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通过最后权衡利弊，已感觉到形势对“四人帮”不利，秘密叫来了唐闻生、王海容，揭发了江青、张春桥“叛徒”的丑恶历史，详细地说出了证明材料，并叫她们原原本本地转达上去。康生当时身为党的副主席，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他不向组织揭发，也不向中央提出，而是采取这么一种方式来“立功”，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除党的祸害，而是为了保自己。

　　康生，一生狡黠，诡计多端，他的赌注都是押双宝，而且是押在最保险的方位上。玩弄权术，他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世外高人”。但临死之前，还最后施展的投机钻营，恐怕连江青都想象不到，自以为是的中国至高无上的“女皇”却被自己的“大恩人”给秘密出卖了。

　　但历史是不会忘记他所做的罪过的。1968年7月、8月两个月内，康生授意和亲自排列的几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黑名单，将72%的中共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者，将61%以上的中共八届监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将50%左右的三届人大常委委员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国特”、“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这些迫害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黑名单居然成为康生“立功”提升的重要依据。

　　康生迫害大批干部的同时，依据“血统论”对干部的子女也竭尽诬陷和迫害，仅中央党校被株连的“黑帮子弟”就有150多个。这些青少年还没有真正走向社会，就被进行了无情斗争，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痛苦的烙印。

　　在自己的阴谋不能得逞，或阴谋暴露而受到攻击时，康生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马前卒”，甚至将他自己的心腹打手或干将抓来作“替罪羊”。

　　1967年初，康生以为刘少奇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他别出心裁地担心军队中还会窝藏着刘少奇、邓小平的“残渣余孽”，于是向林彪呈报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当时林彪正想借着这把刀将自己的敌对势力斩草除根，于是一股阴冷的黑风开始冲击军队，作为国家柱石的人民解放军领导机构开始大乱，陈再道、许世友等大军区司令员，有的成为“阶下囚”，有的遭受着人身污辱。

　　然而，正当康生踌躇满志的时候，毛泽东回到北京，听到各地围攻军队的消息感到势态严重，“将军队搞乱等于是釜底抽薪”。他怒斥林彪、康生一伙乱军夺权，起笔批道：这是“毒草”，“还我长城”。这真如平地一声惊雷，康生慌了手脚，“吓得魂不附体”。而后，康生想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寻找替死。阴险奸诈的康生在形势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全时，不惜抛出他们的得力党羽，移物栽赃，加害他们的打手和干将，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入牢狱。

　　事后，康生担心内幕败露，又谋划对王力、关锋的好友，在“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当办公室主任的李广文进行残酷迫害。李广文被逼迫走极端，宁愿争个“鱼死网破”，于是他深夜贴出了揭发康生的大字报。他本已成为康生的亲信，却被害坐了10年监狱，因之而受株连者多达350人。

　　1966年8月，康生为了将刘少奇彻底置于死地，首先授意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成立“抓叛徒战斗队”，重点清查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随后，揪“叛徒”之风，刮遍全国各地，他们目无国法，不分青红皂白，任意整别人的黑材料。

　　康生亲自指示造反派对张闻天、安子文等同志进行围攻。实际上，康生所称的“叛徒集团”纯属子虚乌有。薄一波等61名中共党的高级干部，在1931年至1936年，曾被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刘少奇和北方局为营救这些同志，曾向中央打过报告，根据中央的决定，才想办法将这些坚强不屈的同志营救出狱，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事。但“文化大革命”中，明明熟悉这一情况的康生，竟然颠倒黑白，将61人打成“叛徒集团”，把刘少奇说成这个“叛徒集团”的头子，对刘少奇狂加迫害。

　　康生对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孟用潜、丁觉群等人，也曾用十分狠毒的手段进行逼供，残酷迫害。康生不断罗织和加重刘少奇的罪名，将刘少奇诬蔑为“叛徒”、“内奸”和“工贼”，直至在开封监狱，将刘少奇折磨至死。

　　康生整人可以不需要任何事实和证据，为了将民族的精英一网打尽，不惜对广大革命群众下毒手。“文化大革命”中，在他的挑唆下，全国出现了派性大战，众多的群众组织被定为“反动组织”，遭到镇压。他制造的“内人党”黑风，在内蒙古草原上“刮”走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的性命，16222人被迫害致死，受诬陷群众多达346000多人。康生对全国广大群众的迫害，从“揪内人党”事件中可见一斑。

　　把康生说成是害人成性的刽子手，可以说毫不过分。在几十年的害人经历中，他发明了许多害人的理论：根据“主观想象”、“可能”的猜测、“由此及彼”的株连，要不就是“相面”或给他人“栽赃”。多年来康生自居为防奸专家，而实际上，他集历史奸恶之大成，以防奸为名，行谋害忠良之实。他残酷迫害妨碍他夺权的人，达到了惨无人道、随心所欲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