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舒的二胎:教科书上“文景之治”真相：并非皇帝圣明

本文摘自：《透过钱眼看中国历史》 作者：波音 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只有读懂了中华大地上的粮食，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读懂中国的古代历史。

有了粮食，人才有了赖以生存的条件，人得以生存了，才有了经济的发展，才有了税收。古代中国最大的经济秘密是，税收大多来自农民，亿万个自耕农上交的钱粮支撑起了中央王朝。

用狗尾巴草填饱肚子

要读懂中国历史，我们得从了解狗尾巴草开始。狗尾巴草和粮食能扯上什么关系？其实人类驯化的各种农作物，不论是麦类、粟类、稻类，还是其他粮食作物，大都属于禾本科，而禾本科植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野草。说句玩笑话，我们现在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吃草。

狗尾巴草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农作物——粟的祖本植物，中国人驯化狗尾巴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万年前。粟，按照我们现在的通俗说法，就是谷子，我们早晨喝的香甜的小米粥就是用粟做的。反过来说，狗尾巴草是粟的野生种，也叫莠，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粟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我们的词典里有“良莠不分”的说法。

粟、黍和菽，是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作物，它们的现代说法分别是谷子、黄米和大豆。从读音上看，这三种作物名称很相近，为什么古人会如此称呼这些农作物，是件有趣而令人费解的事情。三种作物最重要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耐旱和耐贫瘠植物，而且生长期又比较短，非常适合中国北方旱地种植。而且，先秦时期农业技术很原始，可谓是刀耕火种，所以这三种非常皮实的作物就率先从百草中脱颖而出，被古代中国人筛选出来，作为当时的主要食物。

夏朝和商朝曾被人们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可见这种家养狗尾巴草的重要地位。不过，当时人口还比较少，人口密度很低，天底下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沼泽，人们可以获得的食物来源是相当多的。有人统计过取材先秦的诗歌集《诗经》，305篇诗歌中，有141篇492次提到动物，144篇505次提到植物，许多动植物都是当时人们的食物。就拿《关雎》一文来说，就有“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的句子。所谓“温饱思淫欲”，吃不饱肚子，怎么能有力气唱歌弹琴追美女呢？

这种田园诗般的时代注定要远逝，就像童年很美好，但终究要流逝一样。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人们必须开垦更多的荒地，专门种植那些产量比较大的作物，以满足大量人口的食物需求。

这其实就是有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观点，人口数量是以几何级数上升的，1、2、4、8、16……而从环境中获得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数量，是以算术级数上升的，1、2、3、4、5……人口总是增长得更快，这位英国经济学家悲观地认为，只有战争和疾病才能干掉多余的人口，解决人口和资源之间增长速度不一致的矛盾。

但是，如果打不赢别人，抢不到更多的地盘；又没有爆发瘟疫导致非战斗减员80%，人们总不能像北欧的旅鼠那样，在鼠口爆炸的压力下纷纷跳海自杀吧？尤其是土地变成了私人财产之后，人口和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了。除非远遁山林，否则人们必须琢磨，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如何获得更多的粮食，装满自己的粮仓。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人口数量的上限其实掌握在农作物的手中，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决定着人口数量的多寡。而面对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粟这种产量很低的作物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小麦小麦我爱你

就在这时，小麦闪亮登场了，以其良好的口感和稳定的产量，席卷了中国北方地区，各地农民纷纷成为小麦的狂热粉丝，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

然而，小麦却不是我国驯化的作物，它的故乡在遥远的西亚，那里也是人类最早的农业起源地。距今约1万年前，那里的人们在平地上种小麦和大麦，在山坡上放牧山羊和绵羊。那时候的人们获得一种新的农作物的喜悦之情，不亚于我们今天获得一部苹果新型掌上电脑的感觉。此后，小麦的种子迅速地从西亚向四周蔓延。

小麦到达中国的时间不详，不过我国境内最早的小麦遗物，是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里发现的，在古墓的一个草编的小篓中装着小麦作为随葬品，距今已经有3800年的历史。当地遗址中还发现了大型磨麦器。新疆的发现提醒我们，小麦很可能是从西亚经过新疆传入我国北方的。史书上也曾经记载，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约会的时候，沿途部落纷纷向周穆王进献小麦，可见当时小麦已经是全亚洲人民的大众情人。

商、周时期，小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粟，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以粟为尊贵之物，看来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不过，嘴巴最终还是决定了脑袋，即使在古代原始的耕作制度下，单位面积小麦产量估计也是粟产量的两倍以上，如果水肥得力，产量会更高。

到了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取代粟，开始在各国的粮仓中成为主角，特别是秦国。

战国七雄之中，秦国位于西方，从地理上看，靠近西域，所以当地接触到小麦这种作物的时间必然很早。而且，秦国拥有渭河冲积形成的关中平原，这里的气候和水文条件非常适宜种植小麦。所以秦国最后做大，并统一天下，是有着优良的环境基础的。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秦国的军队有多彪悍，让他们饿几天肚子就没有战斗力了。战国后期秦军能够连年作战，经济基础则是关中平原出产的小麦。

这一点，司马迁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谈到，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土地不过天下的1/3，民众也大抵如此比例，但就其富庶程度，却达到了天下总量的60%。所以到了汉朝，国家的管理者非常重视关中平原，还有关中平原上的小麦。西汉的许多农学家兼官员就力挺在关中平原上大力推广小麦种植。

在经历了秦末的战争和汉初吕后专权的动荡岁月后，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期间，西汉迎来了所谓的“文景之治”。《汉书》记载，当时国家的粮仓逐渐丰盈，新粮压在旧粮上面，一直堆积到了粮仓的外面；国家的库府里积攒了大量的铜钱，由于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烂掉了，散落在地上的铜钱数不胜数。

后人评价文景之治，大多归功于战乱平息后政治稳定、皇帝以身作则勤俭持家、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等因素。这些解释固然都有道理，但我们应该关注更为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小麦的广泛种植。中国各王朝的根基是农民，虽然农民也有许多种，有自耕农，有佃农，有农奴，但就古代中国来说，农民中的主力军是亿万小自耕农。如果这些自耕农的土地上的粮食产量很低，仅能糊口，根本交不出皇粮，即使皇帝再勤俭节约，以德治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恐怕也没有多少税收能够存留下来。正是因为在文景时期，借助着和平年代的到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产量超过其他作物的小麦，才使得自耕农们秋收的时候能打下更多的粮食，于是可供上交的皇粮也就更多了。

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一些“盛世”，在那些以儒家思想为纲领的史官笔下，无一例外都是仁政的产物，是人品问题。但其实，有些“盛世”根本就是官样文章，吹出来的，而有些“盛世”则另有原因，并不是用一句“皇上圣明”就能概括的。文景之治就是一例，两个皇上并没有推行什么出色的政策，也就是节日的时候扶一扶锄头，摆个POSE而已。小麦才是文景之治真正的幕后推手。

有多少小麦可以重来

自秦国开始，关中平原能够长期稳定高产，还得益于郑国渠的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界的黄金时代，当时什么稀奇古怪的思想都有，有主张兼爱天下的墨子，就有主张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郑国渠这个工程，就是韩国策划的很搞笑的一个阴谋。

战国七雄之中，韩国紧邻秦国，实力却最弱，随时有被强秦消灭的危险。走投无路之时，韩国想出来一条“妙计”，派遣本国的水利专家郑国前往秦国，鼓动刚上台的秦王嬴政在渭河流域开凿一条水渠，灌溉关中平原的万亩田地。兴修水利可是大工程，此计如果成功，短时间内秦国就没有财力、物力来进攻韩国了。

当时秦国虽强，但水利人才匮乏，郑国的到来让秦王喜出望外，立即让他主持这项战国时期的“三峡工程”。秦国的资源和人力被这个大工程卷了进去，的确没有力量开战了。没想到5年之后，韩国的阴谋败露，秦王大怒，要杀掉郑国。生死关头，郑国对秦王说，我的确是间谍，但是如果水渠建成，却对秦国大大地好。我只不过让韩国多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却会让秦国万年受益。

要说秦王嬴政真是经济学的高手，立刻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依旧让郑国主持修水渠。历时十几年，水渠建成，名叫郑国渠。郑国这个超级大卧底能够名垂千古，完全是因为秦王广阔的胸襟和卓越的远见。

说郑国渠的事情，其实还是要谈谈小麦。小麦属于耐旱的作物，所需的水分并不多。修建郑国渠，灌溉只是一个次要作用，主要的作用是用水冲掉田地中积攒的盐卤。黄河流域的农业区都属于季风气候区，季风来的时候雨量充足，但季风不来的时候却很干旱，土壤水分蒸发很快，却把盐卤留在土壤中，年复一年，农田就出现盐碱化，肥力大大降低，最后无法耕种。

古代中国人选择了种植小麦，同时也就选择了与盐卤作长期的抗争。虽然有郑国渠这样的水利工程来缓解盐碱化的趋势，土地肥力的下降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个补救措施就是休耕，种一季就休耕一段时间，待土地肥力恢复后再种一季。休耕就意味着放弃了一段时间的粮食产量，对于古代中国的小自耕农来说，生活中一段时间没有收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种小麦的地区，不论是关中平原，还是后来华北平原的一些农耕区，农民们不得不连年耕种，最后让土地陷入万劫不复的盐碱化境地。大批农民失去了稳定的粮食收入，揭竿而起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次导致王朝覆灭的农民起义，都发源于小麦的种植区，比如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爆发于山东莒县，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于河南洛阳，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爆发于河套地区，隋末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山东、河北、河南，唐末的黄巢起义爆发于山东，明末的李自成起义爆发于陕西米脂……这些起义的导火索可能各不相同，但背后都有土地盐碱化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