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鼓动一位姓吴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贴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以向彭真等人进攻为突破口，掀起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而明哲保身的吴某为了给康生交差，只写了一份北京市宣传部长杨述的大字报，未了解康生的真正用意。此时，康生已拿到了《五一六通知》的御牌，取得了最高领导的信任，康生看到自己编造的谎言和阴谋得逞，打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彭真，万分高兴。

　　随后，康生又秘密派他的老婆曹轶欧等七人，打着“调查”的幌子，到北京大学煽风点火，并亲自召见了曹轶欧的“老朋友”--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向她面授机宜。在康生的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炮制出来了。5月25日一贴出，它就像一声平地惊雷，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应，北大师生强烈不满。当天晚上，严密注视各方形势发展的周恩来总理立即派人到北大严肃批评了聂元梓等人。

　　康生发现他指挥炮制的这第一张大字报即将夭折，十分恐慌，便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孤注一掷，将大字报底稿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以求侥幸获得支持。可以说这是康生拿自己的命运押的赌注，这是他在关键时刻走的一着险棋，如果毛泽东对大字报持反对意见，他必将被作为这一事件的幕后操纵者而受惩处。

　　6月1日，康生的阴谋得逞了，毛泽东同意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康生心花怒放，后来把这张大字报吹到了天上，说它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6月2日，康生又指使《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就这样，一场将中国引向灾难和内乱的“文化大革命”揭开了真正的帷幕。

　　事后，康生曾将他亲自炮制第一张大字报作为资本来炫耀。1967年1月29日，康生同外宾会谈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促动和支持的。”明人不难看出，康生是第一张大字报的真正幕后策划者。

　　为讨好林彪，康生捕风捉影，捏造出一个“二月兵变”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内乱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已经摊牌，全国的形势异常紧张，康生意识到“神仙打仗”的时机到来了，但他这个“小鬼”决不能因此遭殃，必须从乱中抓权，谁是强者就跟谁走，俗语说“有奶便是娘”嘛。

　　康生看清了军方林彪权力的上升，“刘少奇垮台，第二把交椅十拿九稳是林彪的”，他心里想，“林彪虽阴险狡诈，但他生逢天时，应该在他身上投点资，来个双保险”。于是他想出了投桃报李的计策，充当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和吹鼓手。当时，林彪曾煽动说中国有人搞政变，康生紧紧抓住了这次立功的机会，捕风捉影，一心想帮助林彪铲除贺龙这个“心腹大患”。

　　他在一个学生写的说贺龙要组织“二月兵变”的材料上大作文章，7月27日傍晚到北师大散布“彭真策划搞政变”的谣言。随即，这一新闻在全国爆炸开来，顿时刀光剑影，阴风滚滚，好像社会主义大厦马上就要倒塌下来。康生抓住了“兵变”的“事实”，甚至“兵变”的时间、地点和具体部署都调查得“一清二楚”，使林彪那篇贼喊捉贼的“五一八”讲话有了落实。这一招，极大地博得了林彪的欢心，叶群曾亲自给康生打电话代转林副主席的问候。

　　实际上，“二月兵变”事件是康生亲手制造的轰动全北京、震惊全中国的耸人听闻的大冤案，是康生酝酿的一个大阴谋。彭、罗、陆、杨相继被打倒，毫无提防的贺龙遭诬陷，在没有经过任何批准手续的情况下，堂堂的一位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被捕入狱，身陷囹圄之中，陷入呼天不应、叫地无语的绝境，很快便在囚室里折磨致死。

　　林彪在军队中的阻力清除了，而控制中央专案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铁腕人物--康生，在贺龙身上施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他明明早已看到北京卫戍区于7月29日写的关于向人大、北大借房驻军问题事实真相的报告，却公然进行陷害和诬蔑，直到将贺龙置于死地。康生不愧是“文化大革命”得志的大奸，他任意捏造离奇古怪的大案件，遇到适宜的气候，就登台兴风作浪，无中生有，制造出一件件耸人听闻的冤案。

　　贺龙含冤而死之后，康生又在林彪身上作了进一步的投资。他看到林彪的权力越来越大，地位越变越高，便又想出了讨好林彪的主意。他吩咐中央党校的心腹，高规格印出数万套封面烫金的《林彪文集》，并亲自恭恭敬敬地将样书呈送给林彪，邀功请赏，使林彪更觉得他是一个足智多谋、不可多得的智囊谋士。

　　然而，康生毕竟是一个政治场上的高级投机商，狡猾透顶，文集虽然印出，但并没有向下发。他做了两手准备，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因为他知道，古今中外，威高盖天的人，往往都以悲剧收场。果不其然，康生的老谋深算应验了。1971年“九一三”，林彪劫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康生吓出一身冷汗，他立刻下令将储备的数以万计的《林彪文集》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进纸浆厂，销赃灭迹。可见康生这个大阴谋家完全是一个投机惯犯，他只知为非作案，玩弄政治阴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真相大白之时，他却默不作声，销声匿迹。

　　在康生一生的政治投机中，因为他阴谋多变，从来没有自始至终的死党，相比之下，他同江青合作的时日最长。首先是介绍江青入“龙门”，接着又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审干中袒护江青的被捕历史，保驾江青安然过关。随后，又阴谋策划，让从苏联归国的贺子珍永远离开毛泽东身边，又一次保了江青的“大驾”。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倒刘少奇后，康生又在令江青极为嫉妒的王光美身上打主意，给王光美定了个“特务”的罪名，替江青射了一支“复仇之箭”。这一切都十分讨得江青的欢心。江青的感激之情自不待言，将康生尊称为“智多星”和“大恩人”，经常给康生通风报信，或一旁美言。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集团彻底垮台，康生就像一个赌棍，将赌注输得精光。他受到如此大的打击后，便重病缠身。既然自己不能亲自出马，只好将最后的宝押在江青身上，倾力死保“女皇”，尽“顾问”之职，寻找新的靠山。党的“十大”之后，重病在身的康生，积极推行“保江组阁”的策略，本指望江氏王朝里能涂上更多的康氏色彩。但事与愿违，他们苦心经营了八年的斗争即将成功之际，康生正在焦急等待上演的“好戏”，被“癞狗扶不上墙”的“四人帮”给演砸了。这对于康生这个大阴谋家来说，真是有十二分的不甘心。“真是太不争气了，这样的大好形势，即将毁于一旦”。康生感叹之余，也为自己的来日做着新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