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观音属于什么茶:何家干：从《亦云回忆》看黄郛

何家干：从《亦云回忆》看黄郛

                                                                《亦云回忆》是黄郛夫人沈亦云的回忆录，其中详细披露了很多黄郛参与处理的外交事件的幕后真相。                                                                                        黄郛与夫人沈亦云1913年在天津。                        ●何家干民国云谲波诡的政坛上，黄郛在政治和外交上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短短的五十七年的生涯里，参与了民国肇兴，军阀纷争，到“七七事变”前中日交涉的很多重大事件。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史，都很难绕开他。黄郛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生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这在民国的政客中确实不多见。黄郛去世后的七十多年里，关于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评价，国共两党之间，官方和民间都迥然不同。黄郛死后，国民党政府曾经先后在1936年和1945年两次给予特别表彰，这在民国的政坛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褒词云：“智虑忠纯，文武兼资，致身革命，卓著勋劳……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评价非常之高。在民间，黄郛一直被看做亲日派的代表，在中国的语境下，这实际上和准汉奸已经相距不远了。他经手的几起中日交涉，如北伐期间的“宁案”和“济南惨案”，在当时已经很不被世人谅解。尤为人诟病的是，在他主持下于1933年签订的塘沽协定，激进者直斥其为“卖国”。在正统教科书里，对他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常见的评价是：黄氏秉承蒋介石旨意，推行媚日外交，在华北推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日本侵略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合法化，为日本侵略华北洞开门户。如此矛盾和对立的评价施之于一个人身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历史总是让人雾里看花，即便不到一个世纪的近代史，要想了解其中的真相，也大非易事。黄氏弃世已逾半个世纪，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经历的几起重要的中日交涉事件的真相，他在政治上的本来面目，依然云遮雾绕。好在随着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和有心人对当时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梳理，许多可以采信的材料大白于天下，我们现在大致能够对黄郛的一生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这其中，台湾近代史学者沈云龙对黄郛的研究尤为突出，除了出版近百万字的黄郛年谱长编外，还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关于黄氏的文章。大陆学者张学继的《黄郛传》也于近年出版。沈氏的年谱和张氏的传记，对黄氏的评价观点依然是鲜明的不同，大致还是延续了上述国共两党的成见。这中间，政治倾向的不同，是造成评价迥异的主要原因。历史常常是这样吊诡，同样的一个人物会因世易时移和政治的需要，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和值得研究的现象。关于黄郛一生研究最切实和有价值的著作，当为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黄氏夫人沈亦云女士的回忆录《亦云回忆》。这本书，也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一百多种中国近代人物传记中的翘楚。本文对黄氏的评价，也是基于此书。陈其美、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字膺白，浙江嘉兴人。1904春入浙江武备学堂，一年后，被选派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加入同盟会。1910毕业后回国。在日本期间，黄郛与李烈钧等二十五人，取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义，发起组织“丈夫团”，砥砺意志，排满抗清。“丈夫团”中的主要人物后来都成了辛亥革命后各省的都督或军政首长。武昌起义后，黄郛与蒋介石参与了陈其美主持的光复上海活动。他们三人成了结义兄弟，陈居长，黄居次，蒋居末，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相约。这些早期经历影响了黄郛一生的政治活动走向。其一生荦荦大者梗概如下：武昌起义后，黄郛从北京赶回上海，参加攻占制造局、光复上海的战役。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黄任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参与策应光复杭州与攻克金陵之役，为国民政府临时奠都南京立下汗马功劳。民国成立后，响应政府裁减地方军队，率先解散其所辖陆军第二十三师。宋教仁案发生后，起事反对袁世凯，事败后，和黄兴、陈其美等一同被袁政府下令通缉，通缉令上有“不论生死，一体给赏”之语。黄郛因此曾短暂亡命日本和到美国游历几年，他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两本重要著作《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也是在这段时间写成。洪宪垮台后，黄郛于1923年署理张绍曾内阁外交总长和高凌尉、颜惠庆内阁的教育总长。“北京政变”后曾一度短暂代理内阁总理，行使总统职权。从民国成立到北伐前的十数年间，北洋政府的政坛人事更迭如走马，黄氏所担任的职务也频繁变更，在位的时间都很短，很难有伸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于1924年策划和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驱逐逊帝溥仪出宫，参与将紫禁城建为故宫博物院；照会日本政府取消1915年中日签署的“二十一条”等，仍属黄氏在民初政治生涯中可圈可点之作。国民党在1927年上海发动“清党”，黄郛参与了其中的谋划。清党后，黄郛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筹备了按现代文官体系下“多级总揽制”的分层分职、各负全责的现代城市组织架构，可惜他在这个职位上前后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便和蒋介石“共进退”而辞职，没能展其所长。深陷对日外交漩涡中1928年初，蒋氏重新上台，黄郛被推荐为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在任上，发表了对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废除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不平条约等对外交往“六大原则”。尽管依照中国当时的国力，这些原则只是纸上谈兵，实施起来几无可能，但能有勇气发表这样的宣言，也属不易。1927年北伐期间，发生在南京外国使馆遭受散兵和暴徒袭击的“宁案”，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人发动的“济南惨案”，使黄郛的政治活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黄氏从此深陷对日外交湍急的漩涡。“济南惨案”是日本少壮军人发动的旨在保护日本在华北的利益而针对北伐军的挑衅。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济南，进攻中国军队，杀害国民政府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官员。重炮轰城，中国军民死伤达万计。当时的军事情形是蒋介石为了北伐的需要，只想与日本人妥协，他又不愿担当“亲日和议”的骂名，一切谈判，都由黄郛出面。黄郛多次急电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严重抗议，并致电国联寻求帮助，但投鼠忌器，对济案处理的立场无法强硬。国人对黄郛外交交涉不力强烈不满，将外交政策的失败全归结到黄郛的身上。黄郛代蒋受过，吃足了窝囊气。他曾对张群吐露苦衷：“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多次发出“事理人情，余勇两无可鼓”之叹，最后不得不电呈国民政府引咎辞职。“济南惨案”后来由继任的外交总长王正廷以十分屈辱的条件，和日本人达成了“和解”的协议。黄氏辞去外交总长后，和夫人在莫干山息影了五年时间，埋头读书，经营莫干山小学和当地的公益设施。他还和一帮同道，倡议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发行《复兴月刊》。但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对华北步步紧逼，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放不下的中国，哪里还有世外桃源。1933年春，日本侵略者的铁骑已经越过长城，直逼通州，平津吃紧，华北危如累卵。国民党其时的军事力量，对日本军队完全无抗衡的可能，再加上蒋氏还把大部分的兵力用于江西的“剿共”上。中日交涉停战，已经是迫在眉睫。可是，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与交涉，是何其棘手！因为当时日本的政局，受制于冒险和争功的少壮派军人控制。这些军人为了建功，极易“蹈险”，根本是无理可谈。所谓的中日谈判交涉，只不过是让中国在谈判桌上屈膝受辱。黄郛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屡次催召下，勉强同意担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出面收拾华北残局。其时南京政府的高层对处理华北政局的态度颇耐人寻味，一方面需要摆出高蹈的姿态，做给全国大众看，义正词严地要求黄郛对日本人绝不姑息。无论是最高领袖蒋介石还是行政院长汪精卫，在报纸上发表的官样文章和讲话，都是如此。而私下的电文往来，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为了尽早安定华北，使得日本人不再进逼，蒋汪都最大限度地授权给黄氏，要求他“权宜行事”。“除签字与承认伪(满洲)国，割让四省(即东三省)之条约外，其它条约皆可签应”。由于积年受日本人的侵略，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沸腾已极，任何对日本让步的协议，都会被视为“卖国”，因此官员在和议场中所受的内外压力，甚至大于在战场的指挥官。如此两相夹逼，黄氏直如火上被烤的猴子。到了后来，黄氏实在受不了蒋汪对外冠冕堂皇的讲话带来的窝囊气，在给蒋介石有份电报中愤然云：“弟(蒋介石)如要兄(黄郛)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在黄氏殚精竭虑的斡旋下，1933年5月，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终于签订，日本军队暂时撤出长城之外。紧接着，未公开而不为世人知晓的“北平谈判”协议、通邮通航协议，也先后签订。这些协议，屈辱地接受了日本人很多无理的要求，也使得华北的局面得以短暂的安定。                                                                黄郛与夫人沈亦云在莫干山。黄郛的晚年是在山居岁月中度过的，却一直没有做到真正的归隐山林。                                                                                        黄郛。                        黄郛在华北任上经手的几起谈判和签约，都是在中方极端不利的前提下进行的。黄氏接受这样的担子，自己很清楚是如何的棘手。每次签约，都是在反复的斟酌、平衡和退让中进行，可以说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打落门牙带血咽”的“亲日派”我们只要看“塘沽协定”签订后，通车通邮协议签订的艰难，就可以了解到中方为了争取一点权利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在此次的交涉中，高宗武代表行政院参与了其中的谈判。在涉及到伪满和日本人在长城内外的利益时，他曾经和黄郛有激烈的冲突。高氏年轻气盛，对黄氏屈服于日本人的高压非常不满，屡次发电给行政院投诉。可高宗武等人的坚持有什么用呢？日本人咄咄逼人，屡屡下达最后通牒，逼使中方在他们事先拟好、不得更改的协定上签字。强兵压境，不签字就轰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光有一腔正义究竟于事无补，最后还是以黄氏的建议勉强获得通过，从而使得东三省和内地的通邮通车得以进行，名义上避免了承认伪满洲国的尴尬局面，避免了铁路缴款的损失，也避免了关外内地邮路的中断。这其中的艰难，那些置身于事外，高唱爱国主义歌曲的热血青年是难以体会的。《亦云回忆》在“塘沽停战协定”一节，有段客观的评论：“关于塘沽停战，以及后来的通车通邮诸事，赞成反对，以地域言，愈远之处愈唱高调；故两广始终反对，而华北则切身利害所关，多持平之论”，更遑论有些人出于政治需要的恶意指责和横加责难了。沈氏又以“国家大难当头，犹意气用事，视当冲之人存心卖国，又责以万能”为黄氏鸣不平。“塘沽协定”给黄郛一生的政治和外交生涯带来了巨大的屈辱。黄氏在华北的苦心经营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一时间责难纷起，备受指责。连沈亦云的妹妹和妹夫都不能理解，认为“大姐平日颇能规过，此次甚偏袒姐丈”，如此情形，沈亦云在书中称为“打落门牙带血咽”，黄郛承受的屈辱和压力，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1933年8月，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了黄郛，他说：“这一年来的经过，一般人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亦云回忆》中记述，蒋介石为《黄膺白先生家传》所作的序言，云黄氏“志足以慑强寇之气，而势不能弭铄金之口，其忍辱负重，诚有非常人所能堪者。自来志士仁人，临汤火而不避者易，受疑谤而不辞者难，当其困心衡虑，不计毁誉。”蒋是非常清楚自己的盟兄为其忍辱负重背黑锅的良苦用心。黄郛为什么一再接那些烫手的山芋，明知事不可为或很难为而勉力去为之，除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秉承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精神，以国家安危为念外，也是为了践行和蒋氏结拜兄弟时候立下的“安危须仗，甘苦共尝”的誓言，这也可看作中国古代士人重然诺的一种江湖义气。按黄郛的经历和他与日本的深厚关系，他很容易被看成是亲日派。当时的舆论和报章也是这样看待他的，他甚至被冠以“媚日”的恶名。沈亦云耿耿于此，在《亦云回忆》中多有辩白。作者基于自己和日本人接触的感受和印象，和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生活的切实经历，深入剖析了当年的中日关系和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深层原因。中日之间一衣带水，从明代以后，两国关系就非常微妙。明末抗清的遗民朱舜水在安南被拒后，是被日本人收留并允其永居，成为日本当时最有势力诸侯的宾师；著名自由主义分子大隈中信创办的早稻田大学培养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即出自大隈内阁；日本近代很多著名人物和同盟会的关系以及对推翻满清的支持，世人皆知，而承认伪满洲国的，正是与国民党有十多年友谊，在二次革命时极力主张允许亡渡日本的革命党人居留的犬养内阁。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举国上下一心建国。军神乃木大将在日俄战争时，旅顺久攻不下，他的两个儿子在攻城时率先捐躯；伊藤博文出访朝鲜，有人警告会遇险，他为了日本国家利益，毫不退缩，最终把命丢在了朝鲜。作者拿这些舍身为国的日本人和当时的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相比，感叹即便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虽有建国抱负，而生活也不足以示范于人。随上下一心建国热而来的是日本人的“侵略狂”，这种“侵略狂”的肇事者多为不知战争之险的下级军佐，他们不断挑起中日争端。黄郛是当之无愧的日本通，日本人很重视他，把他当作中国政府有眼光的外交家。“济南惨案”后，足分利出使中国，和黄郛有较密切的接触。两人对中日之间关系的看法比较接近，认为中日之间必须相忍为治。足分利使华期间，颇得中方好评。“塘沽协定”后，黄氏辞职退隐莫干山，足氏曾拟访黄，但被黄郛以避嫌为由拒绝，足氏回国述职不久即自杀。黄氏后来非常后悔自己为了清誉，而拒绝和一些对中日关系有识见的日本高层人员的接触。继足分利使华的是重光葵，其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重光葵解职归国时，私下曾对黄郛透露：日本的军事力量已远较十年前为强；日本军界下层的军佐劫持上层，建功立业之心空前膨胀，对中国开爨必不可免。他解说，此乃友谊，非外交官的话，此中的含义，不言自明。近代史上的中日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惨痛的伤心史。黄郛曾经感叹地说过：中国真是不幸，两个邻居（苏俄和日本）都不是善类，如果是个家，我早已搬；如今是个不可搬的国，只得先顾缓急轻重。他对苏俄始终深抱戒心，一直反对国民党联俄的策略，认为“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比，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日本这一条路”。相较苏俄而言，黄郛对日本还是抱有幻想的。他留学日本，和当时日本上层的政治家有很好的私交。他天真地希望中日的关系能达到当时“英美”和“德奥”那样的兼容和亲密，中日即便有争，也能相互尊重。在他遗嘱的最后一条，还是忠告双方的有识之士，奉行儒家的恕道，同文同种的中日双方万无自残之理，日本应该放弃殖民华北，侵略中国的政策。遗憾的是，这些只是黄氏一厢情愿的幻想，1936年12月6日，在第二次退隐莫干山三年后，黄郛因肝癌病逝。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七七事变”爆发，一场持续八年之久，给中日双方带来深重灾难的大战，终于不可避免在中国大地上上演。只愿做客卿，无意参与党政治黄郛是早期的同盟会员，他虽然作为国民政府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但终其一生，他都不是国民党员。黄郛担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期间，蒋氏为此事专门发电给黄郛，被黄郛委婉拒绝。此后，蒋氏曾几次亲自作黄郛的入党介绍人，填好志愿书，只等黄氏签字，但黄就是不签，将志愿书原件退回。这种情形，在民国政坛上，是绝无仅有的。沈云龙对黄氏此举曾予以高度的评价，说黄氏“能合乎狂狷之义，进取有所不为，志行高亢，独往独来……无党人官僚之陋习”。黄氏不入国民党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早期国民党的基本成员即为同盟会员，两者的宗旨是基本接近的；其二是他对当时国民党的组织、政治作风和制度都有异议。他不希望因为是党员而有别于国民的身份，也反对党内有左右及地区派系之别。《亦云回忆》里影印了黄氏1931年12月给蒋介石的一封长信，劝说蒋取消训政、早行宪政。这和蒋介石希望的一党专政、党外无党的独裁想法有根本的不同。以国民的一员服务国家民族，而不是以党人身份效忠一个政党，是黄郛的基本理念，尽管他的实际所作所为，还是和国民党的根本利益一致。黄郛有以客卿的身份，在党外为政府出力的旧式知识分子的思想，《亦云回忆》里说他“始终只愿做一客卿，无意参与党的政治”。而和蒋氏的盟兄弟的身份，和蒋对他的绝对信任，也使得这种做法成为可能。没有这一点，黄郛的政治家的抱负是无从施展的。沈云龙的评价，似有过分拔高之嫌。黄氏对国民党的游离和对蒋氏的赤胆忠心，形成了有趣的对照。黄郛几度出山，几度辞职，晚年致力于莫干山小学和乡村建设，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山居岁月中度过的。看似是对政治厌倦了而放情山水，和古代的政治家得意时运筹帷幄于庙堂，失意后寄迹山林颇有相似之处，而事实上，却一直都没有做到真正归隐山林，他尽管自称再也“不问世事”。即便在病重手术后，缠绵病榻，他和外界的函电往来依然绵绵不断。当时剑拔弩张的中日态势，依然让他忧心忡忡。《亦云回忆》的史料价值作者在《亦云回忆》的自序中说：“有人以为记着历史是自沉于过去，我不敢。有人以为表彰身后，我亦不尽然。历史并非仅英雄豪杰之事，是成此历史的民族生活记录。亡国不能有历史，草昧难有记录，贡献一点事实，即贡献一点历史；历史的尺度，可能为人道的尺度。”通常我们对亲属所写的传记，需要特别小心，他们在史料的选择和剪裁上，常会刻意地选择对传主有利的材料；在主观地下结论时，撰写者往往很难有公正的立场，容易不顾史实对传主过分揄扬。沈氏的《亦云回忆》，内容比较平实，几无夸饰之辞，更少敷衍、演义。作者对传主和相关人物所下的主观结论少而客观，对事实的分析基于足够的论据，全书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是用证据来说话。此书最大的长处，是披露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很多电文函件都以影印的形式第一次披露，很多重要的历史场景都有相应的文献作为佐证，如往来函电、手迹、当时报章的剪辑等等。行文至此，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的良苦用心感叹，迭经战乱，辗转国内国外，空间和时间的跨度是那样大，能保留下这么多的原始文件，这是多么艰难的事。是不是作者也深感舆论的不公，认为有为黄郛洗冤的必要才这样苦心孤诣地保留这些史料呢？黄氏真是幸运，也有远见，他在生前曾经珍重托付夫人为自己作传。沈氏也真没有辜负期望，能有这样的一本传记，后人大概能够看清黄郛一生的真实面目，黄氏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亦云回忆》的作者沈亦云女士，出生在浙江嘉兴，民初毕业于傅增湘任校长的天津北洋女子师范。辛亥革命时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积极参与革命。1911年嫁给黄郛，成了黄郛志同道合的伴侣。沈氏经历了黄氏一生所有的重大政治外交活动，很多的机密文案都经过她的手。黄郛去世后，沈氏继续经营她和黄氏退隐莫干山后的乡村事业，包括为农家穷困子弟开办的莫干山小学、农场和藏书楼等。1949年后，沈氏移民美国。在胡适的建议下，沈氏搜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访问了历史事件的很多当事人，花了十年的时间写下来这部家传形式的中国近代史回忆录。这本书以人物为主线，连缀史实，给读者展现了近代中国从清末到抗日战争前，长达四十多年的历史画卷。沈氏出身寒微，却一门芳馨。二妹沈性仁毕业于北京女高师，擅长译述，可惜中年夭折。她的丈夫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陶孟和。三妹沈性元嫁给了民主人士钱昌照。小弟沈怡留学德国专修水利，是著名的黄河治理专家，在黄郛任上海特别市长期间任工部局长，曾主持湄公河下游水利开发。在《钱昌照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珍贵的记载：沈怡晚年患癌症卧病美国，小妹沈性元去探望时，受国家水利部的委托，将“三峡计划”的资料带去征求意见，为沈怡拒绝。他说：当初建造黄河三门峡水库时，我在国外撰文认为干不得，中苏专家不听，闹成笑话。我又何必操心呢？后来经沈性元再三劝说，他才看了三峡的资料，写了几条意见。可惜这些意见，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一片汪洋浪接天的三峡大坝到底还是屹立起来了。◎何家干，藏书家，现居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