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续集mp4下载:1949年斯大林是否主张中共“划江而治” - 参考文摘 - 华声论坛

                                                1949年斯大林是否主张中共“划江而治”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在解放战争后期，关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主张“划江而治”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1994年，俄罗斯学者С.Л.齐赫文斯基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中关于斯大林和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往来的6份电报，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佐证。（参见〔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国外中**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原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4-5期。）但是，对这6份电报，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解读。认为电报证明斯大林不可能主张“划江而治”观点的有：王真《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往来电文评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沈济时《关于斯大林劝阻人民解放军过长江问题的探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张克敏《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探秘》，《党史纵览》2002年第10期；薛衔天《“划江而治”的风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但是，韩国学者金东吉（Donggil kim）认为，斯大林电报的企图是让中国革命就此止步，是“划江而治”和“南北朝”说法之源头，后来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提出的“联合政府”就是斯大林阻止渡江的证据，（见〔韩〕金东吉：《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本文试就此问题再做分析和探讨。

　　一、“划江而治”问题的源起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推进，国民党政府垮台已成定局，美国政府感觉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已非美国力量所能左右，不得不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鉴于国民党政府“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1948年10月他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参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25、327页。）

　　马歇尔不同意这个建议，怕美国政府“就要对由此而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美国外交文件》，1948年第7卷，第569页。中译文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据此，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提出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同时，美国舆论也加紧放出国共“和谈”及“蒋介石下台”的空气。由此，在美国的策动和支持下，国民党政府开始策划“划江而治”的活动。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再次想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获得喘息的机会。而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则号召全党和人民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就在这时，1月10日，毛泽东收到斯大林建议中共和国民党政府再次进行和谈的电报。这一电报很容易使人想起重庆谈判前夕的一幕，其真实用意何在？斯大林是不是又要中共向国民党政府妥协？是不是要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过江，主张“划江而治”呢？对此，应着重分析这期间斯大林和毛泽东往来的所有电报，以求得出客观结论。

　　二、斯大林和毛泽东往来电报之分析

　　（一）斯大林主张和谈吗？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电报中说：

　　“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就停战和订立和平协定问题进行居中调解。同样的建议同时寄给了美英法政府。南京政府尚未收到这三国政府的答复。苏联政府也尚未做出答复。从各个方面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南京政府的建议是由美国授意提出的，目的在于宣告南京政府主张停战和建立和平，而中共如果直接拒绝同南京人进行和平的谈判，则是主张继续进行战争。

　　我们想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停战和在中国建立和平，但是在它同意进行调解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解。因此，苏联希望把中国政府的和平举动告诉另一方中共，并询问另一方中共是否同意苏联进行调解。我们想这样答复，请告知，您是否同意。如果您不同意，请告更合适的答复。

　　我们还认为，如果询问您的意见，您的答复大体上应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始终主张在中国建立和平，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是它发动的，而是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应为战争后果负责。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谈判，但是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不能参加。中共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情况下同国民党直接谈判。中共特别认为，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海军舰队亲自参加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战的外部国家不能做调解工作，因为这样的国家不能被认为在消除中国战争问题上是中立的和客观的。我们认为您的答复大体上是这样的。如果您不同意，请告您的意见。（参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95-96页。〔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

　　从电报全文来看，苏联在收到国民党政府照会后，对于是否想真的帮助调停没有明说，而是“询问”中共的意见，同时又替中共设计了答复，在这个答复中斯大林替中共设置了和谈的两个前提条件：1、和谈不能有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2、和谈直接在国共之间进行，不需要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特别是动用军队帮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的国家（即指美国）不能做调解人。实际上是建议中共进行有前提条件的和谈，和谈的条件由中共来定，中共还可以在斯大林替中共设置的两个条件的基础上再添加条件。斯大林设置的条件，国民党政府是不会答应的，何况中共再添加条件呢？这样就把调解和谈的球踢给国民党政府。同时，也使苏联避免了因直接拒绝调解而得罪国民党政府，又能使中共避免因直接拒绝和谈而承担继续进行战争的责任。

　　有学者认为，斯大林在电文中说：“中共如果直接拒绝同南京人进行和平的谈判，则是主张继续进行战争”是对中共施加压力（参见〔韩〕金东吉：《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但在笔者看来并非如此。在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是定局的情况下，斯大林已逐步认识到之前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是错误的。1948年2月，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卡德尔、季米特洛夫等人会谈时，就坦率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参见〔南斯拉夫〕卡德尔（E.Kardelj）著，李代军等译《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同时，从电报的行文和语气上看，斯大林表现出了对友党应有的尊重。“请告知，您是否同意”、“如果您不同意，请告更合适的答复”、“请告您的意见”，这种尊重的行文和语气在接下来的电报中都有明显表现。因此，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斯大林是以征求中共意见为名而行阻挠和谈之实。（参见王真：《斯大林与毛泽东1949年1月往来电文评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月11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补充电文中对其真实用意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我们提出的您对国民党的建议的答复方案，是旨在阻挠和平谈判的进行，很明显，没有外国的调解，特别是没有美国的调解，国民党是不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样也很明显，国民党不想进行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的谈判。因此，我们预计，国民党将拒绝在中共提出的条件下进行和平谈判。结果是，中共同意进行和平谈判，因而不能指责它希望继续进行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将成为阻挠进行和平谈判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花招将被戳穿，您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同时，斯大林把国民党政府关于调解问题的照会全文告诉了毛泽东。（参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97-99页。〔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

　　这是斯大林对调停和谈的真正立场。从中可见，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采取的是一种迂回策略，建议中共和谈，但是有条件的和谈，和谈的条件由中共来提出，中共还可以把条件提得更苛刻一些。斯大林认为，这样一来国民党政府便不会接受，如果国民党政府一旦拒绝和谈，就是阻挠和谈的罪人。

　　（二）对于和谈，毛泽东和斯大林有着不同看法。

　　斯大林1月10、11日的电报是分两次发出的，毛泽东在收到1月10日电报后，对斯大林关于和谈的提议在1月12日作了这样的回复：“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建议苏联出面调停的照会应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始终希望，而且现在也希望见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采取什么途径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联政府基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解工作是不可取的。”

　　毛泽东接着对替苏联政府拟的这一答复国民党政府的照会进行了解释：“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享有极高威信，因此，如果苏联在对南京政府照会的答复中，采取您1月10日电报中阐述的立场，美英法就可能认为，参加调解工作是应该的，国民党就会得到污蔑我们的借口，说我们是好战分子。而对国民党不满并希望人民解放军很快取得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会感到失望。因此，如果苏联从整个国际关系的需要出发，在对照会的答复中能采取我们所建议的立场，那么我们是很希望您赞同我们的建议的。如果您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帮助。”

　　同时，毛泽东认为“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胜利和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现在我们想据理拒绝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因为现在考虑到中国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国际舆论对国民党政府也不利，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季就可以渡江进攻南京。好像我们无需再次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在目前形势下，再次实行这种策略，弊多利少。”（参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100-103页。〔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

　　斯大林在收到毛泽东上述复电后，在调停问题上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在1月14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对南京人提出的调解建议的答复，我们将根据您的意见起草。”但在国共和谈问题上再次建议中共接过和谈的旗帜：“毫无疑问，南京人和美国的和平建议是欺骗政策的体现”，因为“他们所想的不是同中共媾和，而是同它休战，即暂时停止作战行动，以利用休战这个喘息机会，部署国民党军队，加强长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从美国运进武器装备，积蓄力量，然后破坏休战，打击人民解放军，把阻挠和谈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他们的最低愿望是阻止共产党彻底歼灭国民党军队。这就是南京人和美国所实行的欺骗政策的基点。”对于这一“欺骗政策”，斯大林认为“我们不能装作看不见，必须认真对待它”。因为如果“直接不加掩饰地拒绝南京人的和平建议，进而宣布继续进行内战的必要性”就会“意味着您打出了自己的主要王牌，并把和平的旗帜这样重要的武器交给了国民党人”，“意味着您帮助您在中国国内外的敌人蔑视共产党，说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夸奖国民党，说它是和平的捍卫者”，“意味着您使美国有可能朝着这样的方向改变欧美社会舆论，认为同共产党媾和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要和平。在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办法，是组织大国进行武装干涉，就像从1918年到1921年这四年间对俄国所进行的武装干涉那样”。斯大林还指出：“我们认为，同诚实的人打交道，直接不加掩饰的答复是好的，而如果同南京人这样的政治骗子打交道，直接不加掩饰的答复就可能是危险的。”

　　鉴于以上分析，斯大林建议中共还是要采取迂回策略，不拒绝同南京政府的谈判，可以这样答复：1、承认在中国建立和平是求之不得的事情；2、双方之间的谈判在没有外国调解人参加情况下进行，因为中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外国调解人；3、谈判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而不是同内战的罪魁、失去了人民信任的南京政府谈判；4、双方一旦就和平和中国领导权问题达成协议，就停止军事行动。斯大林认为国民党不会接受这些条件，这样“人民就会明白，继续进行内战的罪魁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的旗帜仍然在共产党手中。这很重要，尤其是现在在中国有许多人厌倦内战，准备支持主张建立和平的人的时候。”这样，中共在政治上就占据了主动，战争的责任就应该由国民党政府来承担。

　　但是，假设国民党政府接受了这些条件，那么共产党应有什么样的行动计划呢？斯大林提出几点建议：1、需要不停止军事行动，需要建立联合中央政府机构，以期在协商会议中占据大约五分之三的席位，而在政府中，为共产党人保留三分之二的部长职位，其余部长职位在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之间分配；2、需要把总理、总司令职位，可能的话也把总统职位留给共产党人；3、需要协商会议宣布这样组成的政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而任何其他妄想扮演中国政府角色的政府，为应予取缔的叛逆、自封集团；4、需要联合政府命令国共两党的军队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并立即停止对已宣誓的军队的军事行动，而同拒绝宣誓的军队的战斗要继续下去。国民党人未必同意采取这些措施，但是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更加不妙，因为他们会彻底孤立，而这些措施即使没有国民党人参加也会照样执行。通过谈判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中共就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在电文中最后表示：“我们对事情就是这样看的，这就是我们对您的建议。可能，在上次电报中，我们把我们的建议讲得不很清楚”，斯大林接着客气地说：“请您把我们的建议看作是对您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您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您可以相信，不接受我们的建议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我们仍然一如既往是您的朋友。”（参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110-113页。〔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斯大林在电报中的态度与重庆谈判时的强迫命令式的口气已是大不相同，在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已注意到尊重中共的独立自主原则。上述电文表明，在是否与国民党政府再次进行和谈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是有着不同看法的。

　　（三）在和谈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看法趋向一致。

　　可能是由于斯大林在1月10日的电报中“建议讲得不很清楚”，以致毛泽东很容易把这封电报和重庆谈判前的电报联系起来。但是，当毛泽东收到斯大林1月11日的补充电报，还未收到1月14日的电报之时，毛泽东已经明白了斯大林的真正用意。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为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愿意在八项条件（这八项条件比斯大林提出的条件更具体更严格也更易于用来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和谈阴谋）的基础上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9页。）并在同日致电斯大林：“我很高兴收到您1月11日的补充电报。在基本方针上（阻挠同国民党的广泛谈判，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今天我们发表了同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个条件，是针对蒋介石1月1日在其和平建议中提出的五个反动条件提出的。”（参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104-105页。〔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采取迂回策略，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同斯大林的看法走向了一致。

　　斯大林于1月15日复电毛泽东：“我们之间在南京人的和平建议问题上确立了一致的观点，并且中国共产党已经掀起'和平'运动。这就是说，应当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参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118页。〔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

　　1月15日，毛泽东在给东北局及各局各前委的电报中，进一步阐释了提出八项条件进行和谈的意义：“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而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望向党内干部及民主人士妥为解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1月17日，苏联政府正式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调停建议，在给国民党政府的答复中指出：“恢复中国作为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的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这种统一多半是可以通过双方直接谈判，在没有外来干预情况下，由中国国内力量来实现。”“苏联政府始终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它不认为承担照会中所说的调解工作是适当的。”（参见《苏中关系1917-1957》文件汇编，莫斯科1959年版，第209页。〔俄〕С.Л.齐赫文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

　　至此，斯大林和毛泽东通过电报协商，在如何把握和平旗帜问题上达成共识：在中共提出和谈的前提条件下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掌握政治的主动权，如果国民党政府不接受和谈条件，那么国民党政府就应负战争的责任，中共就要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实现真正和平。

　　通过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斯大林要中共“不停止军事行动”，并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为例要中共加以警惕，支持通过共产党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布组成的政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斯大林劝阻人民解放军渡江、主张“划江而治”之说不成立。

　　三、不能排除斯大林有“划江而治”的想法

　　斯大林和毛泽东1949年1月间往来的电文表明，斯大林没有明确主张“划江而治”。那么，说斯大林有“划江而治”的“风源”从何而起呢？

　　蒋介石在1949年1月8日发出要求英、美、法、苏四国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请求后，先后遭到拒绝。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下野”，李宗仁成为代“总统”。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参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7页。）对于李宗仁这一举动，斯大林和中共都是始料未及的，因为斯大林在电文中建议中共提的条件，斯大林估计国民党政府不会接受，而毛泽东在1月14日所提条件更为严厉，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政府是难以接受的。现在李宗仁要以毛泽东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对此，中共是不能拒绝的。这样，中共就和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展开了和谈，但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手里。李宗仁为利于和谈进行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但其谈判的基点始终是依靠美国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及西北的一些地区，实现“划江而治”，“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参见《李宗仁回忆录》，第663页。）为谈判基础。这就使双方和谈失去了共同基础，和谈最终破裂是必然的。

　　在这场和谈中，斯大林的态度是否有所变化呢？也就是说，斯大林在1月14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支持中共组成的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的态度是否发生了改变呢？斯大林为了苏联远东安全及利益是否附和了美蒋集团呢？对此，要做具体分析。

　　（一）苏联外交上的举动。

　　二战后，斯大林为维护苏联国家安全和利益同时顾及苏美关系大局，对华政策具有双重性。如果李宗仁在美国的强大支持下有可能“扭转潮流”的话，那么一个软弱的国民党政府能与苏联维持和平友好关系，这对于确保苏联在华的特殊权益和远东安全有利无害，所以，苏联认为还是应该和李宗仁搞好关系。1949年3月20日，李宗仁任命驻苏大使傅秉常出任外交部长。随后，斯大林即接见了傅秉常，并“表示对国共和谈寄以期望”。（参见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页。）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作为唯一的外国大使随同国民党政府南迁。斯大林和罗申的这些言行举动，不能不使中共对苏联的意图产生怀疑。

　　此前，从1948年春天起，罗申就不断散布苏联将要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空气。1948年年末，罗申在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彭昭贤说，苏联对中共怀有某种不信任感，唯恐他们将来会采取类似铁托那样的行动路线。他还认为，在苏联东部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共产党国家，将给他们政府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因此，理想的办法是苏联单独或与美国共同调停以结束中国军事冲突状态。（参见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19-1991》，第456-457页。）12月1日，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说：在解放军突破淮河的时候，蒋介石的部下或许终于有了反抗的勇气，“到那时，很可能会出现停战和恢复和谈。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到那时，苏联大使〔N.V.罗申〕将重新提出他的调解建议，调解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4页。）1949年1月4日，司徒雷登派他的个人顾问傅泾波到张治中处探听消息，张治中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参见〔美〕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44页。）对于这些举动和言行，有学者认为这是苏联政府为掩护苏联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支持，让罗申故意给国民党政府散布的假情报。（参见薛衔天：《“划江而治”的风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但是，无论是真是假，罗申所代表的是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苏联外交上的这些“风声”不能不使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是否有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的意图产生质疑。

　　（二）苏南冲突的影响及斯大林对其领袖地位受到威胁的担心。

　　1948年年初，苏联对坚持独立自主、不满苏联控制干涉的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发动了批判斗争，并在1948年6月将南共开除出欧洲共产党九国情报局。而中共自从遵义会议以后坚持独立自主，不盲目听从苏联指挥，使得斯大林对中共心存疑忌，他怕中国革命成功后走“南斯拉夫的道路”，这样苏联在远东就会失去最大盟友，对苏联整体的安全和利益构成威胁。

　　据苏联学者Р.梅德韦杰夫分析，由于苏美之间的“冷战”愈演愈烈，斯大林对中国出现“两个德国”或“两个朝鲜”的局面相类似的“两个中国”的局面很是满意。他希望国共两党作出妥协：国民党政府保留对华南、西南和华中省份的管辖，而共产党人可以在其控制的华北和东北地区建立自己的“人民民主”国家。斯大林曾在这方面向中共领导人施加过压力。斯大林还在会见小罗斯福时也暗示他愿意同美国在远东采取“共同政策”。斯大林几乎确信，如果共产党进一步成功地展开攻势，美国就会开始对中国进行公开的大规模武装干涉，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失败和美国对整个中国的占领。这样，美国军队不仅可以在欧洲和日本，而且可以在苏中边界建立军事基地。此外，斯大林肯定还有一些可能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更大的担心：他害怕世界上出现比苏联更强大的、在其政策上可能独立于苏联和他斯大林个人的共产党国家。他很清楚，中共中央早就在执行自己的政策，不太听莫斯科的劝告。他感到东方的“铁托主义”幽灵比巴尔干较小国家的“铁托主义”更为危险。（参见〔苏〕Р.梅德韦杰夫著，路远译《毛泽东与斯大林（1946-1950）》，《国外中**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5期。原载苏联《亚非人民》杂志1989年第5期。）

　　对于斯大林的这种“担心”，曾担任毛泽东1949年12月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谈首席翻译的尼克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德林，也曾表示过相似的观点：斯大林担心毛泽东有朝一日会取得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全世界人民划时代的导师”的位置，甚至在某些地方跃居主要地位而使自己相形见绌。（参见〔俄〕米哈伊尔·伊林斯基：《毛泽东与斯大林》，《领导文萃》2000年第4期。）

　　以上两位苏联学者的看法比较说明问题。斯大林担心出现第二个“铁托”，担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受到威胁，这使得他不可能不对出现“划江而治”的计划抱有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