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制度改革从何入手？

　　
 　　本报评论员　张曙光
 　　３月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毫无疑问，事关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收入分配改革正进入真正的攻坚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基尼系数从１９７８年的０．３１８逐渐扩大到目前的接近０．５，也就是社会分配从比较平均到了极不平均程度。与此对应，我国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改革初期，是以打破平均主义为主，“一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行的是“以效率为中心”的改革，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来贫富差距急剧加大，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两极分化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１９９４后，我国社会的基尼系数超过０．４以上并逐渐扩大。党的十六大再次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但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职工工资自有一套增长机制，工人是八级工资制，干部是２４级制，后来这一机制中断，“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主管经济的李先念副总理曾感叹，我们的人民真好，１０年没有涨工资也能承受。随即进行了全国规模的职工工资普调。后来国有企业日见式微，普调工资在企业层面已不适用。普调工资方式只能在国家机关中实行。九十年代中期广州菜市场上曾有一种价格非常便宜的鱼，菜贩子称为“干部鱼”。因为当时机关干部的收入非常低，只有干部才经常消费这种鱼。再后来国家连年给公务员增加工资，现在政府机关职位已经是万人争抢的“金饭碗”，这种手段使用的余地也日显局限。
 　　去年温家宝总理专门撰文，提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四大原则：一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和私人财产。二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尽快扭转城乡、地区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如果以这些原则出发，试图形成一个中产阶层占主体的社会形态，那么可动用的手段，可循的路径是什么呢？
 　　一是提高个税起征点。少收就是增加。虽然有人认为这样是让高收入者得到更实惠，但提高起征点是扩大了减税受惠人群面积，据估计如起征点提高３０００元，将使免除税务负担的工薪族增加两成。而实际上对全国税收影响不大。去年上半年全国税收同比增长３０．８％，个人税收同比增长22％。个人所得税只占税收总收入的6．8％。其中还包括对限售股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及房屋转让所得税收入增收。可以说影响甚微。
 　　二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统计显示,自去年至今年初,全国有30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大部分省份的调整幅度都在10％左右,一些甚至达到25％以上。近日吉林、宁夏也表示也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有分析认为，随着诸多省市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中国可能会迎来继去年之后的又一个最低工准资标调整年。这种方式对基层民众意义重大，受惠人群也非常广泛。虽然企业主抵触情绪不小，但从长远看有助于摆脱中国经济依赖低劳动成本优势，也可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是集体协商工资制度的实施。据报道，全国总工会近日表示，到2013年前，全国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80%以上要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华企业要全部实现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特别要把提高普通职工、农民工、劳务派遣工以及困难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作为重点，科学确定提高工资的目标，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实现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尽管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提出已经十年有余而成效甚微。但如果这一制度果真提以建立并实施其意义却是划时代的。这是中国步入现代社会不能回避的门槛，是必须跨跃的一关。只有建立了较为普遍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才是社会和谐的长久之计。这一机制的形成关键在于法律上的完善，只有从法律上保证工会或职工代表机构的选举、组织的独立性和代表性，才能对资本实现有效制约，也才能使其具有实际意义，
 　　四是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问题是不完善，不普及，水平低，覆盖窄。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到2020年，实现“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标。
 　　近年来，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力度逐年加大，2008年全国财政支出中各项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已经超过13%，达到8000多亿元。但问题是在社会保障资金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这些资金的使用在公平性、安全性、可持续性方面还有诸多难点。这些年来频发社保基金挪用案、住房公积金贪污案、经济适用房违规占用案凸显其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从法律制度和机制形成上解决这些问题，还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和重大的社会隐患。
 　　五是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来促进收入分配改革。目前我国社会收入分配所遇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增长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出口拉动，二是投资拉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出口贸易被锁定在加工贸易环节上，这是制造链上最低端环节。这在客观上就限制了劳动报酬的增长，我国陷入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而投资拉动更是对两极分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为应对２００８年袭来的金融危机，２００９年我国放出９．６万亿天量规模的信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３０．０１％，为“十一五”期间最高一年，随后即出现了即出现了房价大涨。２００９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加四成，而销售金额却增加八成。２０１０年的豪华汽车同比增长了６８．７％。２００９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27.5%，超过美国，稳居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亚军。实际大规模投资建设对通胀有压力，但对普通居民收入的增长效果并不十分明显。据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对全省2520个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２００８年前三季度该省城镇居民肉蛋奶支出额增加，但消费量下降。城镇居民购买肉类（猪、牛、羊）平均单价比上年同期增长44.2%，鲜蛋增长2.3%，鲜奶增长26.0%。人均消费肉类比上年同期减少0.42公斤；消费鲜蛋减少0.03公斤；消费鲜奶减少1.54公斤。据专家分析，从1980年开始我国投资率不断上升，20世纪80年代投资率平均水平为35.44％，同期居民消费率平均水平为51.76％。到了90年代，投资率增加到38.52％，居民消费率下降到47.04％。2004年投资率提高到43.2％，居民消费率下降至39.8％，2005年进一步降至38.0％，比20世纪80年代平均水平降低了26.6％。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达1000美元左右时，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在60％左右。然而2005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700美元，居民消费率仅有38％，与世界1000美元达到60％的平均水平相差近22个百分点。这实际上反映出我国社会收入分配正在向哑铃型社会发展。六是反腐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权力因素参与其中。与一般的社会收入分配改革不同，在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社会收入分配外，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及民主监督机制的不落实，各种行政权力也参与社会收入分配之中。这使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面临诸多阻力与干扰因素。如果反腐败制度和社会民主管理及监督机制不及时跟进的话，收入分配的改革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形成新的不公平。所以，在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应该是一场全面的改革，真正的改革，彻底的改革。不能只依赖过去靠增量解决问题，以速度解决矛盾的旧路径，而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制度上解决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