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杂谈』 历史哲学与西方的没落2

点击：75  回复：1 作者：jimengchenghan  发表日期：2007-1-7 2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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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谈到，一个宪法的被采取，要同民族的宗教、艺术、哲学以及气候、邻国种种因素联观，当然不是孤立的。而共和政体在当代被看做是唯一公正、真实的政体。英国是王国，形式上是君主政体的，但是民主制度在英伦却发育得比欧陆完备许多，这说明政体形式不是决定一切的万灵药。决定性的可能还是民族性质，黑格尔说是民族精神。英国的民族性与其他群体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点后来黑格尔也谈到了。严格来说，一个群体只有在无法可想、无可救药时，制度这一外壳形式才出来发生作用，而国家政治的质量也就是国人的一般质量。世界是公平的，这里面并没有什么不对应的地方。“普遍的意志是最主要的东西。普遍的和特殊的结合便成为‘观念’本身，‘观念’表现出来便是国家。”注55特殊“尚同”于普遍，所以黑格尔在谈论政治时说“像这样一种峨特式教堂建筑，古代人是一无所知的”注56便丝毫不奇怪了。“要想了解历史和理解历史，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并且认识这种过渡里所包罗着的思想。个人等于一个单位，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依然是这一个个人。一个民族也是同样地经历着，直到它的‘精神’达到了普遍性的阶段。变迁的、内在的、‘理想的’必然性就在于这一点里边。这是‘历史’的哲学理解的灵魂――也就是最优越的一点。”“个人相互间的隔离以及个人和全体的隔离，便出现了，还有他们的积极的自私心和虚荣心。他们的追求私人利益，并损害全体来满足这种私人利益。”注57在尚同中，这种自私当然是不被容许的。
　　 “自由”是最后的目的，国家是实现的手段，这一个大的“自由”当然就不是普通自由了。“宗教占着最高的地位。在宗教之中，世俗的‘精神’意识到了‘绝对的精神’，并且在这个在本身为本身而存在的存在的意识里，人类的意志放弃了他特殊的利益。”“礼拜便是反省的一种表现。”注58这就是宗教反省，也就是绝对反思。黑格尔说，宗教、艺术、哲学是主客观结合的三个形态，它们和国家“据有”同一的地位，而国家就是这种结合的客观存在。“在精神里客观和主观的结合的第二个形态便是艺术，”而“哲学是最高的、最自由的和最智慧的形态，”注59请注意这样的话语：“道德是主观的或者个人的意志和普遍的意志的统一。关于这个精神，必须有一种明白的自觉，而这种知识的中心便是宗教。艺术和科学仅仅是这同一内容的不同的方面和形式。”“一个民族对于它认为是‘真’的东西所下的定义，便是‘宗教’。”“所以，上帝的观念便构成了一个民族性格的普遍基础。”“因此，国家是建筑在宗教上的。”“我们主要地说，国家是从宗教产生的，而且现在和将来永远会如此产生的。”“因此，宗教的形式决定了国家的形式和宪法。”“我们今日所遇到的另一种和这相反的愚蠢，便是要脱离宗教的羁绊，来发明和实行各种政治宪法。”注60
　　 所以黑格尔说国家构成了个人的实体、个人的存在。这样，国家就注定了也只能是具体的、只能是民族国家。那么每一个民族国家为了自己的最后目的而对其他国家采取动作，又将建立一个怎样的说法呢？至少在理论上它们都是平等的，不平等只表现和反映在实现上。“因此，‘精神’是一个个性，在它的本质上表现为‘上帝’，”注61在世界历史的行程中，“一个特殊的民族精神应该当做只是一个个人。”注62所以，黑格尔讲的“个性”、“个人”只能够看做是一种“单位体”。由此，黑格尔最后也就一定会、一定要讲世界历史的行程，要落实到世界历史的行程上来。
　　 他说：“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之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精神世界的这种现象表明了，人类的使命和单纯的自然事物的使命是全然不同的――在人类的使命中，我们无时不发现那同一的稳定特性，而一切变化都归于这个特性。”注63这里潜伏的意思，也就是从苏格拉底时代起就讲的“只好不坏”的变化企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共同的心理。即使不能进步，至少也要停在那里，而不要大幅度地倒退和破坏，以至于前代的成果尽归乌有，一切还不知道怎样恢复、能回复多少。黑格尔对中世纪一定有着特别强烈的痛苦，所以只好把没落和退步视作偶然，而非绝对的东西。因为他说到，“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重要的时期，在那些时期中，这种发展似乎是遭受到了中断。在那些时期中，我们简直可以说，前代文化的全部巨大的收获，似乎已经整个儿摧毁了。在那些时期以后，很不幸地，一切又须重新从头做起，要靠了在旧文明的废墟上搜得的残余，费去无限的精力和时间，历尽无限的折磨和痛苦，来徐图恢复多年以前曾经赢得过的那种文明的区域之一。”注64所以他的发展观、或者说发展态度就是这样的：“发展的原则包含一个更广阔的原则，就是有一个内在的决定，一个在本身存在的、自己实现自己的假定作为一切发展的基础。这一个形式上的决定，根本上就是‘精神’，它有世界历史做它的舞台、它的财产和它的实现的场合。‘精神’在本性上不是给偶然事故任意摆布的，它却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它全然不被偶然事故所动摇，而且它还利用它们、支配它们。”注65所谓“精神”实际上找不到它的论证基础，因而就成了一个供任意解释的对象，那么我们又如何能说“精神”是不有任何妥协性的呢？
　　 照黑格尔的说法，精神有一个从不自觉到完全觉醒的“阶程”，普遍本质属于逻辑，具体形态则属于“精神哲学”。精神的绝对内容是一种目的和目标，就是要达成一种完美的现实。而这种完美的现实就是哲学家的现实――他所意想的、朝思暮想的实现。完美化的过程就是进步，当然它要符合“线性比较级”。不完美牵连着它的“相反”――完美，完美与不完美，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当然存在着，但是它继续不断地被扬弃了，被解除了。”注66黑格尔提到：“上帝曾用希伯来语同亚当讲话，”注67谁之上帝、谁的神？这个问题永远会纠缠下去，因为它是一个世俗的问题。“上帝”这两个字本来是经典中的专用语，却用来翻译约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本身就是一种非法。
　　 国家并不是必然的东西，或者说并不是一定的东西，这一点黑格尔也说到了。“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知道还有若干民族没有形成一个社会，更谈不上形成一个国家，然而它们早就如此存在着了。”注68穿越久远的历史隧道，“中心起源论”被人为地安插起来。既然以前人们可以认为亚细亚是一个中心点，各民族都从那里散布出去，那么倒反一下，就可以说那里的民族都是从什么地方而来。这两者只不过是同出异名罢了。
　　 宗教、政体、伦理、立法、风俗、艺术、科学和机械技术，等等，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事实地构成了民族特殊原则。就像天文家如果不熟悉几何法则，他一辈子仰望星空，也发现不了什么，所以先天观念之要紧是无须赘言的。自然的历史哲学，后来便兑现和反映在进化理论里面了，这是一种必然。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构成了一种衔接相加的关系，自然与人事历来的相应关系使它们在逻辑论证上便拴在一起、不能分离，一开始就是规定为如此的。在黑格尔看来，除了那一个要直奔它而去的“最终”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不重要的，因为它们都只是末节而已，包括个人、万事万物和所有枝节，等等。所以，这样的一种神学目的论就不受道德的置疑，因为它本身就是上限，因而也就是规定为完全道德的。
　　 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条重要的定理（或者原则），即“壁垒捶分法”。一切都是对立面，包括自己也是自我的对立面。我们似乎可以说：就宇宙的范围而言，你是某个星系的、某个星球的，而我则是地球的。就地球而言，你是这洲的，我是那洲的。对同一部洲，你是这国的，我是那国的。对同一国，我是这城的，你是那市的。对同一城市，你是这街的，我是那区的。对同一街区，你是这家的，我是那户的。对同一家，你是这个角色，我是那个单位。对自我，现在是什么，过去是什么，将来是什么……生物性就是对立性，所以话语没有意义。话语都是一种独白，话语不是“同”的达成，而是“共”的达成。不是“同在性”，而是“共在性”。而“共”就是简单的混合，混合者按照“似”的程度分划出层次，犹如波纹、年轮，从核心往外围“漾开”。所谓“似”就是无限趋近于“是”而又还不是它的那个东西。世界是建立在“似”上的，而即使这样“效果”也已经足够明显了。可以看到，黑格尔的历史进程解说与观察还是神学的解说、观察，而不是普通人文学问的考察。
　　 可以说，哲学是最为具体单位化的东西，寻求两种哲学的互通或共同，就像要求两部电影完全一样那样滑稽。而事情的糟糕却在于，每个人只能喜欢并接受一部电影，而且还要对其他的电影作出不停止的攻击。黑格尔讲到了这种具体，他以印度史诗和希腊史诗为例来加以说明，而且他是拥护这种“苛同苛异”的。他讲的内在自由，其实就是一种“自觉尚同”。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和必要呢？好比法律，它只看个人是否遵守它（外表皮形式意义上的），至于每个人心中是怎么想的，法律不管，也不感兴趣、无兴趣过问，而且法律也没有资格和权力去管、去过问。至于人们对法律的置疑、诘问和修改，又有相对应的游戏操作规程。那么，“道德自由”的安顿其必要性就成为了问题。
　　 “‘精神’的主要的本质便是活动。”注69因而它是形而下的，它不表现为单纯的变迁，而是无量数方面和方向的进行。信仰、风俗、宪法、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等等一切都是它展开的场所，也是它自我工作的成绩。“个人对于民族精神的关系便是，”“他自己应该同它合并为一。”注70这样实际上就帮助普遍的民族和普遍的个人找了一个理由――他们可以放手行动。“一个民族，当它从事于实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当它在客观化的进程中抵抗外部暴力、保护自己的动作的时候，这一个民族是道德的、善良的、强有力的。”注71黑格尔提到，一个民族在完成了自己的某个目标以后，就会饱和钝化下来，惯于常态，不思向进。因此唯一的办法只有用更高的目的去推动和刺激（激活）、取代旧的，这就是一个新的原则、一个新的民族精神，而这也就是一个扬弃。历史的惰性本身便是一种死亡，式微是必然的。黑格尔念念不忘地谈到国家精神和普遍性，到底要什么呢？国家就是现世的神意、工具，这里一定包含着一个偷换――把普遍的换成一律的，从而德意志成为普遍的代表。
　　 民族精神是一种普遍的生命，所以它与自然死亡不同，或者说与自然死亡无缘。那么，世界历史的民族精神就更是一种充分自我意识的东西，因为在它的基本目的里面具备了一个普遍的原则，这个普遍原则当然是要求广泛遵守的。相形之下，受“无定”的欲望所驱使的人类历史和民族活动就是不值一提的了。既非道德的，也谈不上政治的组织。人群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思想、精神、目的作为活动的元素，以成就某种事业。但大多数历史民族都是浑浑噩噩过来的，它们的历史充其量只是一种“自然年成”似的历史。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却有一种实际的差距，这一实际的差距能否成为理由（无论是正的抑或反的），就是人类碰到的普遍问题。思想就是“种类”，而普遍的就是本质。人类大历史就是理性历史的不断自我扬弃。可是，谁甘愿承认自己是注定要被淘汰和应该被淘汰的前面的环节、铺垫性的低级环节呢？要来让位于更高的新原则？谁愿意来做这种伟大的牺牲和贡献？
　　 牺牲与贡献作为一种道德说辞和要求，都是为他人而立的，或者就是指向别的群体。黑格尔自有他的大事因缘，“我们已经讨论过这种进展的最后的目的了。‘民族精神’在一种必需的、继续的各阶段上的各种原则，只是唯一的、普遍的、精神的各种因素，要靠这些因素，普遍的‘精神’才能够在历史上提高并完成它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自己理解的总体。”“‘精神’在本质上是它自己活动的结果：它的活动便是要超越那种直接的、简单的、不反省的生存――否定那种生存，并且回归到它自己。”注72而德国民族的“后果”和历史性宿命也就在于：“一个民族的生命结成一种果实，因为民族活动的目的在于贯彻它的原则。然而这一个果实并不回归到产生它和长成它的那个民族的怀中去；相反地，它却变成了那个民族的鸩毒。那个民族又不能撒手放过这种鸩毒，因为它对于这样的鸩毒具有无穷的渴望：这个鸩毒一经入口，那个民族也就灭亡，然而同时却又有一个新的原则发生。”注73这个新的原则的发生，就是黑格尔虚拟构造的世界历史民族接力的模型。
　　在《历史哲学》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晰的地缘上的设计――中国是特别东方的，印度可以和希腊相比，波斯可以和罗马相比。结合书中的“章节逻辑”，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怎样的安排呢？从东方世界到希腊世界，再到罗马世界、日尔曼世界，毫无疑问，历史性的最终归宿不言自明。因此我们说德意志因缘论是历史哲学的核心，一点也不过分。更重要的是，论述当中技术情节是怎样展开的，远比大而化之的概观要紧，因为真正能够耸动人类智性的就是思维的工艺内容。但是空间上的安排，难道真要与形态过程附会在一起吗？也许地理上的综合情势决定性的确是不能忽略的。
　　 与对东方的攻击不同，关于希腊世界，黑格尔表现出来的首先是一种情感。即使对波斯的肯定，部分也缘于它和希腊的关系。黑格尔说：“到了希腊人那里，我们马上便感觉到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家里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精神的园地；虽然这个民族的来源和它的语言学的特质，可以追溯到其他民族——甚至追溯到印度——但是精神真实的再生，却要首先在希腊寻求。”注74正是这种家园感作为精神核心，注定了黑格尔对希腊世界的历史评估（包括与希腊世界相关的任何其他部分）不可能不处在一个最高的位置，这就是文化宗国的力量。由此，我们就不能不建立一个基本的追问，即：主导人类历史批评、论衡的到底是感情的东西，还是智理的东西？如果文化学中贯穿的自始至终都是某种心理的根结，那么人文史中的各种著作就只不过是一种“颂体”，其结果必然导致二律背驰的情况。尽管这样的问诘过于基本，似乎是不用说的，但我们无法否认它是远行中的第一步。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人类的诸种情愿下，有没有可能真正建立智理的论述与分析，文献是否只是历史中各种心结的时代记录与表达？
　　 各种裸露的表述是很难尽举的，比如：“相反地那第二位青年，伟大的亚历山大——现实世界上从古到今最自由和最美妙的个性——却进而成为这个年青的希腊生活的领袖（这个青年生活在当时已经达到尽善尽美），完成了对于亚细亚的报复。”注75亚历山大是古代军事人物，冷兵时代欧洲唯一的真正远征者。黑格尔这个“反对”专制崇拜的人，却颂扬起军事成功者为最善最美妙的个性，可见个性并不是黑格尔的idea，而是黑格尔的口实。这里的军事意结是相当清楚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黑格尔一定是一个思想上守纪律的人，而不是相反。守纪律作为德意志的一种民族性（当然《痴儿西木传》描写的时代和世界不然），在现实中是那么地为人们所熟悉。形象地说，黑格尔（包括其他很多德国学人）对中华帝国的批评，其实只是军人对农民的指责。希腊世界作为一种“好韶光”必然是暂时的，它在历史现实中注定沉沦。这是因为当其他的蛮族帝国兴起后（比如奥斯曼帝国之类），希腊世界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可能提供有力的、持续的保护。它的狭窄的海域，以及其他显而易见的防务缺陷，都显示着希腊世界的不可能持久。单纯地从军事上说就是如此，所以希腊是借文化来延续自己的，虽然不是它自己延续。黑格尔愿意把希腊的衰亡解释成另一种因缘，他说：“第三个时期是灭亡时期，就是和赋有高一等的‘精神’的民族接触的结果。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括这同样的过程，我们在每一个世界历史民族的生活里都看得到。”注76
　　 主导历史兴革的不是精神，而是战争，尽管人们害怕承认这一点，但却是事实。一个历史民族的成功大致上是看它的文化成功率与军事成功率，两者是纽结在一起的。军事成功包括两层理解，即军事征服的成功与军事抵制的成功。因为精神是软的，而军事是硬的，尽管军事里面可以被“赋以”和塞进什么精神。所以人类生活的沿革必然集中到最硬的一端上表达体现出来，这是没有疑义的。因此对战争与军事的恰如其分的理解与定义，就是“认”它作群体生活各种方面的集合，或者说是“集合地”体现与检试一切。即使“精神低的民族让位于精神高的民族”这一历史逻辑成立，我们也很难想像德意志如何高于希腊，因为罗马与希腊的差距就是显而易见的。历史逻辑如果仅仅是一种人为拟构，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将自我顺然地确认为最终理性。由此，如果历史哲学单纯只是大事因缘的东西，那么它就不是学理的陈述，而是一个奋斗的计划、目标的制定和设计了。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有一层人事上的考虑，即人类的深层防务，乃是有必要建立一个“idea情报系统”或者“idea防务体系”的。而奇怪的是，有很多“缺乏追问”似乎是在过去达成的各类默契。
　　 也许这样的话语是文化论者所喜欢的，“一开头一种国外的文化就参加进来了，于是它便有两重的文化，一方面是原有的文化，另外一方面是外来的文化，这两重文化的结合就是它的锻炼。”注77这与黑格尔说“参差不同是希腊精神的元素”是统一的。而更重要的是历史方面的连类与对比，当需要肯定什么的时候，总能找到相应的充足理由来成立。说希腊精神参差不同，也是为着要把事实导向一种丰富性的赞美，尽管历史中的实际情况是大量外族进入希腊半岛。我们可以看这样的表述：“整个希腊团结一致，共赴民族的危难，就是‘推来’战争；从这场战争，希腊开始和亚细亚有了更为广泛的联系，对希腊人发生了非常重要的结果。”“同样地，我们在中古时代看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团结一致来追求一个目的——耶教圣庙的收复；然而不管获得多大的胜利，同样地最后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十字军乃是新觉醒的基督教世界的‘推来’战争，来合力对付穆罕默德教简单、和谐的明净。”注78这些东西被黑格尔视为民族的精神和青春，一幅不朽的美丽人生的英雄主义的图画，永远呈现为一个指导的理想。对于这些，我们绝不能仅仅视为单纯个人的想法与念头，而是要看作历史中兴起的群体意结及表达。
　　 正如黑格尔所说：“海上的主要职业，并不是经商贸易，而是海盗劫掠；我们从荷马的诗篇看来，这时候海上剽劫还没有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当的事情。”注79海上劫掠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当的事情，要推迟到近代国际社会（组织形式）发育到比较成熟的时代了。如果说从文化性根上希腊作为欧洲的文化宗国，那么海上劫掠的职业也是历史地相承的。北方蛮族、那些游牧民族是陆路上的劫掠者，欧洲民族则成为海路方面的掠夺者。商业与军事是天生地瓜葛在一起的。需要思考的是，海路的开通对人类历史有着更为弘远的影响。即使是海盗之道，只要扩而充之，也能够顺然地导引出现代全球战略与海上装备设置。这其中的轻重性是显而易见的、历史的；而其中的因果性则更容易滋生人们思想上的困顿，这一点不言自明。
　　 但是，只有一个对象在黑格尔的解释之外――令他感觉到困惑不已的历史国家，这就是英国。关于英国（包括后来的美国）在人类近代史上的自属特性，黑格尔实际上有敏锐的觉察。只是他道说出来的还只停留在一个大概的意思上，不过这已经完全清楚明白了。他说：“同这些罗马民族相对照的，有欧洲其他各国，特别是新教各国。奥地利和英格兰都没有卷入内部骚动的旋涡，充分证明了它们内部的巩固坚实。”注80即使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德、奥之间的差别。黑格尔说“它（奥地利）现在在欧洲据有的地位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强国，”注81但更引起我们关注的乃是黑格尔对英伦的论说，“英格兰以极大的努力，维持着旧有的基础。”注82对于英国国家不容易为外界风浪、波动所移，黑格尔是有费解无奈的心情的，这一点表露得十分明显。也就是说，正是英伦的某种特有的国家性根“维固”着它在所谓的人类大历史宿命中能够保持自性，而这一点正是其他各国所容易且必然丧失的。直白地说，正是一种执着的偏见发生了保护作用。这种“偏见”不是那些急于“宾于理”的心志所能理解和领受的。黑格尔说：“英国宪法在惊涛骇浪之中，仍然保持了它的地位，虽然似乎极容易为那大革命所波及，因为它有一个公共的议会，公共开会集议的习惯已经普及到了全国各级人民，同时又有一个自由的出版界，非常便利于法兰西的自由和平等原则的灌输，难道是英格兰民族在文化方面变得迟钝而不能领略这些普遍的原则吗？可是时常把自由问题当做反省和公开讨论的题目，任何国家都赶不上它。或者是英格兰宪法完全是一个自由宪法——那些原则已经全部实现在那里边，所以不再能引起什么反对或什么趣味吗？英格兰民族可以说是已经欢迎了法兰西的解放；但是它傲然信赖着它自己的宪法和自由，所以不但不去模仿外国异族的例子，反而对它表示敌视的态度，不久就举国一致同法兰西卷入了战争之中。”注83
　　 与英国国家相比，德国国家无疑是一个下级国家、初等国家。德国可能受法兰西的深度影响，但英国不会。在未来若干年的历史时段中，英伦自由主义与欧洲大陆政治理念作为基本的二元在人类世界展开了一番角逐。黑格尔所触碰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在近代世界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它们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截然相反的。我们今天来看黑格尔的议论，显然代表和反映了比较早期形态的一些对历史政治的预见和思考。无论就经济与政治哪一个方面而言，后来衍生的英美系络，与欧洲大陆思路都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而就人类的历史效果言之，大陆思维的负面性与不合理又明显地重于前者。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论述当作历史中的早期消息来观察和把握。他说：“英国的物质生存建筑在工商业之上，英国人担任了伟大的使命，在全世界中作文明的传播者；因为他们的商业精神驱使他们遍历五湖四海，同各野蛮民族相接触，创造新的欲望，提倡新的实业，而且是首先使各民族放弃不法横行的生涯，知道私产应当尊重，接待外人应当友善，成立了这些为商业所必要的条件。”注84
　　黑格尔在这里所讲到的，可以说都是英国精神的核心与灵魂。哲学的训练，使他说的话落在了点子上。英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在近代的兴起，如果没有世界的拉动显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国别经济既不可能原发出现代经济，也不可能最终成为现代经济。所以在国别范围内讨论现代化问题，是一件逻辑上很荒谬的事情。近代世界的规则体系随着海路的开通经历了一个脉络鲜明的发育过程。英伦不需要像大陆国家那样养活众多的农业人口，因此工商业便很自然地成为它的历史宿命。黑格尔在对世界历史的谈论中最后讲到了英国，这本身已构成了一种预示。正是在自由一义上，英、德在思维上就存有分野。黑格尔专门提到：“英国的宪法乃是若干纯粹特殊权利的复合物：政府在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性质——那就是说，保护所有一切特殊阶层和阶级的利益；每一个特殊的教会、教区、乡县、社会，都是自己照料自己，所以严格地说来，英国政府在世界各国政府内，可以做的事情是最少的了。这就是英国人所谓自由的主要特色，和法兰西集中化的政体恰相反。”注85
　　 英国民族是人类历史上高度自治、最能够说不的一个群体。而这种管事情最少的政治，又最接近、符合古人垂手而治的无为的理想。即使好的事物再多，也不意味着我就得怎样。各种生活方式千千万，并不说明喝下午茶的习惯就不好。而我仍要保持它，就像保留我的偏见、自私、傲慢与固执一样。因为这些都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自由。所以拒绝、排斥无可指责。这些也都很自然地基于自由去理解并实行。因此，黑格尔说到“普遍的体系”在英伦绝对没有成立的可能，各种抽象、普遍的原则对于英国人毫无兴趣、等于马耳东风时，我们才丝毫不会感觉到奇怪。因为正是这一英国的国民性（天性讨厌一律化），绝非大陆尚同的思维所能理解。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套路只有英伦能排辟，所以黑格尔奇怪于岛国居然不纳入世界历史的“费解”便显得有些可悯了。“现在我们要考虑法国大革命和世界历史的联系；因为这件大事依照它的内容，是世界历史性的，”注86因此，黑格尔口中所讲的自由主义也就完全异于今天我们常提的概念，它是一种大陆货色。“自由主义的抽象方式就这样从法兰西出发，历经了罗马世界；但是宗教上的奴隶制度把罗马世界束缚在政治上的不自由。”注87
　　 英国的重要，首先在于它是人类第一个原创工业国，而其他的国家都不是。从人类社会的大分类来说，可以划分为农本社会和工本社会两种。中国社会无疑是农本社会的典范；而英国则是工业社会的原创国。这是因为，东亚大陆的经济乃是一种关乎自身的经济，也就是自为之有的经济，所以它不可能导出外向型的历史动作。说得更直露一些，世界需要中国，但中国并不需要世界，如果不是世界强行拉拽它的话。但是英国不同，世界并不需要英国，而英国绝对需要世界。岛国经济不可能不是纯粹的依赖于他者的经济，即为他之有的经济。所以历史中的扩张必然地要由它来承担，而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宿命。因此为他之有的经济虽然是没有自性的，却不可能不成为一种世界历史的原发的推动力。而对于一个三亿多人口的大陆国家来说，它所面对的实际需要与一个三百多万人口的岛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农业社会是人类的天然和本分，谈不上原创不原创；但工业社会却不是天然就可以形成的，它需要相当的条件才可以达成，而这也就是“势”的决定性。如果说最后的结果已经造成了、结果造成以后，而有历史学者要来追溯出关于这些结果的历史中的计划前定性，那么其荒谬就是不言自明、不言而喻的。欧洲大陆由于地缘的因素，他们在自身的农业社会性中添加进工业社会的软硬件元素，在近代较比东亚大陆显然要便利一些。尤其是，历史社会中的各种抵触因素绝不能低估。东亚大陆的农本社会已经发育到烂熟的程度，本身不可能再有什么进展。这一点，从它的技术工艺情况就能看出。也就是说，凡农业社会可能有的技术，它自身都已具备。而更高的技术工艺，只能由工业社会来大规模地导出，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农本社会与工本社会的二分下，无论马恩学说还是韦伯理论，等等等等，都成了现象话语、自我论证。现在的各种高端经济，无不是工本社会的产品、派生物。而农商与工商的关系世人还没有充分知晓。既然世界已经把中国拉拽了进来，那么中国就有责任对这个世界予以修正，否则就成了弃权。现在的世界之所以这样混乱，充满了纷争、械斗和争端，就是因为它还缺乏一个有效的平治机制。
　　严格说来，英国只有一个历史宿命，就是在它造成了一个新国家－－美国以后，便将接力棒交给对方，然后自己退场。英、德性质的不同是显然可见的，英伦的经验与怀疑传统，使它不相信神学政治论的好听的许诺与设计，而宁愿尝试保守的试验改良之途，走破坏性最小、政治成本及代价最为低廉的迂缓之路，而谢绝那种雷霆万钧的革命，谢绝一切华而不实、自误误人的蛊惑激情。在这里没有轻率的信仰，没有不经提问的笃信和照单全收，更喜欢分析而不是思辨――那种只有玄学才必不可少、离不开的东西。经验只能是分析的，所以经验基础的政治也不是狂想和玄想的政治，不是闪电之后、一片荒芜的政治。分析的政治与思辨的政治、经验的政治与神学的政治、形而下的政治与形而上的政治，分别指向了两种生活前途。
　　 历史哲学的后代们是层出不穷的，而历史哲学必然兑现为现实政治乃是一个自明的事实。当这一事实达成的时候，也就是毁伤的开始。创造与毁灭，这种宗教思维习性是一种宿命，而连接在两者之间的就是“保护”。所谓高悬在头上的剑其实不是别的，就是普遍本质。斯宾格勒说：“历史是不是有逻辑呢？在个别事件的一切偶然的和无法核计的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人类的形而上的结构的东西，一种本质上不倚赖于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社会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外表形式的东西呢？这种种现实是不是仅是次要的，从上述那种东西引伸出来的呢？世界历史中是不是经常有某些重大的特征一再出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可以得出某些正确的结论呢？如果是这样，从这类前提出发所作的推论，又能达到什么限度呢？”注88
　　 这种惯于提炼出一个普适法则和一般逻辑来的思维传统，以及把唯一凌驾于一切杂多具体之上的想法，本身即为意图论。因为任何被取出的所谓一般都无例外的是集合（具体）中的单项，而且其通约度总是很低，根本不能用来“予入”。可以说，能够概尽一切的通约我们还没有找到。尽管寻找终极的通约这一努力作为一个传统我们说它是有道理的。从斯宾格勒提到西欧、美洲文化是正处于完成状态的文化来看，这里面似乎不乏信誓旦旦的通达的事实精神，但我们只能说，这种表现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注意这样的提法：“从它（西方的没落）的全部重大意义来理解，它本身就包含了有关存在的每一重大问题。”“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发现西方文化的宿命将以何种形式来完成，我们首先就应当弄清楚文化是什么。”注89斯宾格勒说生死老少终生等概念是带有根本性的，那么文化的存在与“所是”之如何重要是不难理解的了。概言之，即文化的持存与本我是首要的、头等重要的，尤其是当这些放在优越性上理解时，更能激发情感方面的努力。有与是、在与存，这些基本的核心用施于文化问题，文化作为单位与实体，必然要引发多次因缘论的围棋对局。
　　 书中讲到的类比技巧或方法，如何能保证在实际操作中不会滑坡为比附，而是对知识体例成功的提取呢？就人事的有机性而言，我们似乎不能有任何这方面的自信。至于说到历史形态类型是有数的，便意味着人类历史会在某一时刻停下来（在形态的变动迁移上停下来），那么由“类”的停止我们将如何对待关于“静止”的指责呢？静止论的建立与成立，当初有没有充分考虑到概率方面的有限性（类的有限性）问题？抑或出于某些别的意图，而这些都将成为直接暴露到前排的问题。斯宾格勒说他的课题已经扩大为一种新哲学了，“一种在形而上学方面枯竭了的西方土壤所能产生的关于未来的哲学，一种在往后阶段中，西欧人的心理有可能产生的唯一的哲学。”注90为什么只说到西欧人而不是人类，这是否彰示着某种根本的“域限性”？即某些东西注定了不可能坦然地成为普世的东西，虽然这也透露了一种明白。而我们要想一想的是，像存在哲学所宣示的精神，是否立意于取消存在，比如说他者的存在，从而获得并营建起一种特权来呢？不仅仅是局域的问题，许多人都宣称将有一种新哲学填充未来的空间，而这种哲学其实就是导源于他自己的哲学。
　　由此看来，像《浮士德》这样的书实际上就是德国国家的民族谶言，它已然预示了后来的灾难。虽然这灾难黑格尔本人并没有经历到，但是他的哲学后代们（像海德格尔）却饱尝了其中的痛苦。这痛苦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应然和当然的：因为其间的“理数”完全一致，条理一贯、条络分明。历史哲学本身是一种神学政治论，当它得到扩充的机会时，便是对宇宙直接的处理。因此任何推诿性的解释都是不能自圆的，而纯哲学最喜欢找寻一些名义来脱解自己。但我们只能说，禀性使一切相连，哲学不过是其中的抽象式。思想是有毒的。
　　黑格尔拿“不死鸟”来比方人类大历史，旧历史的式微便是新历史（或者新纪元）的诞生。大历史好像一个永无止歇的接力赛，前面的把接力棒交给下一环，便黯然离场。但是那个注定的方向却不变，而且民族又在精神上不断地醒觉和自知，不再是暗昧模糊的，不再稀里糊涂、似在睡梦中。但是这种交接又赋予了更多一层的含意、另一层含意，即：谁来成为“新精神”？“这个最高的成就，它必须而且注定要去完成。但是这种完成同时便是它的解体；同时也是另一种精神、另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另一世界历史纪元的发生。”注91
　　
　　
　　参考文献：
　　《历史哲学》黑格尔著 王造时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9
　　《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著 田农等译 商务印书馆2001.1
　　
　　
　　注释：
　　注2～73、91《历史哲学》绪论
　　注74～79《历史哲学•希腊世界》
　　注1、80～87《历史哲学•日尔曼世界》
　　注88～90《西方的没落•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