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未来之夏曦np:吕日周：于幼军《社会主义在中国》反思中共历史事件

2011年07月01日 13:10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吕日周

吕日周（山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山西改革与创新研究会会长）

今年初，幼军复出工作了，比以前多了几分从容淡定。这两三年，他把书本当做疗治精神创伤的良药，凝结着其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思考、探索和感悟的心血之作—《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也出版面世了。

还原陈独秀、张闻天

《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是《社会主义五百年》（原名《社会主义四百年》）丛书的第三卷。作为一部通俗的理论和史学著作，该书沿袭了前两卷所采用的中国传统文学章回演义的体裁风格，聚焦于中国“五四运动”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夕40多年间发生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不好写，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更难写。主要在于写中国这一段历史，会遇到许多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要趟过一个个“雷区”，需要作者具有很大的政治理论勇气和智慧艺术。

为了写好这部著作，幼军以超常的意志和毅力，奋力排解事业挫折、人生磨难带来的苦郁烦扰，不断“泡”在国家图书馆里，研读了三四千万字的书籍论文及史料，查找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摘录；又先后踏足十几个省的革命老区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及重要人物活动地，请教当地老前辈和专家学者。这些再加上其多年的学习积累、政坛历练和实践感悟，为写作该书奠定了丰厚扎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力求还原历史真相。比如，第一回写中共一大的筹备召开，讲到在一大会议上，围绕党的性质、革命方式以及组织原则等问题，与会代表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议，但最终照抄照搬俄共模式的意见占了上峰。据此，作者明确指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存在许多局限和缺陷，尤其是在组织原则上片面强调了集中统一，忽视了民主精神和民主原则。这就“使党组建伊始就缺失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不可或缺的民主机制。这一‘先天不足’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文化、皇权思想、臣民文化、游民文化等结合，使中共无论在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时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又如，对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功过是非，历来众说纷纭。鉴此，幼军在书中，充分肯定他在传播马列、筹划建党、起草制定党章党纲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推动国共合作以及领导工人运动等历史过程中所作的重要贡献。针对党内和学术界长期以来对陈独秀反对工农运动，犯“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错误的指责，该书的第五回专门作出分析回应。指出：这一指责有失公允。因为，“正是陈独秀，不仅领导、部署，而且亲自参加和指挥著名的‘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大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等影响重大的工人运动”。“陈独秀在领导工农运动中头脑清醒，对当时一些地方工农运动出现的过火行为及时批评指出，要求各级中共组织注意引导、纠正，以免授人以柄、延误大局，他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

再如，该书第九回、第十回、第十二回和第二十一回，分别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延安时期和庐山会议期间这几个历史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高尚品格，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和颂扬。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率先站出来，反对时任中央主要领导的博古等人推行单纯军事防御的错误路线，并与王稼祥一道力推毛泽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深明大义、摒弃前嫌，力主和平解决、联蒋抗日，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在延安时期，“总书记张闻天心胸豁达、作风民主，让大家讲话，允许不同意见争论，鼓励探讨问题。他主持会议研究问题，总是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决策，从不个人说了算，同时又保护少数，尊重不同意见，毛泽东戏称张闻天为‘开明君主’。”在庐山会议上，面对鸦雀无声的肃杀政治氛围，张闻天更是舍得一身剐，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同强权抗争。他不顾别人的好心劝阻，大胆发言剖析“大跃进”错误，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党内民主鼓而呼，为彭德怀仗义执言。

反思历史大事件

《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坚持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对各回所描述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均作了画龙点睛的理论评述。

举其要者如：对于延安整风运动，该书首先肯定。同时，又指出了这场运动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书中披露，延安整风运动名为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实际上所学的主要是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和苏共、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及党内文件。在中央规定的22个学习文件中，竟然没有一篇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宁著作仅有一篇，还是“由几段语录摘录而成”。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不仅伤害了大批热情投奔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而且使延安的政治生活从原来生动活泼变得万马齐喑。而反对教条主义的片面化、简单化，更是使原来思想活跃、理论创新的浓郁气氛荡然无存。”对此，亲历过这场运动的中共党史和理论权威胡乔木曾指出：“从整风以后，实际上很少有人创新什么研究，要研究的就要是毛主席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没有人敢研究。”此外，“1943年确定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党内、军内和群众间开始流行‘人民大救星’、‘红太阳’、‘山呼万岁’等，使个人说了算和个人崇拜由此抬头，乃至后来愈演愈烈。”

又如，关于“反右派”，幼军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资料，计算得出这场运动“错划右派比率竟达99.99%”，指出：“如此扩大化实在太离谱了”；关于“大跃进”，幼军摆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几组不同数据，指出：“无论是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两千多万还是三千多万，那一个数据都沉重如大山，压得有良知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执政党愧对人民，必须永远记住这沉痛教训。”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一方面，幼军毫不讳言地指出：毛泽东作为始作俑者和主要决策者，无疑应对此负主要责任。该书的第二十二回讲到：“翻阅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笔者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每临艰难困苦、大灾大祸，不管处境如何凶险，条件如何恶劣，毛泽东总能坚定、沉着、冷静、务实、灵活应对，勇敢睿智地化险为夷、摆脱困境，显示其伟人风范和英雄本色；而一旦走上坦途、步入顺境，毛泽东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刚愎自用，奏起斗争哲学，酝酿折腾内耗。其中究竟，实难说清。”但另一方面，幼军更为清醒地认识到并且反复强调：造成这些历史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历史和现实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过多地纠缠历史旧账，不能只从毛泽东个人的品质和性格上找原因。该书第二十一回总结“庐山会议”教训时，列举了以下四点：一是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必须具体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并靠严密、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党规党纪予以保障；二是执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建立在充分发扬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能理解或实际上变成只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是在党内和社会上都要继续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和帝王作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四是领导十多亿人口大国的政党，要建设成为善于学习和思考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