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口味里番:蔡曙山：人类心智探秘的哲学之路——试论从语言哲学到心智哲学的发展

蔡曙山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心理学、脑与神经科学几乎同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1]。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一个崭新的交叉综合学科诞生了，这就是认知科学。

　　哲学是认知科学的来源学科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成为认知科学建立的先导。同时，人类心智的探秘又反过来促进西方哲学从语言哲学向心智哲学的发展。20世纪初形成的分析哲学，50年代开始人类心智探秘的语言哲学，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认知科学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的心智哲学，它们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2]。

　　心智哲学的建立，完成了哲学的“认知转向”；形成了“心智－语言－世界”新的三元结构世界观；开创了以经验为基础的、以综合方法为特征的哲学发展的新时代。

　　语言哲学的新变革和新框架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奇特的时代，我曾经将它称为“轴心时代”[3]。在这个时期，众多学科领域如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脑与神经科学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们是此后认知科学诞生的前奏。领导这个变革的是天才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乔姆斯基（N. Chomsky）。乔姆斯基革命的主要内容包括：形式句法学，包括SS模型、ST模型、EST模型、GB模型和MP模型；建立普遍语法和形式文法；确立唯理主义和心理主义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路线；先天语言能力（ILF）和普遍语法（UG）的发现；找到一条从语言到心智和认知的发展道路。乔姆斯基的贡献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而且还影响了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脑与神经科学。由于这些贡献，乔姆斯基被称为认知科学的第一代领袖[4]。

　　与乔姆斯基同时代的另一天才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蒙太格（R. Montague）建立的PTQ模型，将内涵逻辑、类型论和范畴语法应用于英语的意义分析，这种独创的意义理论，突破了经典外延逻辑的分析方法，建立了内涵逻辑的分析方法，由此产生的蒙太格语法（MG），促进了现代语言学和逻辑学的发展，开创了以形式内涵语义分析为特征的语言学新方向，同时也展示了“形式哲学”的新思想和新方法[5]。

　　20世纪语言哲学的另一发展方向是由后期维特根斯坦绘制蓝图、奥斯汀设计框架、塞尔建成大厦的“语言游戏论”和言语行为理论，它们都属于语用学的范畴。

　　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后时期的两本著作《逻辑哲学论》（1921）和《哲学研究》（1945）确立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两大重要学派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纲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核心思想是“语言的意义在于应用”，强调语言的使用者及其心理因素对语言意义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是从语言分析和心理分析进入语言游戏论的，即

　　语言游戏论＝自然语言分析＋心理行为分析

　　维特根斯坦不仅研究心理学，还将心理分析应用到语言游戏论中。在《哲学研究》的前6节中，维特根斯坦一一考察了在命名、原始语言、儿童语言学习、语言使用和交流中所出现的语词，在随后的第7节他总结说，儿童学习他们的母语的各种游戏称之为语言游戏，同时也将原始语言称为语言游戏，给石料命名或者跟着某人重复词的过程也可以叫做语言游戏。而最有普遍性的语言游戏则是指语言行为。这样，维特根斯坦就从早期的逻辑图像论进入到他后期的语言游戏论。语言不再被当作世界的图画，而是心智（mind）的规则。

　　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转变不仅是语言基础的转变——从理想语言转到自然语言，也是分析方法的转变——从单纯的语言分析转到语言分析与心理分析的结合。

　　在此基础上，牛津分析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发展了创新的“言语行为理论”。在1952－1954年间，奥斯汀每年都在牛津大学以“语词和行为”为题举办讲座，每一次讲座他都要加上一些部分重写的解释，这些材料就构成他1955年在哈佛大学举办“威廉·詹姆斯讲座”（William James Lectures）的基础。1960年奥斯汀去世以后，他在哈佛大学的12次演讲以及他为这些演讲所写的笔记被厄姆森（J. O. Urmson）和斯比莎（M. Sbisa）整理成书，于1962年以《如何以言行事》为题出版。1975年，该书被重新修订，出了第二版。到2003年，该书已经被第20次印刷。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这本不过170页的小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那种小开本。在任何书店和图书馆中，它都不起眼地、非常谦虚地站在某一个角落里。然而谁都知道，这是一本划时代的巨著。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受到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影响，重视对日常语言的语词和语句的意义的分析，特别重视对语言的使用条件即语境因素的分析。但是，奥斯汀的理论与维特根斯坦相比更加具体，也更加精细。维特根斯坦设计了“语言游戏论”的蓝图，奥斯汀则绘制出具体的画图。德国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施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üller）称奥斯汀是“与‘柏拉图主义者’维特根斯坦对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对手”[6]，说明奥斯汀是与维特根斯坦齐名、甚至可以与之比肩的语言哲学家。

　　奥斯汀的主要贡献在两个方面：第一，他认识到有一类特殊的话语，这类话语不是用来说事的，而是用来做事的。发现这类用来做事的话语，即通过说事来做事（doing something in saying something）的话语，这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使2500年来研究语言的人都蒙羞；第二，他创立了言语行为的基本理论，这方面的贡献又可以用“二三五”来进行概括。“二”是指奥斯汀早期对言语行为的分类法，即“行为式”（performatives）和“表述式”（constatives）的二分法。“三”是理论发展成熟时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的分类法，即将言语行为分为语谓行为（locutionary acts）、语用行为（illocutionary acts）和语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s）三种。“五”是指奥斯汀对语用行为（illocutionary acts）的分类，即分为判定式（verdictives）、执行式（exercitives）、承诺式（commissives）、表态式（behabitives）和阐述式（expositives）五种。奥斯汀的这些工作后来被人们统称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奥斯汀的革命使西方哲学终于告别了分析哲学的时代，走向语言哲学的新时代。

　　塞尔继承和发展了奥斯汀的理论。20世纪50年代初，当塞尔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即师从于奥斯汀、斯特劳森（P. F. Strawson）等大名鼎鼎的牛津分析哲学家。塞尔从他的老师奥斯汀那里学习和继承了正在创立之中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很多方面还发展了奥斯汀的理论，所以，他也被看作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此后成为言语行为理论的权威阐释者。塞尔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到美国，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逾50年，他将言语行为理论传播到美国，促进了日常语言学派（ordinary language school）在美国的发展。

　　塞尔对奥斯汀理论的发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普遍化，即认为“做事”是语言的普遍功能，“说事”只是“做事”的特例，或者说，“说事”就是“做事”。第二，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在这方面，他又做了两件事：一是将三类言语行为都归为语用行为；二是对奥斯汀的言语行为分类提出批评，建立自己的分类标准，并对言语行为重新分类。第三，在对言语行为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语用逻辑（illocutionary logic），使言语行为理论从语言分析的层次发展到逻辑分析的层次。语用逻辑是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的交叉领域，是一个新的逻辑学分支学科，语用逻辑的发展深化了语用学的研究。第四，塞尔从言语行为（1969）的研究过渡到意向性（1983）的研究，这是他从语言哲学过渡到心智哲学的标志，也是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从语言到心智和认知，是20世纪中叶以来英美哲学发展的主流。

　　语言哲学的意义

　　以上这些变革对人类认知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加以肯定。

　　第一，从方法论的角度看，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形成句法学（syntax）、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的三分框架和三种基本的语言分析方法，这个意义很大。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时代人类的进步不过就是方法和工具的改进。我们绝对不会比2000年以前的孔子、老子、耶稣、释迦牟尼更聪明、更有智慧，但我们有新的工具，所以我们能够做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情。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就是这种新工具和新方法。凭借这种新工具、新方法，我们能够知道自己和他人的语言结构（即语言符号的空间排列规律）、语言意义（即语言符号的指称和涵义）、语言效用（即语言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亦即语言符号用来“做事”的能力）。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不过就是使用语言符号。凭借这种语言符号，人能够正确思维和正确行事，人和人之间能够成功交际，最了不起的是，人还能凭借语言符号建构社会现实。人何以能够做到这些？过去我们对此并不清楚。20世纪后半叶语言哲学的发展为我们揭明了这一切。所以，施太格缪勒说奥斯汀所建立的言语行为理论使2500年以来以任何形式研究语言的人都感到羞耻。因为语用学向下包含了语义学和句法学，它才是最完全的语言学理论，而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核心和基本理论。上帝说：“要有光”，于是，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和塞尔来了，这个领域便被照亮了！

　　第二，从世界观的角度看，语言哲学的发展形成了“主体－语言－世界”的三元结构世界观。从古代到当代，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三次大的改变。在古代，哲学是一种本体论的世界观。它关心的问题是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如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元质，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毕达哥拉斯的数，德谟克里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等等[7]。近现代西方哲学将它的注意力投向了主体，是一种认识论的世界观。它关注的问题是人的认识能力、认识的来源、方法和途径等等。近现代西方哲学依其对认识问题的理解，可以被分为唯理论与经验论。唯理论者坚持认为理性直觉是知识的唯一来源，逻辑上使用演绎推理和分析方法，从符合直觉的前提得出结论，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笛卡尔、德国的莱布尼兹、荷兰的斯宾诺莎等。经验论者强调只有经验才是知识的可靠来源，逻辑上使用归纳推理和综合方法，从经验事实得出结论，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显而易见，不论古代西方哲学还是近现代西方哲学，它们都是一种主客体二元结构的世界观。但语言哲学却与它们迥然不同，它是一种全新的三元结构世界观，它在主客体之间引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语言世界。语言哲学认为，主体不能直达客体（世界），除非经过语言；同样，客体（世界）也不能为主体所反映，除非经过语言。显然，语言哲学是一种既区别于古代本体论哲学、又区别于近现代认识论哲学的新的哲学体系，“主体－语言－世界”的三元结构则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

　　第三，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以上发展催生了认知科学。首先从语言探索心智的是乔姆斯基。早在句法结构理论创建之初，乔姆斯基在《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1955）一书中就暗示外在语言（E- language）和内在语言（I－language）的区别。“外在语言”是乔姆斯基用来表示语言的个体特征和语言多样性的一个术语。外在语言是外部的，是与心－脑结构无关的。外在语言的另一个特征是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它。因此，外在语言只是一种语言现象。外在语言是杂乱无章的，是不一致的。尽管外在语言是如此的不同，但它们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东西，即来源于一个内在的初始状态，这就是内在语言。乔姆斯基使用“内在语言”这个术语有几重含义。首先，它是一种心脑状态（mind-brain state），是儿童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所获得的东西。它是高度抽象的，远离日常的语言行为和结构。内在语言不过就是心脑初始状态的一个范例。其次，内在语言是人类实现语言能力的机体组织，是心脑组织的一个部分，它类似于视觉系统，但它是专供语言使用的。乔姆斯基说，我们能够知道作为机体组织的内在语言的存在，但我们不能用手术刀来切除它，正如我们不能切除循环系统或视觉系统一样。当整个系统有效地工作时，它体现出来的就是语言能力。其三，内在语言就是语法。乔姆斯基认为，我们称为“语法”的东西，实际上是在理想的说话者－听话者模型中对知识的表达。乔姆斯基把语法分为语法（1）和语法（2），语法（1）就是内在语言，是在心智假设中存在的结构官能。语法（2）是关于内在语言的理论，它是由语言学家构造的，就像视觉系统的理论是关于视觉系统的理论一样。语言学家发展的语法理论并不是复制中心神经系统实际的编码过程，而是通过发展内在语言的理论，清晰地说明生成语言的过程和图像。1968年，乔姆斯基在《语言与心智》一书中阐述了过去、现在和将来语言学对心智研究的贡献，自然语言的形式和意义，语言的形式特征，语言和哲学，生物语言学和人类语言能力[8]。在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中，两个假设和理论前提是唯理主义和心理主义，由此推出的最核心的概念是先天语言能力（Innate Language Faculty，ILF）和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UG）。1975年，在《思考语言》一书中，乔姆斯基将语言称为“心灵之镜”，他说：“研究语言的一个原因——对我而言是最让我引以为自豪的原因——在于我们可以——用那句成语来说——将语言看作‘心灵之镜’，这是引人入胜的。”[9]乔姆斯基的话音刚落，认知科学诞生了。

　　心智哲学的新视界和新方法

　　经过以上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起躁动于母腹的认知科学终于在70年代中期诞生了①。

　　认知科学的6个来源学科是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诞生以后，这6个学科与认知科学交叉发展，又在各自的学科方向上产生出新的学科分支，它们是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语言与认知（language and cognition）、人工智能（AI）、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和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

　　心智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在认知科学方向上生成起来的崭新学科。心智哲学的建立，标志着西方哲学已经完成“认知转向”，即从语言哲学到心智哲学的转向，心智哲学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世界著名心智和语言哲学家塞尔说[10]：

　　当我从事哲学研究时，语言哲学是哲学的核心，但现在心智哲学已经转移到核心位置。发生这种转向有很多原因，主要的原因是认知科学的建立。语言问题的认识依赖于更为基本的心智问题的认识。恐怕我们还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理解人类心智与动物心智。我们确实不知道区别人类心智与动物心智的细节，但我们知道人类语言具有与动物语言不同的特征。动物的语言可以用于表达，人类的语言却可以用于表现，即用于建构社会现实。

　　以认知科学的诞生（1975）为标志，塞尔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此之前他的工作主要是语言哲学，此后的工作主要是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84年，当他为英国广播公司录制节目时，首次提出“中文房间论证”（CRA）人工智能模型。根据这个模型，他证明了数字计算机是没有任何智能的。因为数字计算机是一种句法机器，而句法对语义是不充分的，因此，计算机程序不可能产生智能。具体论证如下：

　　（1）计算机程序是纯形式的（句法的）；

　　（2）人类心智有心理内容（语义的）；

　　（3）形式句法对语义内容既不是结构限定的（constitutive），也不是充分的；

　　（4）因此，计算机程序自身对人类心智既不是结构限定的，也不是充分的。

　　由此可见，一方面，塞尔使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即语言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心智和认知的问题，并从语言哲学过渡到心智哲学；另一方面，他将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哲学的语言研究、心智研究和社会研究之间架起了桥梁。他说[11]：

　　我的工作事实上有三个部分。其一是语言哲学，其二是心智哲学，其三是社会哲学，这是一个我称之为“建构社会现实”（Constructional Social Reality）的领域。然后，所有这些领域通过理性研究结合在一起，它们覆盖了我的社会分析的所有三个方面。因此，我不仅有语言学、心智和语言研究，还有社会哲学。现在我正在这些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我认为对于将来的认知科学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社会本体论这个领域的意义。……我认为我们已经从以语言哲学为研究中心转移到以心智哲学为研究中心。发生这种转向的原因有很多。原因之一是，在语言哲学中正在发生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而当我们对大脑如何工作有更多的发现，以及当我们对语言和意识的诸多问题做了透彻的研究时，在心智哲学中也有大量激动人心的事情正在发生，心智哲学已经转移到了前台。我认为，我们业已从语言转到心智最简明的原因就是，语言的最重要的性质是基于心智的，因此，意义和意向性是先于语言的心智能力，在我们能够阐明语言的性质之前，我们必须将先于语言的心智能力搞清楚。语言依赖于心智，甚于心智依赖于语言。

　　由于塞尔的杰出工作，使他成为2004年美国国家人文学科总统奖章得主。塞尔获奖的评语是：“由于他的努力，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人类心智。他的著作体现了现代思想、辩护的理性和客观性，并规定了关于人工智能性质的争论。”[12]

　　心智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与塞尔同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著名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家莱可夫（George Lakoff）。莱可夫的研究领域广泛，包括认识语言学，特别是语言的神经理论；概念系统和概念隐喻；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认知和神经语言学在政治学、文学、哲学和数学中的应用。

　　莱考夫和约翰逊（Mark Johnson）在《体验哲学：涉身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中，开篇就提出三个重要的命题：心智与生俱来是被体验的；思维通常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大多数是隐喻的——它们被称为“认知科学的三大发现”。莱可夫说[13]：

　　两千多年来关于人类理智的这些问题的哲学沉思终结了。由于这些发现，哲学与从前再也不一样了。

　　当我们将它们放在一起认真考虑的时候，心智科学的这三大发现与西方哲学的核心部分是不协调的。它们要求我们对西方哲学当前最流行的研究——英美分析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做彻底的反思。

　　莱考夫认为，最近的认知科学已经摧毁了长期以来关于人的推理和预测能力的假定，而认知科学的三大发现提示了对“人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全新的和详尽的理解。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灵与肉完全分离的笛卡尔哲学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按照普遍理性的律令而具备道德行为的康德哲学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仅仅依靠内省而具备完全了解自身心智的现象主义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功利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乔姆斯基语言学意义上的人、后结构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计算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以及分析哲学意义上的人统统都不存在[14]。莱考夫和约翰逊不仅阐明严格的认知科学研究所应遵循的哲学立场，还重新审查心智、时间、因果性、寓意、自我等认知哲学的基本概念，然后他们思考哲学的传统。他们研究20世纪哲学的两个主要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理性？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语言？他们把人类认知的能力重新奠定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之上。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著作被认为是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传统分析哲学）思想的挑战。

　　心智哲学的意义

　　心智哲学的诞生和发展在哲学史和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心智哲学的诞生完成了哲学的认知转向。

　　如莱可夫所言，由于认知科学的建立，哲学的面貌就与过去（两千多年来）大不一样了。认知科学正在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完成了自己的认知转向。仅与20世纪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的分析哲学和大陆的后现代哲学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心智哲学与它们的本质区别。

　　对分析哲学的第一次挑战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维特根斯坦写作他的第二本天才著作《哲学研究》，他对自己前期的思想和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抨击。雷谢尔说：“分析哲学并没有死亡于它的高龄，而是在其全盛时期被击倒。而且它不是被其对手所消灭的；它的死亡是由它自己造成的——实际上，这个纲领是自杀性的。”[15]亨迪卡则说：“当分析哲学死在它自己手上时，维特根斯坦就是那只手。”[16]对分析哲学发起第二波攻击的是奥斯汀、塞尔等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发现一类没有真假但却又不是无意义的话语，这是对分析哲学使用真假框架和真值函数来做意义分析的思想方法的彻底否定。他发现说话是用来做事的这样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真理，则是对分析哲学世界观的根本否定：语言不是用来“说事”（saying something）的，而是用来“做事”（doing something）的。这是新世界观的萌芽，后来的心智哲学、社会哲学（语言建构社会现实）皆出于此。1975年认知科学建立以后，分析哲学遭到第三波攻击，这是更严厉的一波攻击，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现及后果。

　　我们前面说过，西方哲学的发展从古到今可以分为以世界为关注对象的古代本体论哲学、以主体为关注对象的近现代认识论哲学、以主客体的中介语言为关注对象的20世纪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涉及两次语言转向，即以形式语言为基础、数学逻辑为工具的第一次语言转向和以自然语言为基础、语言逻辑为工具的第二次语言转向）[17]。认知科学诞生以后，西方哲学又发生了新的转向，这就是认知转向，其结果是形成以人类的脑与心智为关注对象的心智哲学。人类灵魂在哲学的领域漫游2500年以后，终于回到了它自身。

　　第二，形成了“心智－语言－世界”新的三元结构世界观。

　　西方哲学的这一次转向即认知转向，其深远的意义可能还未被我们完全理解，其长久的影响也许需要等待我们跨越这段历史以后才能被完全认知。但就其主要者，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分析和预测。

　　近现代哲学关注的是主体，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关注的是语言。心智哲学与过去的哲学都不同，它不是一般地关注主体，而是关注主体的心智和认知能力；它也不是一般地关注语言，而是关注与脑和心智相关联的语言能力。这样，脑与心智就处于哲学的核心地位——这就是哲学认知转向的意义。现在，人类心智终于回到它自身——人在认知世界以前，首先应该认识他自己。这是何等崭新的世界观！

　　从脑产生心智（mind）的过程是认知，认知是脑与心智之间由此及彼的桥梁。以脑与认知为研究对象的心智哲学，其核心的问题包括：意识和意识结构、心身问题、意向性、心理因果性、自由意志、无意识和行为、感知、自我[8]。心智哲学所涉及的哲学理论有：二元论、消解论、心理主义、功能主义、思想的计算表达理论（CRTT）、联接主义（RCON）等等[19]。我们看出，心智哲学具有一种与语言哲学类似但又有明显区别的三元结构。在这里，心智（包括主体的心智）成为心智哲学关注的核心，它是心智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过去是语言哲学关注重点的语言仍然是心智哲学关注的对象，但它必须是与心智相关的语言。甚至连以现象学和本体论为特点的欧陆哲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认知科学和心智哲学的影响。在《心智世界：现象学和本体论论集》中，史密斯（D. W. Smith）将意识置于其学说的核心，他探索了意识结构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世界结构及意识在其中的地位，经验（内部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现象学问题，经验与世界之间的依赖关系（身体在经验中的作用，文化形式的背景思想的作用），在大范围的世界（统一性、事件状态、联接性、依赖性、意向性）所考虑本体论的范畴。该书以笛卡尔、胡塞尔、亚里士多德和怀特海等著名哲学家的思想为例，证明了本体论和现象论的相互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对心智哲学的意义[20]。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哲学的叙事方式和风格完全不同了。威廉姆斯说：“语言分析，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久远的哲学风格”[21]。这里所说的语言分析，不仅指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也指语言哲学的语言分析，尽管这两种分析在其使用的语言和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认知科学建立以后，不仅分析哲学终结了，语言哲学也终结了——如果不是以脑为基础，以心智为对象的话。

　　第三，心智哲学开创了一个以经验为基础的、以综合方法为特征的哲学发展的新时代。

　　20世纪是理性为主导的时代。在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上则是以寻求普遍原理为特征，在这样的普遍原理的指导下，使用分析方法对事物进行从整体到局部的分析，或使用演绎的方法从一般的前提得出个别的结论。怀特将这个时代称为“分析的时代”[22]。

　　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看似有理的”，但却是经不起追问的。如果我们都是按照统一科学的普遍原则如逻辑和数学的原则来思维和演算，那么，为何面对同一事实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例如，两个人同时看《红楼梦》为何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呢？看来，这样的问题不可能由逻辑和数学这种统一科学的原理来回答。逻辑和数学这种“纯客观”的科学解决不了认识的个体差异性问题。

　　认知科学另辟蹊径，它的目标就是要解决认识的个体差异性问题。为此，认知科学需要引进过去被“纯客观”的科学所排斥的主观因素、经验因素、涉身因素、意识因素、情感因素以及其他种种与认知主体的心身（mind-body）相关的因素。例如，心理逻辑将被弗雷格排斥的心理因素重新接纳为逻辑学的范畴，它以心理因素为变量，研究这种因素或变量对逻辑推理的影响[23]。从本质上说，认知科学与20世纪的追求普遍原理的“纯客观”的科学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认知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科学，它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涉身心智（embodied mind）是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在方法上，认知科学摈弃从前的科学理论唯一接受和使用的、单一的理性分析和演绎的方法，接受并重视经验归纳的、综合的和类比的逻辑方法。认知科学的这些特征和原则对心智哲学会产生哪些重要影响呢？

　　首先，心智是涉身的，因此，心智哲学也是涉身的和经验相关的。莱考夫将这种新的世界观称为“体验哲学”（philosophy in the flesh）。关于体验哲学，莱考夫说[24]：

　　我们是哲学的动物。我们是我们所了解的那种唯一的动物，它能够提问，有时甚至会解释为何事物正好正是他们的那种样子。我们是那种独一无二的动物，他能够沉思他们存在的意义，他能够持续地关注爱、性、工作、死亡以及道德。我们看来是那种独特的动物，他们能够批判地反省其生命的意义，以使其行为方式发生变革。

　　因此，哲学对于我们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探索生命的意义，并且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有价值的哲学应该是那样一种东西，它给我们深刻的洞察力，使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去体验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我们探索生命意义的核心问题是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自身——我们是谁，我们的心智如何工作，我们能不能变革，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这正是认知科学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帮助哲学认识它全部的重要性和用途。认知科学通过给我们关于概念、语言、原因和感情这些事物的知识来发挥这种作用。由于我们所想、所说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我们涉身心智的工作，认知科学是我们关于自我知识的一种最重要的资源。

　　在莱可夫看来，传统的西方哲学关于人的概念有四大特点：一是与身体无关的理智（disembodied reason），包括客观世界、普遍理智、与身体无关的人类理智、客观的知识、人类本质、官能心理等；二是一成不变的理智（literal reason），包括精确的概念、统一的概念体系、普遍的工具－目的理性；三是固有的自由（radical freedom），包括自由意志和有意识的自由；四是客观的道德（objective morality），包括客观普遍的道德和理性普遍的道德。与此相对照的是，涉身哲学所看待的人也有四大特点：一是涉身的理智（embodied reason），包括涉身的概念、仅通过身体的概念化、基础层级的概念、涉身的理智、涉身的真值和知识、涉身的心智；二是隐喻的理智（metaphoric reason），包括基础的隐喻、隐喻的推理、抽象理智、概念的多元论、非普遍的工具－目的理性；三是有限的自由（limited freedom），包括无意识的理智、自动概念化、概念转变的困难、涉身的意志；四是涉身道德（embodied morality），包括非高阶的道德、隐喻的道德、人类道德系统的多元论。因此，人类的天性是非本质论的，人类具有本质以外的天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哲学的认知转向是一种经验转向，但这种经验转向并不是回到以往的经验论，它是以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生物学为基础的经验转向。心智哲学是一种与身体、大脑、心智、无意识、本能以及内在语言和隐喻相关的新的经验哲学体系。

　　其次，心智转向不仅是哲学的转向，它预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我们称之为“综合的时代”。2009年5月，首届全国认知科学会议在江西南昌召开。本届会议的主题是“综合的时代——认知科学的发展及其影响”，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贵州毕节学院、江西城市学院等多所国内高校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重要科研单位以及来自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和伦斯勒理工学院的专家学者、教授、教师和研究生近5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我们预言，21世纪必将成为“综合的时代”[25]。2009年12月，笔者本人在浙江人文大讲堂作题为“人类心智探秘：漫谈认知科学”，笔者进一步断言，学科综合交叉、知识综合创新和人才全面发展将成为这个新时代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26]。

　　关于21世纪综合时代的特征，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加深认识和理解。

　　其三，综合的时代将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机遇。我们断言，21世纪是一个综合的时代，为此提供证据的，非止认知科学。2000年，当人类刚刚进入新世纪之际，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商务部（DOC）共同资助的重大研究计划，目的就是要搞清楚21世纪的时代特征，哪些学科是新世纪的带头学科。60多位科学家参加了这个计划，结果是一份460多页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的标题是：聚合四大科技，提高人类能力。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副标题：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简称NBIC。研究报告说[27]：

　　聚合技术（NBIC）以认知科学为先导。因为规划和设计技术需要从如何（how）、为何（why）、何处（where）、何时（when）所有4个层次来理解思维。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来制造它，用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来实现它，最后用信息技术来操纵和控制它，使它工作。

　　研究报告断言，NBIC聚合技术将会极大地改变21世纪人类生存的面貌，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知识[28]。

　　认知科学的发展和NBIC的预测都指向一点：综合的时代。认知科学是涉及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6大学科，是综合交叉的学科体系，NBIC则是一个更大的学科综合计划。因此，我们将这个新的时代称为“综合的时代”。

　　那么，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会遇到哪些挑战，它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机遇呢？这是一个大的话题，我们将另文阐述。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由于中国哲学和文化所固有的经验特征，由于这种哲学和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经验和涉身的元素，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会有更多的机遇。21世纪是否真的会成为“中国的世纪”？这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把握这次机遇。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像莱考夫那样深刻反思西方文化、思想和哲学的西方哲学家，已经对西方思想和哲学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我们中国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大可不必再“唯西方的马首是瞻”，不必再鼓吹“西方科技先进论”和“西方学术先进论”以及“中国科学虚无论”和“中国学术虚无论”。中国人从来有自己值得尊重的智慧、思想、文化、哲学和科学。冷静地看待世界，冷静地看待自己，以期得出我们对于新世纪正确的应对战略，这是我们当前最应该做的事情。

注释：

　　① 认知科学建立的三个主要标志是：1977年《认知科学》期刊创刊；1978年斯隆报告（Sloan Report）论述了认知科学的技艺；1979年认知科学协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详见蔡曙山．认知科学框架下心理学、逻辑学的交叉融合与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9(2):2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