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轨下的老鼠

　　雪珥

　　8月18日，一个广东人最爱的发财吉日。而百年之前的这一天，广州市前市长（知府）、四川人施典章，却一点也看不出自己有任何“发一发”的迹象。

　　在这盛夏的一天，施典章有如热锅上的蚂蚁——而且是麻辣热锅上的。

　　一个惊人的消息如同这个季节江南天空中常有的炸雷：昨天（1910年8月17日），正元钱庄的大股东陈逸卿与其他股东一同被捕。此时，距正元钱庄在股灾中倒闭还不到一个月。

　　上海毕竟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与时俱进相当地有成效，地方当局面对股灾这类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而且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突发事件，其快速反应之迅捷，大大超出施典章及所有人的预料。

　　“市长下海”

　　施市长早已不是市长了，虽然还保留着“公务员”的身份和“厅局级干部”的级别，官场、商场应酬时人们还称呼他为“府台”。

　　如今他是施总，川汉铁路公司（简称川路公司）的CFO（“总收支”）。5年前（1905年），当他带着干部身份这一救生圈下海时，那可是由煌煌的中央文件任命的，而且是最高级别的中央文件——圣旨。川路公司已经在两年前（1907年）改成了商办，但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依然由上级指定、而非股东会推选。施总成了众多兼跨官场、商场的“两栖”干部之一，头上帽子红灿灿，保障着退路，而腰里钱包则是鼓囊囊的，代表着奉旨下海的巨大收获。

　　施典章并不满意自己在政治上的进步。参加工作以来，在官场中辗转迁徙，也就先后混了个琼州（海南岛）和广州的知府。当年的琼州，可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地方，有点门路的干部，绝对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坚决不到这种“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施典章扎根天涯海角几年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终于熬到了广州知府，一跃进入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一线干部行列。广州此时虽被上海压了一头，但好歹也还是繁华所在，这令出身四川泸州的施典章成为川籍干部中少数号称懂些洋务、懂些经济的人物之一。

　　开了眼界的施典章，开始盘点自己的人生：仕途上蹉跎半生，只混了个厅局级，凭自己有限的才干和更为有限的人脉，要继续走下去的话，前景实在暗淡。正好当时有个机遇，国有“央企”川路公司需要一名干部负责投资事务。施典章既是四川人、又有着抓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级别也够。经过一番“运作”，在川路公司“总理”（总经理）乔树木丹的引荐下，他得到四川总督锡良的赏识，终于下海经商。

　　乔树木丹也是四川人（华阳），当时还兼着教育部部长助理（“学部左丞”），主要还是在北京为公司勾兑高层公关。川路改了所谓的“商办”后，由上级任命“总理”的方式并没改变，并且在成都、宜昌和北京三处设立办事机构，任命了三位“总理”，老乔便成了“驻京总理”，依然掌握公司的实权。

　　施市长成了施总，工作的地点也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但手里的权力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大大扩大。尽管只是一名享受厅局级待遇的企业干部，他却掌握着一个在上海滩乃至全中国畅行无阻的法宝：资金——足足350万两的白银！这是川路公司已经筹集的资本金中的一半，放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进行“资本经营”，期望着用钱生钱。即使在上海，这也绝非一笔小钱，施总的晚餐如果多吃几颗川椒的话，上海滩第二天就一定会感觉到那股呛人的冲劲。

　　比起那以老窖而著名的家乡，施典章更为习惯生活在这个华洋杂处的东方巴黎。巨大的权势令他并不艰难地就弄明白了一个硬道理：这个大都市表面上充满了歧视，却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你的钱包有多鼓，你的嗓门就有多粗。而坐拥350万两白银的施总，当然是能绕梁三日的男高音。

　　风紧，扯乎！

　　川汉铁路的建设，一直是大清国从中央到地方的重点工程，而且是重中之重。“要想富、先修路”的经济驱动之外，这条拟议中的铁路，也成为对抗英、法在大清国西南地区边疆不断扩张蚕食的战略布局。

　　但是，一心雄起的大清国，却尴尬地遭遇了致命的“肾亏”——财政没钱。于是，发动民间的力量，打一场铁路建设的“人民战争”，就成为几乎唯一的选择。川路公司尽管在创立伊始定性为国有企业，其资金却依然大多来自民间，而且是来自向全省农民强行摊派征收的“租股”。这与其他铁路的民资主要来自商界投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埋下了日后酿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而终至不可收拾的伏笔。

　　几年来川路公司终于筹集了近千万两的资金，这都是“川人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破产，敲骨吸髓而来”（《民立报》），但离川路建设所需的5000万两资金还差得远，便正好被管理层作为资本经营的借口，以便为这些资产“保值增值”。在投资另一国有企业重庆铜元局失败后，川路公司承受了200万两的巨大损失，痛定思痛，余下的资金便被集中调集到了上海与汉口，进行相对保守的投资。在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上海，川路公司投放了一半的资金350万两，并由施典章亲自坐镇。

　　按照川路公司内部风险防范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钱庄存放，每一钱庄的存款上限不得超过15万两。而施典章之所以为正元钱庄老板陈逸卿的被捕而担心，就是因为他几乎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了陈逸卿的身上：在陈逸卿实际控制的正元、兆康和谦余三家钱庄，川路公司的总存款居然高达113.5万两。

　　自从上个月正元在股灾中倒闭后，施典章就一直惴惴不安，担心陈逸卿会出事。为了防范万一，施典章已经拍电报，将小妾和儿子都招到了上海，悄悄地提了8万两银子，到处放风说自己将到香港去售出被套的股票，以便弥补亏空。

　　陈逸卿被捕的事情，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陈逸卿还兼任着几家美资公司的买办职位，在老美的强力干预下，陈并没有被关进上海县那暗无天日的看守所，而是羁押在“中外合作”的特别法院“会审公廨”内。后世的史家多将此解释成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为“汉奸”护短，其实，陈经手了太多与美资公司相关的业务，只有把他控制在手上，美国人才能弄清那一盘糊涂账，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保护自己的利益。

　　陈逸卿好歹有美国人罩着，但自己既在朝中无人，又无海外关系，施典章此时最后悔的，就是没早当个“裸官”或“裸商”，早些把家眷安顿到香港，办好洋护照，一旦“风紧”就能“扯乎”。

　　上海硕鼠仓

　　9月25日，还没来得及出逃的施典章，在上海被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所派的“专案组”实行了“双规”。唯一值得他欣慰的也许应该是：虽然只有“厅局级”的身份，他的案件却是由大清最高领导、溥仪小皇帝的老爸、摄政王载沣亲自批示查处的。

　　专案组本来以为办的是一件渎职案，清理清查的结果却令他们大吃一惊：这根本就是一件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贪污大案。

　　除了违反规定在钱庄超额存款外，施典章还涉嫌侵吞公款，数额高达百万两。

　　根据公司账目，施典章在正元钱庄所存公款应为50万两，但钱庄方面却只认账40万两，并且向专案组提供了一张加盖着川路公司专用印章的收据：施典章已经取款10万两。同样，在存放了38万两公款的兆康钱庄，专案组也发现施典章已经取走了其中的10万两，余额仅有28万两。而这两笔共20万两的取款，在公司账簿中毫无记载。

　　专案组紧急提审施典章。施辩称，提取的并非公款，而是帮朋友经手的私款，是拿朋友的橡胶股票作抵押而从钱庄得到的贷款，与公司无关。此说如果属实，则吃进股票作为抵押物的钱庄只能自认倒霉。正元钱庄的经理何兆政，坚决否认施典章的说法。钱庄手握川路公司提款收据，手续清晰，证据确凿，专案组最后认定，施典章涉嫌挪用乃至贪污公款20万两，必须退赔。

　　除了在陈逸卿为股东的三家钱庄违规存款外，施典章还在陈逸卿担任买办的一家外资银行“利华银行”，存放了95万两的公款。公司账目显示，这笔存款，在3月份时被提取了20万两。在5月份又提取了15万两，却记载为“兰格志抵款”（即兰格志橡胶股票，参阅本报8月16日先锋话题版《亡国的股灾》），也就是说，这笔15万两被用于公司购买兰格志股票。公司账目显示，利华银行的存款余额应为60万两。

　　但是，施典章却提供了另一矛盾的说法。他解释说，以公司名义购买的兰格志股票总共485股，每股进价1750两，另加了5两的虚头，加上手续费等，总共入账开支为852990两。而资金则有55万两来自公司现金储备，29万两来自汇丰银行和义善源钱庄的抵押贷款，抵押物就是这批购进的兰格志股票，其余一些小的余款则由施本人垫付。根据施的说法，根本就没有动用利华银行账上那15万两。

　　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专案组怀疑利华银行那15万两其实已被施典章本人鲸吞。进一步的调查表明，这份所谓的“利华银行”的存款协议中，居然没有银行的信用戳记，也没有洋商的签字，而只有施典章与陈逸卿两人的签名盖章。更为可疑的是，作为外资银行出具的存款协议，居然没有载明明确的存款数额，而只写了个模糊的“95万两以内”。而且，协议还约定存款到期后，川路公司不得自行向利华银行提取，而只能由陈逸卿个人负责归还。专案组因此认定，这一存款实际与利华银行无关，而是施典章与陈逸卿之间的私下放贷，陈逸卿既然已经破产，该笔存款“亦与被倒无异”。

　　施典章以公司名义购入的兰格志股票，也被专案组发现了重大疑点。施典章是在5月份购入该股票的，遍查当时的股票报价，都在1400~1500两之间，每股至少虚报了250两的“花头”，总共虚报了12万两。更为吊诡的是，这笔股票也在公司的账簿上“渺无踪迹”。

　　被震惊了的江苏专案组立即将此案情逐级上报给了中央。在中央批示下，负责全国铁路建设的邮传部派出了第二个专案组，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却发现在案发前两年，施典章还曾经向陈逸卿名下的其他两家钱庄分号存入款项，而且居然都是在这两家分号宣布倒闭之后。施典章还曾将一笔17万两的公款，私自移存汇丰银行，公司账上亦无记载。

　　根据举报线索，邮传部专案组在陈逸卿的一家钱庄分号内，查获一个账簿，详细记载了与施典章之间有关一笔60万两放贷的往来细目。这就是公司账簿上所谓“利华银行”的存款。

　　至此，邮传部专案组认定：施典章“滥放路局所存之亩捐公款”，350万两公款被“亏挪竟至200万两”，这都是“小民之脂膏血汗”，绝不是什么“盈亏乃商家常事”；施典章以购买兰格志股票为幌子，大肆侵吞公司公款，浑水摸鱼；施典章将公款私存到汇丰银行及已经倒闭的钱庄，数额巨大，情迹可疑，“迹近侵蚀”。

　　根据大清《商律》，专案组建议责令施典章退赔其亏挪各款，收缴其所有非法所得，并在全案定结后，“发交地方官监禁三年，罚金即定为一万元，缴清后方得释放”。相比这件案子引发的巨大雷声，处理结果简直就是毛毛雨。

　　谁也料想不到的是，这场毛毛雨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场远比金融风暴更为可怕的飓风，正在青萍之末酝酿……（2）

　　（有关1910年上海股灾，请参阅本报8月16日先锋话题版《亡国的股灾》）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