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豪:西方困境需要哲学高度的反思

西方困境需要哲学高度的反思

[12453]　(201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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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是人类探索发展道路的世纪。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社会矛盾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俄国在1917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社会主义风起云涌，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探索走上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正义的新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强大的外部压力，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探索发展的模式，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加强了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调节职能，促进了经济发展，缓解了社会矛盾。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末，苏联以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济和社会等问题的解体，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在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中取得暂时的优势。法兰西斯·福山宣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终结”得到了一定范围的认同，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则从更高的哲学高度上认为：面对极其庞大、复杂的现代经济体系，靠政府指令和计划而高度集中运行经济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主张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

　　哈耶克的著作曾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带领美国走出战后第七次经济危机的里根总统奉为圭臬。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连续保持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而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但爆发了影响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且经过二年多使用恰恰是哈耶克所极力反对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不但经济没有得到期望的复苏和增长，相反，目前又爆出了主权债务危机。并且，在解决主权债务危机中，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又深刻暴露出低效、短视、无能和不负责任。英国《经济学家》在 7月30日杂志的封面上，让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穿上和服，讽刺欧美领导人在削减财政赤字和解决欧元危机问题上优柔寡断、缺乏决断力，变得像十年换了七个首相的日本一样。

　　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等人鼓吹西方国家经济复苏乏力是由于政府的经济刺激力度还不够，只要政府的干预措施足够强，西方国家就可以走出经济低迷的状态。但是不要说在西方国家目前的政治约束和经济状态下，这样的措施本身无法实现，即使真正实行，能否产生效果也令人怀疑，其所带来的长久负作用本身又将引发新的主权债务等问题。这种偏执地相信政府刺激可以挽救经济的主张，恰恰是哈耶克所批判的“致命的自负”！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陷于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政治困境中，而且伴随这种困境的是对资本主义道路前所未有的迷茫。经济上凯恩斯主义、里根主义都不能使经济走出困境，政治上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除了政客们的讨价还价，连国家的主权债券的信用等级降低都无法避免！在“终结的历史”后，哪里是新的发展方向？西方国家的制度仅是丘吉尔所说的“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人类的理性无法在资本主义之上，再发展出更为合理的制度？

　　资本主义问题的本质恰恰出在其对理性的遵从之上。“理性人”假设（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是所谓市场经济的前提，每个“理性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的惟一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优化。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核心之一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逻辑是追求个人利益是每个人权利，社会像个森林，每棵树强壮，社会就会更强大。可以清楚地看出追求利益、追求个人利益是资本主义理性的最重要目标。然而，现代系统科学和社会实践已充分证明局部利益的最优，并不代表整体利益的最大。要获得整体社会利益的最优，社会的组成部分—政党、企业或个人有时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然而，让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放弃明年大选的胜利，这无疑与虎谋皮！而与此相反，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让西方人困惑的长期高速发展，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国家整体一盘棋的统一规划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方面是西方需要向中国虚心学习的。

　　实际上过度地追求利益，不但使西方社会本身陷入经济和政治的危机，而从大的范围看，也使这个世界陷入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资源紧张等全球性危机。西方国家要从当前的经济与政治困境中走出，必须进行深刻的反省。在政治层面必须改变政党以本党利益为出发点，在经济层面改变以最求利益最大化为最高目标。实际上，当对利益的追求“降级”后，经济增长慢些并不像政客们喧嚣的那样可怕，政党的视野会宽阔些，思考的问题会长远些，国家才会减少病态的状况！

　　在人类经过过去一百多年高速发展的今天，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应该降降温了。新世纪更高阶段的理性应该是围绕长远目标，为人类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勤奋工作、合作与奉献！

　　王元丰，博士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