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7日，于幼军回广州参加广东省文化厅原厅长曹淳亮的追悼会，见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说起自己元旦到春节期间在广州休息，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读书，希望馆里安排一间小屋，以便就近查找资料。第二天，李昭淳就在文德分馆腾出一个十来平方米、光线较好的小房间，放上了书桌和两个书柜。

文德分馆的原址是南宋广府学宫御书阁。12月30日，于幼军开始进馆读书，李昭淳专门派了副馆长毛凌文和张喜年博士为于幼军服务，“算是开小灶吧”。

李昭淳说，早在三十多年前，于幼军和《社会主义四百年》的合作者黎元江就是中山图书馆的常客，他们写作那本书的时候，李昭淳曾给他们提供过资料。那时，于幼军多次跟李昭淳提起“基洛夫案件”，他当时想搞清楚导致苏联“肃反”、“大清洗”运动的基洛夫被刺的真相。但当时苏共还没有倒台，档案没有解密，馆里无法提供有关真实可靠的史料。

于幼军告诉李昭淳，利用这段时间读书写作，他曾跟王蒙和任继愈交谈过。两位老前辈建议他写中国全民抗日战争史和“文革”史，因国内至今尚缺乏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这两段重要历史的著作。于对两位老前辈说，自己的功力不逮，难以胜任这两个巨大工程。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史，将在这本正在写作的《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中有所反映；而“文革”史则要等到今后写作《社会主义五百年》第四卷时才涉及。王蒙鼓励于幼军力求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书。

于幼军给自己定下了写书的原则和宗旨——务求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使写出的书立得起来，传得下去。

2009年元旦休假三天和春节除夕到初六一连七天，及其前后的四十多天，于幼军每天都在中山图书馆读书和写作，他对李昭淳开玩笑说：“你们应该给我发春节值班费。”

到历史现场去

人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于幼军曾对朋友说，这两年多读万卷书没做到，但千卷书是接近了；而行万里路早已超过，十万里都有了。为写作《社会主义在中国》，于幼军到了十余个省实地查访历史现场，收集了很多一手资料。

《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写的是1919年到1965年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这一段历史，陈独秀是其中绕不过去的人物。于幼军随即走访陈独秀的老家安徽安庆。

到了安庆，于幼军深为感动的是：当地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自发捐款建起了陈独秀纪念馆和独秀园。当地干部群众告诉于幼军，他们曾数次上报，要求将陈独秀故居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有关部门都没有批准，他们就自发筹资建起来了。

回到北京，于幼军就跟文化部有关同志说，为什么连蒋介石的故居都可以作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而陈独秀的故居就不批呢？“撇开陈独秀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和五任总书记不说，就是作为‘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也应该给他建纪念馆、把他的故居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呀。”

于幼军认真研读了《陈独秀文集》，请教了当地研究陈独秀的专家学者，在书中对陈独秀作了客观、中肯、实事求是的评价。他在书中列举历史事实，指出陈独秀对中共的创立发展、对推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走向高潮做出了重大贡献；过去强加给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反对工农运动”等罪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站不住脚的。他认为在共产党方面造成“大革命失败”和党遭受屠杀镇压惨重损失的原因和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令，而不能将之归咎于陈独秀。

于幼军还到了江西、福建，走访调研当年赣、闽中央苏区的开辟、建设、发展以及红军肃反、江西苏区打AB团和闽西打社会民主党那一段史实及教训。他采访了当地的专家学者，收集到了一些难得的史料，在书中作了详细的披露。1984年中央调查证明所谓“打AB团杀的那7万人”，没有一个是AB团的，完全是冤案。

查证红军长征过“毛儿盖草地”时那份张国焘的“密电”，于幼军也花费了很大工夫。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和“庐山会议”等场合多次说叶剑英把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等领导人的电报拿给他看：“南下，彻底解决党内斗争。”

关于这份电报，中共党内高层和红军高级将领一直有不同意见。于幼军在掌握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在书中以正文阐述和加注的方式，把所能收集到的各种资料、各方观点和盘端出，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

为了解开辟延安抗日根据地、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以及西安事变等重大史实，于幼军先后去陕西、甘肃、宁夏实地察看。他在书中写了正版党史没有提及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曲折过程：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和平解决的，他和一些红军将领开始主张杀掉蒋介石，在陕北建立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政府。当时张闻天是中共的总书记，他和周恩来不主张杀掉蒋介石，和南京对立。张学良、杨虎城和美国、苏联政府也均不同意危害蒋的安全。毛泽东等原来主张杀蒋的领导人头脑冷静下来后也改变了态度。这一切因素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陕北和延安地区，于幼军还努力查证延安整风运动、瓦窑堡会议、“习仲勋反党集团案”等史实。习仲勋作为当年的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文革”前只是因为给小说《刘志丹》提了点修改意见，就被认为是“利用小说反党”，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受到长达16年的停职审查，“文革”中上万人受株连，遭残酷迫害。于幼军在书中评述道：习仲勋一案是“千古奇冤”，这种“文字狱”实在是“令明朝专办冤案的‘东厂’、‘西厂’也自叹不如，望尘莫及！”

为了收集红军西路军的史料，于幼军沿着西路军当年的路线重走了一遍。他去了当年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建“根据地”的地方，那里千里戈壁，连个山坡都没有，他奇怪：怎么会选这里搞根据地？

于幼军察看当时西路军与中央军委来往的电文，其中一封电报是让救援已处在绝境的西路军的红军部队在某时赶到某地。于算了一下时间，就是现在开车都赶不到，更不用说当年红军只能靠两条腿赶路了。那段史实于幼军反复斟酌，没有将其写进书里。

于幼军得知中山大学一位教授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蒋介石的日记，于是登门拜访了这位教授，向他请教、核实从蒋的日记来看，“九一八事变”后蒋到底有没有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得到该教授明确否定的意见后，于又继续从多个途径查核，包括看了张学良九十多岁高龄时在美国接受日本电视台的采访谈话和张的重要部属于学忠等人的回忆录，才把这段历史情节如实写进书中。

2010年5月，《社会主义在中国》初稿完成后，于幼军送给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和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家的亲属征询意见。听取各方意见后，于幼军又修改了三稿。

2010年12月25日中午，于幼军校对签发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一、二、三卷的清样，托友人把手稿交送出版社。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于幼军接到电话：中组部通知他到新的工作岗位——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