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星际宠婚番外txt:“人类之不齐”——从南北酒礼说起

杨天保

两湖文化，亦统称楚文化。数年前，我从这个文化背景中脱出身来，南下玉林，所以，异地而处，在多数场合下，较之土著居民，我无疑就是另一文化的类型符号。耳濡目染，与岭南文化相碰撞，自然就会形成某种参照格局，让自己一步步地去鉴别、体味、欣赏，进而批判起粤西文化之优缺美丑。

初来乍到，要好的几位学友聚在一起，张罗着为我接风。这尽地主之宜的礼俗，于楚人而言，已烂然于心，不是什么新鲜事。“有朋自远方来”，数千年来，荆楚儒家的传承积累，落实到实践，就是要好好“乐”上一番：其一就是温语相款，大话“南”游，道尽天长地久；其二就是由空言而入诸实物，“无酒不成宴”，酒自然是少不了的阿堵物。觥筹交错，醉眼迷离，昨夜春光花自娇……

中国学者素有“儒学南传”之论，广西德保人何成轩君据此还写成《儒学南传史》，专讲其始末及风云人物。依其立场，岭表“接风”之礼，源本中原古制；只是受多类因缘的“长时段”促动，这北方的情致，才慢慢潜入到华南基层的民众生活。清人谢启昆《广西通志》说：“元明以来，腹地数郡，四方寓居者多，风气无异中土。”儒士南迁，古风随之，斑斑可考，看来不似虚言。说到底，在他们眼中，这岭南接洽之礼，显然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外来之物，显然就是历代帝王“以夏变夷”方略的文化副产品。既然如此，拿别人的东西来养生活，岭南的文化品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扪心自问，这里面也确是有一份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没有讲透彻——儒学席卷南下之前，这天南异域，难不成从来就不置办待客之席、亦不修接纳援引之仪？难不成这“壮乡”民众，几近似于今日城镇住户，自古以来就是杜门谢客、宁可老死也罕于往来的冷面怪物？

显然，这都不是真正的事实。清人汪森《粤西丛载》记唐宋广西风俗，称：“临丧破家供佛，盛馔待客，名曰斋筵。”而向武土州居民，“元旦互携酒肉至亲邻家，讴歌十日乃已。”好客睦邻，已蔚然成风。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酒》又载：“有贵客，则设老酒、冬鲊以示勤。婚娶亦以老酒为厚礼。”而古田县男女订婚，“先书男女年庚置瓮中，酿酒，酒好乃娶。”更可知，以酒为礼，自为岭南定制。迄于明代，林弼《龙州》诗曰：“趁墟野妇沽甜酒，候客溪童进辣茶。”金虞记载“粤宴”，亦云：“乌浒滩边熟壮家，也知留客叹无茶。山棚岂乏槟榔树，酒户难胜浪荡花。桐布垂腰觇俗陋，绣巾搓手向人夸。春江跳月浑闲事，话到同年鬃已华。”置土酒待客，依然都是壮俗。待到清人钱大昕《僮酒诗为查佝叔太守赋》，曰：“僮人遮道送公归，各各献以一盛酒。金台召客劝客尝，色黝而黑甘自香。”犹见此俗在清代的流传……总之，研究者普遍被中原“强势文化”所胁迫，视中原为本位，犯了想当然的错误，一开始就将这“蛮夷化外之邦”等同于“文化荒漠”；有了这一认识前提，于是，他们笔下的广西文化史，也就顺理成章地写成了中原政权征服南方历史的另一版本了。

我自认为，南方也好，北方也罢，只要存在社会交往，只要还有社会流动……说穿了，只要还有人在，它就必然少不了迎来送往。中国历代的山林散客、隐居狂士，生活中犹缺不了邀风接月、左鹤右梅，以诗酒自娱，何况乎多有婚嫁病残诸事的社群！再说，这岭南酒礼异于中原者，多矣！没有你汉人儒学瞎操心，“壮乡”之民难道就快乐不起来？宋人周去菲《岭外代答》所载的景象就是：“广西诸郡人多能合乐，城郭村落，祭祀婚嫁丧葬，无一不用乐。虽耕田亦必口乐相之，盖日闻鼓笛声也。”近千年前的广南西路，俨然就是一个“和谐快乐之邦”。所以，既然是“人类不齐”，各有偏好，文化多元，快乐的方式因地制宜，就何苦总要摆出一副道学面孔，时常修理别人，强迫他人与自己“患难与共”！

一般来讲，越近北方，酒在席宴上的分量就越看重。杯盏如轮，无敌于席间，以量大取胜，历来就为席友敬佩。“煮酒论英雄”、“劝君更尽一杯酒”、“酒逢知己千杯少”、“今朝有酒今朝醉”、“敬酒不吃吃罚酒”……自然多属北方故事。以男性为中心的待友之道，全在那一醉方休中彻底得以诠释。虽然“酣身伐德，燕丧威仪”，但以酒会友，剧饮能喝，也算是北方男性最雄性的证明，大不似今日动辄就拿壮阳酒补肾的男士；而基层社会、家族邻里之间的冲突、不协与纠纷，更常常借助这酒精的功效，让其消解得不成原型，甚至了无踪迹。所以，在北人看来，酒就是外交实力！同时，从汉人造出的甲骨文来看，酒多即为“富”，而最早的酒保发展到后世，就是整个部落的首领——“酋”。从字源学的角度可以想见，北人的酒观念，除却礼制，更有经济资本和政治权力这些复杂的致命因素在里面。

尽管周公有鉴于前朝酒池肉林之祸，苦心地发布《酒诰》，以期于浅尝辄止，防患于未然，但是，后世子孙们却毅然抛弃了圣人教导，大快朵颐，与“酒”共舞，终于写就出一部部喜忧参半的人生和历史：图穷匕现，追刺秦王，那是喝了易水壮行酒的义举；温酒斩华雄，景阳岗打虎，成就的是英名，少不了的是烈酒功劳；骚客诗人歌风咏月，花酒和美女，左拥右抱，一直都是上等的催情药；更不用说，接连又有几个倒霉蛋，今日还在榷场上盘点着白花花的银子，明天就在那酒醉酡红之中，霎时间让大好江山崩溃得无影无踪；虽则“杯酒释兵权”为不可信之野史，但籍此更可看出，中国古人要骗人，也依然忘不了硬拉上酒一道去闹事；即便是后来要跟小日本玩命，也仍旧选择《红高粱》作民族性的道具……总之，中国一部传统文化史，沿秦岭——淮河以北的整个大半，已被酒花泡得酥软。无怪其后人都会养成视酒如命的本性，要将“酒”演绎得淋漓尽致，且一不小心地就会沦落到“嗜酒如命”的地步。天地一杯酒，满载的就是这种几千年的“恋酒情结”！试问，今宵酒醒何处？

但是，在南方酒馆，你就会很少能见到此种“斗酒”场面，有之，也只是另一种形态——划令猜拳。从每次输者小啜一口聊作表示而论，竞争的实质核心已不耽于酒量的大小之别，问题的关键集中于游戏者如何运用好各自的心智，一次次去赢得“胜者”的喜悦。酒，于是就成了人类斗智较劲的一点装饰。这一特点，显然与北方大汉动辄一饮到底的风格，何啻相去万里！一者视酒为神物，杯中自有情义在；一者借酒为生活点缀，游戏人生也无妨。

南北出现这种“不齐”之礼，地理论者一定会忙不迭地说，岭南气候炎热，乃烈酒之大敌，故不宜剧饮；北国冰封，化解之术，唯有杜康。其实，南迁汉人，纵酒度日者常在，亦无见其身体损之又损。再说，较之北方，“广右无酒禁，公私皆有美酝”，本来就富有酿酒的原料和久远的酿造史；民族酒业，实为卓著。依时间先后，汉魏“苍梧清”、“竹叶清”、和“九酝酒”，誉传北国；两宋“桂林瑞露酒”、“横宾古辣泉酒”、“昭州曼阳罗酒”、“粤西老酒”和蛇酒，亦闹得南迁贬官，越发地要醉生梦死；明清“藤县酒”、“郁金酒”、“植酒”、“北流葛米酒”、“梧州蛤蚧酒”、“宜山红兰酒”、“瑶酒”、“桂林三花酒”、“菖蒲酒”、“蛋酒”、“鹿酒”、“醨酒”、“荳蔻酒”、“椰子酒”，以及让明人桑悦“酣似酒醇”的“牛骨糟”……皆以特色惊世，著之史册，不胜枚举。看来，南北殊味，不仅仅只是地理的因素，原生态的母体文化才是起作用的因子。例如，西南民族“以勺喂酒”——拿着汤勺亲自为尊贵的客人喂酒，盛于今日，这在北人眼中纯属原始拙劣，无疑就是远礼制而近野蛮的恶习，但是，“饮食惟果腹，宴会止鸡豚常品”，古朴素淡的岭南民俗，对于那些长居北国酒窖者的知识极限来说，又何其难哉！

岭南文化素以开放为其亮色。对于外来者，多元并存，不强求其整齐划一，这与中原帝王“定于一尊”的内化取向，截然相反。举杯之际，宾主敬意自在其中。这种看似简约化的酒礼，去掉了繁文缛节，的确少了些热闹，少了些激情与酒兴，但毕竟多出了实用性的理智，多出了抑制冲动的清醒。日渐解脱杯铛之累，消弥了酒食操戈之患，这又何尝不是一件文化幸事！这又何尝不是古今岭南人制礼、治礼的创意与精华所在！

后来又听学友颇自豪地说，容县华侨已将这一礼俗“输出”国境，在华南外围划定了一个基于新马泰的“东南亚圈”。藉此，让我独自深思的是，岭南轻简务实的酒礼，何日才能回过头来，做一次成功的“北征”，让那帮从骨子里一直就看不起西南的现代人，也好有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