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青年人的人生价值都需要跟老百姓现实的普遍利益和价值需求联系到一起，要跟社会基本任务和主要矛盾联系在一起

　　在一个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去寻求不同时期人群的差异，可以镜像国家的发展状态和整个社会的文化变迁以及思想演进的过程。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任务，必然会导致人们思想认知的不同。把建党初期的“80后”、“90后”与现在的“90后”这两代人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近现代中国的深刻变革。

　　青年群体价值观建设面临的挑战

　　建党初期和现在，这两个时期中国都是开放的。第一个时期是被迫开放，因为是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进入中国，奴役并瓜分中国。 但是现在中国的开放是以我为主、全面开放的过程。

　　现在的青年无法直接感受两个时代对比的强烈反差，甚至许多青年难以感觉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强国对我国进行剥削掠夺的现实压力。上世纪60年代以来，富国通过资本运营，实现了对穷国的财富占有和掠夺。这些没有战争硝烟的经济过程，是很难被人们感受到的，即便感受到了，也会由于其不具有显见的血腥性而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群体产生威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分化，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化，许多有条件的青年学生乐于接受不同的文化，并从中感受到了多元社会带来的快乐。随着所有制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作为社会重要推动力量的青年学生群体本身也逐渐分化。但是就社会整体而言，个人价值的实现一定是要跟社会价值契合。今天的年轻人中，依然有一大部分人是忧党忧国的，许多人固守着清贫，固守着人生理想，通过辛勤的劳动和无私奉献来推动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富裕。今天我们更加需要这样一批人的奉献。

　　同时，在金钱或者说利益成为许多人衡量一个人价值标准的时代里，物质化的社会过程无疑对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建设构成严峻挑战。我们说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利益关系、等价交换原则。这种等价交换原则是基于对人们劳动的尊重和承认，同时也是对于劳动价值的认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一步强化了利益对等的重要性，对于人们合理利益的追求，以及当前存在的生产要素参与社会分配的制度安排，直接引发人们价值观的嬗变。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强调市场原则等价交换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依然强调人们的奉献精神。发展中的奉献精神和分配过程中强调等价交换的原则必然发生冲突，带来的结果是思想上的分化。

　　现在经常有人讲“90后”没有奉献精神，说他们自私，这是不准确的。众所周知，计划经济时代，实现了生产力极度低下环境中人民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在当时，党和政府通过有效的社会济护与保障，通过提倡社会主义新风尚，实现了对社会的强动员。人民在物质匮乏年代的奉献过程，推动了国家的发展。那个时期，集体主义精神、无私奉献情怀是中华民族最基础的道德品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观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因为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是体现在等价交换中的。今天更强调的是我们劳动付出得到的报酬，我的付出跟我的回报应该成正比。而在当年，公平原则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强调主人翁的地位。所以有些人简单地用“过去讲奉献，现在讲利益”来区分这两个阶段。应该看到，新时期的大学生更关注现实利益的解决。因为在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群体需要在国际环境中参与竞争，他们的生存压力更加险恶;他们必须更加自立，必须关注自己的生活。在一个物质化价值成为生活重要的标准的时代，青年学生的理想势必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现实的、注重个体发展的、满足物质利益的需要。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的动力也往往来自于现实的发展压力和物质需求。过去人们的政治需求首先是基于对党的忠诚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期待，在实践环节表现为改变老百姓的贫穷面貌。而今天，当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的政治需求倾向于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希望有政治参与的平台。这其中，两个时代的老百姓都想要一种东西，不是权力，而是权利。只不过不同时期的人们对权利的内涵存在理解上的不同。

　　社会群体只有将个人的价值跟社会变革的需要紧密集合到一起，才可能对社会发展过程产生正向的推动，个体也才可能在服务大众的平台上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青年人的人生价值都需要跟老百姓现实的普遍利益和价值需求联系到一起，要跟社会基本任务和主要矛盾联系在一起。

　　我们需要有一套标准体系，能够让年轻人的价值观回归到对老百姓的利益关注上

　　无论哪个时期，青年的人生价值和社会责任都客观存在，并且从社会演进的态势看，主流都是好的。因此，强调青年的价值观教育，首先需要考量社会秉持的价值观能不能对青年群体产生实质性的影响。19世纪90年代的情况是，尽管中华文明走向衰微，但是社会的价值中轴依然存在。而今天，在社会生产力发达，社会制度比较完善的情况下，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仍存在着一定范围内的不公平的现象。在人们辛勤劳动所得的成果跟人家用生产要素换得的成果几乎不对等时，这种资源分配不公的力量，实际上在摧毁我们的道德底线。中国年轻的富人那么多，底层的农民工依旧坚韧勤劳，说明现在的青年人根本没有弱化甚至蜕化成堕落的一代。他们依然有能力，只不过这种能力没有被纳入到我们的体系中被有效运行。反倒是有些超越了这个体系，利用体制的漏洞迅速让自己富起来的人，是他们在搅乱社会的基础秩序和道德观念。在我们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几十年来我们不断地改革，不断地打破。这很容易对现存的价值中轴构成极大的威胁和扭曲。而缺乏价值中轴有效建构与维护的时代，将在很大程度上带来青年人思想上的迷茫和困惑。

　　其次，就是文化。推翻封建王朝后，我们打破了传统文明体系，却并没有建构一个跟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文明体系。我们对传统文化是坚持，还是抛弃?我们继承的是什么样的文化?这方面人们有巨大歧义。在现代社会，网络时代的西方社会思潮再次席卷中国，由此提出传统文化恢复与重建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急切希望把传统的东西恢复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希望新的文化体系能够有效吸纳人类文化的一些优秀成果。在文化发展框架中，首先需要形成尊崇文化的社会心理。因为当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不尊重，没有敬畏心理，不知其源流时，文化的流变就不可避免。为此，主流意识形态要能够承担文化整合的功能，为变化社会提供一维的价值导向，这就需要重构文化体系。社会出现的道德分化和种种不公不能把责任全推给“90后”，说他们不懂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人们说这些“90后”怎么变了，怎么把中国的东西给糟蹋了，其实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青年群体。

　　最后，开放社会的开放思维必然带来社会群体思想多元的结果。但人们还是需要社会有正确的导向。今天的青年群体需要有明确的关于自己和集体、自己和国家、自己和社会的道德关系图谱。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每一个被上一代指责为不好的群体都在学习实践的过程中成长进步。因为他首先必需先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这一定要跟现在的政策、政治过程相联系。我们要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角色意识。我们需要有一套标准体系，能够让年轻人的价值观回归到对老百姓的利益关注上。当前中国老百姓的现实生存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