去，而让杨康继续为害人间，残害忠良，直致多行不义而自毙。
　　这份痴恋真是痛苦不堪，看得人心悸。金庸对人性中这种盲目的爱，不讲道理的爱刻画得入木三分，却又让人感到是那真实可信，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单恋，最让人愁肠百结，欲说还休。
　　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余鱼同暗恋骆冰，朝思暮想，越陷越深。后来，他乘骆冰沉睡时，欲亲吻她，不意她惊醒，加以怒斥，小说中这样描写：
　　余鱼同仍是抱着她不放，低声道："我也想得你好苦啊？"骆冰悲愤交集，反手重重在他脸上打了一掌。
　　当下余鱼同道："求求你杀了我吧，我死在你手里，死也甘心。"骆冰听他言语仍是不清不楚，怒火更炽┅┅。金鱼同道："┅┅有哪一天哪一个时辰不想你几遍？"说着捋起衣袖，露出左臂，踏上两步，说道："我恨我自己，骂我心如禽兽，每次恨极了时，就用匕首在这里刺一刀，你瞧！"朦胧星光之下，骆冰果见他臂上斑斑驳驳，满是疤痕，不由得心软。
　　痴恋至此，既美丽，又凄楚。那强烈地挚爱一个注定没有希望获得的人，内心的悲苦，可想而知。余鱼同最后对骆冰的丈夫舍命相救，一张俊脸变成大花脸，却毫不后悔。这样的爱实在无私。实在只为了被爱之人的幸福。
　　在《神雕侠侣》中，也有几个女子的痴恋，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杨过一心只系在小龙女身上，而让她们美梦成空，除却巫山不是云。用林燕妮的话来说，是"一见杨过误终身"。
　　其实何止是终身呢？公孙绿萼简直是毫不犹豫用性命去"殉"这份爱情。程英、陆无双两位姑娘一同隐居杭州，大好年华，就此埋葬在对杨过的思念和对他们共同经历的一切一切的回味之中。而郭襄也是遁入峨嵋，终生远离感情的漩涡，只当世上再没别的男人了。
　　大凡纯真女子，对她们所爱的或曾经爱过的男子，不管时日如何变迁，是有着一种令男人难以理喻的痴心的。在今后，她们或许会谈起杨过，也许永远都不说，但不管怎样，"凤凰台上忆吹萧"的情怀，将会把她们今后的日子一天天填满，让她们在寂静中有充实，在痛苦中有欢愉。
　　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金庸小说中，能达到余鱼同、公孙绿萼、程英、陆无双、郭襄等境界的毕竟不多。大多数的痴恋都导致悲惨的结果，令人扼腕叹息。这类人物，在金庸的小说中随手拈来，就可列出许多：
　　尹志平对小龙女，何红药对金蛇郎君，李莫愁对陆展元，武三通对何沅君，狄云对戚芳，游坦之对阿紫，阿紫对乔峰，殷离、小昭对张无忌，仪琳对令狐冲，令狐冲对岳灵珊，岳灵珊对林平之，霍青桐对陈家洛，于万亭对徐潮生，华筝对郭靖，欧阳克对黄蓉，穆念慈对杨康，刘瑛姑对周伯通┅┅
　　如果要细细列下去，还可以继续写出一串又一串苦恋者的名字。
　　失意的爱情，往往使人的性情乖张。郭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郭芙对杨过由爱生恨，竟将杨过的一条手臂砍了下来。郭芙一生的遗憾，是得不到杨过的爱。杨过在千军万马中救了郭芙的丈夫耶律齐，郭芙前嫌尽弃，诚心道谢。杨过也说了一些客套话，并说要她以后不再讨厌他、恨他。郭芙当场就呆着："我难道讨厌他？当真恨他？┅┅我为什老是这般没有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然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
　　小说中写郭芙对杨过的爱，着墨不多，如灵光一闪，相信许多读者也没有留意到。原来一个女子恨你，可能是爱你。恨与爱，竟是那难以分清。
　　真所谓恨也悠悠，爱也悠悠。无常之恸
　　人类的理想中，
　　因为有了"永远"这个幻象，
　　便生出了多少的感慨。
　　《神雕侠侣》作为《射雕英雄传》的续篇，不但主人公的性格不同，即便是作品的氛围，也大相径庭。一看回目已经能感觉到，不要说开头结尾的"画龙点睛"了。
　　如《射雕英雄传》的开头是：
　　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的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柏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开始变黄，一挂斜阳映照之下，更增了几分萧索。两株大松树下围着一堆村民，男男女女和十几个小孩，正聚精会神的听着一个瘦削的老者在说话。
　　老者在说什呢？说的是异族侵入，乱世人间的故事：兵火过后，原来的家家户户都变了断墙残瓦的破败之地，好好的人家，弄得悲欢离合，聚了又散，散了又聚。真是宁做太平犬，莫为乱世人。
　　由一个说书人引出了杨铁心、郭啸天、丘处机三个人的故事，和由丘处机赐名郭家和杨家将出世的孩子一为"靖"、一为"康"，以取不忘"靖康之耻"之意。全书由此引子作基调，讲得是英雄侠义，保家卫国。
　　所以，直到最后，作品仍是壮怀激烈，不失大漠英雄、射雕猛士的风格，忧国忧民的情怀也跃然纸上：
　　郭靖与黄蓉向大汗遗体行过礼后，辞别拖雷，即日南归。两人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禁感慨不已，心想两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
　　而《神雕侠侣》一开头便没有《射雕英雄传》的慷慨忧愤之气，悲天悯人的情怀依旧，但却是用到人物的情情爱爱上头去了。
　　作品劈头是一首很婉约的词，出于宋代欧阳修之手：
　　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
　　鸡尺溪头风浪晚，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隐隐歌声归棹远，离愁引着江南岸。
　　这阵轻柔婉转的歌声，飘在烟水蒙蒙的湖面上。歌声发自一艘小船之中，那是采莲的少女唱欧阳修的"蝶恋花"词，写得正是越女采莲的情景。词中虽只寥寥六十字，但季节、时辰、所在、景物以及越女的容貌、衣着、首饰、心情，无一不描绘得历历如见。下半阕更是写景中有叙事，叙事中夹抒情，自近而远，余意不尽。
　　但唱者无心，听者有意，作者转笔写道：
　　时当南宋理宗年间，地处嘉兴南湖。节近中秋，荷叶渐残，莲肉饱实。这一阵歌声传入湖边一个道姑耳中。她在一排柳树下悄立已久，晚风拂动她杏黄色道袍的下摆，拂动她颈中所插拂尘的万缕柔丝，心头思潮起伏，当真亦是"芳心只共丝争乱"。只听到歌声渐渐远去，唱的是欧阳修另一首"蝶恋花"词，一阵风吹来，隐隐送来两句："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肠断┅┅"歌声甫断，便是一阵格格娇笑。
　　那道姑一声长叹，提起左手，瞧着染满了鲜血的手掌，喃喃自语："那又有甚好笑？小妮子只是瞎唱，浑不解词中相思之苦，惆怅之意。"
　　在那道姑身后十余丈处，一个青施长须的老者也是一直悄立不动，只有当"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肠断"那两句传到之时，发出一声极轻机轻的叹息。
　　这一声"叹息"居然一直萦绕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并逐渐逐渐加重，最后引至了"泪珠夺眶而出"。
　　书的末尾《神雕侠侣》众英雄也赴华山之巅，做了各自要做的事，但接下来的情形却是这样的：
　　郭襄回过头来，见张君宝头上伤口中兀自　　流血，于是从怀中取出手帕，替他包扎。张君宝好生感激，欲待出言道谢，却见郭襄眼中泪光莹莹，心下大为奇怪，不知她为什伤心，道谢的言辞竟说不出来。
　　却听得杨过朗声说道："今番良唔，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说着袍袖一挥，携着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肩下山。
　　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啊啊而鸣，郭襄再也忍不住，泪珠夺眶而出。
　　正是：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整部作品的基调由头到尾都是凄凉委婉的。不要说那美貌的道姑李莫愁为"情"而魔，成了心如蛇蝎的人见人惧的女魔头；那满脸皱纹、一头乱发的武三通因"情"而疯，陷入"情痴"的渊薮而不能自拨；就算是神仙眷侣的杨过与小龙女，为了能携手相依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悲惨，多少煎熬，让人想起都会不寒而栗。
　　整部作品的人都在争夺情，都在为情而苦，但最终会怎样呢？
　　离不开一个"空"字。
　　空才是人生的真相，杀搏斗，不管是战场还是情场，败了又怎样？蠃了又怎样？谁不是刹那的芳华，水中的泡影，转瞬即逝？
　　无常之恸，在丰子恺的心中，是宗教启信的出发点。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舍身的，宗教的行为，皆建筑在这一点上。
　　而在金庸的心底，他又是怎看的呢？
　　他觉得人生永远美满的似乎不太可能，从《神雕侠侣开始》，他已不再写郭靖、黄蓉那样正格的爱情。
　　佛教的要旨："诸行无常，是生天法。生天天已，寂天为乐。"金庸应该是很有体会的，所以，即使在刀光剑影当中，在生命悬于一系之际，读者也不难体会到他的悲天悯人与他的悲凉无奈。
　　在这种时候，他不再是"洋才子"，而是纯粹的中国文人。
　　而中国文人是最能体会无常之恸的了。
　　《法华经》偈云：
　　"诸法从本来，常为寂灭相。春至百花开，黄莺啼柳上。"
　　中国的文人则说：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因为：
　　"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
　　花是如此，柳也一样无情：
　　"江风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株残柳不胜春。晚来风起花如雪，飞人宫墙不见人。"
　　而月呢？更是亘古如斯地高悬碧空，冷眼下界的哀荣生灭作壁上观：
　　"草遮回磴绝鸣銮，云村深深碧殿寒。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栏杆。"
　　"独上江楼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
　　与终年常新的花草树木和万古不朽的日月星辰相比较，人类的一切生灭，在敏感者的眼中都处在可悲的状态。何况花草树木和日月星辰是不是也真的不朽呢？
　　人类的理想中，不幸有了"永远"这个幻象，因此给人生乎添了无穷的感慨，哪一个人没有曾经对某些事兴起过"往事不堪回首"的情怀？
　　其实，人生无常本身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回黄转绿世间多，后来新妇变为婆"。这些回转与变化，因为太多了，平常人并不会处处留意，时时惊心，但若是遇到了什大变故，一旦听起来，它们就没有一字不深深地刺入人的心中。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这种观念已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扎下了根。
　　而在金庸笔下，更是流露出几多无奈几多悲凉。程英对陆无双所说的一段话，只不过是一番自我安慰罢了。
　　那时节，陆无双已对杨过爱意殷殷，杨过的一声声"媳妇儿"让她编织起一场场美梦。谁知杨过竟不辞而别，到绝情谷去寻找小龙女了，陆无双不由得心中大痛。
　　程英心里也极不好受，她和陆无双有着一样的"心病"，所以虽然她口中劝慰陆无双："三妹，你瞧这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你又何必烦恼？"却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有一个不知名的人曾说过这样似诗非诗的话：
　　人生好比乘车，
　　有的早上早下，
　　有的迟上迟下，
　　有的早上退下，
　　有的迟上早下。
　　上了车各争坐位，
　　下了车各自回家。
　　在车厢中留心保管你的车票，
　　下车时把车票原物还他。
　　用它来比喻杨过与小龙女的结局，倒是挺恰当的。
　　按照正统的看法，襄阳之围虽暂时解了，但异族侵略的战火却远远未完全熄灭，杨过应该和郭靖一起，死守襄阳，直至鞠躬尽瘁。
　　但杨过却没有这样做，他真的是"下车时把车票原物还他"。他什也不要了，就那施施然的带着小龙女远飘而去，不知所踪。
　　有人就怀疑，这样的结局合理吗？以杨过这刚热的生命和小龙女这冲虚的生命结合，是否会有危机？小龙女只是暂时"下凡"，她终归会回到绝对宁静之境的，而杨过即使追随而去，但他很难达到小龙女的境界。到那时，悲剧便会产生。
　　也许金庸也深明这道理，但他偏偏要这样写，要借杨过归隐的"杯酒"，以浇他心中的"块垒"。
　　想想他哪一部的作品不是以悲剧收场的？
　　他的小说，正是写尽了人生的"虚空"两字。
　　《天龙八部》里，更借虚竹的口，说出了：
　　"庶民如尘土，帝王亦如尘土"
　　那，比照起乔峰、韦小宝等人的无可选择，杨过倒是还能自主。
　　这已是无常人生中最幸运的悟觉了。
　　佛家也好，道家也好，金庸首先是一个富有人性而认真的人。
心无挂碍
　　一个心无杂念的人，
　　与纷繁复杂的世界相遇了┅┅
　　《侠客行》在金庸的作品中并不怎受人注意，它的篇幅不长，所写的人物也与一般的武侠英雄不尽相同。然而，细细品味，这部小说中有许多耐人寻思之处，潜隐着许多"玄机"，体现着金庸对于人生、人性、生命和宇宙的体验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小说的主人公没有名字，从小与他的"母亲"和一条黄狗住在深山老林里。他的"母亲"似乎并不爱他，把他叫做"狗杂种"。有一天，他迷了路，无意中得到了谢烟客的玄铁令，从此步入险恶的人世，遇到了一连串的风风雨雨。
　　由于他的相貌与石中玉相似，被人误认为石中玉，造成了他极大的困惑。他一直搞不清自己到底是谁。
　　小说的结尾相当精彩。梅芳姑　　也就是他"母亲"的出场，似乎要使他的身世之谜真相大白。但是，梅芳姑突然自杀，手臂上赫然留着处女标志的朱砂红，显示他肯定不是梅芳姑的孩子。那，他是被梅芳姑掳走的石清、闵柔夫妇的孩子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当年梅芳姑抱走石清、闵柔的长子石中坚以后，不几日即将孩子的尸体送回。然而，尸体的五官被戳得血肉模糊，所以有可能死的并非石中坚。
　　作者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以这一句话结束了全书：
　　梅芳姑既然自尽，这许许多多疑问，那是谁也无法回答了。
　　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也使得这部小说蒙上了哲学的，甚或是宗教的玄思。
　　其实，"他"到底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世间的一切，不正是这样似真似幻难以捉摸吗？
　　这个形象折射出金庸本身思想的光芒，并显示出金庸日后趋于佛教并不是偶然的，是源于他自己生命内在的探索与追寻。
　　梅芳姑叫他狗杂种，长乐帮的人称他为石破天，史婆婆给他起名史亿刀，丁把他当成天哥，阿绣又叫他大粽子，石清、闵柔夫妇却认定他就是自己的儿子石中玉┅┅他游走在各种命名之间，从何而来？向何而去？他不知道，可以说是无所从来，无所往去。
　　外在的"名"实际上可有可无，是滚动的，变化的，是一种幻象而已。不变的是"道"，是之所以如此的"究竟"，是"自我"的本质。这个丧失了身份的人恰恰是一个把握到了自我形质的人，一个心无挂碍，与天地相通的人。
　　他与尘俗的世间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他是质朴的，简单的，不识文字，也不懂礼仪，更不通世态人情。他的心是敞开的，不设防的。他的是非标准是原初的，是基于最基本的人性。他仿佛浑浑噩噩，又仿佛痴痴呆呆，然而，却是最纯真的人。
　　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姑且他称他为石破天。
　　世间布满了机心、阴谋、欺诈，人心之间有着无数的高墙，难以逾越。私欲横流，为了保住一己的利益，没有什事是不可能做的。
　　谢烟客曾有三枚玄铁令，分赠给于他有恩的朋友，承诺只要持令前来，亲手交在他的手中，便可要求他做一件事，不论如何艰难凶险，他也必须做到。
　　谢烟客已经收回了两枚玄铁令。剩下的一枚流失在江湖间，引起许多人的垂涎、争夺，甚至是连环追杀。不想，竟被小叫化模样的石破天得到。
　　谢烟客是个一诺千金，立下誓言绝不反悔的江湖人，当然无法加害这个傻小子。但立即怀疑石破天是别人设下的圈套，故意让他来为难自己，于是就将他挟持而走。细细盘问，才知道石破天不过是傻小子一个，得到玄铁令纯属碰巧。心想"叫他来求我一件小事，应了昔日此誓，那就完了。"
　　想不到这个"傻小子"从不求人，"我妈妈常跟我说：'狗杂种＇，你这一生一世，可别去求人家什。人家心中想给你，你不用求，人家自然会给你；人家不肯的，你便苦苦哀求也是无用，反而惹得人家讨厌。"因此，他是决不求人的。
　　正好碰上长乐帮三位杀手围攻大悲老人，石破天本能地大为不平，急冲而出，去打抱不平。谢烟客心里想的是："那也好，便借这三人之手将他杀了，我见死不救，不算违了誓言；要不然那小娃娃出声向我求救，我就帮他料理了那三人。"
　　结果未能如愿。
　　他怕石破天会被其他人利用来对付自己，便欺骗石破天跟着自己到了他的居处摩天崖，等于把他软禁起来。但石破天并无所谓，因为他从小就是在荒山野岭上长大的，就像一棵自生自灭的小野草，掉落在哪里都一样。
　　谢烟客因为想摆脱自己誓言的困扰，一直处心积虑地对付石破天。
　　谢烟客见他不来求自己"放"了他，无法吐掉这根如梗在喉的"小刺"，竟想出一招阴毒的计谋，欲置石破天于死地。他引诱石破天练一套武功，却故意次序颠倒，想让他走火入魔死于非命。而石破天却浑然不知，一直将他当作一个"好人"。例如，谢烟客用内力伤他，他还以为是谢烟客发烧，满怀关切之情，今得谢烟客不由得"心中感到了一阵温暖"。
　　多日以后，石破天遇到谢烟客，仍对他的所作所为毫无怀疑，还说："老伯伯，我那日在山上练你教的功夫，忽然全身发冷发热，痛苦难当，便昏了过去。这一醒转，古怪事情却一件接着一件而来。老伯伯，你这些日子来可好吗？不知是谁给你洗衣煮饭。我时常记挂你，想到我不能给你洗衣煮饭，可苦了你啦。"丝毫没想到谢烟客教他的武功有什古怪。
　　长乐帮为了对付侠客岛上的赏善罚恶令，半逼迫半利诱地让石中玉作帮主，其实是想让他赴侠客岛作替死鬼，以换回全帮人的性命。因为接到侠客岛的赏善罚恶令后，如果帮主不依约赴会，那全帮上下就会被剿灭。
　　石中玉逃跑，侠客岛的邀请又将临近，急得长乐帮团团转，无意中发现了与石中玉相似的石破天。开始时是真的认错，不久即发现是认错了，但并不纠正，反而在石破天身上做手脚，弄上与石中王身上一样的疤痕哄骗他。使石破天云里雾里，几乎真的相信自己是石中玉，只不过病了一场将前事忘了。
　　长乐帮对于石破天的敬畏、依顺，实际上全是出于私心，为了让石破天为他们挡灾。石破天只不过是他们的玩偶。
　　然而，石破天却在真相大白后，既不愤慨，更不报复，而是出人意料地答应继续当他们的帮主，替他们走一趟被江湖上认为"有去无回"的"地狱"　　侠客岛。
　　石破天叹了一口气，向石清、闵柔瞧了一眼，向丁瞧了一眼，说道："贝先生，众位一直待我不错，原本盼我能为长乐帮消此大难，真的石帮主既不肯接，就由我来接罢！"说着走向张三身前，伸手便去取他掌中铜牌。众人尽昏愕然。
　　被人利用而不恼怒，明知是险途而不畏惧，这已不仅仅是侠义的精神，而是菩萨的胸怀了。
　　丁误认石破天为石中玉，不管石破天如何解释，她都不相信，还愣是与石破天拜了堂。她偶尔也感到石破天与她原先的情人石中玉大不相同，但总是归结于他生了一场大病，过后会康复。所以，一味缠着石破天。
　　当真的石中玉出现时，丁的态度居然是这样：
　　石破天走上两步，说道："叮叮　　，我早就跟你说，我不是你的天哥，你┅┅你生不生我的气？"
　　突然间啪的一声，他脸上热辣辣的着了个耳光。
　　丁怒道："你这骗子，啊唷，啊唷！"
　　连连挥手，原来她这一掌打得甚是着力，却被石破天的内力反激出来，震得她手掌好不疼痛。
　　石破天道："你┅┅你的手掌痛吗？"丁怒道："滚开，滚开，我再也不要见你这无耻的骗子！"石破天黯然神伤，喃喃道："我┅我不是故意骗你的。"丁怒道："还说不是故意？你肩头伪造了个伤疤，干不早说？"石破天摇头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丁顿足道："骗子，骗子，你走开！"
　　一张俏脸蛋涨得通红。
　　诚实率真的石破天成了"骗子"，他对丁的的一番好心化为乌有。更让人悲哀的是，接下来石中玉被雪山派擒住，要带往凌霄城去审判他的罪行。丁为了救石中玉，骗得石破天去冒充石中玉，而自己却和石中玉溜之大吉。石破天不仅不怀疑，还一直想着丁与石中玉会去救他，以为他们对自己是一番好心。
　　终于，当他明白一切后，也没有对任何人起怨恨之心，反而要求谢烟客不要杀石中玉。
　　可以说，自石破天从荒山走向人世后，他始终处于各种阴谋、私欲的算计之中，被欺骗、被利用，他自己却毫无知觉。
　　别人对于他的坦率自然，也往往误解为奸诈，连石清、闵柔夫妇有一段时间都是如此。因为人们从未见过这通透，这无私的人，所以往往是依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去判断，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一个心无尘埃的人骤然置身于充满了污染的世界，会是怎样？
　　在这种对比中，金庸再一次显示了他对于人性阴暗面的深刻洞察。人的自私、人的残忍，都以那合理，那冠冕堂皇的方式表现出来。
　　小说中有好几个浓缩性的场面，引人深思。比如，雪山派的各支首领起初在为掌门人之位争执不休，互不相让，但当侠客岛上的赏罚二使出现，要请掌门人赴侠客岛喝腊八粥时，转眼间竟一个个互相"谦让"起来了。
　　过去三十年中，所有前赴使客岛的掌门人，没一人能活着回来，此时谁做了雪山派掌门人，便等于是自杀一般。
　　还在片刻之前，五支争短长，均盼由本支首脑出任掌门。五支由勾心斗角的暗斗，进而为挥剑砍杀的明争，慕地里情形急转直下，封、成、齐、廖、梁五人一怔之间，不约而同的伸出手指，说道："是他！他是掌门人！"
　　四人只拆得十余招，旁观的人无不暗暗摇头。但见四人剑招中漏洞百出，发招不是全无准头，便是有气没力，哪有半点雪山派第一代名手的风范？便是只学过一两年剑法的少年，只怕也比他们强上几分。显而易见，这四人此刻不是"争胜"，而是在"争败"，人人不肯做雪山派掌门，只是事出无奈，勉强出手，只是盼输在对方剑下。
　　这些人都是名门正派的"正人君子"，平时在徒弟面前，在人群面前一本正经，高调也唱得一板一眼的，一到生死关头，却原形毕露。
　　石破天对于这一切，饱含的只是悲悯的感情，一种超越于爱恨之上的同情心。这其实也反映了金庸的态度。他在叙述一切的"恶行"时，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关切与同情，就像佛教的经典上所说：对于那些作恶的人，你要怜悯他们。有时还不自觉地为他们"开脱"一些责任，例如，写到谢烟客的乖戾、多疑时，就加了一笔，说是谢烟客曾有一个徒弟忘恩负义，伤透了他的心。
　　欲望化的世界导致争斗，争斗得到的结果只是虚妄。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
　　倒是石破天这样"忘我""无我"的人，才具有"自我"的本质。因为无求无欲，所以，最后获得了最高的武功，还有人生的真谛。
父母风范
　　承担生命的缺憾，
　　以爱对待发生的一切。
　　石破天遇到的几个较有暖色的人物是石清、闵柔夫妇，阿绣和史婆婆等，尤以石清、闵柔最具人性中亮丽的色彩，是金庸小说中，也是一般的武侠小说中难得的父母形象。
　　金庸在《侠客行》的后记中特别提到："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1975年冬天，在《明报月刊》十周年的纪念稿《明月十年此时》中，我曾引过石清在庙中向佛像祷祝的一段话。此番重校旧稿，眼泪又滴湿了这段文字。"
　　石清在庙中向佛像祷祝的话是这样的：
　　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要，也要保护他周全。今日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待我石清实是恩重。
　　闵柔也有一段相似的祝告：
　　如来佛保佑，但愿我儿痴病早愈。他小时无知，干下的罪孽，都由为娘的一身抵挡，一切责罚，都由为娘的来承受。千刀万剐，甘受不辞，只求我儿今后重新做人，一生无灾无难，平安喜乐。
　　这几句表白已勾勒出一对洋溢着圣洁爱心的伟大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只有施予，没有回报的要求，没有埋怨，只有自我承担。
　　父母之于子女，子女之于父母，全是因缘际会，无可选择。希望得到什样的后代，可能恰恰得到的是另外一种；而任何一个人，也无法想让谁成为自己的父母谁就能成为自己的父母。这是宿命。
　　假如子女残疾，或者子女不能够成才，那，父母会感到一种永远无法弭补的残缺。爱心、怜惜、自责，或者是嫌弃，都可能产生。然而，人与人之间的爱，正是在这样的残缺中体现出来；又正是在这样的残缺中，我们更珍惜易逝的生命。
　　闵柔、石清两人遇到的是儿子的惨死和堕落。
　　他们本来有两个儿子，但长子被梅芳姑掳走杀死，剩下的石中玉自然宠爱有加。石清正是想让儿子成才，才狠心将他送上凌霄城拜封万里为师。
　　不料三年后，石中玉企图强奸雪山派掌门人白自在的孙女阿绣，未遂逃走，却致使阿绣跳崖，白自在发疯，阿绣的奶奶史小翠也离家出走，雪山派几乎分崩瓦解。阿绣的父亲白万剑亲自带了大批人马去捉拿石中玉，又派人放火烧了石、闵夫妇的山。
　　听到这个消息，石清、闵柔又是惭愧，又是难过。石清想的是"宁可像坚儿这样，一刀给人家杀了，倒也爽快。"闵柔却泪水涔涔而下，几乎泣不成声。慈母严父，判然有别，却都系于一个"爱"字。
　　土地庙中，白万剑等人抓住了在逃多年的"石中玉"（其实是石破天），意欲带回凌霄城中处罚。石清和闵柔刹那间见到分别多年的儿子，怜惜之情油然而生。
　　石清┅┅眼睁睁见到独生爱儿躺在满是泥污的地下，说什也要救他回去。闵柔一进殿后，一双眼光便没离开过石破天的身上，她和爱子分别已久，乍在异地相逢，只想扑上去将他搂在怀中，亲热一番，眼中泪水早已滚来滚去，差一点要夺眶而出。┅┅
　　他夫妇俩看到石破天丝毫不会雪山派剑派，以为是雪山派亏待了自己的儿子，情绪大起变化。闵柔与石破天的比剑，"这哪是比剑？比之师徒间的喂招，她更多了十二分慈爱，十二分耐心。"那种舐犊之情，几欲催人泪下。
　　他们第三次遇到石破天，又是一番戏剧性的场面。石破天一番好心，想悄悄为闵柔从无虚道长那儿夺回铜牌，不想打伤了两名道士，而天虚一伙人恰恰是石清、闵柔的同门。一方是爱子，一方是同门师兄弟，夹在当中，左右为难。而石清、闵柔作为正派英雄的本色与作为父母的本色，表现得极为自然得体，既情真意切，又不忘大义。
　　石清心中乱极，一转头，但见妻子泪眼盈盈，神情惶恐，当下硬着心肠说道："师门义气为重。这小畜生到处闯祸，我夫妇也回护他不得，但凭掌门师兄处治便是。"
　　冲虚道："很好！"长到一挺，便欲上前夹攻。
　　闵柔道："且慢！"冲虚冷眼相睨，说道："师妹更有什话说？"闵柔颤声道："照虚、通虚两位师哥此刻来死，说不定┅┅说不定┅┅也┅┅尚可有救。"冲虚仰天嘿嘿一声冷笑┅┅
　　闵柔也知无望，向石破天道："孩儿，你手掌上到底是什毒药？可有解药没有？"一面问，一面走到他身边，道："我瞧瞧你衣袋中可有解药。"假装伸手去搜他衣袋，却在他耳边低声道："快逃，快逃！爹爹、妈妈可救你不得！"
　　武侠小说讲究所谓的侠义道，侠义面前，六亲不认，铁面无私。为了一个"义"字，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死自己不肖的儿子或徒弟，这是武侠小说中常见的英雄行为。
　　相比之下，石清、闵柔似乎不够"英雄"，至少是不够彻底的"英雄"，然而，更近于人性的真实状况，实在是真正的人的英雄。套用倪匡的话，是"上上人物"。
　　石清、闵柔性格中最动人的是他们基于"爱"的承担精神，承担痛苦。上苍不公，让他们失去了一个儿子，又让另一个儿子误入歧途。这是注定的不完美。但他们从来没有怨恨过什人，只是自己独自担当这生命的缺憾，变得更仁慈与博大。因为自己的苦难，而推己及人，从而达到爱的巅峰。
无心之得
　　一心要得到的往往得不到，
　　那不想得到的却往往得到。
　　《侠客行》整部小说大部分的叙述都处于悬疑之中：
　　一个是由于石破天、石中玉的相似引起的误会；另一个是由于神秘的侠客岛赏罚二使重现江湖，牵动着许多名门大派的心弦。
　　而侠客岛到底在什地方？侠客岛代表着怎样的一股势力？始终像个问号一样，迷惑着读者。一直到快要结束之时，侠客岛给人的印象都是可怕的，充满死亡气息的。
　　三十年前，武林中许多大门派、大帮会的首脑，忽然先后接到请柬，邀他们于十二月初八那日，到南海的侠客岛去喝腊八粥。最先接到铜牌的川西青城派掌门人表示拒绝，立即被侠客岛的使者当场击毙。接着一年中，被赏罚二使明打暗袭、行刺下毒而害死的掌门人、帮会帮主，共有一十四人，此外三十七人应邀赴宴。可是三十七人一去无踪，三十年来无半点消息。
　　过了十年，侠客岛的使者又来请客赴宴。造成黑龙帮全帮覆灭，另有四十八人乘船前往，从此再无音讯。
　　又过十年，江西无极门首先接到铜牌请柬，不敢再有抗拒，相继有五十三人应邀前往。同样是杳如黄鹤，一去不回。
　　所以，武林中人，一听到侠客岛，便为之色变。
　　《使客行》中的纷纷扰扰，也是因第三个十年之际，侠客岛的邀请又再度出现引起的。一些帮派为了避祸而千方百计寻找替死鬼，又有一些人为了别人的安危自愿担当此任，如石清、闵柔、史婆婆、石破天。但无论是邪恶者，还是善良者，部将侠客岛视作鬼城。
　　小说的结局大大超乎读者的意料之外。侠客岛非但不是魔鬼居住的地方，几乎可以说是武林人士的"圣地"，因为那里藏有世上最玄妙的武功《太玄经》。
　　原来，侠客岛的龙、木两位岛主，在几十年前偶然发现，岛上的洞窟石壁上刻有前人留下的武学秘笈，便潜心叁研，但始终无法悟透。便想邀请天下的武林精英前来一起研讨、琢磨，以揭开千古之谜。被邀到侠客岛上的人一见到石壁上的图文，便着魔遇仙般地追寻、探索起来，没有人再想到回家。而那些被赏罚二使杀死的人，其实都是作恶多端、罪有应得之人。
　　这很像《子》中记载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乡下的女孩子，被选美的官员看中，要选她入皇宫，她哭哭啼啼的老大不愿意，抱着父母泣不成声、依依不舍。到了皇宫，她见到华丽的居处，舒适的享受，不禁哑然失笑，自己先前居然还因为要来此地而痛苦不已。
　　然而，人世间的事情往往如此，人们对于自己经验以外的东西总是满怀疑惧。如果我们的心灵是开放的，坦坦荡荡的，能够包容万有，包容幸福与痛苦、欢喜与哀怨等等，那，也就无所谓幸福与痛苦、欢喜与哀怨了，只是澄明的一片。
　　侠客岛上的武林秘芨是怎样的呢？
　　那是一首古诗的图解。诗出自李白之手，诗的题目就叫《侠客行》：
　　赵客缦胡婴，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候蠃。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口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诗的图解画在光滑的石壁上。三十多年来，几百名武林高手面对它冥思苦想，不断地接近，又不断地远离。同样的标示，不同的人又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和感受。就如小说中的一个场景：
　　只听第一个老者道："这一首《侠客行》乃大诗人李白所作。但李白是诗仙，却不是剑仙，何以短短一首二十四句的诗中，却含有武学至理？"第二人道："创制这套武功的才是一位震古烁今、不可企及的武学大宗师。他老人家只是借用了李白这首诗，来抒写他的神奇武功。咱们不可太钻牛角尖，拘泥于李白这首《侠客行》的诗意。"第三人道："纪兄之言虽极有理，但这句'银鞍照白马＇，若是离开了李白的诗意，便不可索解。"第一个老者道："是啊。不但如此，我以为还得和第四室中那句'飒沓如流星＇连在一起方为正解。解释诗文固不可断章取义，咱们研讨武学，也不能断章取义才是"。
　　三十多年的光阴逝去了，无数的心血花费了，几乎有关这首诗的所有背景材料都被查证了，然而，仍然没有人能够破译图解。
　　难以置信的是：不识一个字，又毫无什知识背景的石破天竟在二十多天里无意中破译了，成为当世武林至尊。
　　什道理？
　　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那就是，人们总是不相信简单的道理，而习惯将事物人为地复杂化。越是简单的道理，显而易见的道理，人们就越不相信；越是怪异的，不合常理的说法，人们却乐于接受。所以，人们舍弃了眼前的、平凡的东西，不断地向深远处追求。
　　一些人会觉悟，终于明白："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而另有许多人，却终生迷失。
　　石破天不识字，没有什概念的束缚，完全用自己的心随意地去看，却发现了最简单的其实也是最终极的道理。
　　他心中一喜，再细看图形，见构成图中人身上衣褶、面容、扇子的线条，一笔笔均有贯串之意，当下顺着气势一路观将下来，果然自己体内的内息也依照线路运行。寻思："图画的笔法与体内经脉相合，想来这是最粗浅的道理，这里人人皆知┅┅"
　　其实粗浅的道理并不人人皆知。
　　文字是知识的载体，知识通向智慧。
　　西哲说：知识就是力量。
　　但东方的哲人还看到了知识的另一面：知识会形成桎梏，阻碍人们回归自然本性而与至高的"道"或"佛性"相遇。
　　老思想如此，禅佛教更是如此。禅宗的六祖便是文盲，听人诵读《金刚经》而开悟。视野讲究的是文字以外的东西，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靠字面的印证终究肤浅、外在，只有心灵的印证才是深刻、内在的。
　　除了没有"所知障"外，石破天的成功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原因，即：无所求。
　　所有的人钻研这篇图解，都心存强烈的愿望，以至陷于痴迷。只有石破天一人，根本没想到要叁悟它，更没想过要去当武林领袖。他挂念着阿绣，回想到那日她站在海滩之上送别，神色忧愁，情切关心，恨不得插翅便飞了回去。又想到"这些口诀甚是深奥，我是弄不明白的。他们在这里练剑，少则十年，多则三十年。我怎能等这久？反正没时候多待，随便瞧瞧，也就是了。"
　　他的情感仍在自然地运转，不像阿绣的爷爷白自在及其他众人，一钻研图解便将妻子的性命和世上的一切都忘了。他对于武功的奥秘似在有意无意之间，可得不可得之间。
　　佛法的无上境界便是：欲望的泯灭或升华。怀着求长寿、求富贵之类的愿望拜佛，已远离佛法十万八千里。凡是求取的念头一现，就是着相。
　　现诸于人间，那一心要得到的，往往得不到，那不想得到的，却注定要得到。
　　这便是无常。人只有依着自然的本性而动，才能超越无常。
　　《侠客行》向来不受评论家的注意。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单独列出加以讨论，是因为觉得它包含着微妙的玄机，有着独特的韵味，实在值得我们细加品味。
人世空茫
　　这似乎是一部厌世的书，
　　又或者是一部看透了人生的书？
　　《鹿鼎记》是一部奇特的武侠小说，或者可说是武侠小说中的异数。
　　它的主人公完全不会武功，而且也不是什侠义的英雄，只是一个亦正亦邪的顽童。
　　在戏谑性的情节推演中，金庸要告诉读者的是什？
　　以书名推测，这部小说的主题其实与家国兴亡有关。"鹿"是逐鹿中原的"鹿"，"鼎"是问鼎中原的"鼎"，还有东北的鹿鼎山，埋藏着关于大清国运的龙脉。
　　事实上正是如此，除了主人公韦小宝外，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拼命、杀，或为了皇权，或为了复兴明室，或为了龙脉宝藏，或为了报仇雪恨，等等，等等。
　　然而，天地会总舵手陈近南的结局是被奸人暗算致死，一世英名，一身武艺，落得如此下场。大汉奸吴三桂处心积虑，经营多年，仍被康熙剿灭。神龙教教主洪安通最终众叛亲离，在疯狂中死去。康熙雄才大略，似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过得似乎也并不怎痛快。还有九难、沐王府众英雄、李自成、郑成功后人等等的遭遇，都是哀多乐少。
　　成功也罢，失败也罢，到头来只是一场"空"。
　　大家绞尽脑汁想得到的《四十二章经》，莫名其妙地，被不知所谓的韦小宝得到。
　　真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历史的荒谬，也是人生的荒谬。
　　历史的神圣光泽，人世的严外表，在《鹿鼎记》中遭到了彻底的解构。
　　《鹿鼎记》写的基本上是史实，只不过加了一个韦小宝，例如康熙谋杀鳌拜、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均为真人真事，只有一个韦小宝是虚构的。
　　虚构的韦小宝叁与真实的历史，反映了金庸观察历史的一种独特角度。由于韦小宝的叁与，积淀在历史记述之下的"真相"一一显现。究其实，历史不过是一连串的闹剧，支撑着情节发展的可能只是一刹那的心理波动或某个人的一时冲动。
　　韦小宝与苏菲亚公主偷情，并助她成功篡权夺位，令人发笑，也令人深思。一切权力的斗争，玩弄的难道不正是韦小宝的把戏？恰如小说中所言：
　　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其实此事说来亦不稀奇，满清开国将帅粗鄙无学，行军打仗的种种谋略，主要从一部《三国演义》小说中得来。当年清太宗使反间计，骗得崇祯皇帝自毁长城，杀了大将袁崇焕，就是抄袭《三国演义》中周瑜使计，令曹操斩了自己水军都督的故事。
　　而韦小宝煽动俄国士兵造反的汁策，实际上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那就是：让群众的欲望之河决堤。
　　韦小宝心想："满清来中国抢江山，鞑子兵搞扬州十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老皇爷就此做成了皇帝。他妈的，我叫他们搞莫斯科十日，搞得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若不如此，怎抢得到皇帝做？"
　　于是，他对苏菲亚说："你叫大家进莫斯科城打仗，杀人放火，答应他们做将军大官，有很多很多金子银子，大家抢美女做老婆！"
　　接下来，苏菲亚站在广场上的演说，以及底下的群众反应，实为人类历史上许多"革命"的缩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驱动力是金钱与美女，人成了欲望的奴隶和打手。
　　苏菲亚站在阶石上，大声说道："火枪手们，你们都是罗刹国的勇士，为国家立过很大功劳。可是你们的饷银大少了，你们没有美丽的女人，没有钱花，酒也喝不够，住的屋子太小、太不舒服。莫斯科城里有很多有钱人，他们有好大的屋子，有很多仆人，有很多美丽的女人，你们没有。这公平不公平啊？"
　　众火枪手一听，齐声叫道："不公平！不公平！"
　　苏菲亚道："那些有钱人又肥又蠢，吃得好像一头头肥猪，如果跟你们比武，打得过你们？这些富翁的枪法难道胜过了你们？他们的刀法难道胜过了你们？他们为国家、为沙皇立过功劳？"她问一句，众火枪手就大声回答："牟特！"
　　苏菲亚又道："你们应当做将军，做富翁！
　　你们个个应当升官发财┅┅"
　　就是这几句平淡无奇的话，却将群众煽动得热火朝天。为什？因为抓住了人内在的愿望，那种强烈的被压抑的愿望。如果仔细去研究一切的群众运动，则会发现，运动的领导者总是激发了此一类的潜愿望，群众才可能"揭竿而起"。
　　因为欲望，便有了革命，有了战争，有了人与人之间无休无止的争斗，有了历史的进步。但最后，人人都成了欲望的牺牲品。
　　连韦小宝这样一个在人世混得溜溜转的"活宝"，也感到了厌倦，终于从心里喊出："老子不干了！"
　　欲望化的世界是一个立体的世界。
　　好与坏，正与邪，是与非，忠与奸，不是能够截然判断的。在多元的视角里，它们之间的界线若隐若现，有时甚至了无踪迹。
　　就大的方面而言，康熙是满清的皇帝，是全体汉人的死敌，但他却是一个"好皇帝"。他对韦小宝说："明代的皇帝没有一个能像他自己那样勤政爱民。假定人民的希望是安居乐业，那，在他的统治下，人民达成了他们的希望。为什还要无事生非，想把他赶出中原？只不过是名份之争罢了。"
　　韦小宝将这个意思转述给顾亭林这样有学问的人，后者也是一时语塞不知何以对答。这就注定了壮烈的反清复明运动失败的必然性。
　　再就小的方面而言，同是反清复明，天地会、沐王府、九难各有所主，而李自成则完全是个"造反派"，吴三桂则是反复无常的"奸雄"。他们互相指责，自以为是，在旁人看来，吵吵闹闹的，内里却不免荒唐。一个败落了的王朝，居然还在为"正统"、"名份"争执不休。
　　在郑成功的小政权内，宛如一个缩小的皇宫，骨肉相残，权贵倾轧。在历史风云中飘摇的身影，那种跌爬的姿势，同样叫人不胜唏嘘。
　　书中除了像吴之荣这样明显的反角，或像陈近南、吴六奇这样明显的正角外，大多数人只是生活中的真实的"人"，无所谓好坏。在这样的环境，他可以成就好事，在那样的环境，他又可以成就坏事。例如韦小宝手下的一些爪牙，或者像郑克塽、海老公之类的人物，完全看你从什角度去判断。
　　至于本书的主角韦小宝，则更是一个难以言说的人物。
　　有人赞韦小宝，说他聪明伶俐，办事妥当；有人骂韦小宝，说他奸诈浮滑，不明忠义。几乎可分成两派，各有道理，互不相让。
　　现实中是不可能有韦小宝这样一个人物的：一个小小的孩童，竟然可以在皇宫、官场、异族、秘密帮会的争斗中，履险如夷，逢凶化吉。每一个成名的人物，都被他弄得贴贴服服，言听计从。怎可能有这样的小孩子呢？但当你读《鹿鼎记》的时候，就觉得他是站在身旁，挤眉弄眼，精灵古怪，伺机向你恶作剧的小顽童。
　　相对比梁羽生关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作品，金庸的描写显然要深刻得多。他有意无意地将历史的全部复杂性，也包括人性的复杂性，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并没有作出什结论，却让人久久地沉思。
　　不仅如此，在这部小说中，金庸对于道德的两难有着独到的体会，并且将世间的虚伪假象昭示无遗。
　　韦小宝用下三滥的功夫去对付茅十八的敌人，救了茅十八。而茅十八则告诫他："这等下三滥的行径，江湖上最给人瞧不起，比之下蒙药、烧闷香，品格还低三等。我宁可给那黑龙鞭史松杀了，也不愿让你用这等卑鄙无耻的下流手段救了性命。"
　　韦小宝却说："用刀杀人是杀，用石灰杀人也是杀，又有什上流下流了？要不是我这小鬼用下流手段救你，你这老鬼早就做了上流鬼啦。你的大腿可不是受了伤？人家用刀子剁你大腿，我用刀子剁人家脚板，大腿跟脚板，都是下身的东西，又有什分别？"
　　这或许有点强词夺理，却也触及到了关键问题。往深里想，道德原是游移不定的，而许多"美好"的幌子，也只是人类自欺欺人的把戏。
　　难怪到得小说结尾，荣华富贵、金钱美女俱一一得手的韦小宝会这样感叹：
　　"天地会众兄弟逼我行刺皇上，皇上逼我去剿灭天地会。皇上说道：'小桂子，你一生一世，就始终这样脚踏两条船？＇他奶奶的，老子不干了！"心中一出现"老子不干了"这五个字，突然之间，感到说不出的轻松自在┅┅
　　行走在人世间，就是难、难、难！无论你做什，怎样做，都不可能圆满，不可能完美无瑕。那，最好就是不做，不做才能达臻圆满。
　　《鹿鼎记》对于历史，对于人世，充满了讽刺，也充满了洞察和怀疑，似乎是一部厌世的书。或者，换一句通俗的话，是一部看透了人生的书。所以，在《鹿鼎记》以后，金庸再也不写小说了。
　　还有什可说呢？绝顶人物
　　就人物塑造而言，
　　在金庸小说中，
　　韦小宝是最有内涵的一个。
　　韦小宝是金庸小说中，也是武侠小说中，甚至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中，最耐人寻味、最独特的人物形象之一。
　　先说他的出身。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父亲是谁？连他母亲都糊里糊涂。反正怀上他以前，她接的客人中有满族人、汉族人、蒙族人、藏族人，还有日本人，真正是个"小杂种"，源于最卑贱也是最原始的欲望。
　　再说他的教育。他丝毫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根本就是文盲，惟一的文化陶来自民间的戏曲与说书。这是一个反文化的典型。
　　他的遭遇与金庸其他武侠小说中的主角相似，也是不断地遇到奇人奇事，不断地历险冒险。但是，他的作风却与郭靖之流完全不同。他生性懒惰，不愿刻苦，虽有陈近南，九难这样第一流的师父，却一点武功都没学会，只学会了九难教给他的"神行百变"，一种"逃之夭夭"的功夫。他时遇惊险，化解不是凭借武功，而是靠一张嘴，一串计谋，还有一点运气。
　　韦小宝到底是怎样的人物？顽童？小无赖？小流氓？还是天才儿童？那小小的年纪，却成为康熙的心腹大臣，又是天地会的香主，还在神龙教中混了个白龙使当当。在各种势力的争战中，他倒是游刃有余，八面玲珑，到处讨好。他靠的是什？
　　韦小宝凭什平步青云？他有学历文凭吗？没有。他是世家子弟吗？不是。他只不过是个老妓的私生子。他有什才干？除了吃喝嫖赌，玩一下阴谋诡计之外，倒也不见得有什才干，但总是遇难呈祥，恐怕这就是他的才干。有人以为这不过是韦小宝的好运。对！韦小宝运气之好，千古第一。
　　关于韦小宝的评论，恐怕数倪匡的看法最为深刻，他说：
　　韦小宝，是一面镜子。
　　人人在韦小宝这面镜子之前，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韦小宝好的一面，倒未必人人皆有，但是他坏的一面，却人人难免。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韦小宝的身上，找到自己。谁不曾说过谎话？┅┅谁又不曾有过贪念？┅┅
　　按照倪匡的看法，韦小宝其实是一个率真的人，是一个英雄豪杰，活生生的汉子，不像郭靖那样假得令人摇头，属于"上上之人"。
　　翻开《鹿鼎记》，韦小宝际遇之奇，天下第一；运气之佳，也是天下第一。小说中韦小宝至少囊括了十个天下第一：
　　韦小宝出身于当时天下第一的繁华城市　　扬州。
　　随茅十八到天下第一大国的首都北京，去会满洲第一勇士鳌拜。
　　和天下第一年轻有为的君主康熙大帝结交，并成密友。
　　被誉为天下第一个值得结交的人物陈近南收为门徒。
　　任天下第一反清帮会　　天地会香主。
　　遇上神龙教，受教中第一号人物洪教主青睐。
　　被天下武功第一的独臂神尼收之为徒。
　　会天下第一奸雄吴三桂。
　　见天下第一美人陈圆圆。
　　做欧洲第一大国　　俄国苏菲亚公主的情人。
　　这十大奇遇，恐怕一般人三辈子也不会遇上一次。
　　金庸倒有一次写出五个第一的描述：
　　吴三桂叫道："不可轻举妄动，大家退后十步。"众卫士齐声答应，退开数步。九难冷笑道："今日倒也真巧，这小小禅房之中，聚会了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反贼，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汉奸。"韦小宝道："还有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美人，一个古往今来第一武功大高手。"九难冷峻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一丝微笑，说道："武功第一，如何敢当，你倒是古往今来的第一小滑头。"
　　韦小宝的本事，亦即他天赋的长处，小说里写得最明白的是他的义气。所谓义气，是包括他对人敬重和仗义疏财。他不欺骗好友，系念师门，不做有亏大义的事。虽然，韦小宝得到的都是不义之财，而且早就堆成金山银山了，但须知富有的人未必一定疏财，凡财富由点滴积聚而成巨富的人，反而最斤斤计较，最吝啬。所以仗义疏财看来似乎是容易，但实在是最难得的本领。何况，疏财又是做得这样恰到好处，这不是本领是什？昔日益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等名震天下，使众多豪杰归心，靠的就是这种本领。
　　韦小宝的第二种本领是知行知止，知进知退。面对康熙这样的一个英明人物，马屁不能不拍，但又不能着痕迹。能叫受者心喜，而听者不觉肉麻，这点功夫，许多人拜师也学不到。韦小宝就能做到这点，他知道什时候应表示什态度，说什话，这一点至为重要。韦小宝抄鳌拜的家，强吞其财产一半，这时他就胆敢冒着杀头的危险，面对皇帝说谎。因为他拿捏得准，康熙不会因为这些钱财上的小事查根问底，可见他有胆有识。
　　韦小宝的第三种本领是知人善任，知己知彼，这是身居要位的人最重要的本事。许多人自己有才干，但没有知人之明；有些人有知人之明，但见人家不投靠，便不予委任。"知人善任"四字，体现了学识和肚量，是做人做事的最高境界，最高本领。知人之外，还要自知，韦小宝就非常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是靠拍马屁升官的，而"老子的本事他妈的平常得紧。看来凡是有本事的人，不肯拍马屁，喜欢拍马屁，便是跟老子差不多。"所以，凭赵良栋不肯拍马，瞧不起韦小宝，反而得到他的重用。更可贵的是，他在赵良栋面前坦诚承认自己一无是处，连大字都不识一个，如此自我揭短，岂不将手下的人感动得要死，不为他卖命才怪呢。
　　韦小宝这个人算是把世态人心看透了，才能这样混得转。难怪有人说，《鹿鼎记》乃成才必读之书。韦小宝的"招数"实在太多，不胜学习，连金庸谈到他时，都不免为之"神色一振"。
　　倪匡评论道：
　　像韦小宝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小说中的幻想人物，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典型。古今中外的现实社会中，都有这样的人物存在。表面上看来，他大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可是实际上，处世应变才能之高，当机立断决策之明，冒险时的无畏，投机时的狠劲，都是这一类人物的本领。
　　每一个人的内心，在面临抉择之际，都会有打不定主意的时候。这是人性的弱点。所有的道德教育，全为了纠正这种弱点而设。但是，事到临头，是道德教育力量大，还是人性弱点的力量大，也真难说得很。韦小宝没有受过道德教育，反倒时时战胜人性弱点，真是难能可贵。反观现实世界中，多少道貌岸然之士，多少满口仁义道德的人，暗地里做着什？岂止是"有点打不定主意"，简直是立定了主意，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也有人说韦小宝怎能娶七个老婆。但是，要知道，这七个老婆既非偷，也非抢或买，而都是自己巴巴的、死心塌地跟着他的，似乎他真有"宝"似的。倪匡甚至认为，拥有韦小宝的七分之一已是许多女人的福份了。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真不知若是将小宝换作女性，嫁了七个老公，这些男人又会作何感想？
　　也有人说韦小宝的处世，乃人生最高境界，也就是所谓的化境，完全超越了善恶的区分，是非的桎梏，无为而无不为，什都无所谓，也什都有所谓。对于女人，当然是漂亮的女人，都爱，又仿佛都不爱，个个都很可爱，又个个都不可爱。人活到这个份上，你还能说他什？说了又能奈他何？
　　用金庸自己的话来说，韦小宝完全是一个叛逆的角色，说谎，整人，惟一会的功夫就是挨打时就逃，谁都没有他溜得快，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却也相当真实而普遍。
　　金庸说他的目的是希望把韦小宝写得现实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性格上好的和坏的一面，有一些自省的意义。旖旎春光
　　七个小女子，
　　七种不一样的风情，
　　七种不一样的女性心态。
　　韦小宝好色。他从小在妓院混，是一个"有低级趣味的人"。只要是美女，他就喜欢，而喜欢就是想要拿她来做老婆。
　　《鹿鼎记》全书以韦小宝为视角，字里行间对女性的描绘，不免带有传统的男性主义色彩，这恐怕是金庸对中国男性人格的一种描绘和发掘。韦小宝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他对于女性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
　　韦小宝前前后后遇到不少美貌女子，其中七位还成了他的"老婆"，她们是沐剑屏、方怡、曾柔、双儿、阿珂、建宁公主和苏荃。双儿是被夫人作为礼物送给韦小宝的，建宁公主和曾柔算是自己爱上韦小宝的，其余几个恐怕都是被韦小宝连骗带哄弄到手的。
　　这七位女性性格各异，作者淡淡几笔，就将她们各自的特点勾勒出来，展现了七种美女风姿，也昭示了七种女性心态。
　　沐剑屏是一个小郡主，作为人质窝藏在韦小宝的房中。起先对于韦小宝极为恐惧与厌恶，但渐渐地，不知不觉地，似懂非懂地喜欢上了韦小宝。韦小宝起初在言词上戏弄她，并设下一些小圈套，如"妹妹"、"哥哥"等，让她陷进去。然后又欺骗她说她的脸上被刻了一只小乌龟，只要她叫自己十声"好哥哥"就帮她治好。这才开始有点打动小郡主。
　　"小郡主一来也真饿了，二来不敢得罪他，怕他手脚不清，在自己脸上留下一条乌龟尾巴，三来见他研碎珍珠，毫不可惜，不免承他的情。"甚至"噗哧一笑"显出了轻松的神情，不再对韦小宝那充满戒心。
　　接下来方怡因为行刺未遂受伤，韦小宝将她救入自己房中。一见她是个大美人，便想"非拿她做老婆不可。"
　　方怡的心上人刘一舟被捕，她求韦小宝相救，韦小宝乘机大捞一把，提出如果救出刘一舟，方怡须以嫁给她作为报答。方怡为了自己所爱之人，便答应了。
　　与韦小宝的朝夕相处之中，方怡与沐剑屏都感到韦小宝虽然油嘴滑舌、轻薄浮浪，却不乏善良、义气的一面。例如到最后，他见到方怡楚楚可怜的模样，心肠忽然软了，大声道："好啦，好啦！我救了刘一舟出来之后，你嫁给他便是，我不跟他争了。"说得方怡又是感激又是欢喜。再加上她们又知道了韦小宝不仅是皇宫中有头有脸的人，还是天地会中的香主，自然生起尊崇之心。以致后来方怡真的不爱刘一舟，而倾心于韦小宝了。
　　沐剑屏是一副小女儿心态，她对于韦小宝的情意，是一个少女对男孩子的自然情感。韦小宝的风趣、权势打动了她，她可能一直未弄清自己的感情到底有多深。
　　方怡有选择的因素。她出于爱刘一舟而选择了"嫁"韦小宝。但在日后，刘一舟和韦小宝的为人与地位又使她选择了"爱"韦小宝。
　　双儿是韦小宝遇到的第三个中意女子。她出现在阴森森的鬼屋，"带着一点淡淡的幽香"。"一张雪白的脸庞，眉弯嘴小，笑靥如花"，会做甘美的湖州棕子。浑身上下，是江南女子那种娟秀与楚楚动人。
　　她跟着韦小宝，成了他的丫头与保镖，那种对于主人的忠诚，无与伦比。她对于韦小宝说不上有什爱情，只是"名份"规定了她应当去"爱"韦小宝，而她自己对于这种名份既无丝毫的怀疑，更无一点点的反抗。
　　确实，这是一个完全丧失了"自我"的小女子，但也是韦小宝最喜欢的人，或者说，是韦小宝最放心得下的人儿。
　　苏荃初见韦小宝时，已是洪教主的夫人。"韦小宝远远望去，见那手掌真似白玉雕成一般，心底立时涌起了一个念头：'这女人做我老婆倒也不错。她如到丽春院去做生意，扬州的嫖客全要涌到，将丽春院大门都挤破了。＇"
　　她对韦小宝的好感不外是小宝的拍马屁，又是祝她"寿与天齐"，又是赞她年轻美貌。她但根本谈不上会爱韦小宝，尽管她与洪教主之间也并无爱情可言。
　　她之所以成为韦小宝的"老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丽春院的大床上韦小宝使她怀了孕。从此，她自觉就是小宝的人了，还成了韦小宝"老婆班"的"班长"。
　　阿珂的情形与苏荃相似，如果没有怀孕，她大概怎都不会跟上韦小宝的。她是陈圆圆与李自成的女儿，生得极美，韦小宝一见差点儿魂都要飞掉，一直牵肠挂肚，发誓不弄到手"做老婆"决不罢休。
　　但阿珂对郑克塽一往情深，无论小宝如何捉弄陷害郑克塽，她仍然死心塌地爱着郑克塽，甚至韦小宝用计迫她跟自己拜堂成亲，她仍是不予理睬，几次出手甚重，欲置小宝于死地。这样一个烈性女子，因为喝了迷药昏倒，被小宝抱上大床，胡天胡地闹了一通，结果怀上身孕，就心甘情愿地嫁给了韦小宝。
　　让人感叹的是后来"郑家军"被清军剿灭，郑克塽成了亡国之君，落拓在京城，阿珂听说后暗暗庆幸自己当年没有真的嫁给他。
　　建宁公主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公主，而是冒充太后的毛东珠与情人瘦头陀的私生女。不过弄假成真，她一直被当作真正的公主看待。真的太后与皇帝知道真相后，不愿让别人知道破坏了皇室的形象，于是，建宁公主就永远是"公主"了。
　　建宁公主"一张瓜子脸儿，薄薄的嘴唇，眉目灵动，颇有英气"。她倒是自动爱上韦小宝的，但爱得太过可怕，充满着虐待狂的气息。她喜欢韦小宝，是因为只有韦小宝才是真的打她，她在施虐与受虐的痛楚中体验到性的快感。
　　公主伏在他脚边，抱住了他两腿，将脸庞挨在他小腿之间，轻轻磨擦，娇媚柔顺，腻声道："好桂子（即韦小宝），好哥哥，你给我打一次罢，我不打痛你便是。"韦小宝见她犹似小鸟依人一般，又听她叫得亲热，心神荡漾，便待答允。公主又道："好哥哥，你身上出血，我见了比什都喜欢。"
　　在送亲的路上，即将当新娘的建宁公主与韦小宝初摘爱情之果，成就了一段露水姻缘，好不快活。
　　弄得吴应熊倒了大霉，遭到公主的阉割。足见公主到得后来，是不顾一切地爱上韦小宝的。几经周折，终于成为韦小宝的"老婆"，还为他生了个女儿。
　　相比之下，曾柔是韦小宝众"老婆"中着墨最少的一个人物。云淡风轻似的，出现了又消失，最终又突然出现在丽春院的大床上，加入了小宝的"老婆"行列。
　　曾柔以刺客的身份跟着一帮同门闯入韦小宝的营帐中，"韦小宝侧头看去，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脸蛋微圆，相貌甚甜，一双大大的眼睛漆黑光亮，嘴角也正自带着笑意。"韦小宝凭着智巧制服了刺客，却因曾柔美貌，又故意将他们放走。惹得小曾柔一片芳心暗许，临走时要了韦小宝用过的四枚骰子，要好好的留在身边。多年后两人再见，韦小宝发现这四枚骰子还珍藏在曾柔的身上。
　　曾柔的爱是浪漫的，一见钟情式的，属于英雄救美的模式，是感恩、崇拜心理的转化。
　　从这些女子与韦小宝的情爱故事来看，金庸要告诉我们的，或者说这些故事本身隐含的意义是相当丰富的。
　　首先，是对爱情本身的戏谑和质疑。所谓纯情，其实并不存在，在男女的情爱纠葛中，处处夹杂着物质的诱惑，计谋的运作，肉欲的支配等等。男人与女人互相构建了一个虚幻的世界，互相欺骗，互相引诱，然后，都各自往设好的圈套中走去，终其一生而不自知。
　　从这一点上说，《鹿鼎记》拆解了爱情美丽的神话，而恢复了爱情本身的世俗性与粗陋性。
　　其次，这些女子是某些传统观念的禁锢物，例如贞操观念，从一而终观念等等。韦小宝之类的中国男人深明这个道理，要想占有一个女人，就先在"名份"上占有她，她便再也无法跳出自己的手掌。
　　当然，还有女性固有的弱点在起作用。这几个女孩子，性格各异，却都喜欢听韦小宝的甜言蜜语，而小宝对女人的阿谀奉承永远是称赞她的美貌与年轻。
　　七个如花似玉的小女子都嫁给了韦小宝，他们在海外孤岛上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似乎让天下的男人"妒煞羡煞"。关于韦小宝夫妻生活的描写，金庸无意间也沾染了旧小说的某些习气，流露出来的男权意识，可能会使一些具有现代思想的读者不快。
　　撇开韦小宝的视角，我们要追问的是：这七个女孩子是否真的很幸福，很无悔？官场百态
　　官场与妓院，
　　是世界上最虚伪的地方。
　　官僚体制的设定，是人类文明的表现。
　　它带来的是秩序是规范，但是，也带来了另一些东西，最明显的就是：虚伪与腐败。
　　人类智慧的创造物走向了人的反面，成为人的桎梏，这是进步的另一面。
　　所以，老的哲学崇尚静止。
　　在老子看来，典章、制度之类的设置，引致的是更深刻的混乱，井且激发起人性中邪恶的因素。明智的君主应当无为而治。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说清的难题。
　　我们见到的既定事实是：官僚体制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繁复，已经形成了一个称为之为官场的世界。
　　《鹿鼎记》的场景一直游移在三个地方：官场、江湖、妓院。而其中最着力描写的是官场。官场与妓院虽然一则高贵一则低贱，却同样是极端扭曲人性的场所，有着许多本质上的一致。
　　例如，人的尊严之剥落在妓院与官场是一样的。
　　妓女与嫖客构成了一对相互依存又相互鄙视的关系。他们互相利用，实现自己的欲望，又在道德上互相鄙视。嫖客固然视妓女为下贱，但一般的妓女也很少真正瞧得起嫖客。
　　在官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如受贿者与行贿者之间。受贿者接受行贿者的物质利益，却在心底瞧不起行贿者的人格；而行贿者所看重的也只不过是受贿者的权力，对于作为一个人的受贿者，则充满了敌意与厌恶。
　　这种建立在纯粹利益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正是妓院与官场的最大特产。
　　为官之道，首先必须学会说谎，学会毫不脸红地拍马屁，还有欺上瞒下等等的一套。
　　韦小宝之所以在康熙跟前混得这好，与他高超的说谎拍马本领密不可分。而且他的马屁拍得极为巧妙，丝毫不露痕迹。
　　有一次，他莫名其妙地成了杀刺客的英雄。当康熙问他用什招杀刺客的，他说："一时之间，我心慌意乱，眼看对付不了，忽然间想起你跟我比武之时，使过记一极妙的招数，将我摔得从头顶飞了过去，好像你说过的是武当派的武功仙鹤梳翎。"
　　还说什："师父教的招数，练起来倒头头是道，一跟人真的拚命，哪知道全不管用；反是你的那些招数，突然之间打从心底里冒了上来。皇上，那时候他手掌边缘已打上我背心，我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又怎能去细想用什招数！"
　　说得康熙龙心大悦。因为，自从"康熙练了武功之后，只与韦小宝假打，总不及真的跟敌人性命相拚那过瘾。此刻听到韦小宝手刃敌人，所用招数全是从自己这里学去的，自是兴高采烈。心想若是自己出手，定比韦小宝更精彩十倍。"
　　在官场上混，须得花许多时间揣摩上司的内心想法，才能千方百计顺着上司的意思去做，或者替上司将自己不便表达的意见说出来。
　　小说中有一段写到康熙意欲撤藩，召来大臣们垂询，没想到大臣们要受了吴三桂的好处，要误会了康熙的意图，滔滔不绝地论证撤藩的不利之处，惹得康熙很不高兴。这时，兵部尚书明珠出来说了一番话，实在是高明之极。
　　"圣上天纵聪明，高瞻远瞩，见事也比臣子们高上百倍，奴才想来想去，撤藩有撤的好处，不撤也有不撤的好处，心中好生委决不下，接连几天睡不着觉。后来忽然想到一件事，登时放心，昨晚就睡得着了。原来奴才心想，皇上思虑周详，算无遗策，满朝奴才们所想到的事情，早已一一都在皇上的预料中。奴才们想到的计策，再高也高不过皇上的指点。奴才只须听皇上的吩咐办事，皇上怎说，奴才们就死心踏地，勇往直前的去办，最后定然大吉大利，万事如意。
　　圣上明鉴：奴才这不是歌功颂德，的的确确是实情。自从兵部得知三藩有不稳的讯息，奴才日夜担心，思索如何应付，万一要用兵，又如何调兵遣将，方有必胜之道，总是要让主子不操半点心才是。可是想来想去，实在主子太圣明，而奴才们太脓包，我们苦思焦虑而得的方策，万万及不上皇上随随便便的出个主意。圣天子是天上紫薇星下凡，自然不是奴才这种凡夫俗子能及得上的。因此奴才心想，只要皇上吩咐下来，就必定是好的。就算奴才们一时不明白，只要用心干去，到后来终于恍然大悟的。"
　　这篇讲辞当真可列为封建官场上为官之道的经典之作。其中的逻辑在官场上广为运用，总是灵验万分，屡试不爽，无往而不利，至少这样说话不会为自己带来麻烦。所以，聪明如韦小宝一听，都佩服之至，觉得满朝文武，做官的本事谁也及不上明珠。
　　扬州布政司慕大颜又是一种类型的乖觉之人，是典型的官场文人。他一听钦差大人不喜欢和尚，便即引经据典，说了一个诋毁和尚的故事，迎合韦小宝。又以《四相簪花宴》的故事，奉承韦小宝是"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他揣摩到朝廷可能要对吴三桂不利，又从韦小宝的表情看出他讨厌吴三桂，便说："韦大人是皇上亲手提拨的大臣，乃是圣上心腹之寄，朝廷柱石，国家栋梁。平西王目前虽然官爵高，终究是不能跟韦大人比的。"并考据出韦氏祖上是唐朝的忠武王韦臬，曾大破吐番兵四十八万，威震西隆等等。这个人将学问当作了拍马的武器，很容易讨得上司的欢心。
　　这种拍马方法叫作"贴金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生安白造，硬往上司脸上贴金。神龙教中的胖头陀晋献千年前的石碑也属于此类拍马，愣是编造了一篇千年前的碑文，说那时上天已料到会有洪教主降世，造福于人间，并且寿与天齐，为洪教主的"威仪"寻找历史依据，涂上神秘的色彩。洪教主其实心中明白这完全是杜撰的，却也十分受用。
　　有时候，献殷勤也可以献得十分隐晦，不露声色，上司一时察觉，便心中感激。韦小宝得到康熙的宠爱后，去康亲王府聚会，与人赌博，却总是无缘无故地蠃，终于恍然大悟："为什要故意输给我？自然因为我在皇上跟前有面子，大家盼我为他们说好话。就算不说好话，至少也不捣他们的蛋。"
　　官场上的面孔都带着面具，所有的言行都出于利益的权衡，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谊难以滋生和维系。一个诚实的人在官场中遭到的命运，很可能只是倒霉，甚至会掉脑袋。告密、阴谋、算计，这些是封建官场的日常生活。
　　封建官场上滋生的是利欲心，是贪婪。拥有权力的人，都想使权力转化成可见的利益，因此，金钱成为攻破权力系统最常见的利器。而一般的为官者，都习惯性地利用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谋取财富。
　　康熙派索额图与韦小宝去抄鳌拜的家，索额图马上想到："鳌拜当权多年，家中的金银财宝自是不计其数。皇上派我去抄他的家，那是最大的肥缺。"在抄家过程中，他拼命笼络韦小宝，无非是因为"这小太监朝夕和皇上在一起，只要他能御前替自己说几句好话，便已受益无穷。就算不说好话，只要将皇上喜欢什、讨厌什、想干什事，平时多多透露，自己办起事来自然事半功倍，正中皇上的下怀。"
　　于是他与韦小宝结拜成兄弟，还将抄到的几件宝物送给韦小宝。他在鳌拜府中总共搜出二百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八两银子，可见鳌拜之贪。至于这些钱如何得来可想而知，但索额图也照贪不误。他对韦小宝说："这次皇恩浩荡，皇上派了咱哥儿俩这个差使，原是挑咱们发一笔横财来着。"
　　于是，他毫不含糊地在单子上少写了一个"一"字，吞掉了一百万，与韦小宝各得五十万。堵住了韦小宝的嘴不算，他还拿出五万两分给底下人，每个人都有点甜头，谁也没闲话说了。
　　权力生财，就是这简单。
　　在《鹿鼎记》中，金庸还写出了官场的假公济私，草菅人命，为了面子，为了威权，可以滥杀无辜，也可以对冤屈置如罔闻，一手遮天。
　　金庸算是看透了中国传统官场之真相。更值得称道的是，他揭示以上的种种官场众生相，手法十分高明，不显山不露水，写出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悲哀：所有这些虚伪与残忍，不公与无良在生活中已成为常态，人们不仅熟视无睹，而且认为理所当然。
　　在风趣幽默的笔调中，金庸有着十分严肃而又无奈的叹息，有着十分犀利的观察与剖析。诡异情节
　　诡异的情节昭示着荒谬的人世，
　　昭示着虚假和阴谋┅┅
　　《鹿鼎记》情节的诡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读者读起来，并不觉得怎样奇怪，而觉得处处是在写平常的真实生活。
　　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于平凡中显示不平凡，于日常生活的铺叙中揭示隐藏着的惊心动魄。
　　生活如戏。
　　情节的诡异并不是为了喙头或悬念，而是隐喻着存在的"真相"。
　　这是《鹿鼎记》的又一魅力。
　　真实人的消失了，而假冒的人却堂而皇之地活在世上，这是《鹿鼎记》中描写的人世的诡异。
　　韦小宝在皇宫中杀了太监小桂子，穿了他的衣服冒充他，骗过了那些赌伴，而海老公似乎发觉了破绽，却为了另外的目的，一直不加以揭穿。韦小宝以小桂子的身份生活在皇宫中，没有一个人怀疑，也没有一个人相信小桂子已经死掉。后来，康熙知道了此事，却编一个故事，将此事遮掩过去，人人仍然以为韦小宝就是小桂子。
　　甚至连太后都是假的。毛东珠原是明朝将领的女儿，又是神龙教的教徒，为了得到四十二章经，潜入皇宫，挟持了太后，自己假扮了太后，十几年居然无人发现。而真太后却被匿藏在壁中不见天日。
　　假的成真的，真的成了假的。一种荒谬的存在。
　　更触目惊心的是，人们对于假的毫无察觉，显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是何等的脆弱。
　　其实，并没有别人关心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的真与假，你的死与活，都与他们无关。
　　韦小宝用化尸粉"消除"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都属冤死，却都成了韦小宝的功劳资本。那些知情的人，为了升官发财，视而不见，或疑而不查；那些不知情的人，只当那些死去的人还活着，或者是真的该死。
　　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金庸在笑声不断中写出了我们生存的恐怖性：人是多孤绝的存在，消失是多容易，无声无息地，而真假又是多难以捉摸。
　　又有许多窥视的眼睛或陷阱包围着平静如水的生活。有时候，直到临死，你都不明白是谁、是什害死了你。
　　韦小宝自以为聪明，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全在康熙的掌握之中，因为康熙早在他身边安插了耳目。风际中一幅老实巴交的样子，沉默寡言，谁都想不到他会出卖朋友，更想不到他竟是朝廷的奸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想不到的人和事，令小说变得曲折迷离，也令生活本身平添了几分诡异。
　　纯从小说情节而言，《鹿鼎记》的变化莫测，在金庸作品中首屈一指，在武侠小说中也相当突出，引人瞩目。
　　一开始是大盗茅十八被追杀，韦小宝糊糊里糊涂地相救，并要求跟着茅十八上北京城。为什？一则是怕自己杀了人，会遭到官府追查，二则是抱着好玩的心思，想看茅十八与满州第一武士鳌拜比武。
　　韦小宝就这样踏上了他的历险路程，也是他的无目的人生旅程的开始。
　　韦小宝与茅十八双双被擒，关在海老公的居处，那种阴森森的气氛，配上奇峰突起的情节，令人读来喘不过气。因为偶然的机会，韦小宝杀死了小太监小桂子，自此便在皇宫呆了下去。
　　他与年龄相仿的少年小玄子结成玩伴，却不知小玄子就是当今皇上康熙。这段误打误撞的友情却为韦小宝日后的发达打下了基础。
　　康熙与小宝之间的结交，几乎是官场中唯一的亮色，也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康熙几次都有理由杀掉韦小宝，却始终不曾下手，原因均为了当年打斗中结下的感情。
　　即使在发现韦小宝是天地会香主，而韦小宝又杀死宫庭侍卫外逃时，康熙还派人回处找他，并在给他的圣旨上画了六幅画。
　　第一幅是两个小孩滚在地下扭打。第二幅图画是众小孩捉拿鳌拜，鳌拜扑向康熙，韦小宝刀刺鳌拜。第三幅画着两个小和尚背负一个老和尚飞步奔逃，后面有六七名喇嘛持刀追赶，那是他在清凉寺相救顺治皇的情状。第四幅白衣尼凌空下扑，挺剑行刺康熙，韦小宝挡在他身前，代受了一剑。第五幅画的是韦小宝在慈宁宫寝殿中将假太后踏在地下，从床上扶起真太后。第六幅画的是韦小宝和一个罗刹女子、一个蒙古王子、一个老喇嘛，一齐揪住一个老将军的辫子，说的是韦小宝用计退去吴三桂的三路盟军。
　　而康熙的"密旨"写的是：
　　小桂子，他妈的，你到哪里去了？我想念你得紧，你这臭家伙无情无意，可忘了老子吗？
　　你不听我话，不肯去杀你师父，又拐带了建宁公主逃走，他妈的，你这不是叫我做你的便宜大舅子吗？不过你功劳很大，对我又忠心，有甚罪，我都饶了你。┅┅
　　可见康熙还有温厚的一面，也说明了身居高位者的寂寞。
　　将一个民间顽童与一个圣上天子之间的友情写得这样有声有色，在中国小说中，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以韦小宝和康熙为轴心展开的情节，不时有自然而奇崛的转折，使得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而且一波比一波神奇，表现出来的现象，令人叹为观止。
　　韦小宝因为杀了鳌拜，引出了他与天地会的关系。而韦小宝还以为天地会的人是鳌拜的同党，要杀他祭拜鳌拜。阴差阳错地，他却当上了天地会的香主，还成了当世第一大英雄陈近南的徒弟。
　　韦小宝的身份被海老公识破，被一掌打出窗外，海老公以为他必死无疑。却不料，韦小宝从鳌拜家中抄得一件护体宝衣穿在身上，只是受了点伤。这一下，韦小宝发现了太后的秘密，也知道了顺治皇帝并没有死去，而是在五台山出家，派了海老公回宫查访董鄂妃的死因。又是因祸得福，韦小宝助假太后杀了海老公，后者不明不白地成了刺客，而韦小宝则成了救太后的功臣。
　　再如敌兵围攻清凉寺，而老皇爷（已改名行痴）不肯逃走，急得韦小宝一干人团团转。最终还是韦小宝急中生智，想出一招，教和尚们扮成围攻的喇嘛，才得以冲下山去。类似的还有与俄国兵作战时想出用水龙攻城，等等，都使情节生色不少。
　　建宁公主作为政治资本远嫁云南，去做吴三桂的儿媳。韦小宝一路护送到云南，本已完事，不想又引出安阜园中的阔割事件。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进入公主的房间，遭到公主的阉割，还指控他非礼，弄得吴氏父子有苦难言。这为建宁公主最终嫁给韦小宝埋下了伏笔。
　　这部小说每每写到几乎无法解脱的绝境时，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惊喜，不断地吸引着读者。
　　韦小宝在扬州丽春院遇到暗算，撞入死对头桑结、葛尔丹、阿琪的手中，已是死路一条。这小子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又把乾坤倒转，小说的情节是柳暗花明又一春。韦小宝用挑拨离间、拍马、利诱三种功夫，说得三个死对头相信了他，桑结、葛尔丹还与他拜了兄弟。
　　在辽东荒野，洪教主擒住了韦小宝，意欲杀之。不料情形突变，洪教主的几个手下反叛，与他自相残杀，而教主夫人苏荃则已怀上了小宝的孩子！结果是洪教主惨死，苏荃则跟了韦小宝。
　　结尾处的茅十八闯宫大骂韦小宝，被判死刑。韦小宝用掉包计将他换出，也是惊心动魄。
　　不像有的作家，一部小说常常到结尾便松散无力，底气不足。《鹿鼎记》的情节从头至尾，一直处于某种和谐的张力之中，不时奇峰突起，展转曲折，精彩万分。
　　与精彩的情节相呼应的，是这部小说的人物对话与叙述旁白的妙不可言，令人捧腹之余回味无穷。
　　因为主人公韦小宝是一个油嘴滑舌的小子，拍马说谎是他的看家本领，所以，作者必得熟悉这种语言的内在逻辑与丰富形态，才可能写得如此生动传神。
　　金庸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语言才华，不能不叫人佩服极了，拍案叫绝。历史、现实、虚构、事实、讽刺、怜悯、感慨、思索┅┅多种因素，融合一体，构成了《鹿鼎记》的语言特色。
　　书中佳言妙语唾手可得，不胜枚举。随手捡出两节段落，以窥一斑。请看韦小宝与天地会中的头面人物们的周旋：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十分气恼。
　　玄贞道人道："这件事如何办理，大伙儿都听韦香主的指示。"
　　要韦小宝想法子去偷鸡摸狗，混蒙拐骗，他还能拿些主意，现下面临这种大事，要他拿个主意出来，当真是要他的好看，摆明了叫他当场出乖露丑。
　　┅┅猛地想起："啊约！辣块妈妈，这批王八蛋不怀好意，要我来搞烂木梢。他们想去跟沐王府的人打架，却生怕我师父将来责怪，于是找了我来，要我出头。"
　　他假装低头沉思，过了一会儿，说道："众位兄长，小弟虽然当了香主，只不过碰巧杀了鳌拜，本事是一点也没有的，计策更加没有。我看还是请玄贞道长出个主意，一定比我高明得多。"他这一招叫作"顺水推舟"，将一根烂木梢向玄贞道人肩头推去。
　　玄贞道人笑了一笑，向樊纲道："樊二哥的脑筋可比我行得多，你瞧该怎办？"
　　樊纲是个直性汉子，说道："我看也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咱们就找到姓白的家里，他们要是向徐大哥磕头赔罪，那就万事全休。否则的话，哼哼，说不得，只好先礼后兵。"
　　人人心中想的，其实都是这一句话，只是沐王府在江湖上威名甚盛，又是反清复明的同道，谁也不愿首先将这句话说出口来。樊纲这一说，几个人都附和道："对，对！樊三哥的话对极！能够不动武自然最好，否则咱们天地会可也不是好欺的，给人家打成这副样子，难道使罢了不成？"
　　韦小宝向玄贞和另一个汉子道："你二位认为怎样？"
　　那汉子道："这叫作逼上梁山，没有法子！咱们确是给赶得绝了。"
　　玄贞却微笑着点了点头，不置可否。
　　韦小宝心想："你不说话，将来想赖，我偏偏叫你赖不成。"问道："玄贞道长，你认为樊三哥的主意不大妥当，是不是？"
　　玄贞道："也不是不妥当，不过大家须得十分郑重，倘若跟沐王府的人动手，第一是败不得，第二是杀不得人。倘若打死了人，那可是一件大事。"樊纲道："话是这说，但如徐大哥伤重不治，却又怎样？"玄贞又点了点头。
　　韦小宝道："请大家商量个法子出来。各位哥哥见识多，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还多，走过的挢比我走过的路还多，想的主意也一定比我好得多。"玄贞向他瞧了一眼，淡淡的道："韦香主很了不起哪！"韦小宝笑道："道长你也了不起。"
　　再看金庸笔下历史性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署过程：
　　韦小宝自己名字的三个字是识得的，只不过有时把"章"字看成了"韦"字，"卖"字当作是"宝"字，三个字联在一起就不大弄错了。但说到书写，"小"字勉强还可对付，余下一头一尾两字，那无论如何是写不来的。他生平难得脸红，这时竟然脸上微有朱砂之色，不是含怒，亦非酒意，却是有了三分羞惭。
　　索额图是他知己，便道："这等合同文字，只须签个花押便可。韦大人胡乱写个'小＇字，就算是签字了。"
　　韦小宝大喜，心想写这个"小"字，我是拿手好戏，当下拿起笔来，左边一个圆团，右边一个圆团，然后中间一条杠子笔直的竖将下来。
　　┅┅中俄之间的第一份条约就此签署完成。
　　前面一段通过对话，将玄贞的工于心计，韦小宝的滑头鬼马，皆肖于纸上。后一段更是以戏谑的文字描述历史，让人喷饭。
　　总的来看，金庸的语言有着一种深刻的距离感，与世界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是一种旁观者的语言。所以，他可以挥自如地抒写，抒写着世间的荒谬与哀乐，人生的虚空及无常。
　　从"拨剑四顾心茫然"到"大侠弃剑回故乡"，金庸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古老的中国去，让我们闻到了传统的芬芳，也目睹了传统的腐朽。之后，他从容潇地抽身而出，到一个心灵静虚之境，拈花而笑甚至而是与花对笑去了。留下了那几百万字的十四部作品，也留下了一个光怪陆离、令人神往也令人动情的武侠世界，诱惑着每一个爱它的人。
　　让我们感谢金庸的小说吧，感谢为我们带来了这许多阅读的快乐，想象的快乐的金大侠！
长风万里撼江湖
　　与金庸一席谈杜南发
　　"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这是倪匡兄在介绍金庸时，最最令人心动的一句话。
　　当然，这句话中的"中国人"有修正为"华人"的必要，但是，这整句话所指出的事实，却是非常明确而真实的。
　　的确，对所有听过金庸这个名字的人士来说，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一种如雷贯耳，仰之弭高，令人肃然起敬的感觉。
　　然而，对所有认识金庸的人士来说，他这个人所代表的，却是一位才气纵横，见地精辟，令人心折的长者和智者。
　　虽然，许多有关金庸的报道文字，都形容他是一位不苟言笑的严肃人物，有一副不怒自威的颜容，令人望之不禁噤若寒蝉。
　　可是，倪匡兄却说："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
　　我所见到的金庸，就正是这一位持重中不失活泼的金庸。
　　当然，我相信，最大的可能，是因为那天也在场的倪匡兄，所以，那天的金庸，就是那位不时哈哈大笑，"本性极活泼"的金庸，"是老少咸宜的朋友"。
　　那是4月12日，在香港，下午4时30分，我和倪匡兄一同按响了金府的门铃。
　　应门的正是金庸。
　　记得有人曾经这形容他："个子中等，大约175厘米左右，年轻时很瘦，后来发胖，如今体重约70公斤。脸型相当罕见，是典型的四方国字脸，很能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威严感。"
　　可是，那天应门的金庸，那国字脸上却布满亲切的笑意，那种返璞归真的感觉，不知怎地立刻令我想起那尊笑意盈盈的弭勒佛！虽然，金庸不是神话人物，而且，他那号称"发胖"的体型，比起弭勒佛的规模，至少还要差了两级以上。
　　不过，佛学实际上的确是金庸这几年来精研的科目，为了要能直接读佛经，他甚至还学习了全世界最复杂的文字：印度梵文！（不过他说所学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几乎等于不懂。）
　　踏进那大书房暨客厅，但见四壁皆书，走近一瞧，大部分赫然是有关佛学的书籍，各种语文的都有，还有一整套已被他大部读完的《大藏经》！
　　这样一个环境应该是严肃而静穆的，幸好有倪匡兄不绝的笑声，加上东道主的不时击掌应和，相由心生，眼前情景便乍然一变而为如沐春风般的妙趣洋溢。
　　我们的访谈，就是在这样"大家随便聊聊就好了"（金庸语）的轻松气氛中开始的┅┅
　　杜：首先，我想先提出一个大概一般读者都会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您当初为什会写起武侠小说来呢？
　　金：这问题我已经重复了好多次了（不禁笑了起来，倪匡更在一旁哈哈大笑），那时候我的工作和你一样，在做副刊编辑，那副刊需要武侠小说，于是就这样写起来了，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杜：那后来为什会停笔不写了？
　　金：我第一部写的是《书剑恩仇录》，还算成功，就一直写下去，写到最后一部《鹿鼎记》，那是在1971、1972年间就写完了，觉得没多大兴趣了，就不写了。
　　杜：大家觉得，您的武侠小说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和中国历史有很密切的结合，为什您会采取这样的处理手法呢？
　　金：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越是真实，读者越会感到兴趣。既然以古代社会为背景，那就不能和历史完全脱节。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对中国的历史很有兴趣。
　　杜：那，您对自己的武侠小说有些什感想？
　　全：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谈啦，把自己说得太低，读者可能竟会误以为真，岂不糟糕，哈哈！像在《笑傲江湖》里，有一个苗女问岳不群的夫人剑法是不是很高，她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说相当不错，好像不大客气，说自己很低，对方会误以为真的很低，所以只好一笑不答，哈哈。
　　倪：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毛病，如果是西方人就不同，是不是？记得有个笑话，有个中国人请外国人吃饭，饭后免不了说些今天的菜做得不好，请不要见怪之类的客套话。可那洋厨子在旁一听就火了，他想我今天这几道菜下了好大功夫，煮得那好，怎你竟然还说不好！哈哈哈！当然这是整个民族思维观念的问题，如果一个中国人待人处事不谦虚一番的话，整个社会就不会接受他了，对吗？
　　金（点头称是）：对，对，在中国，其实不仅是小说界，像京剧的梅兰芳，他的演技是公认一流的，可是如果你问起他，他一定会说那不行啦之类的谦逊一番。因为如果他真的承认自己是那好，是一流水准的话，那，不仅同行受不了，社会也会对他起反感，毕竟中国人认为谦虚是应该的。说老实话，我以为我的武侠小说是第一流的，但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不够资格了，这是真心话。
　　一阵哈哈大笑之后，话题开始从金庸的武侠小说转到中国武侠小说评价的整体问题上来了。
　　杜：那，你对中国武侠小说，特别是近代这些年来的发展，有些怎样的看法和评价呢？
　　金：关于评价的问题，我看我们暂且不管水准好坏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我认为值得注意的，就是武侠小说是真正的群众小说。不管是左派或右派的文艺观，都有一个共通点，前者说要为工农兵服务，后者也表示文艺应该大众化、普及化。武侠小说在这方面大致上是能达到的。
　　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戏剧也是如此，无论是京剧、越剧、粤剧等等，和西方的歌剧都完全不同。甚至像诗，也是从古诗乐府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新诗才出现完全不同的形式风貌。
　　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像音乐，中国的五声音阶和西洋的七声音阶听起来就完全不同，一听就可以分辨得出来。
　　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武侠小说会这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
　　杜：您说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那是指在精神方面还是文字形式方面呢？
　　全：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在形式方面，因为精神可以有现代的想法，现代的主题，不过，实际上精神这回事也不容易划分是现代还是古代的。可是形式就不同，中国的艺术有它独特的形式，不论音乐、图画、服装、戏剧、舞蹈，你一看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实际上这是文化上的特色，像日本、印度或其他文化的艺术，你一下就可以分辨得很清楚。特别是有着悠久传统的文化，它的艺术表现一定有其独特的个性。
　　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
　　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似乎出现了一种观念，以为只有外国的形式才是小说，中国的形式不是小说。
　　杜：我觉得，自五四迄今，武侠小说一路来都很受到一般民众的欢迎，甚至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也非常流行。可是，在正式的评价方面，例如一般人编写的文学史或小说史，都很少把武侠小说列入其中，或是给予任何肯定，这是一种很奇怪和矛盾的现象┅┅
　　金：我想这和武侠小本身写得不好也有关，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我想一般知识分子排斥像张恨水那样的章回小说，而把巴金、鲁迅那些小说奉为正统，这个问题主要是基於政治的因素甚於艺术因素。因为这些人都是大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有地位或影响力，而且整个中国文坛主要也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而用中国传统方式来写小说的人，就比较不受整个中国文化界的重视，甚至受到歧视。
　　武侠小说虽然出现的时间不算短，但写得比较好的却还是近代的事。从前的武侠作品虽然多，佳作却少见，像清末的《七侠五义》，已算写得不错的了。当然，要评定一部作品的成就，就不单是形式问题，而涉及内容，如果作品具有文学价值的话，那经过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得到应当的评价和地位。就好像《七侠五义》这部书，鲁迅所写的《中国小说史》也有提到它，《儿女英雄传》也一样，所以这主要要从小说本身的价值来判断。
　　杜：那，以您的看法，武侠小说的价值究竟是什？
　　金：我很同意倪匡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就是不管是武侠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形式来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他任何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的，也有不少坏的作品。我们不能很笼统地、一概而论地说武侠小说好还是不好，或是说爱情小说好还是不好，只能说某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倪匡那段话的观点很清楚，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和它是不是武侠小说没有关系。问题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
　　杜：您刚才提到作品是否能感动人是否有意义的问题，那，您是否认为，这两点就是决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价值的条件？
　　金：每个人对文学都有自己的看法，以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我不赞成用"主题"来评断一部作品。主题的正确与否，并不是文学的功能，如果要表现某一种特定的主题，一篇理论性文章会更好、更直接。
　　杜：那您认为文学的功能，不是用来说教，用来讲道理的？
　　金：对，我认为文学的功能是用来表达人的感情，至于讲道理，那就应该用议论性的、辩论性的、或政治性的文章，像我在明报上写的社评（贵报南洋商报经常转载的）。但是，这并不是文学。
　　杜：从这个角度来看，您的武侠小说，主要是要刻画人性在情感上的各种表现？
　　金：对，就是人的个性、人的情感。中国人向来就喜欢说"文以载道"，认为文章的目的，是用来讲道理的。当然用文字来讲道理是可以的，也是极重要的功能，但那并不是文学。
　　杜：我看过一些有关您的评论文章，它们都指出您的作品中，具有很强烈的侠义精神，特别是义气这一方面。
　　金："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有些文学作品用寓言的方式，讲一匹马或一只狗，用人的感情寄托在他们身上来表现，实际上到底动物的感情如何，我们也不太知道，那些寓言所描写的，是人的感情和个性。
　　文学作品要表现人类哪一种感情都是可以的，很强烈的爱，很强烈的恨。所谓义，或者说是特别的一种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当然，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
　　杜：这种侠义精神，在中国应该是渊源自《史记．刺客列传》那一脉侠义文学的传统吧？
　　金：应该是的，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杜：除了中国的侠义文学传统之外，西方文学对您的作品，是否会发生影响呢？
　　金：有的外国小说、电影，特别是外国的动作片，它的侠义精神也是很强烈的。西方很强调动作，类似武侠小说的地方也很多。我们所生活的新加坡和香港，都是东西方交集的社会，不是纯粹东方或西方的社会，耳濡目染之下，当然会受影响了。有些新的中国画和中国音乐，受到西方艺术很大的影响，中国小说也不例外，往往以西方的表现方式来写中国的人与事。我觉得用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方式来写现代的人与事，也未尝不可以试验，像张恨水的小说就很受人欢迎。
　　杜：以您的看法，在现代社会里，武侠小说所具有的，只有纯粹欣赏作用，还是具有其他影响作用呢？
　　金：文学必须有一定的影响和功能，不过，我个人不想把文学当成是一种影响社会的工具。我觉得这些都是副作用，艺术本身还是艺术，它并不是追求什目的，只是追求一种美感。
　　人的价值观念有许多不同的范畴，科学是追求真实，像牛顿和爱因斯坦，他们所研究的只是真或假，不用去想到它会有什其他作用或影响，他们不会想到发明这个定律之后会有什好处或坏处。至于宗教的道德观念，则是在研究善与恶的问题。文学艺术则是侧重于美或不美的追求，至于真假善恶，则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这种讲法会有很多人不赞成，很多文学理论家喜欢把善和美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他们总喜欢谈论某一部小说对人们有什效果，那首音乐对人们又有什好处。有个笑话，说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坐在一旁的倪匡又再笑出声来，说乐圣贝多芬可是一个脾气怪得透顶的家伙。）对，贝多芬自己的性情却一点也不好到那里去。哈哈，所以，我觉得听音乐只要觉得好听不好听就可以了，至于听了之后你会变得好一点或坏一点，相信不会是音乐家作曲时想追求的效果。音乐是非常抽象的，一般交响乐究竟是要表现什，大概连作曲家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偏偏有人一直要去解释，说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是表现人对命运的奋斗、抗争；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是表现月光的意境等等。其实它原来未必是那一回事，都是后人添加上去的。
　　音乐很抽象，人们给它添上各种解释，那也无所谓。小说是具体的文字，人们就很喜欢研究某一部小说对人是有好影响或坏影响，对世道人心有没有贡献。当然，一部作品的影响是有的，不过，作家在写的时候，有的人也许会怀有这个目的，我本人则不大想。我如果想写这些人的话，我只侧重于描写他们的情感、个性，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杜：这说来，您的小说主要是透过刻画书中人物的个性，去表现和反映人类的情感，希望给读者产生一种真实和切身的感受？
　　金：对的，我只是希望写得真实，写得深刻，把一般人都不太常注意到的情感都发掘出来，表现出来。当然武侠小说主要是幻想的，一般人的生活不会这紧张和惊险，就像倪匡在科学幻想小说中老是碰见外太空人一样，我们大家都没见过。（笑）
　　杜：也许他那多小说材料，根本就是外太空人用脑电波传达给他的哩，哈哈。
　　倪：（哈哈大笑）：你又怎知道我不是外太空人哩！哈哈。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小说一定要好看，不好看的小说有什用？不管大家说它多好，可是你根本就看不下去，这样的小说又有什用处？
　　金：我想这是某些文学批评家所造成的风气┅┅
　　杜：对，实际上我想，如果曹雪芹当初会想到他那部当时卖都不一定卖得出去的《红楼梦》竟然现在会这伟大的话，我想他说什也写不出这部小说来。
　　金：对，如果作家在动笔之前一心想要写一部伟大的小说的话，他一定写不出来，就算写得出来，也一定不会伟大到哪里去。
　　倪：不过，我觉得中国的传统小说还是好看的居多，像明朝的《警世通言》、《拍案惊奇》等等那几部小说，写得都很好看┅┅
　　金：我想这和文化传统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拿给外国人看，他可就觉得没什看头了，所以这和民族性格大有关系。就像中国的小调，我们觉得悦耳动听，可是外国人听来却觉得简单无聊。像《红楼梦》，外国人看它主要也是基于研究性的，一般的外国人不见得会喜欢看，像那些外国家庭主妇，办公室文员，怎会去喜欢这样一部男女关系搞都搞不清的翻译小说呢？　　倪：哈，套用《水浒传》里的一句粗话，就是简直看得"淡出鸟来"，哈哈！因为他们可能看都看不懂，哪能谈什象征，谈什意义呢？
　　金：当然，在这一点上我和倪匡是志同道合，不过可不是什正统的文学观点啦┅┅
　　倪（打着哈哈抢着说）："嘿，你怎这长他人志气？你也可以认为自己是正统，哈哈。"
　　金（笑着说）：对，对，通常正统与否和流行与否有关，一般流行的说法往往就会被推许为正统的┅┅
　　倪：不，不，流行也不一定就是正统呀！其实不过是主张那些观点的人地盘多些吧，一般人的观点不一定和他们一样┅┅
　　（这一番抢白，说得大家点头称是。）
　　金（点着头）：其实，也许持我们这一种观点的人会更多呢┅┅
　　倪（又是一轮快攻）：当然多啦，你不信只要看一看小说的销路好了，对吗？
　　金：今天《明报》上，就有一篇徐速的文章，题目叫《香港文学那里去了》，他们说的文学，就不包括我们这些作品在内。
　　倪：我觉得古龙讲的一句话最好，他说：我们这些人什文学奖都别指望拿到，不过，我们却可以得到群众奖。群众喜欢我们就好了，教授喜不喜欢我们有什关系，对吗？
　　杜：可是金庸的小说也大受教授专家的欢迎呀！
　　倪：对啊，所以金庸小说伟大就在这里嘛。上至大学教授、内阁部长，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爱看，可说是真正的雅俗共赏。我觉得写小说能写到雅俗共赏，是最不容易的事了。对吗？正所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要热闹与门道兼具，是最难的了。
　　金：一般文学批评家可是看门道多，看热闹的比较少了。
　　倪：门道？老实讲，那些门道也是文学批评家自己造出来的，像皇帝的新衣一样，每个人都看不到，但都说好。要不然你就是看不懂，是外行，没水准，不是吗？
　　杜：对！就像现在人人爱看金庸的武侠，而且人人赞好，结果谁也不敢说金庸写得不好了，对吗？
　　金（开玩笑地说）：这就是造成一股声势的好处啦，哈哈。
　　杜：这说来，您的文学观念倒是蛮"正统"的嘛？
　　金：嗯，其实我的观点是群众观点。我觉得，就借共产党"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说法来说吧，像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的作品，工农兵怎会看得懂？就以刚去世的茅盾来说，你把他的《子夜》和一部武侠小说一同拿给工农兵看，你想他们会接受那一种？他们一定会喜欢看武侠小说。《子夜》那类的作品写得自然很好，虽然说是要为群众或工农兵服务，可是究竟有几个工农兵真的会喜欢看它？这是不无疑问的。
　　杜：从这个角度来看，一般文学史至少在这方面，似乎应该有重新评估和纠正的必要了？
　　金：这要看哪一方面而定，在反映社会背景或写作的深度而言，《子夜》在反映旧上海社会某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方面，当然有它的功能，至少可以记录当时的社会实况，或甚至所谓可以为革命服务之类，这一点当然是武侠小说所没有的。
　　倪：其实我觉得就算要表达一种很正确、很严肃的主题，我们也可以用很好看很引人入胜的手法来写，效果不是更好？干一定要写得那神圣不可侵犯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不过，老实说，《子夜》在这当中还算是写得好的了，有些更是简直叫人看不下去。
　　（这段话看似"强词夺理"，其实别有一番"反潮流"的大道理在其中，听得大家大点其头。）
　　金：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学作品的确是有它的长处和价值，不过，如果口口声声说它是要为群众服务，可是群众到底是否看得懂，却大有疑问。这样的矛盾有什意思？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然可以欣赏，可是工农兵绝对不能欣赏。那，您是不是认为一部作品最重要的应该能够尽量让大多数人接受呢？
　　倪匡刚才那个说法的确是偏激一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分成几个部分来谈。我觉得任何东西，包括文学在内，总得要有些是高级的，一些中级的，一些是普通的。就像汽车，无论是劳斯莱斯或是普通的小轿车，都应该制造，因为各有喜欢它们、用得起它们的人在使用它。又好像手表，有人专戴名贵的，可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戴那些普通的手表一样。小说也是如此，我们这些小说可以说是适应群众需要的。有些学者喜欢去钻牛角尖，我们当然也不会去反对。
　　倪：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文学批评家都是和群众脱节的，就像那些影评家一样，他们说好的电影一定不卖座（笑）。也许这是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老是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能道人之所不能道，根本就不去留意一下群众的心态和观点。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好的文学批评家和影评家还是有的啦，可惜大多数的这些什家还是和那些看皇帝的新衣的人一样，哈哈！
　　（又是一阵哄堂，好一阵子方停。）
　　杜：那以您自己的观点而言，您对小说有些什基本的要求？
　　金：在第一点上我是和倪匡一样，就是小说一定要好看，因为小说最重要的还是好看。其次，如果一部小说单只是好看，读者看过之后就忘记了，那也没什意思。如果在人物刻划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能够令读者难忘和感动，印象深刻而鲜明的话，那就是又进一步了。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
　　杜：反映哪一部分的人生？
　　金：当然人生的各部分都可以，也应该加以反映，不过，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因为小说不是流水帐，不能单纯地把所要描写的人物的一举一动都记下来，小说是要比较精炼一点，所以，应该侧重于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例如你描写一个学生，你不可能去仔细地记录他上午念英文，然后念数学种琐细的事务，而会去选择在某一段时间里，对他最具冲击力的一件事来刻画和描写，这才是小说。
　　杜：近年来，由于视听式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普遍和越来越受欢迎，例如在新马一带，电视连续剧便是最受群众欢迎的娱乐方式。在这种情形下，有人便担心它可能会对小说构成威胁，像夏志清甚至还担心文学将来会被这种视听大众传播体所取代。对这种现象和可能出现的趋势，您有什看法？
　　金：我的基本观点是，整个世界都是一直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即使将来所有文字都消失了，也不稀奇。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太值得担心的问题。当然，在我们这一代有生之年，小说还是会存在的，至于千百年之后，全世界可能就不再需要文字，那小说当然可能就不存在了。
　　实际上，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人们也会各有偏好。就短期而言，小说必然还会继续存在，长期而言，如果人类进化到不再需要文字这种表达形式的话，那小说就不会存在了。甚至像电视连续剧这种表现方式，也会被另一种新形式所取代，这是不足为奇的。
　　就像当年我们在办报纸的时候，美国出现了无线电这种新玩意儿，当时办报的人都很紧张，担心无线电的新闻会取代报章，后来电视又出现，大家就更紧张了。然而，时至今日，报纸还是存在着。当然，如果没有电视，报章的情况会比较好些，至少不会被电视抢去那多广告。（哄堂大笑）然而，虽然面对这样强的竞争，报纸还是能够存在，因为毕竟各有各的群众基础和特色。
　　我想，小说和连续剧的关系也是一样，虽然目前也许连续剧的观众会比小说多，但小说也不会因此就立刻被淘汰。
　　杜：谈到办报的问题，我想大家都知道，《明报》虽然在销路上不是第一大报，可是，它的素质和水准，大家都公认是一流的，对于这种成就，您个人有些什感想呢？
　　金：就个人而言，自然是感到相当满意。一般而言，报纸总是分成两个极端，这在英国是特别明显，一种是以质量取胜的，另一种则是流行性强的。当然，从办报者本身的理想而言，总是希望能够办一份比较好的报纸，销售量倒在其次。以《明报》目前的情形来说，我觉得内容还是不够好，还是可以有改善的地方，这是坦白话，绝对不是谦虚之词。
　　杜：这次在台北和一些朋友，特别是沈登恩，大家在谈起《明报》和您的时候，大家都对您这份报纸的水准和素质推崇备至。正由于如此，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和使命感在推动您，使您会办出这样一份高水准的报章呢？
　　金：我个人一离开学校就进入《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算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我认为，一个人一生所做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当然这也是每个人的理想，如果你是开计程车，就希望自己能开得最好，朝向最好的目标走。
　　杜：关于这点，刚才您提到舆论，提到理想，提到最好的目标，这使我想到您那有口皆碑的《明报》社评。这里，我想以最简单的方式，请问您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您的社评为什写得那好？
　　金（微笑）：这是承蒙大家看得起了。香港是一个政治斗争很尖锐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都有。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任何力量想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抗拒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可能读者在短期内注意不到，但长期下来，读者就会了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这个原则维持了二十多年，可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各种威逼利诱是很大的。当然这也不是因为我是怎伟大，能够不为威逼利诱所动。只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能维持起码的生活就够了，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这样，利诱就容易抗拒了。因为你给我很多钱当然很好，但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一番事业就这样卖给人家，就真是太可惜了。就这样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利诱和威逼。
　　杜：听说您最近正专心于潜研佛学，为什您会对佛学发生兴趣呢？
　　金：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我信佛教，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信了。
　　刚才我曾说过，写小说是追求美。我写社评，则是在探讨真与假，理由充足不充足和判断对与错。至于佛学，则是宗教性的范畴，是你信仰不信仰的问题，没什道理可以讲的。
　　倪：每个人对佛的领悟都是不同的，连释迦牟尼的弟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领悟。
　　金：对，这要看个人的个性和经验而定。
　　杜：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像您这样在创作和事业上都达臻巅峰状态的"一流高手"，从创作心理而言，内心是否会感觉到特别寂寞呢？
　　金："一流高手"是绝对谈不上的，这不是谦虚，是自己真正的感觉。"巅峰"这句话是不太适合，也许用在小说还可以，假如巅峰是指今后我自己不再有进步的话（笑）。至于事业和学问，肯定地离巅峰还很远，因为相信《明报》还会有很多进步，我自己也还不断的钻研与学习。至于寂寞感的问题，我觉得，像一般写作人，或宗教信仰不强烈的人，到了一个时候，可能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没有出路，于是便滋生了孤独或寂寞的问题。就我而言，倒没有这种寂寞不寂寞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宗教信仰很强的人，我知道做人为了什，就没寂寞与否的问题了。
金庸访问记
林以亮王敬羲陆离
　　林以亮：宋朝有一个词人柳永。当时流传这一句话：只要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会唱柳永的词。现在，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这一句话：凡是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那，请问金庸先生，你是怎开始写武侠小说的？
　　金庸：最初，主要是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八九岁就在看了。第一部看《荒江女侠》，后来看《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等等。年纪大一点，喜欢看白羽的。后来在新晚报做事，报上需要有篇武侠小说，我试着开始写了一篇，就写下去了。那篇小说叫做《书剑恩仇录》。
　　林以亮：一般写小说、写戏剧，总有两个不同的出发点。有人说，应该先有人物，后有故事。另外也有人说，应该先有故事，然后根据故事，再写人物。那，请问你写小说的时候，是人物重要呢？还是故事重要呢？
　　金庸：依我自己的经验，第一篇小说我是先写故事的。我在自己家乡从小就听到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关于他其实是汉人，是浙江海宁陈家的子孙之类的传说，这故事写在《书剑恩仇录》中。初次执笔，经验不够啦，根据从小听到的传说来做一个骨干，自然而然就先有一个故事的轮廓。后来写《天龙八部》又不同，那是先构思了几个主要的人物，再把故事配上去。我主要想写乔峰这样一个人物，再写另外一个与乔峰互相对称的段誉，一个刚性，一个柔性，这两个性格相异的男人。
　　王敬羲：最近你在明报连载的《笑傲江湖》，也是先有人物，后有故事吧？
　　金庸：是的，我个人觉得，在小说里面，总是人物比较重要。尤其是我这样每天写一段，一个故事连载数年，情节变化很大，如果在发展故事之前，先把人物的性格想清楚，再每天一段一段的想下去，这样，有时故事在一个月之前和之后，会有很大的改变，倘若故事一路发展下去，觉得与人物的个性相配起来，不大合理，就只好改一改了。我总希望能够把人物的性格写得统一一点，完整一点。故事的作用，主要只在陪衬人物的性格。有时想到一些情节的发展，明明觉得很不错，再想想人物的性格可能配不上去，就只好牺牲这些情节，以免影响了人物个性的完整。
　　林以亮：所以我看你的小说，就有一个印象，觉得你那些小说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你的人物创作，非常成功，很有个性，而故事情节，则随着人物的性格而发展，这样就避免了所谓"庸俗闹剧"的倾向。
　　金庸：你这样说，不敢当了。
　　林以亮：另外我还有一个印象，觉得，你一连几本小说的男主角，都有一个同一的发展原则，即集大成者。譬如《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射雕英雄传》的郭靖，《神雕侠侣》的杨过，《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以至现在《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他们的武功，都并非从一派而来，他们的师父，总有好几个，意外的机缘，也有很多，然后本身集大成。这算不算是你个人的一种信念呢？
　　金庸：倒不是故意如此，大概只是潜意识地，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吧。又也许因为，一般写武侠小说，总习惯写得很长，而作者又假定读者对于男主角作为一个人的成长，会比较感觉兴趣。如果我们希望男主角的成长过程，多彩多姿，他的武功要是一学就学会，这就未免太简单了。而且，我又觉得，即使是在实际的生活之中，一个人的成长，那过程总是很长的。一个人能够做成功一个男主角，也绝不简单。
　　林以亮：还有一个印象，也许只是我个人的印象，就是你那些武侠小说的男主角，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人生的成长过程，或是武功的成长过程，发展到最后，每个男主角都总会发展到一个最高的境界。这最高的境界，也许我们可以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那三种境界的最后一种来说明一下："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境界，似乎是那男主角自己悟出来的。譬如说扬过，发展到最后，起先是用铁剑，后来是用木剑，最后是根本不用剑。还有张无忌，跟张三丰学太极剑，最后目的竟是要把学来的剑法都忘掉了。师徒两人练剑的时候，张三丰问他："你忘掉多少啦？"张无忌回答："忘掉一半啦。"后来又再问，总之是要把剑招全部忘掉。现在《笑傲江湖》的令狐冲，最后"独孤九剑"，也是没有招数的。甚至陈家洛也是看了子，而悟出来了一种道理，达到武功的最高境界。这都是不约而同的，有这一个相同的倾向。关于这点，你私人的看法怎样？
　　金庸：这大概是有一点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生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淡忘，天人合一，人与物，融成一体。所谓"无为而治"其实也是这种理想的境界之一。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境界，所以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
　　王敬羲：你有没有跟一些武术大师商谈过，他们也同意你这样描写？
　　金庸：我没有跟真正的武术高手正式谈过，但是我想中国高手相互比武的时候，也不一定会想到这一下是什招，那一下又是什招，总是自然而然的，到时招数自然就出来了。
　　王敬羲：你在武侠小说里又常常喜欢描写两位高手比武，大家凝住不动，谁也不肯先发招。我看过一部日本武侠片，讲一个高手只有一只眼睛，其中有一个比武场面，也是这样的，这倒是不谋而合哩。
　　金庸：这种情形，在人生里面，也常会出现。譬如两军对垒几个月，谁也不肯先动手。也许在西方的兵法里面，有所谓"先发制人"，但是我国太极拳却有"后发制人"之说，越是后发制人，越占便宜。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不过如果双方都坚持后发制人，那当然也有问题，这样大家都不发，便可能长期的僵持下去了。
　　林以亮：关于你的个别小说，这里又有几个问题。譬如我看《神雕侠侣》，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男主角杨过，是个残废，这在普通人看来，会武功的人竟然残废，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然后女主角小龙女，又是失贞。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一个女主角失了贞，这同样是不可想象。但是你却能够把一个残废的男主角，一个失贞的女主角，都写成被人同情的，这可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大胆的尝试。这是否也可以算是自己替自己出难题呢？
　　金庸：我当初决定这样写，也许是为了写武侠小说的人很多，已有作品也很多，自己写的时候，最好避免写一些别人已经写过的。一般武侠小说的男女主角差不多总是完美的，所以我就试着写男女主角双方都有缺憾，看看是否可以。另外我还有一个尝试，就是《天龙八部》的乔峰。其他小说男主角的武功都是一步一步练起来的，唯独乔峰却好像天生武功便是这样好。有些读者来信问为什。我的回答是：求变。就是不想每一部小说男主角的发展过程都是一样。所以关于乔峰的武功来源，也就不讲了，就让他好像生来便是如此。
　　林以亮：还有《倚天屠龙记》，我也有一点感想。譬如本来我们一直以为是反派的赵敏，结果原来是正派的。我们一直以为是正派的周芷若，最后竟又是反派的。这种安排，算不算又是故意自己为自己出难题呢？
　　王敬羲：目前连载的《笑傲江湖》也是。那个君子剑岳不群，起先大家都以为他是个正人君子，后来才发觉他原来是个大坏蛋。这是不是你想通过这样的安排，来表示你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呢？譬如说，最初大家以为很好的，可能会变得很坏，最初大家都有一个坏印象的，到后来也可能觉得他很好，诸如此类。
　　金庸：是的，不过关于这一点，《倚天屠龙记》与《笑傲江湖》有些不同。《笑傲江湖》与另一个长篇《素心剑》（即《连城诀》）反而有点相像，都是写一个师父本性很坏，不过他掩饰得很好，后来才慢慢显露出本来面目。《倚天屠龙记》我要写的却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所以在《倚天屠龙记》里我本来写一个魔教，后来却对他们同情起来，而所谓正派的人物，也不一定真的很正派。我想写的跟其他武侠小说有点不同的就是：所谓邪正分明，有时不一定那容易分。人生之中，好坏也不一定容易分。同时，一个人由于环境的影响，也可以本来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譬如周芷若。而赵敏，则是反过来，本来坏的，由于环境，后来却变好了。这跟《笑傲江湖》不同，《笑傲江湖》的君子剑本来就是伪君子，不过他掩饰得很好而已。就是在你的武侠小说里，那些武术派别、武术招式的来源。当你自己设计的时候，也有动作配合没有？抑或只是一种文字上的游戏？譬如"神龙摆尾"这一招，夏济安先生对他的学生说过，拿粉笔向后面一摔，就是"神龙摆尾"。这是说笑话啦。你自己设计的时候又是怎样的贿没有像武侠片那样，也有一个武术指导呢？
　　金庸：关于武术的书籍，我是稍为看过一些。其中有图解，也有文字说明。譬如写到关于拳术的，我也会叁考一些有关拳术的书，看看那些动作，自己发挥一下。但这只是少数。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句子来做那招式的名字。有时找不到适合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就可以了。中国武术一般的招式，总是形象化的，就是你根据那名字，可以大致把动作想象出来。
　　林以亮：我还有一个印象。在你的武术小说里面，有好些因素，都是中国的旧小说里面不曾有过的，譬如把现代西方侦探小说的技巧，也运用武侠小说里面去。这里我不妨举一两例。一个是《射雕英雄传》，譬如起先好像东邪下毒手杀人，到头来却是西毒下的毒手，而一路下来，不但郭靖给瞒过了，连读者也是疑信叁半，最后才揭晓。第二个例子是周芷若，起先读者都以为她是正派，最后揭晓才知道她是反派。不过关于周芷若你刚才也解释过，那是故意表明环境可以使一个人变好或变坏了。第三个例子就是《笑傲江湖》的聋哑婆婆，起先大家都不知道她是谁，最后揭晓才知道原来是仪琳的母亲。这些，我都觉得你好像是受到了一点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
　　金庸：不错，侦探小说我一向都很喜欢看。侦探小说的悬疑与紧张，在武侠小说里面也是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如果可以加进一点侦探小说的技巧，也许可以更引起读者的兴趣。
　　林以亮：那现代西方的侦探小说作家中，你最喜欢的是谁？
　　金庸：阿加莎．克里斯蒂，她的小说我差不多全都看过。我觉得她比较智慧，推理很好。你也喜欢她吗？
　　林以亮：克里斯蒂我也很喜欢的。那法国的侦探小说譬如西梅农的，你也喜欢吗？
　　金庸：法国的侦探小说我看的不多，不过我觉得他们好像很喜欢在侦探小说里面加多一点别的因素，那反而不大像侦探小说了。
　　林以亮：由侦探小说讲起，我想其他文学作品，你平日看过的当然很多啦，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金庸：喜欢的都是与本行有关的，譬如司各特、大仲马。他们在英国文坛、法国文坛，地位都不高，但我个人却最喜欢看这类惊险的，冲突比较强烈的小说。还有史蒂文生，也喜欢的。他们的作风，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林以亮：你受谁的影响最深？
　　王敬羲：当然是集大成者。
　　（众笑）
　　金庸：开玩笑，不敢当啦。
　　林以亮：也许是自己悟出来的。
　　（众大笑）
　　金庸（笑）：这样就不敢讲下去了。其实，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比较好些。不过老朋友一起谈谈，也无所谓。
　　林以亮：刚才你说，看以前的武侠小说，最先看《荒江女侠》、《江湖奇侠传》，后来看白羽，那还珠楼主呢？你喜欢他吗？
　　全庸：还珠也喜欢的，他的想像力很丰富，不过他的文字我却不大喜欢。
　　王敬羲：是不是还珠受旧小说影响太深了？
　　金庸：也不是，旧小说也有文字很好的。主要是他的文字太罗嗦了，有时一句句子，可以写整整一页，这些我都不喜欢。
　　林以亮：当时我们在国内，看武侠小说，总分为两派，一派是白羽派，一派是还珠派。大家就在那里争论。我个人比较喜欢还珠，不喜欢白羽。白羽是想走鲁迅的新文艺路线，走不通，才改行去写武侠小说的。还珠的缺点不错是拖得太长了，稿费的关系，我想（众笑）。譬如《蜀山剑侠》，就拖得太长。倒是几个短的，很不错，譬如《云海争奇记》就比较完整。
　　现在，再回到你自己的小说上面去。你由开始写武侠小说到现在，长篇的一共也写了几部到十部啦，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部？但在你回答之前，我要先给你限定一个范围。因为，譬如当你访问一个导演或者一个男演员、女演员的时候，你问他们最喜欢自己哪一部戏，他们总是说，最新的一部。
　　（众大笑）
　　金庸：那站在作家的立场，为了销路的关系，我必须说是最旧的一部啦（众笑）。如果一定要讲，自己最喜欢哪一部，这真是很难说┅┅
　　王敬羲：那我们换过一个方式来问，就是，你写这些武侠小说的时候，获得最大的满足的，是哪一部？
　　金庸：我想我只能说，我最喜欢的人是哪几个。在我自己所创造的人物里面，我比较喜欢杨过、乔峰这两个人物，对他们的同情心最大。
　　林以亮：不错，杨过这个人物遭遇和心境的确有一种苍凉的味道，令人非常同情他。
　　金庸：至于小说，我并不以为我写得很成功，很多时拖拖拉拉的，拖得太长了。不必要的东西太多了，从来没有修饰过。本来，即使是最粗糙的艺术品吧，完成之后，也要修饰的，我这样每天写一段，从不修饰，这其实很不应该。就是一个工匠，造成一件手工艺品，出卖的时候，也要好好修改一番。将来有机会，真要大的删改一下，再重新出版才是。所以如果问哪一部小说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这真的很难答复。其中也许只有《雪山飞狐》一部，是在结构上比较花了点心思的。大概因为短的关系，还有点一气呵成的味道。其他的，都拉得太长了。
　　林以亮：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但你可以不回答，因为可能牵涉到商业秘密。那就是，写武侠小说，在酬劳上，收入上，是否可为？
　　金庸：这问题可以回答，但可能我的回答你不会满意，因为我是个特殊例外。现在《明报》是我自己办的，我也只是在《明报》一份报纸上面写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边的《新明日报》也是我和当地人士合作创办的。只是为了写武侠小说可以帮忙增加销路，所以每日在自己的报纸上面写一段，这是有这个必要，非写不可，所以酬劳和一般的情形就有点不同，报馆给我的稿费也很少。假定报纸与我没有关系，我就一定不写了（众笑）。我现在写是为了娱乐，但是十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很差了。也许要停写几年，才再继续写下去也说不定。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
　　林以亮：我却不能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你最近的《笑傲江湖》实际上是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我们当然希望你能继续写下去，不能够休息三年五年。还有关于《书剑恩仇录》，我觉得其中人物的刻画，情节的发展，有些地方，太像《水浒传》了。也许这是你的第一部小说，所以尚未达到你后来自成一派的境界，不知道你自己以为怎样？
　　金庸：在写《书剑恩仇录》之前，我的确从未写过任何小说，短篇的也没有写过。那时不但会受《水浒传》的影响，事实上也必然受到了许多外国小说、中国小说的影响。有时不知怎样写好，不知不觉，就会模仿人家。模仿《红楼梦》的地方也有，模仿《水浒传》的也有。我想你一定看到，陈家洛的丫头喂他吃东西，就是抄《红楼梦》的。你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一定会说抄得不好。
　　林以亮：我不知道你自己知道不知道，在美国，有很多地方，都成立了"金庸学会"。中国籍的大学教授、学生，都叁加了。我想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点，你的小说，经常谈到中国儒家、道家、佛家的精神和境界。第二点，里面也经常讲到中国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忠、孝、仁、义。第三点，你的文字，仍然保留了中国文字的优点，很中国化，并没有太像一般文艺作品造句的西洋化，这在异乡的中国人看来，就特别有亲切感。在这情况下，我觉得你应该继续写下去。
　　金庸：关于这一件事，我真的不好意思讲了。一些本来纯粹只是娱乐自己、娱乐读者的东西，让一部分朋友推崇过高，这的确是不敢当了。我觉得继续下去，很困难。虽然为了报纸，有这个必要。有些读者看惯了，很想每天一段看下去。但是我每多写一部书，就越觉得困难，很难再想出一些与以前不重复的人物、情节，等等。我想试试看是否可以再走一些新的路线。
　　林以亮：那我要讲一个故事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夏济安，不幸在美国病故了。他也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在你写武侠小说之前，他跟我说过，说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他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子写武侠小说。后来，在台湾，忽然有人给他看了你的《射雕英雄传》，他就写封信跟我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众大笑）后来他就到美国去了。所以，站在这个立场，不管你个人以为自己写的小说怎样，我们就谈一般的武侠小说吧。你以为，武侠小说，作为娱乐性小说也好，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也好，它本身的前途怎样？
　　全庸：夏济安先生，一直是我的神交了。上次陈世骧教授从日本路经香港，辗转约我吃中饭，讲到夏济安先生很推崇我的作品，所以特别要见见我，告诉我这件事情。可是很可惜总是没有机会见到夏先生一次，甚至连通讯也没有机会。陈先生告诉我，夏先生本来选了一张圣诞咭，想送给我的，因为我在《天龙八部》里有四大恶人，三个男的，一个女的，他就选了一张上面有三个博士去见圣母的圣诞咭，那三个博士画得极难看，他就叫他们做四大恶人。他写好了，后来不知怎样却没有寄出，所以我很遗憾连他一个字也没有收到。夏先生陈先生本来是研究文学的人，他们对我不像样的作品看重了，我觉得很光荣，同时也很不好意思。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有什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
　　王敬羲：可是《水浒传》最初是不是娱乐性作品呢？现在可总不能否定它的文学价值。
　　金庸：是的，作品本身是哪一种形式，这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任何形式都可以有好的作品出来。不过武侠小说到现在为止的确还没有什好作品出来，除非是以后长期发展下去，数十年后，等到有很多真的好作品出来了，那也许人们也有可能改观，觉得武侠小说也可以成为文学的一种形式。现在时间还短，那就很难肯定它，只能说，也有可能的。
　　林以亮：这结论，虽然保守，倒仍是个乐观的结论。
　　金庸：我想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最初发展的时候，都是很粗糙的。像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初在英国舞台上演，也是很简陋，只是演给市井的人看。那个有名的环球剧场，都是很大众化的。忽然之间，有几个大才子出来了，就把这本来很粗糙的形式，大家都看不起的形式，提高了。假如武侠小说在将来五六十年之内，忽然有一两个才子出来，把它的地位提高些，这当然也有可能。
　　王敬羲：我却以为，既然写武侠小说，已经牵涉到想象力，牵涉到人物的刻画，人生观等等，它就已经具备了文学作品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与因素。我们可以说这形式现在尚未成熟，但不能否定它的潜能。从前英国许多小说，譬如汤姆．琼斯，最初的写作目的还不是为了娱乐？现在我们谁也不能否定它的文学价值。所以，刚才金庸先生很谦虚的说，武侠小说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好的作品出现，且看五六十年之内有没有才子出来把它的地位提高，我们就姑且接纳金庸先生的谦虚，也同时接纳他这个说法吧：就是，武侠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形式的一种，目前无疑尚未成熟，但是它将来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也不能否定。
　　陆离：也许现在倒有一个问题要决定的，就是，到底金庸的小说，已经是文学作品了呢，抑或不是？
　　王敬羲：哈哈哈哈！很好，那就请林以亮先生做个法官。
　　林以亮：刚才金庸自己说，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作品。这就与外国的侦探小说，以至广义的激动人心的作品，性质十分相近。这一类的作品，为它本身的性质所限制，我们如果用"纯文学"的眼光去看，要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这无疑是有点问题。譬如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写得这好，你算不算她这些世界一流的侦探小说是文学作品呢？又如多萝茜．赛耶丝，也写过一些文字好、风格好、人物刻划极成功的侦探小说，我们又算不算这些世界一流的侦探小说是文学作品呢？主要的问题我想还是在于出发点。当作者写作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如果只是为了娱乐读者，那，他的作品不论写得怎成功，作品本身是否可以超越娱乐性作品形式的限制而成为文学作品，这就很难决定了。譬如刚才你们提到汤姆．琼斯，我个人就以为最初写这本小说，他的出发点已经不单纯是为了娱乐读者。他在当时已经存心言之有物，很严肃地通过嬉笑怒骂的表面，去表达出一种内在的对这个社会的批判。正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才会出类拨萃，成为后世传诵的文学作品。
　　王敬羲：很好，那我们就以一个作者对时代的道义感，对善与恶敏感的强烈程度，来做一个评判的标准吧。请问金庸先生，你在你自己的作品里，有没有一边娱乐读者，一边也尝试放进一些自己的道德感、人生观，以及对这个时代的批判呢？
　　金庸：近来也有在这方面尝试的企图。不过，林以亮先生说得对，武侠小说本来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作品不管写得怎样成功，事实上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你可以这写，同时也要读者接受才可以。如果看的人一直不当它是严肃的作品来看，写的人也一直不当它是严肃的作品来写，总是儿戏的东西，而自己却尝试在这儿戏东西里面，加进一些言之有物的思想，有时连自己也觉得好玩。通常外国的名家，他们写刺激性的东西的时候，也总是化了名字来写的。
　　林以亮：也许我们可以再问王敬羲一个问题。就是重复问一遍，你以为目前世界一流的侦探小说，是文学作品吗？
　　王敬羲：如果这侦探小说能够不但写得好，而且言之有物，超越了它本身的限制，我们当然应该视之为文学作品。也许作者自己也不能决定，也许作者并未以为自己的作品已经超越了侦探小说的限制，但是将来写文学史的人，总会知道的。反过来也有一些自以为很严肃的小说家，自以为写了一些很严肃的文学作品，甚至极受同时代读者欣赏、欢迎，可是过了几十年之后，反而没有人再承认他的地位，也是有的。
　　林以亮：我等的就是这句话。一切都得等待时间来证明，将来去决定。金庸刚才说，武侠小说要等五六十年之后，出一两位大才子把武侠小说的地位提高。那金庸本人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才子呢？我们不知道，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我们同样要等待五六十年，然后出现一位才子来决定这问题。正是：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文人论武
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刘晓梅
　　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教授、讲师四十余人和金庸先生谈他的武侠小说面面观。首先由新亚书院院长、着名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轻松的拉开了序幕。
　　金耀基：可惜地方太小，使许多想来叁加的朋友没有座位，可见查先生吸引力之大。二十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射雕英雄传》的时候，立刻着了迷，再一看作者姓"金"还是本家，佩服之余立刻去查作者生平，这一查才知道作者不姓"金"姓"查"。查良镛先生的小说恐怕大家不能不承认，是在武侠小说里面开辟了新的面貌，卓然成家。我二十年前看了《射雕英雄传》之后就不敢看了，这原因是怕过分着迷。小说我是不看了，因为它太迷人，但是查先生在报纸上的社论我一定看，短短几百字，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的小说、文学材料，运用得这样自如者，说句广东话，查先生是"有得弹"（没人比得上的意思）。今天很感谢查良镛先生，能接受我们邀请，来做文化的聚谈，我们谢谢他。首先，我们想请查先生谈一谈武侠小说跟文学的关系。
　　金庸：我个人的梦想是将来退休之后到沙田买间小屋，天天到中文大学来旁听，研究学问，今天有机会和各位聚会，极感荣幸愉快。
　　我最早一部《书剑恩仇录》是1955年开始写的。武侠小说是不是文学呢？常常有人提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不论哪一种小说，是不是文学作品，属哪一种类小说，没有多大的关系。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那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现代一般文艺小说，似乎多少受西洋文学的影响，跟中国古典文学反而比较有距离。虽然用的是中文，写的是中国社会，但是他的技巧、思想、用语、习惯，倒是相当西化。现代中国艺术中间，跟中国传统比较接近的，一个是戏曲，还有一个是国画。其他好比小说、新诗、音乐、话剧，电影更是不用讲了，跟西洋艺术形式更接近，与中国传统艺术距离反而比较远。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根深蒂固的。拿我来说，一个地方有世界一流的音乐会，另一个地方是中国京剧、民谣，我觉得听京剧、民谣要更接近自己的兴趣，多半是与传统有关系。
　　武侠小说，一方面形式跟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类似，第二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是非善恶的观念，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基本想法没有很大改变。因此，如果武侠小说的情节离谱，一般人在观念上就很难接受。
　　高木林（艺术系教授）：现代的武侠小说、武侠电影，跟现代的社会教育之间，应该如何来配合？
　　金庸：我想这个问题很大，对教育问题很多人有很多想法，我仅能讲我自己的看法。
　　我跟电影界朋友很熟，以前我曾在电影界工作过一两年。在香港一般人认为电影是娱乐，不必要有教育加进去，消极的不把人教坏就好。事实上，积极的要把人教好，对这里的电影界来说并非必要。
　　长期来，一直有这样的讨论，艺术该不该为人生服务，文以载道是不是必要，两派的争执总是存在，也难说哪派对哪派不对。
　　我个人认为，文学艺术作品不一定需要跟教育作用连系起来，艺术主要是在美的范畴内，而道德是在善的范畴内，美、善可以统一，也可以不统一，这是永远有争执的。我想这是个人信念的问题，基本上，小说与电影又是大众所接触的，所以，不要故意违反社会公认的道德就好。
　　陈方正（物理教授）：您的小说中，常被传统道德有所质疑，似乎有意无意间对传统道德提出探索。我们读者，多数一半接受西方思想，一半受传统教育影响。您的小说迷人就在这里：表面上是推崇武侠，骨子里令人思考各种价值。例如《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恋爱，例如《天龙八部》中，汉人与契丹人的斗争。这是神来之笔，还是有意安排？
　　金庸：陈教授这个问题，我只能讲讲自己的经验。
　　每部小说我先确定几个主要人物，然后再配上情节。至于对中国传统有疑问的问题，对真理探索的问题，不是我构思的重点。后来发展下去，自己的想法就自然的融了进去。
　　好像我念中国历史和其他书籍，常感到中国古代汉人不论怎样对待异族，正义却永远在汉人这一边，我感觉不太公平，这种想法自然反映到小说上。
　　刚才讲到中国人总有很多基本上的传统想法，但以我多年来在香港对婚姻、爱情。许多事务的看法，都是很现代的。如果说武侠小说纯是反映中国旧社会，譬如着重描写一夫多妻制的话，现代中国人还是不接受的。
　　李杜（哲学教授）：武当派啦，少林派啦，他们的功夫在中国传统上都是了不得的。我看了您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等，觉得里面有点意思，好像武当、少林以后都不怎样了，反倒是波斯之类的异地，另有杰出人才。我猜想，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文化发展到现在，传统的东西遗失掉了，要另外去找，有点否定传统的味道。
　　金庸：有几部小说，我当时的出发点是有否定教条主义的想法，我比较信服理性的思想结构，主要是近代罗素、卡尔．波普等哲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对儒家思想绝对化的反思，这种想法恐怕对近代知识分子来说十分普遍。我想真理本身也有它相对的意义，社会变迁，真理也可能改变。有些事情的道理，千万年不变，我个人绝不相信。事实上，中国思想上的狂热分子很多，不单在政治上，甚至科学上也一样，许多科学理论以哲学观点来批判的话，它也不一定全是对的。
　　我写某几部小说时就想到这个问题。少林派、武当派是对抑或是错，都不一定，可能会根据环境而有所变化。我相信多元主义可能更合理一点，事情不要绝对化。少林、武当并不坏，其他好的东西同样也多得很。
　　乔健（人类学教授）：旧小说里，《七侠五义》、《水浒传》等偏重传统侠义气概，而《封神榜》、《西游记》等又以神怪取胜。您的小说似乎融合两者，而招式、武功远超过其范围，可说悬奇得很。请问这两类旧小说，侠义和神怪，您受那样影响较大？
　　金庸：我想《七侠五义》、《小五义》、《水浒传》是有影响，而较近的武侠小说作家白羽、还珠楼主对我也有影响。还有一个传统来自西方古典书籍，法国大仲马，英国司各特、史蒂文生，在故事结构上对我有影响。
　　至于故事很夸张，则来自近代武侠小说。民国初年到现在，上海及北方有很多武侠小说，虽然比较粗糙，但难免受其影响。
　　反而《西游记》、《封神榜》，相信影响不如近代武侠小说，玄过头了
　　刘述先（哲学教授）：有两个问题。第一：您的小说突破传统，您怎样突破自己？第二：您最得意的作品是那一部？
　　金庸：我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不同，人物个性不同，笔法文字不同，设法尝试新的写法，要求不可重复已经写过的小说。我一共写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大致上并不重复，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我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娱乐自己的成分很大，后来一部就写两三年，书中人物天天出现，就像自己的朋友一样。如果时常重复，自己都不想看了，读者也不会被吸引。
　　我比较喜欢最后的一部《鹿鼎记》。书中男主角韦小宝完全是一个叛逆的角色，说谎、整人，唯一会的功夫就是挨打时就逃，谁都没有他溜得快。我的目的是希望写得现实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性格上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有一些自省的意义。我的一些对文学有兴趣的朋友，多数也比较喜欢这一部。
　　胡玲达（教务处雇员）：讲起韦小宝，我真想不出他哪里来那多花样，是不是您亲身经历？
　　金庸：我没有韦小宝那样本事，韦小宝几秒钟里想出来的花样，我有时要想好几天。
　　张清如（数学系教授）：我看过一百多部武侠小说，但一旦看了您的武侠小说，再看其他的似乎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您刻画心理一波三折的变化，我猜想您不会武功，可是编出来一大堆功夫都合情合理。当然您写的一些太极拳招数，那是现代的太极拳，都搁到五百年前了。而其他招数却也很恰当，您是怎样想出来的，我希望知道。
　　（金耀基院长插语）：张教授是太极拳高手。
　　金庸：很奇怪，有些数学家喜欢看武侠小说，例如陈省身先生、李政道先生。
　　张先生问我是怎样想出来的，只是胡说八道嘛！没什道理。有些招数凑一些比较好看的名字啦，好像跟诗词有些关连。
　　您批评得很对，太极拳一路发展下来，我把一些招数推回五百年前。事实上五百年前是什名称，现在可能也不容易知道。
　　刘殿爵（伦敦大学教授、中文系客座教授）：您的文字极好，小说中所用的字几乎一点洋气也没有，在修订本中，有时还刻意把较摩登的语气改过来。您有没有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写些文章？给年轻人一个避免喜用欧化语句的概念。
　　金庸：刘教授这样推许很不敢当，我想武侠小说讲古代的事情，用现在的语句是不适当的。不过事实上不可能完全避免，宋、明人到底怎样讲话，我们无法知道。元朝的白话文我们现在几乎看不懂。我用的是我们想象的古代话，不是古人的古代话。
　　在武侠小说中，我认为叙述和描写部分用现代语法是可以的，如果是人物对话，就会破坏气氛。
　　英国人写历史小说不用古英文而用现代英语，古英文已完全不用。现在中国文字还是很多白话与文言并用，不过古人如果冒出一句："我有一个问题要跟您研究研究"，这讲法总不太适合。
　　我书中有些描写叙事部分，也是避免用文艺腔，但不是很干净的，我在努力避免。有几部倒是故意不避免，例如《连城诀》与《飞狐外传》。
　　黄维梁（中文系教授）：您的人物多半不一定好就好到底，或是坏也坏到底，不知道您有没有受到英国近代文学批评家Forster（福斯特）的所谓"圆形性格"的影响？还有写法上，譬如张爱玲、白先勇，受《红楼梦》影响很大，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金庸：倒不是"圆形性格"的理论，主要是人生经验。很多人你很难说他是好是坏，这不像京剧脸谱那样善恶分明。在西洋文学上也早有这样的描写。我个人不太相信所谓文学理论，很抱歉我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多。
　　至于文字的问题，很难讲受什书的影响，是自然形成的。譬如我读《资治通鉴》，总是兴味盎然，古文的简洁高雅，其文字之美，一直是我希望学到的。当然还差得很远。
新闻文学一户牖
　　凡是爱看武侠小说的人，没有不知道金庸的，他一共写过十四部武侠小说。有人说：他运用知识分子的气质，把武侠小说带入一个新境界。他自己却说：写武侠小说是娱乐自己，娱乐大众。
　　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陆续删改这些作品，有的甚至重写。
　　武侠小说和报纸是查先生的两大兴趣，和他提这两件事，他风趣而健谈。
　　问：您认为理想的武侠小说应该是怎样的？
　　答：这个问题很难答复。我谈的是个人的希望和方向。
　　本来任何小说都是这样，不单是武侠小说。一般西方小说家大概注重三点：一是重心在描写背景，例如汤马士．哈代的小说；二是以情节为主；三是以人物为主。中国古典传统小说大致是以人物为主。例如《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我们看过这类小说很久后，故事也许不大记得清楚了，但是对书中人物，像鲁智深、林黛玉、孙悟空等却印象深刻。
　　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武侠小说的情节都是很离奇的、很长的，要读者把这些情节记得很清楚不大容易。我希望写出的人物能够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读者看了印象深刻。同时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人性，这个有怎样的性情，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另外一点是，当然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问：您很喜欢把历史写在武侠小说中，您是否认为武侠小说不能脱离历史而单独存在？
　　答：我写了十二部长篇，其中有两三部是完全没有历史背景的，像《笑傲江湖》、《连城诀》等等，其他大部分都是有历史背景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时间很长，过去许多朝代的变化不是很大的，而是很缓慢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或清朝，只要不与政治牵连在一起，背景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关系不是很重要的。不像西方，十六世纪的事情与十九世纪完全不同。我所用的历史背景并不是重要的部分，因为武侠小说情节离奇，许多事情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了历史背景，可以增加它的可信度。
　　还有一点，我写的武侠小说有的场面比较大，常有大的战争，这就必须要有所根据。
　　问：刚才您也提到过，您的武侠小说希望能包含一些人生哲理，武盲先生曾在《中国时报．人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　　《你也想写武侠小说吗？》，他说武侠小说缺少道德评价，而且商业气息太多。您认为武侠小说是否应该有道德评价，或者应该有趣味性？
　　答：武侠小说的趣味性是很重要的，否则读者不看，它的目的也达不到了。现在台湾或香港的武侠小说大都是在报上连载的，都不是先写好再出版，即使是先写好再出版，也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的读者。就是其他纯文学作品，像狄更斯的作品，有些在报上连载的也是很着重趣味性的，也要注重读者的反应。娱乐性和吸引力是必要的。
　　关于道德观念这点，作者不一定要宣扬一种道德或不道德，大致上它是反映作者个人对社会的价值观念。书中主角常常要面临许多选择，透过这些选择，作者把他的道德观念传播出来。我想，其他戏剧、电影也是如此，例如剧中主角对于要不要离婚，要不要自首等等，每件事选择的时候，总是代表了编剧或作者的选择。当然如果作者对于当时社会流行的观念不赞同，他也可以作不同的选择。我在《神雕侠侣》中，也提到主角是不是可以和师父恋爱结婚，以当时的社会观念，师生是不可以谈恋爱结婚的，但是现代的观念不同了。
　　在美学上或艺术上的理论有两派长期性的争论，一派是主张文学艺术对社会有责任，一定要表现一种价值观念；另一派认为艺术是纯艺术。社会责任基本上是存在的，但小说在这一点上不像电视广播那强烈，它印成书可以给人深思熟虑的时间。
　　我个人认为艺术作品基本上是属于美的范畴，科学与真假有关，道德与善恶有关。小说和人的关系很直接，不像音乐或绘画与人的关系是间接的，例如一幅油画或贝多芬的音乐，你很难说它是善的或恶的。但小说中有人物，就有价值观念或道德观念。武侠小说本身是很微妙的，它也是一种大众型的产物，要接触千千万万人，如果故意或不知不觉的传播一种对整个社会善良风俗有害的观念，我希望能够避免。虽然它属于美的范畴，但是事实上它是对人有影响的，因此作者要考虑到武侠小说是有千千万万人读的。
　　另一方面我写的角色也不是好人、坏人相当分明，坏人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这点我是考虑到人生的经验，因为在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当然希望写人写得真实，读者难免误会，认为作者有时候把坏人写得相当好，是否鼓励坏人。我想作者不是这样认为，他考虑的是真实不真实的问题。他有时反映社会上具体存在的事，并不是说他反映的事就是他赞同的事。
　　问：您的武侠小说编成电影和电视，您认为满意吗？
　　答：我的小说几乎全部拍成电影，电视剧也很多。比较起来，电视比较容易拍些，因为它有的拍几十集或一百集，比较有充分的时间修改，技术上也容易处理些。电影就很困难，因为我的小说很长，他们每次改编成电影，我总劝他们不要全部拍，选其中几段就好了，把它充分发挥。但是编剧、导演似乎不这想。因为你看一部小说通常都要花好多天的时间，在电影中，一个多钟头就要把它完全表现出来是很难的，只能大致交代故事情节，细腻处根本无法发挥。尤其武侠小说人物很多，光是一个个交代身份，观众都来不及接受。
　　问：现在电视对儿童的传播力很大，很多人也谈到电视暴力的问题。武侠小说改编成电视剧难免也牵涉到这个问题，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答：不只是电视，武侠小说本身也如此，因为许多人十几岁就开始看武侠小说了。以前有人攻击武侠小说，认为小孩看了会模仿，也上山学道去了。我想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武侠小说来负的（说到这里笑了），一把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香港对电影的审查制度是粤语片最严，国语片宽一点，外语片最宽。香港政府有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是否成立还不知道，他们认为看外国片的人知识程度比较高，看粤语片的人普遍知识程度低。如果电影中有坏事，知识程度高的人可以分辨，给越是分辨能力差的人看的电影审查越要严格一点。我写小说时，只想到小说的读者，电视的编剧应该想到电视对观众的影响。在小说中描述的事在电视中不一定可以演，因为看小说的人至少有阅读的能力，受过一定的教育。如果电视对观众有坏影响。应该由电视负责。因为电视编剧应该考虑到观众中有一部分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打斗应该适可而止。
　　问：许多人都觉得武侠小说中的主角是社会的游离分子，刘若愚先生在《侠》一文中说"侠是天生的，与个人的家世无关"。你认为呢？
　　答：我想社会后天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人的个性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天生遗传的，一是受教育、社会和家庭的影响，这两者互为影响，也很难说哪一种比较大。我个人信佛教，佛教认为个人个性决定于"业"，一个人这一生是他前生十代八代累积下来的，一个人的"业"是一生的影响力。人是很复杂的，是各种因素加起来的。
　　"侠"，先天关系很大，后天关系也很大，都有影响。
　　问：台湾大学文学院长侯健先生在《工商时报》上写过《武侠小说论》，当中提到您的小说除了《天龙八部》与《鹿鼎记》以外，都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认为正义固然得以伸张，但伸张后只剩下空虚。您对他的这种说法有什意见？
　　答：武侠小说中"伸张正义"是必要的，如果正义不伸张，读者觉得不过瘾，道德意味也太差了。武侠小说中的"伸张正义"就好像侦探小说中"破案"一样，这是它的基础。如果单从道德来看，武侠小说应该是比较道德一些的。
　　侯先生提到"惘然"，其实《天龙八部》中也有一些。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的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是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
　　问：您觉得中国的武侠小说和西方的侦探小说、警匪小说、剑侠小说有什异同之处？
　　答：中国的武侠小说比较复杂得多。我看大仲马、史蒂文生这些人的小说，当然本身的故事很完整，但描写的场面不像中国武侠这大。侦探小说的故事结构更简单，它比较注重情节，对人物性格方面，除了侦探本身可能有些特别性格外，其他人的性格都不很重要。
　　问：假如今天的世界是一篇武侠小说，您的看法如何？请您用武侠小说的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
　　答：武侠小说的世界基本上是很不正常的，不讲法律，完全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生活在武侠世界中，一般人其实是会很痛苦的。就算是侠客或正义之士也要有真本事才行，武功不好就会被打败了（笑）。武侠小说看起来是一个浪漫美丽的世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理想的社会。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当然不可行，那只是一个浪漫的、想象的世界，不能实行的。
　　问：许多人是从看武侠小说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进而从事文学创作，也有人从武侠小说得到写作灵感，例如写武侠诗，您对这两类读者有什忠告？
　　答：第一：武侠小说本身是不是文学，是大可以讨论的问题。我本人认为武侠小说还是娱乐性的，是一种普及大众的文字形式，不能当成是一种纯文学。
　　文学有古典和浪漫两派，浪漫派小说、戏剧和诗总是想象力放纵，喜欢去表现不可能的事，启发人的想象力。有些年轻人从看武侠小说开始学写诗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武侠小说是很浪漫的，描写的是一个和现实社会有距离的世界。如果他对文学的喜爱自武侠小说开始，当然也可以，他至少对浪漫文学很有信心。当然也不能以此为限，要继续发展。
　　通常作家写什题材大都与他的个性有密切关系，很难说好与不好。如果他喜欢写武侠诗就让他写吧！如椽飞笔渡江湖
　　陈怡真：金庸先生，你用武侠小说这种形式来表达你自己的思想和对世界的看法等等，为什不用别的形式呢？譬如说一般的小说。
　　金庸：这有原因，我本身从小就喜欢武侠小说，这种武侠小说的形式，可能在今天不能算是很"高级"的文学形式了。常常就有人问起我：为什不写其他的文艺作品呢？也许我不会写，也写不好，但这些也不是必要的。我曾在一篇小文《一个说故事人的故事》里提到，我不过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走到前台，自己也说起故事来，幸运地有一些朋友认为说得还可以，看得下去，我也就相当满足了。
　　金恒炜：一般人总会存疑，武侠小说的价值究竟何在？我感觉到金庸先生的小说，融合了中国过去的章回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打斗小说冶于一炉。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武侠小说是不是该有更高一点的评价？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在这个花果飘零的时代里，武侠小说是否也有一种传播的功能？
　　全庸：这是这写武侠小说时的一种感想。有人曾经提到：一个优厚的文化常凝聚到小说方面。我也认为大家心目中的"小说"的形式常是西洋的，不是中国的。不过，由中国人来写，写的就应当是中国的事，中国的地方，中国的人物，自然它全是中国的。至于这个形式是否西洋，那也无关宏旨了。
　　我个人以为，武侠小说仍旧是消遣性的娱乐作品。即使是一位大学教授，如果给他一本写得不好的《明太祖传》或唐太宗故事，他还是不要看的。因此问题也在这里了《汉书．艺文志》所云："虽小道，亦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这里朋友很多，很热情，大家都各有专长，精通一家，成一派之言，对我当然劝勉有加。不过，有时却也使我汗颜。
　　至于另一问题，中国文化藉武侠小说来传播的问题。我想：在传播上受到种种窒碍的情况下，武侠小说呈现了生动的历史面貌，帮上一个小忙，能传播一些文化的讯息，那倒是实在的。至于它能传播到一个什程度，我想也不能估价太高吧？在海外华侨地区，他们感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喜欢看点武侠，倒是事实。不管是雅是俗，有一些群众基础是真的，武侠小说是最受人欢迎的一种小说形式。既然它受人欢迎，那我们就应该重视它，希望藉这个形式表达出一些真实的、正确的社会意义，甚且呈现某种永恒的艺术价值。
　　苏念秋：金庸以及其后的武侠小说作者，将中国传统中武侠小说里的华夏精神，透过某种形式表达出来，不但让中国人自己认识它，而且让全世界的人认识它。这并非是盲目主观地要恢复中国的自信，而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这种精神，不过我们目前所表达的只是部分而已。但愿金庸先生及所有的后起之秀能够在文学传统的赓续与延承之中，完全建立中国固有的自信。
　　古龙：在全世界的中国人当中，金庸先生的影响力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无出其右者。他作品中深思熟虑的看法，在中国小说史及思想史上都具重要的地位。五四时代是反传统主义的，我们现在写武侠小说的人却是去认识传统，我希望年轻一代的读者能藉着金庸先生而认识中国的传统。
　　金庸：我想，从认识传统中去坚定中国的精神及信念是我们所应当努力的。
　　谈到武侠小说应有的地位，它只是目前还相当受到欢迎的一种小说形式，同时被大家普遍接受。我们应当充实它，并且加深它的价值。
　　中国传统的小说形式并非只有武侠小说，武侠仅是章回小说的一种。章回小说之外，还有一种短品如《今古奇观》，也是传统的一种文学形式；《聊斋志异》这种短篇小说也是既有的文学形式。
　　传统文学形式现在已被普遍接受，艺术方面，传统的舞蹈、戏剧、乐曲等也被普遍重视。传统仍是中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部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认为西洋的小说形式才正统，而非难起章回小说，事实上，章回小说仍受大家普遍喜爱。这说明了传统在一般人心中的地位，这种现象值得每一个人去正视它。
　　罗龙治：我十分赞同金庸先生的看法。清朝末年的情况使中国人感觉到一切都不如人，那个感觉是不对的。五四以后，大家模仿西方，固然中国传统中有某些部分不好的，需要改变，但是西洋那套也不是我们需要的啊！文学形式亦然。到底大众需要怎样一种形式的文学呢？无可否认的，传统中的武侠小说是最受欢迎及被普遍接受的。我想，一百年、两百年之后，美国人最喜欢的仍是西部武打，而中国人最喜欢的仍将是武侠。
　　金恒炜：中国文学的发展模式，一般艺术都起自民间，然后经过文人的手，把它变成艺术品，但也因为如此，它开始慢慢僵化。武侠小说从平民出身，但写武侠小说的人仍旧回归到平民，它不会变成贵族文学，而永远活跃在民间。这是武侠小说最优越的一点。
　　金庸：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武侠小说学术化了，那武侠小说也就失去它的价值了。武侠小说普遍受欢迎的因素，是因为它具有传统的小说形式，内容也是传统的，它的道德观与一般人的道德观也趋于一致。西洋的小说虽然在文学上有其地位，但它描述的内容、表达的观念却不能很适切地为中国人所接受，即使是留学国外多年甚或居住国外的人也无法完全接受。这不是拿武侠小说与西洋小说来比较好坏的问题，而是生活上、道德上、观念上的不同而自然地产生接受上的问题。
　　我最喜欢写的人物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排除万难、继续奋斗的人物。这不是我刻意去这样写，而是我认为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当然，其他的小说也可以表达这种形象、这种精神，但无可否认的的，武侠小说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金恒炜：西洋小说里，"冲突"是被描写得最多的部分，在武侠小说里，冲突也是非常的强烈，请问金庸先生，在您的小说里是不是也喜欢把主角安排在这样的冲突情况下？
　　金庸：武侠小说基本上就是描写冲突的，像两种力量的冲突，两种观念的冲突，或是命运与人之间的冲突。"误会"也是一种冲突。人类社会基本上是充满冲突的，许多小说、戏剧也描写它，武侠小说只是更适合描写冲突罢了。
　　陈晓林：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固然描写了人的贪婪，人的进取，人在冲突之下的争斗，但我更发觉到在这之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我们中国农业社会中普遍地存在着的宽容的德性，这也是我十分激赏的一点。在现实生活上的许多方面，它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启示。我个人认为，这些年来在国内成功的作品之所以能吸引大家注意，大多是因为它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之所以成功，必然是具有永恒不变的因素，也具有环境上的因素，尤其是前者。永恒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金庸先生对真理的追寻，对正义的坚持，是让人深为敬佩的。这也就是金庸之所以为金庸之处。
　　金恒炜：金庸先生小说中最令人感动的是他的大气魄，同时，他下笔之时带着对人类的同情。譬如说有些人物，他在小说里是个坏人，可是我们看起来又觉得他是非常可爱的，令人心灵颤动的。作为一个文学家，我认为应该有像他这样宽厚同情的心灵，这样下笔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全庸："宽容"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精神，也是民族的必要条件。刚才谈到宽容，我的《倚天屠龙记》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表现这种精神，其他的作品中，我也有意无意地表现这点。
　　古龙：武侠小说有一点不易为人公认，甚至武侠小说的作者也鲜少意识到的，那就是武侠小说可以融合各种小说类型及小说写作技巧。譬如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就极富历史背景，这点甚至不让别的杰出的历史小说专美。在《雪山飞狐》这部小说里，金庸用了"罗生门"式以及其他方式的推理小说技巧，也突出于一般的推理小说。写情方面，他写小龙女与杨过的感情，也比一般的爱情小说更打动人心。
　　金恒炜：刚才金庸先生说不会写文艺小说，但是我看过您所写的一篇短文，说道："侦探小说写得好的话，写武侠小说也一定写得好，因为文学的原理是一样的。"由这句话看来，如果金庸先生写文艺小说的话，我相信一定也是成功的。
　　对文学的评价，虽难免有些主观，但是作品好坏，仍然是可以公断的，对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希望后来的人，都能越来越重视，同时也希望在金庸之后，真正能经由读者的期勉与写作者的努力，创造出武侠的新天地来。金庸谈艺录
张大春
　　电影高远，霞光万丈，昨日薄暮时分，大侠金庸翩翩又临宝岛。喜爱金庸小说的旧友和知音，特别趁机和他相聚晤谈。初秋夜凉，灯影曳曳，颇有几分西窗剪烛的意趣。一年不见，大侠风采依旧，健谈依旧。满座佳朋，话题却总环绕着他，因为总也出不了他的多才、多识和多学。
　　话题先从他去年看的一出戏说起。因着那出戏的的谈兴，倒引伸出一个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同样是对古代社会的部分反映，民间戏曲是否提供了武侠小说某些素材或张本呢？"
　　"武侠小说的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金庸先生缓缓说道："从历史的资料里，我尽可能地把所接触到的生活层面包括进去，其中也许还包括文人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情怀，这是就生活面而言。然而就艺术的造型来说，传统的戏曲和现在的小说中间就差异显然了。"
　　"京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在表现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说白，还有武功和杂技　　当然这已经是十分粗略的说法了。举目世界，没有其他的舞台艺术能够如此面面俱到，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或机缘。然而从发展的形式上看，京剧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缺憾，却正是和小说难以契合的地方。"说着，他赫然一笑，像是为什而抱歉着了："在过去，舞台的照明设备不健全，音响效果也未必好，脸谱便往往成为人物造型上最重要的条件。演员一登台，善恶分晓、忠奸毕露　　而且往往很难将人比较复杂的个性呈现出来，仅止于典型式的划分。这对反映人生来说，是比较粗糙的。一般说来，京剧或者其他的民间戏曲的目的，也未必是在通过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来表现人生，或许它的重心在于歌舞与表演艺术本身的成就。小说则不然了。但是我仍然要强调：从民间艺术中即使未曾直接吸取些什，间接的启发和影响于我而言却是难免的。"
　　金庸先生的一番见解便是如此谨慎温婉地娓娓道来，即使在论断时也一样："中国的艺术大约都是互通的。有很多国画大师喜欢去看京剧，他们能从舞蹈之中捉摸作画的灵感，那也许是一根线条，或者一个笼统的轮廓，但是'美＇的印象是鲜明而且流通的。在我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时也有类似的体悟，就拿武功来说，当它臻于化境，便自然成为一种艺术了，所以我曾用书画之道解释一些招式，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喜欢把一切事物圆融浑化，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性罢？甚至将人生哲学也纳入艺术或武技之中，这是非常独特的解释。"
　　谈到人性以及民族性，金庸先生神色一振，叙说起他的作品《鹿鼎记》，和它的主人公韦小宝。
　　"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国的确相当悠久而旦普遍，但是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时走访国外，我也常发现，几乎每个地方的人民都有他们精神胜利的方式。所以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索中国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在传统的说法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忠孝仁爱或者礼义廉耻云云。我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德国去一一拴套。就事实来说，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训相左的。韦小宝这个人物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一方面他重义气　　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赌，时时也玩弄一些阴谋诡计。诸如此类，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却也相当真实而普遍。"
　　座中一位人士问起有关小说中所叙述的奇能异才，是否也多因生存环境的艰苦？
　　"我想是的，诚如你所说：雪地里的蜈蚣可以吃吗？在传记小说里曾经出现过这种场面，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活条件欠缺的土地上，这个古老民族如何奋斗的历程，所以烹饪终于也发展成一门艺术了。"金庸先生说："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窗外夜风乍起，而那个古老的中国，却仍旧悬着从武侠，从戏曲，从所有即使是浮光掠影如雨的灯花般轻轻摇起的玄思里，逼近了来。置身在历史当中，某些人生态度正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了。它能引起多少记忆或影响呢？
　　"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现在人何尝有余暇玩这些，落一粒子十几分钟，一盘棋可以下好几天。所以我到日本竟然发现：麻将比围棋更流行！"
　　"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涵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间变化万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的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他从容地点烟，也不忙着吸，然后长长的一截菸灰滚落。他答复了一些关于个人学佛的问题。
　　"或许就如同文学一样，流派纷纷，有浪漫的，也有古典的，随人的兴趣所近，选择所好。佛学也是如此，具有八万四千法门，因人的个性而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途径。"
　　"在最基本的理论上，佛家经常讲'变＇，所谓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且是无从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变，这当然是象征性的讲法了。透过'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逃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这是东方神秘色彩的画笔？文学与艺术一旦逼近了这份氤氲，冲突或者挫折或者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那东方的悲剧情怀又如何藉着文艺形式加以传递、感染呢？
　　金庸先生从头说起："简单地说，希腊的古典悲剧总是强调着'命运＇，人受制于它，并与之抗争，然后遭受到永恒的挫败。而在中国或者印度的传统思想中并不是这样，悲剧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根据人的个性而衍发。世事纷坛，人总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选择也可能是出于误会，但是误会是对是错呢！即使人能了解自己的选择，又能否肯定那了解就是正确的呢？正确就是一定的吗？选择真能归结于命运吗？或者还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呢？从个性决定的观点，我个人以为是比较落实一些的。"
　　他这时深吸了一口烟，说道："希腊悲剧似乎总是一连串的惊疑和恐怖，观众可以眼看着剧中人一步一步踏入命运的牢笼，无法解脱。然而东方色彩之下的理念却不是这样简化了的。佛家既说'无常＇，同时也强调'因缘＇。'因＇可以看做是人事上主要的动力；'缘＇即是其间许许多多的附带条件，比方说今夜之会吧！我从香港来，高先生、高太太邀我到这里，　　这是'因＇；诸位今晚也都有空过来谈谈　　这是'缘＇，因缘定分，所以大家便能相聚了。佛家不谈命运，不谈上帝，积极的地方在于相信某些'缘＇是可以由人为控制的。　　这是佛家主张'有为＇的一种见证。"
　　那，人如何去知道命运，或者知道因和缘呢？人又如何知道何以有为，以及如何有为呢？座中另一位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知识"在佛家的哲学里扮演什样的角色呢？
　　"这就涉及到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分歧的一点上了。"金庸先生说："越谈越玄了，好像？　　佛家有两种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只是落脚的层面不同的说法。所谓'八正道＇，也就是八种落实于生活的方式，其中第一条路就是'正见＇：求得正确的知识以及见解。佛家不像基督教，强调人的'罪＇。却认为人所犯的错误不过是出于'无明＇而已，人因为不能求得正确的见解，所以会犯错。但是另一方面，佛家又要人祛除'所知障＇。当人生在世数十年，接受各式各样的见解和经验之后，总会有所执着和坚持。如果人想得到最后的真理，势必须要抛弃所有的成见，那时知识可能只是障害了。"
　　在"正见"的语意上，西方的苏格拉底在论述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见解，他也是将人的罪恶、虚伪和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诉诸人的无知，与佛说是很接近的。然而在知识与发展的历程中，东西方又分别导领出有着相当差异的轨道。金庸先生挥语如行云，对这个问题作了扼要简明的分析：
　　"西方的哲学传统里对知识是相当重视的。柏拉图也曾认为追求知识就可以完满地解决人生问题。发展到康德，有一部分的理念就和前面所提及的佛家'去所知障＇的精神相近了。康德认为人永远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智慧和真理，它和人类的语言及思辨能力是相抵触的，知识亦无能为力。康德只作如是说，并没有进一步地说明。而在佛家则进而用打坐以及默想以接近真智慧。禅宗尤其主张如此。这就是属于宗教的问题了：信则是；不信则否。哲学家想当然是不容易接受的。佛家基本上认为一切哲学的解释，总是片面的，也就是有限的。有人问佛祖：宇宙是有尽是无尽的？是有限是无限？人死后会如何？问了十四个类似的问题，释迦牟尼都不回话，这是着名的'十四不答＇。这些问题获得不同的解释，却终不能有答案，提问便是无稽的。释迎牟尼还作了一个比喻：有人中了毒箭，这时去研究那箭身的质料为何，研究那箭羽的种类为何，研究那射箭人状貌如何，诸如此类皆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怎样去拨出毒箭，救回一条性命。"
　　"　　唉！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其实人人学佛各随缘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门＇的，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宗教的意味变淡了；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
　　金庸先生显然是不准备多说什了，无语因缘，在座者也多只便会心而笑了。
　　接着，座中人的联想忽发，从佛教世界到武侠小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十万八千里的旅程，而追怀之下，《西游记》这部书已如"筋斗云"般浮跃而来。
　　金庸先生倾身换了个坐姿，缓缓道来："《西游记》原先也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总是附会故事，敷陈情节，刻画人物，最后辑补撰订的。其中猴子造型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史诗里的英雄人物去。佛经中也利用了那些传统的民间故事，后来传入中土，踵事增华，便不只于佛家一门。《西游记》里儒、道两家的风味和理想也具有相当分量的地位，这是中国人合异取同的天性了。"
　　当人们提及金庸先生早年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他连忙摇摇手，笑道说："我在电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早些年，在左派的长城电影公司做一年多，导过两部戏。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作环境，我没有待下去。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仍然未曾摆脱那许多束缚。
　　去年，中共召开'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许多人在会中也强调了：主题的限制需要放宽，创作需要自由。连邓小平也在开幕典礼中说：中国地大物博而历史悠久，文艺创作也必须要有多方面的表现。至少在趋势上，放宽是不可避免的。记得去年我在香港，见到一出由大陆的剧团所演出的京戏《辛安驿》，竟然也采用传统的演出形式，刻画一对假凤虚凰的思春之状，这和前几年中共的姿态是大异其趣的。
　　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须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　　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
　　金庸先生语重心长地作了结论："中华民族有伟大的文化传统，这深厚的文化传统，大有可能导引我们进入光明的未来，重视文化经验多方面的发展，然后我们期待！"
　　夜凉方浓，一灯如炬，座中人依依相别，仿佛是结束了什。然而结束了？或者告别了儒侠金庸，便顿然觉出有一程岁月正将开始呢？那是慧思与灵感的开悟？然而一席话间怎容得下这许多境界呢？他留下一些值得细品深思的课题，引燃了归客的心绪，一如灯火引燃夜色，直到黎明来时。后记
　　金庸是我们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很多年前初次相遇他作品时的那种惊喜，至今难以忘怀。然而，当我们完成这本不成样子的书稿，感到的是惶恐与惭愧，因为我们似乎并未能将我们自己内心最深的体悟，以及金庸作品内在的魅力，充分地表现出来。也许，对于我们所喜爱的对象，最好是保持沉默。
　　然而，无论如何，金庸是会值得谈论的，从文化的、历史的、文学的，或者从哲学的、社会的角度，都能发现一些启示性的东西。我们希望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会奉献出扎实而精致的成果，与所有喜爱金庸的朋友们分享我们的阅读经验。那，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没有以下着作，也就没有我们这本书，对于这些着作的作者，我们的谢意与感激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现将书名罗列如下：
　　《我看金庸小说》（倪匡，台北远景出版社，1984）
　　《再看金庸小说》（倪匡，台北远景出版社，1984）
　　《四看金庸小说》（倪匡，香港博益出版社，1983）
　　《诸子百家看金庸》（一、二、三、四册）（沈登恩主编，台北远景出版社，1984）
　　《读金庸偶得》（舒国治，台北远景出版社，1982）
　　《金庸的笔下世界》（扬兴安，香港博益出版社，1983）
　　《三剑楼随笔》（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台北远景出版社）
　　《金庸与倪匡》（沈西城，香港利文出版社，1984）
　　《金庸小说赏析》（陈墨，白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另外，还叁考了《明报》、《资本》等报刊杂志上有关金庸的文章。
　　金庸作品的引文全部依据1994年三联书店版的"金庸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