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新区鬼城真相:实事求是原则与《高岗传》-

　　高岗，这位中共党史上的特殊人物，因其人生经历传奇、曲折复杂而始终吸引着史学家和公众的眼球。他曾被称为“西北王”、“东北王”，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总后勤官”、新中国开国之初的六位国家副主席之一;他也是党内第一个以“反党联盟”罪名被开除出党，最终自杀身亡的国家领导人。

　　多年来学者们对高岗及“高饶事件”的研究在逐渐深入。但是，由于相关资料的收集难度很大，更由于高岗及“高饶事件”如何评价极其复杂，所以虽经学者们的努力，在高岗及“高饶事件”的研究中有了一些论文及著述，但是，研究的成果大多是局部的、个案的、片段的，甚至有些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系统研究、客观阐述高岗及高饶问题的专著在此之前仍是空白。

　　近日，由戴茂林、赵晓光撰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岗传》填补了研究空白。这部书既是国内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高岗传》，同时也是党史人物研究领域中一部开辟草莱的成功之作。

　　这部传记洋洋50余万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扎实丰富的资料为基础，运用现代史学研究的方法，系统客观地记述了高岗的传奇人生。作者将高岗49年的人生历程分三个时期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崛起于西北、闪烁在东北、骤然陨落在红墙内。

　　高岗出生在陕北横山县，1926年在榆林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追随刘志丹、谢子长参加革命，搞兵运、建游击队、创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刘、谢相继牺牲以及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高岗逐渐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三届边区参议会议长等，被称为“西北星辰”、“西北人民的领袖”。

　　解放战争开始后，他来到东北。刚刚40岁的高岗担任了北满军区司令，成功进行了根据地的创建和剿匪，打开了东北工作的新局面。半年后，他就任东北局副书记，在黑土地上掀起了土改的暴风骤雨。在林彪、罗荣桓率军入关后，他主政东北，领导恢复东北经济建设，率先开展“三反”运动，多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身兼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人称“东北王”。同时，他还当选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并出席开国大典。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作为战争前沿的东北地区的首脑，他成为抗美援朝中志愿军的“后勤官”，彭德怀在接受朝鲜政府授给他的勋章时曾说：“这枚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即高岗)”。

　　研究高岗，绕不开“高饶事件”，也因为“高饶事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高岗研究的基础资料的收集查阅变得很困难。作者在后记中也感叹说：“为高岗做传，是件难事。收集资料难，论证评价难，出版发表难。”正因为有这“三难”，作者的写作历时长达15年之久。作者走访了许多当事人、知情者、老同志以及相关的专家学者，如高岗家乡高家沟村70岁以上的老人、高岗就读过的中学的校友、长期与他共事的战友及同志，以及高岗妻子及亲属、高岗的秘书等等;参考的书目多达近百种，参考的资料既有相关人员的文集、年谱、传记、回忆录、档案资料，也有专家的研究著述、报刊资料和访谈材料，考察的足迹遍布西北、东北和北京。用功之深，可以管窥。可以说，没有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没有作者的艰辛劳动，这部著作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用最新史料解开一些历史疑云

　　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特别是由于作者史料工作扎实有力，因而在解开一些历史疑云和有争议问题的研究上，作者就能游刃有余，说服有力了。

　　如“高饶事件”后，有的老同志在1955年召开的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提出高岗在攻打临镇的战斗中“逃脱”。真相如何呢?作者在横山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保存的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创始人之一高朗亭的回忆资料里，发现了高岗的“踪迹”。1932年上半年，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连续取得重大胜利，但在攻打临镇的战斗中，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率领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那么，高岗撤出战斗(即所谓“逃脱”)后干了什么呢?资料记录高岗带领19个撤出战斗的人在找大部队，途中碰到了九支队的高朗亭部，高岗动员他们一道去找刘志丹的大部队，于是两路人马合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从临镇以南向盘克塬方向一边与追击的敌军作战一边找刘志丹去了。

　　再如，1949年6月至7月高岗同刘少奇、王稼祥出访苏联，围绕着高岗的这次苏联之行，后来产生了不少“故事”：有人说高岗挟洋自重，讨好苏联，斯大林也特别欣赏高岗，把他特殊化;有人说高岗向斯大林建议宣布东北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把国土拱手让给外人;也有人说高岗在苏联公开顶撞刘少奇，刘少奇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才将高岗提前召回国。而这些“故事”在坊间广为流传。那么作者如何看待、评述上述这些“故事”呢?作者据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斯大林与中国》一书作者，俄罗斯历史学家、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A·M·列多夫斯基在书中公布的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的六份文件，结合苏方公布的材料和我国的有关文献，清晰解答了有关“故事”真相。这次苏联之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所以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冠以“东北商务代表团”的名义(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在双方已经达成了贷款协议，高岗出访苏联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而即将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尚有一系列重要事宜需要高岗回来协商时，中共中央决定高岗先期回国，刘少奇继续留在苏联商谈两党之间的其他问题。按照事先的商定，在高岗回国的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东北商务代表团”出访莫斯科的报道。报道中说：“不久前，高岗先生率领东北民主政权代表团从东北来到莫斯科，商谈商务问题。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同一天，《人民日报》以《东北人民政府商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达成通商协定》为题，也做了报道：“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以高岗为首的商业代表团，日前已从东北到达莫斯科，举行了有关通商问题的谈判。由于顺利商谈的结果，获得了东北与苏联之间相互交换商品的协定。……代表团已于7月30日从莫斯科动身返国。”高岗的这次出访只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负责人是刘少奇，可最后在媒体上露面的确实是高岗。不过，此时的这种安排并不是因为高岗有多么特殊。当时以高岗的名义发布消息完全是因为中苏两国外交政策的需要，也是中苏两党协商一致的结果。

　　“高饶事件”有极深刻的历史教训,即如何建立党内民主的协商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

　　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高岗的定性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如何为这样一个人物做传，如何评价围绕人物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说是研究中的难题。这就需要研究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正视历史。

　　《高岗传》的写作，必然要谈“高饶事件”。学界普遍认为“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以后党内高层第一次政治斗争，在当时和后来都发生过很大影响。中共中央对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饶反党联盟”，“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将这次事件作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20世纪80年代作的历史问题决议中，“联盟”和“路线斗争”的定性都改了。对高、饶的定性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回到了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结论。对于高岗及“高饶事件”的评价，过去国内的出版物多是一边倒的批判。只有国防大学林蕴晖教授的研究有突破，对“高饶事件”做了不同的解读。

　　读《高岗传》可以发现，作者是把传主放到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了考察，把他的人生轨迹分为三个时期，从而把一个在黄土高坡上迅速升起，在黑土地上耀眼闪烁，又在红墙内骤然陨落的政治明星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做了全景描述。对这一时期围绕着高岗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运用新发掘的资料重新做了系统的考证和中肯的评述。作者通过近年来披露的新史料，结合作者的研究和访谈，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为读者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

　　从作者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高饶事件”中的两次关键会议，即1953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无论是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指桑骂槐”，还是饶漱石“震动”组织部，其矛头都是指向刘少奇的。这两次会议通常被学者视为“高饶事件”的起点。然而，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高岗与刘少奇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也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而且，分歧发生在1950年春至1951年初，双方接连在富农问题、互助合作问题、工会问题上发生争论，毛泽东在争论过程中基本上是赞成高岗的意见的。所以高岗在东北局内部也说了一些贬低刘少奇的话。1952年11月，高岗奉调进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此时的高岗同时担任着三个“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可见中央对他的重视。之后发生“新税制风波”，毛泽东的不满溢于言表，他不但对新税制的实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负责的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且在组织上对中央政府进行了重大改组。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周恩来主要负责对外工作，又把政务院二十个部中的八个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工作一直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负责的。显然，中央的决定和政府工作的重新分工是对周恩来工作的批评和对他工作范围的削弱，而高岗却进一步受到信任和重用，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因此，当时由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更进一步受到毛泽东的欣赏。

　　然而，权力是把双刃剑。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会下鼓动一些同志“放炮”，目的除了要整薄一波，更有“指责刘少奇的意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财经会议的结论讲话中，强调了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既是对薄一波等的批评，也是对高岗的警告。可是，高岗不仅没有重视党内的统一领导问题，反而散布了一些不利于党的团结、违背组织原则的言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结局。

　　“高饶事件”是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的。这个教训就是如何建立党内民主的协商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前车之鉴，读史者不得不深思。

　　让历史事实来说话，把一个政治人物的传记写得引人入胜，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政治人物的传记，很难摆脱板着面孔述说、流水账式叙述的窠臼。然而，此书不然。翻开这部传记，“引子”从一个老人的寿宴说起将读者带入历史，让你欲知详情;文采飞扬的叙述让你读起来欲罢不能;高岗一生的传奇经历以及引发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让你欲知究竟;几十幅珍贵照片让你仿佛回到那逝去的历史时空。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不仅娴熟地运用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言必有据，史论结合，而且还注意吸收当今史学研究的新观念，更注重史料运用，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引导读者站在历史的宏观大背景下诠释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把一个政治人物的传记写得如此引人入胜，确实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作者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副编审，《高岗传》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