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生育政策调整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主要数据的公布，为人口学界和公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借以廓清生育率估计的重重迷雾，加深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解与认识。我的判断是，中国人口形势早已发生重大变化，生育率早已很低。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妇女生育率已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所谓世代更替水平，是指在目前死亡率水平下一对夫妇终其一生只生2.1个孩子。在该水平上，一国总人口动态稳定）。但苦于缺少较为准确的基础人口数据，中国生育率究竟有多低？现行生育政策是否需调整？都是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

　　“六普”发布了新的基础人口数据，人们从中发现，中国的生育率并未如官方估计那么高，人口总量峰值大大低于此前预期，抵达峰值的时点也进一步提前。这为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提供了更多数据和事实的支撑。

中国总人口不会超过14亿

　　“六普”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普查时，中国总人口为13.40亿人。这不但低于国家人口计生委2005年提出的人口规划目标（2010年13.7亿）近3000万人，也低于联合国2008年版中国人口“低方案”预测结果（13.54亿）。

　　1990年-2000年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07%，2000年-2010年间，年均增长率下降至0.57%，仅及1990年-2000年间年均增长率的一半多。由此可见，中国人口惯性增长速度大大降低，人口快速增长早已成为历史。

　　“六普”时，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下降了6.2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1.91个百分点，出生性别比由2000年的116.86进一步攀升到2010年的118.06，上升了1.20个百分点，远远超出103-107的正常值范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趋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六普”发现，家庭户规模持续缩小，平均家庭户规模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3.44人缩减至3.10人；城市化率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36.22%迅速提高至49.48%，年均提高1.33个百分点。

　　按“六普”0-14岁人口比例16.60%推算，1996年-2010年间，中国妇女的年均总和生育率只有1.44左右。按2000年与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数推算，2000年-2010年间，中国妇女的年均总和生育率在1.55左右。官方公布的“六普”漏登率仅为0.12%，是一次高质量的人口普查。据此可初步断定，2000年-2010年间中国妇女年均总和生育率在1.40-1.60之间，2010年时极可能已不足1.50。

　　未来中国妇女生育率还会持续走低。假设2011-2100年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分别维持在1.40（低方案）、1.50（中方案）与1.60（高方案）的水平上，对2100年前中国人口发展趋势预测如下：

　　低方案下，中国总人口峰值为13.75亿，于2020年前后出现；中方案下，中国总人口峰值为13.86亿，于2022年前后到达；高方案下，中国总人口峰值为13.98亿，于2023年前后抵达。无论哪种预测方案，中国总人口峰值均不会超过14亿，不仅大大低于此前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估算的15亿左右，而且峰值出现的时间也比该报告预估的提前至少10年。

　　1950年-2100年间，中国总人口的变动轨迹就如同“过山车”。即便乐观估计，到2100年时，中国总人口规模也将缩减至7.5亿以内。也就是说，经过150年时间，中国人口数量极可能由“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如果说20世纪是中国人口爆炸的世纪，那么，21世纪中国人口爆炸的引信早已拆除。

人口预测存在严重偏差

　　从“六普”数据看，中国对人口发展形势的认识已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甚至是对人口发展形势的严重误判。这突出体现在：

　　一是生育率被严重高估。按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过去10年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4-1.6之间，极可能低于1.5。大大低于国家人口计生委一直坚称的1.8左右的水平。这意味着，近10多年来，中国妇女生育率被严重高估。

　　二是老龄化被严重低估。《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显示：2000年-2009年间0-14岁组人口比例年均减少0.44个百分点，而“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0-14岁组人口比例仅为16.60%，与2009年底相比，低了1.90个百分点，远远高于0.44%的年均值，这是不可能的。2000年-2009年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年均提高0.17个百分点，2006年-2009年间年均提高0.20个百分点，但“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87%，与2009年底相比，提高了0.37个百分点，远远高于2000年至2009年的年均变动值。

　　显然，上述两个数据的矛盾只能证明，中国对2000年后老龄化发展速度存在严重低估。

　　三是城市化率被严重低估。《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显示：2000-2009年间中国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15个百分点，2006-2009年间年均提高0.90个百分点。而“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人口普查时城市化率已经高达49.68%，比2009年底时高出3.09个百分点。

　　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显然是以前的城市化水平被严重低估了。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速度比预想的还要快。按照“六普”数据推算，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即超过半数的人生活在城镇。这是中国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中国正在向乡村社会告别，迎来城市社会。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80年代初实行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数十年来，计划生育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妇女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不仅使人口红利加速来临，更使得人口红利异常丰厚，与改革开放一起，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的生活因此而得到极大的改善，综合国力大大提升。

　　但更应该看到：计划生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主要表现在：大量的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生存风险、养老风险、贫困风险等正在徐徐释放；出生性别比失衡更加严重；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劳动力培养成本日渐上升，劳动力供给面临短缺……。

生育政策应尽快调整

　　中国早已告别了人口快速增长时期，而妇女总和生育率目前极可能已低于1.5。目前，中国人口总量还在缓慢增长，但正处在人口惯性作用下减速增长的阶段。10年后，中国就会迎来人口的负增长，此前担心的“人口爆炸”问题已不足为虑。

　　同时，中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已发生根本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母亲受教育年龄的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率的提高、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多的人不愿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基于严格控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已无必要。

　　就理想目标而言，中国近期应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但是，考虑到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生育潜能的集中释放，加之政策调整带来的利益格局调整，建议生育政策调整采取“四步走”战略：

　　第一步，从现在起到2014年，普遍允许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单独）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同时允许再婚夫妇无条件至少生育一个孩子；第二步，从2015年开始至2019年，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第三步，从2020年开始至2024年，对生育数量不加任何限制；第四步，从2025年开始鼓励生育。

　　以目前中国生育率变动趋势看，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步伐可能还要进一步加快。极可能出现的是，2020年前，中国就要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了。

　　生育政策调整必然是个艰难的过程，可能遭遇政府相关部门的阻力。由此带来的决策的滞后，会贻误政策调整的时机，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鉴于此，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必须摒弃既往的“部门决策”体制，走向社会决策，并强化公众参与。 ■

　　陈友华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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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政策应尽快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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