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周边旅游景点大全:解密：1949年斯大林是否主张中共“划江而治”-休闲阅读-历史分区-搜狐社区

    一、“划江而治”问题的源起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推进，国民党政府垮台已成定局，美国政府感觉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已非美国力量所能左右，不得不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鉴于国民党政府“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1948年10月他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参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25、327页。）

    马歇尔不同意这个建议，怕美国政府“就要对由此而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美国外交文件》，1948年第7卷，第569页。中译文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据此，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提出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同时，美国舆论也加紧放出国共“和谈”及“蒋介石下台”的空气。由此，在美国的策动和支持下，国民党政府开始策划“划江而治”的活动。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再次想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获得喘息的机会。而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则号召全党和人民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就在这时，1月10日，毛泽东收到斯大林建议中共和国民党政府再次进行和谈的电报。这一电报很容易使人想起重庆谈判前夕的一幕，其真实用意何在？斯大林是不是又要中共向国民党政府妥协？是不是要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过江，主张“划江而治”呢？对此，应着重分析这期间斯大林和毛泽东往来的所有电报，以求得出客观结论。

    二、斯大林和毛泽东往来电报之分析

    （一）斯大林主张和谈吗？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电报中说：

    “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就停战和订立和平协定问题进行居中调解。同样的建议同时寄给了美英法政府。南京政府尚未收到这三国政府的答复。苏联政府也尚未做出答复。从各个方面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南京政府的建议是由美国授意提出的，目的在于宣告南京政府主张停战和建立和平，而中共如果直接拒绝同南京人进行和平的谈判，则是主张继续进行战争。

    我们想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停战和在中国建立和平，但是在它同意进行调解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解。因此，苏联希望把中国政府的和平举动告诉另一方中共，并询问另一方中共是否同意苏联进行调解。我们想这样答复，请告知，您是否同意。如果您不同意，请告更合适的答复。

    我们还认为，如果询问您的意见，您的答复大体上应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始终主张在中国建立和平，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是它发动的，而是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应为战争后果负责。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谈判，但是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不能参加。中共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情况下同国民党直接谈判。中共特别认为，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海军舰队亲自参加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战的外部国家不能做调解工作，因为这样的国家不能被认为在消除中国战争问题上是中立的和客观的。我们认为您的答复大体上是这样的。如果您不同意，请告您的意见。（参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95-96页。〔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

    从电报全文来看，苏联在收到国民党政府照会后，对于是否想真的帮助调停没有明说，而是“询问”中共的意见，同时又替中共设计了答复，在这个答复中斯大林替中共设置了和谈的两个前提条件：1、和谈不能有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2、和谈直接在国共之间进行，不需要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特别是动用军队帮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的国家（即指美国）不能做调解人。实际上是建议中共进行有前提条件的和谈，和谈的条件由中共来定，中共还可以在斯大林替中共设置的两个条件的基础上再添加条件。斯大林设置的条件，国民党政府是不会答应的，何况中共再添加条件呢？这样就把调解和谈的球踢给国民党政府。同时，也使苏联避免了因直接拒绝调解而得罪国民党政府，又能使中共避免因直接拒绝和谈而承担继续进行战争的责任。

    有学者认为，斯大林在电文中说：“中共如果直接拒绝同南京人进行和平的谈判，则是主张继续进行战争”是对中共施加压力（参见〔韩〕金东吉：《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但在笔者看来并非如此。在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是定局的情况下，斯大林已逐步认识到之前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是错误的。1948年2月，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卡德尔、季米特洛夫等人会谈时，就坦率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参见〔南斯拉夫〕卡德尔（E.Kardelj）著，李代军等译《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同时，从电报的行文和语气上看，斯大林表现出了对友党应有的尊重。“请告知，您是否同意”、“如果您不同意，请告更合适的答复”、“请告您的意见”，这种尊重的行文和语气在接下来的电报中都有明显表现。因此，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斯大林是以征求中共意见为名而行阻挠和谈之实。（参见王真：《斯大林与毛泽东1949年1月往来电文评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月11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补充电文中对其真实用意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我们提出的您对国民党的建议的答复方案，是旨在阻挠和平谈判的进行，很明显，没有外国的调解，特别是没有美国的调解，国民党是不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样也很明显，国民党不想进行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的谈判。因此，我们预计，国民党将拒绝在中共提出的条件下进行和平谈判。结果是，中共同意进行和平谈判，因而不能指责它希望继续进行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将成为阻挠进行和平谈判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花招将被戳穿，您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同时，斯大林把国民党政府关于调解问题的照会全文告诉了毛泽东。（参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97-99页。〔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

    这是斯大林对调停和谈的真正立场。从中可见，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采取的是一种迂回策略，建议中共和谈，但是有条件的和谈，和谈的条件由中共来提出，中共还可以把条件提得更苛刻一些。斯大林认为，这样一来国民党政府便不会接受，如果国民党政府一旦拒绝和谈，就是阻挠和谈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