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污点变亮点，康生为自己涂脂抹粉

　　康生之所以能在党内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还因为他有一种将黑说成白，将自己的污点美化成亮点的本领。

　　康生早在20年代，就与江青相识。在延安任中央调查部长时，从事上海地下工作的刘晓和王世英就给康生拍过江青有历史问题的电报。1942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故意欺骗组织，隐瞒中央，暗中庇护，为江青遮丑，蒙蔽过关，使江青这个有历史问题的危险人物成为长期埋在毛泽东身边的一大隐患。康生为江青篡改历史，目的是为自己捞取资本。28年后，康生与江青合伙，在一场古今中外所罕见的天下大乱中，才得以乱中抓权，趁中华民族浩劫之机一步登天。

　　1965年10月9日，康生在向新西兰着名共产党人谈及“五四”运动对他的影响时说：“1919年，我参加了‘五四’运动，同我的地主家庭决裂了。当时我受到了反帝运动和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家庭要把我送入监狱，我就公开声明脱离家庭。我原来姓张，这时改叫康生。以后，我到上海做工人工作十几年，所以虽然我是山东人，但一直把上海看作我的第二个故乡。”康生编制的这段话中有很多不实之处。虽然“五四”运动确实给康生以较深的影响，唤起了一点反帝爱国之心，但康生夸大了这种影响。第一，所谓“参加了‘五四运动’”之说，历史上至今找不到任何凭据，只能说是“经历”或“目睹”，即使“投入”，也不过是摇旗的小卒，而康生留给我们的是“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的假象。第二，所谓“受到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之说，不属实。可靠资料证明，山东最早的共产主义刊物《济南劳动》周刊和《山东劳动》周刊，1921年前后主要发行于济南、青岛，是否有少量流入诸城，无据考证。第三，所谓“家庭要把我送入监狱”之说纯属谎言。实际上可能是他少年时因打架斗殴被关在家里不准外出或家庭对他的威吓之言。第四，所谓“公开声明脱离家庭”之说，与事实不符。他离家去上海大学，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五年。在上海期间，他回过家，经济来源也全部由家庭供给，并没有同他的家庭决裂。第五，他在上海呆了不满10年，起初也没有做工人工作。第六，至于改名叫康生，则是1933年7月他去苏联之后的事。康生这样移花接木、篡改历史，无非是想借此往自己脸上“贴金子”，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坚定的早期革命者形象。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为了证明自己“立场坚定”，同其家庭早就“划清了界限”，多次表白说，他除了只同一个共产党员的儿子张子石联系外，同地主家庭毫无来往。这种说法完全是为了混淆视听而编造的。

　　事实上，康生地主之家，几经变迁，到解放前夕已父母双亡，完全由康生的前妻和一儿一女维系着，他们相依为命，浑然一体。既然同儿子张子石有密切联系，怎么能说同其家庭毫无来往呢？

　　康生与他的前妻联系少，并非因为她是地主婆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又娶了曹轶欧的关系。再说，康生同其子张子石有来往，也绝非因为他是共产党员。直到解放前夕，张子石一直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1948年9月，康生任鲁中南第一书记时，才经地下党将其子引进解放区，参加了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其实，将自己地主出身的儿子培养入党，参加革命，也并非是同家庭划不清界限。可是康生为表白自己的清白，竟然违背历史，颠倒事实，将“入党”和“联系”的先后顺序换个个儿，真是用尽了心机。

　　康生一生做尽了坏事，回过头来看，公平地说，他在上海大学阶段，可以说是他一生中表现较好，对党确实做了些有益工作的时期。他参加了1925年的上海工人“二月罢工”，“五卅”运动后，在上海总工会当干事。1926年回上海大学任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组织了上海大学学生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1927年任沪东区中共区委书记，组织沪东区工人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康生一生最为光荣的事，就是他参加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康生本身却从不主动谈起这段历史。他为什么对这段辉煌的历史默而不宣呢？细细查看康生的言论，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秘密：原来他将上海大学时期他所发生的转变，偷偷移置到五年前“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去了。康生不可告人的目的，显然是想把自己打扮成受“五四运动”影响而背叛地主阶级家庭，走向革命的我国首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篡改的历史，毕竟是不真实的。给自己脸上贴的金子迟早会掉下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对于他要抓要打的“叛徒”、“特务”，总是歪曲历史，捏造“事实”。而对于自己不光彩的历史却想肆意篡改，极力抹杀。康生也真算得上有一副好脑筋，对反对过他或他迫害过的人，他总是记得一清二楚。对于各个时期他打击迫害过的人，他都严加防范。对敢于揭发他的人，他都疯狂报复。他复仇的对象中，除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定的革命者之外，还有极少数的使他感到“威胁”的叛徒、特务。于是，他开始了对他肮脏的历史进行“销赃”，首先是对知道自己底细的叛徒和特务“灭口”。

　　王云程和卢福坦都曾经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是相当一级的干部，但在被捕后叛变，出卖同志，在解放后被我专政机关逮捕，长期关押。由于他们都知道化名赵容的康生，在30年代的上海到底做了些什么，知道赵容如何利用暗杀告密等卑鄙的手段，在党内派别斗争中消除异己，知道赵容曾“被捕叛变”、“出卖同志”等。于是在康生掌握中央专案组大权之后，曾一再催促杀人灭口，结果王、卢二人于1969年分别被秘密处死。

　　消灭了这样的活口，康生便又开始紧锣密鼓地清理档案中记录下来的死材料。在1967年，康生就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炮制了一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他们调动大量人员，利用“清档”之机，疯狂地破坏档案。在上海就调集了6000多人(其中外语人员3409人)，组成204个小组，查封接管了103个单位保管的187万余卷敌伪档案，同时还清查了60余万份(件)解放前的报刊资料。清档工作历时四年，到1970年基本结束。仅据上海市公安局统计，全市159个单位送交的，从档案中抽出挖下剪贴的所谓“防扩散”材料，就有26000多卷(份)；从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档案中抽出的“防扩散”材料，就有41522卷(份)。据不完全统计，以“防扩散”为名，从卷宗中整卷抽走的，有4卷(册)；被抽页的，有536页；被抠挖的，有532处；被贴盖的，有39页。康生的这种举动显然是为了消灭与自己丑史有关的物证。据上海市革委会档案清查小组在1968年3月15日写给张春桥的一份报告中，所提及有关康生历史的90页档案，至今下落不明，但是他们虽然销毁了这90页材料，却愚蠢地留下了销毁这90页材料的报告。这本身只能增加人们对康生有严重历史问题的怀疑，真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历史事实永远是销毁不了的，销毁“报告”成了他曾销赃的有力佐证。

　　康生一生捏造事实，篡改历史，求名夺利，真可谓厚颜无耻。他恨不能多给自己脸上贴几块“值钱”的亮金子，恨不能将自己的历史美化得更加辉煌。然而，历史是不能杜撰的，再好的伪装终究会被揭穿。事实一经曝光，则更显现出康生变着法子往上爬的一幅奸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