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还是顽固地坚持反对解放军渡江，我看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刘仲容的回答有点无可奈何。

　　“李宗仁呢？”毛泽东吸了口烟，紧跟着问。

　　“还有争取的可能性。主席，我没能很好地完成您交我的任务……”刘仲容内疚地说。

　　毛泽东打断了刘仲容的话，“那不关你的事。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希望德邻先生在解放军渡江时，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以贵宾款待他，那时和谈仍可以继续进行。”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李宗仁仍寄予希望，并表示了十分宽大的态度。

　　13日晚，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周恩来作《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说明，并重申了中共对这个草案所持原则。张治中表示愿意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并将提出修正案。

　　15日晚，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

　　会上，周恩来指出：经过第一次正式会议后，我和文白先生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地吸收了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许多意见，凡是与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意见，我们尽量采纳。并宣布4月20日为签字的最后期限。

　　经研究，南京政府代表团表示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决定派黄绍竑和屈武携带文件于次日返回南京请示。

　　16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开会研究。

　　会上，李宗仁首先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对黄绍竑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张治中字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去北平负荆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过。其他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

　　但在“解放军过江”这一关键问题上，李宗仁仍是举棋不定。

　　然而，手握重兵的白崇禧早已下定“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心，同黄绍竑围绕签字与否，激烈交锋。结果双方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李宗仁坐在一旁，听由双方争吵，一言未发。他心里明白，如果他表示同意，就会同军方发生冲突。仍在幕后操纵的蒋介石只要一句话，就会把他轰下台，甚至有生命之危。如果他不同意，则是自食其言，失信于民。退一步说，即使他批准代表团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也不能保证贯彻实施。

　　思前想后，李宗仁还是不敢接纳和议，只得将签字权推给了“和谈指导委员会”。同时，为了免受蒋介石迫害，他又派张群携带《国内和平协定》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这实际上等于拒绝签署和平协定。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可见，李宗仁当时的苦闷与无耐。

　　20日，李宗仁、何应钦正式复电北平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等人，声明不同意签字。

　　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摧毁国民党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

　　23日清晨，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李宗仁仓皇逃离南京，乘专机飞往桂林。

　　此时此刻，李宗仁心情凄凉无比，“默坐机上，只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除此之外，则又似万籁俱寂。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比……”

　　当晚，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在地—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

　　在桂林，李宗仁召集广西军政首脑商讨时局。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决无挽回的可能。因此，纷纷建议李宗仁在广西与中共言和，实现局部的和平。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白崇禧的老师李任仁更是语重心长地规劝李宗仁：“德公，蒋先生在大陆上垮台，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上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失败已经注定，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却要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

　　李宗仁内心十分矛盾，自觉国民党在“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同处绝境，断无起死回生之望”，却又依旧坚持“不成功则成仁”，想做“断头将军”。于是，李宗仁断然拒绝了与中共再度和谈的建议。

　　不久，白崇禧、李品仙等人也来到桂林，一致反对与中共和谈。白崇禧更是声色俱厉，大骂这些人是投降论者。

　　在何应钦、阎锡山等人软硬兼施下，李宗仁于5月7日南飞广州，决心“为防止中国赤化，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21日，李宗仁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号召“反共到底”。

　　然而此时，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如疾风扫落叶。上海解放，长沙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通往广州的大门已经打开。

　　在国民党政府风声鹤唳、大厦将倾的岌岌可危关头，蒋介石在暗地里紧锣密鼓，准备第三次“复出”。李宗仁日感孤掌难鸣，决意同蒋介石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6月13日，中华北路广州市政府的迎宾馆，时为李宗仁官邸。

　　李宗仁与白崇禧派人把刚由北平来到香港的原桂系首领刘斐请来面谈。三人从早上一直谈到深夜。

　　此时，刘斐已决心与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便力劝李宗仁、白崇禧二人不要再执迷不悟，赶快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刘斐对白崇禧说：“为今之计，只有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而由你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举行局部起义。这样，不仅你们在政治上有出路，而且还可救全多年追随你们的部下，使他们也好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他们往哪儿跑呢？”

　　这本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良策，但忠言逆耳，白崇禧根本听不进去，脱口而出：“汉曹不两立，我除同他们拼到底而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干！”

　　见此情景，刘斐知道事情已然如此，不能强求，便意味深长地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们同过生死，共过患难，在这风雨飘摇船将下沉的时候，我还要向老朋友最后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就千万不要再到台湾去啦！”

　　听罢此言，李宗仁勃然变色，暴跳起来，用劲往那张横在他面前的长条桌上猛地一拍，大吼道：“哪个王八蛋才到台湾！”

　　1949年10月1日，北京。

　　庄严的时刻到来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召唤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激动着亿万中华儿女。

　　此时，在广州的李宗仁正通过无线电波倾听着来自北京的声音。

　　11月间，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彻底溃败，李宗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点资本血本无归。

　　11月20日上午，在新中国诞生的欢呼声中，在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中，李宗仁怀着无限的惆怅，凄然地离开了祖国，乘专机飞往香港。

　　12月5日，李宗仁以医治胃病为名飞往美国。不久，定居美国新泽西州，自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活。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

　　1954年3月10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宣布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