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红色”出版热潮中的于幼军《社会主义五百年》

看过去，想现在，为未来

    韩安贵(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自由撰稿人，广州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于幼军同志的著作《社会主义五百年》三卷本（其中第一、二卷是与人合作，增订出版，第三卷是于幼军同志独立著述），由广东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广东“红色”出版热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是献给党的生日的厚重礼物。我怀着对社会主义史的敬重和对作者的崇敬之情通读了洋洋百三十万字，不时为那些为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理想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乃至宝贵生命的仁人志士所震撼，不时为作者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对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洞见和对历史对人民对党的负责所感动。书中的人和事，作者的感和悟不断牵扯着我的神经，欲罢不能且难以平抚！(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是一部很好读的书。讲述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和运动的历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但作者一反一般学者在纯理论领域信马由缰，用枯燥晦涩的学术语言进行历史与逻辑的演绎，而是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以文学的笔调将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娓娓道来，其中生动地刻画了众多思想家和相关历史人物的形象，再现式地描写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事件，语言简洁流畅，形式新颖活泼，内容通俗易懂，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难怪本书第一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热情欢迎，曾获第二届全国优秀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等多种奖项。

    按章回体小说的格式要求，每回前一般用两句对偶的文字标目，称为“回目”，结束用七言诗作结，叫作“收场诗”。《社会主义五百年》每一回的回目和收场诗都经过精雕细刻。回目准确概括该回的基本内容，收场诗则更多地具有反思警示的意义。比如：社会主义发端时的“颠倒世事英伦惨见羊吃人扭转乾坤莫尔情寄乌托邦”，科学社会主义创立时的“两个天才携手签发出生证书一群战友结盟开拓共运新路”，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时的“数代人长征从十月革命起步四百年梦境因俄国革命成真”，社会主义在中国时的“润之潜心耕耘终成新民主主义理论陕甘起步试验探索人民共和国模式”，等等。这样的回目十分抓人眼球，吸引读者急切地一读为快。再比如，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后，作者深刻警示：“自由发展是目标，人类解放为正道。共产主义本明晰，莫把龙种变跳蚤。”在评述列宁关于“一国胜利”理论及实践后，作者热情颂扬：“革命可循两步走，取胜应能一国先。洞悉世变策新论，人类解放路更宽。”在反思中国“大跃进”的热闹场面后，作者直白讽刺：“豪言壮语竟登场，一个更比一个狂。他日子孙谈此事，笑话前辈太荒唐。”如此收场诗浅显明白，但寓义深刻，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效。

    这是一部有理论价值的书。通俗，使得读起来没有生硬的“理论”阻隔，能够一气呵成，但许多独到见解却融汇其中，润物无声。《社会主义五百年》把读者定位在“老少咸宜”，在叙述时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只是形式和手段，不是目的本身。作者的目的是什么？在“楔子”中，作者开宗明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势之下，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重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述，真正理解他们当初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社会蓝图，就是要辨清苏联东欧政局剧变究竟是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的失败还是被扭曲变形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还是悖离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所受到的严厉惩罚；就是要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用主义地对待老祖宗的理论，还是回归社会主义的原本应有之义。为此目的，作者结合自身实践体会重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吸收学术界许多新发掘的史实和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长期被有意无意忽视、遮蔽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新的挖掘和解读。

    比如，在第一卷新增写的第十九回，探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理论社会的最高目标、核心价值和基本内涵的论述，分析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私有制观点的梳理，对我们厘清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史上的这一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在深入研读《共产党宣言》及其他经典著作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后，概括道：私有制的产生、存在及消灭是有条件的，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具备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这一客观条件，任何消灭私有制的举措都是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消灭私有制改变的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属性，它与消灭利用私人占有奴役他人劳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消灭私有制不等于消灭个人财产；消灭私有制的方式途径并不是先验预设和唯一不变的，当历史条件成熟时，将会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状况，产生不同的方式途径。这既是在关于消灭私有制问题上的正本清源，又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作者在理论问题上的真知灼见。如此简洁明晰又力透纸背的理论表述，即使在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中也不多见。而这样鞭辟入里的新认识新感悟在《社会主义五百年》中却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是一部看过去、想现在、为未来的书。毛泽东同志提出理论要联系实际，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射中国实际这个“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社会主义五百年》正是这样做的。据于幼军同志自己透露，从2008年10月起的两年多，他每天上下午躲在国家图书馆里，查阅资料，潜心钻研和写作，阅读相关书籍论文史料约三四千万字，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文献摘录。假期回到广州，他又到中山图书馆里继续读书、写作。研读写作之余，他先后到了上海、浙江、江西、福建、陕西、宁夏、甘肃、四川、安徽、河北等省市区的革命老区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白天实地察看、收集资料，晚上请教当地的老前辈和专家学者或整理读书笔记，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拟出初稿后，他又将书稿送请30多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权威专家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人亲属等征询意见。这样的坚持不懈，博览群书，这样的上下求索，潜心研究，不为别的，只为“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良知负责”。

    本着这种负责的态度，作者在述史过程中不是为史而史，不是袖手旁观，而是以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身份，怀抱着对共产主义的执着和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以一位严肃学者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始终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始终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用大的视野审视历史、反思历史，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可以说是，做到了古为今用，有的放矢。他在书中敢于提出创见，敢于提出疑问，见人之视而不见，发人之未敢先发，所以读来令人为之拍案击节，与之同声共鸣。如在反思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上的分歧时，作者写道：“无论是提出需要三五年还是十五年、二十年，其实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而已。”作者在这里并没有展开评述，但这短短数语，却跳出了简单的“非此即彼”式的评判，说明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乃至中央领导集体共同犯了急躁病、狂热病的问题。显然这是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以及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搞一百年的论断作为反思这一争论的历史参照，从而使评判更全面、客观、准确，更能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在第三卷第二十三回末尾，作者不无感慨和困惑、也不无辛辣和尖刻地指出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翻阅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笔者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每临艰难困苦、大灾大祸，不管处境如何凶险，条件怎样恶劣，毛泽东总能坚定、沉着、冷静、务实、灵活应对，勇敢睿智地化险为夷、摆脱困境，显示出伟人风范和英雄本色；而一旦走上坦途、步入顺境，毛泽东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刚愎自用，奏起斗争哲学，酝酿折腾内耗。”从这一“实难说清”的独特现象中，我们作为后来者，难道不应汲取教训吗？

    于幼军同志利用两年“赋闲”，“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而我则是“独立小桥，人影不随水流去”，思绪总停留在作者所提出的一串串启人深思的问题里，不能自拔，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