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未来一周天气预报:长春解放：围城內外的故事

长春“困卡子”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昕 摄影 张鹏飞

　　这是两个人的故事。

　　故事背后，有着类似的哨卡。

　　哨卡里面，藏着一座城市60年前的历史。

　　那段历史，成为无数苦难百姓新生的开始。

　　这座城市，名叫长春。

　　一位百姓的故事

　　75岁老太写自传记录当年

　　还差两天，就是大年三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吉林省会长春，临近春节，温度陡降10摄氏度。

　　长春市普阳街旁的一栋居民楼内，一位75岁的老太太独自奋笔。“我在写自传，主要是关于那段岁月。”沙秀杰说，这部书稿已初告完成，“大约4万余字。”

　　沙秀杰所说的“那段岁月”，包括1948年解放长春的前后。那些日子里，由于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迟迟拒不缴械，最终给这位老人留下终生难以抹除的痛苦烙印。一如此刻的她，虽在暖意融融的书房里，抬眼总能看见窗外冷酷的冰棱……

　　不堪回首，仍要回首。沙秀杰动笔了，“经历过长春‘困卡子’的老百姓，很多人不在了，我想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录。”

　　卖糖的小女孩

　　沙秀杰，1933年4月24日生于长春。

　　“我家是长春老住户，到我这代是第8代，家里有7个孩子，我排第4。”沙秀杰11岁那年，父亲染上伤寒去世，“他死后，我们兄弟姐妹全辍学了。”

　　这年，18岁的大哥被日本人抓了劳工，年幼的沙秀杰为了家里生计，开始打工。“我去卖糖，那种粘着芝麻的皂糖。”沙秀杰说，为了皂糖的销路和价钱，她甚至去妓院卖糖，“背着母亲悄悄去卖，有次一帮女的都抢我的皂糖吃，那男的要付钱，他骂我，说再看到我就收拾我。”沙秀杰说，“我还得去，在妓院卖糖的钱，一天能买两斤玉米面。”

　　1945年，沙秀杰的大哥杀死两个日本兵，跑回家。这个普通的长春家庭，一母七子，迎来短暂的团圆岁月。

　　听到枪响很兴奋

　　1948年3月，5个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初步包围长春。

　　有史料载，长春第一次解放在1946年4月14日。由于国民党军队不久大举北进，我军于当年5月22日主动撤离。两年后，我军再打长春，实行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

　　“那时每天最希望的事，就是听到枪声。”沙秀杰说，当时左邻右舍常聚在一起，听城外的枪声，“枪声越密集，我们越兴奋，就盼着共产党早点打进来，这说明要解放了。”沙秀杰说。进入初夏后，城内粮价飞涨，“一个大饼子可以换到一个金镯子，甚至能领走一个大姑娘，我家意识到情况不妙，全家人想逃出城去，但当时国民党不放百姓出去，说是禁止出城投共。”

　　另一种历史说法是，国民党初期禁止市民出城，意在以市民作为人质。

　　“二姐，我饿”

　　家中无粮，沙秀杰的大哥、二哥参加了国民党军队。

　　“母亲怕都饿死在家里，她想把家人分散开，谁能有活路就活下去，就让大哥、二哥当兵去。”沙秀杰说，长春解放后，她的大哥、二哥，一位参加了解放军，另一位去念书了。

　　沙秀杰一家能在城内度日，得益于大哥、二哥每天从军队伙食省下的两个大饼子。“我和三弟每天去取大饼子。”沙秀杰说，那时有个场景，令她一生难忘，“一次取完大饼子，三弟跟在后面，声音很微弱，他说‘二姐，我饿’。我没理他，他就在身后念叨。走了一会，听到后面没动静，回头看他倒在路上，那不是人样，就是一副‘小骷髅’，我心软了，用手指甲抠下一块喂给他吃，他才有劲走。”回忆中，沙秀杰哭了，“母亲一定看出大饼子少了一块，但她从没问过这件事。”

　　靠着大饼子，沙秀杰一家挺过一段日子。有一天，当沙秀杰与三弟来到取饼子的军队铁丝网前，看不到两位哥哥的身影。等了许久，二哥匆匆跑来，“大哥被关禁闭了，上面说，谁再敢把军粮分给老百姓，就地枪毙，你们快逃吧。”

　　史料载，在围困长春的5个多月里，长春7月底即告粮绝。

　　“鬼节”出逃

　　农历戊子年七月十五，公元1948年8月19日，距离长春全面解放尚有两个月。

　　这一天，住在长春东大桥小庙街下附近的沙秀杰一家五口，与邻居王家三口，推着小破车踏上逃亡路，“当时城里饿死了很多人，没人抬这些尸体，倒哪算哪了。我们再留在城里，只有死路一条，出去还有生的机会。听说国民党在七月十五放卡子，放百姓出城，那天是鬼节，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沙秀杰说，事隔多年，再回家门时，已物是人非，“那里现在都是高楼大厦了，当年的胡同平房早已不在。”

　　临行前，父亲治病时留下的糖浆，被一家人灌到了肚子里，这是家中最后可以进口的东西。凭借这点能量，沙秀杰一家在当日下午赶到国民党的哨卡。“他们在洪熙街设了卡子，也就是解放后的红旗街。很多百姓得到消息，推着小车，聚在这里，大约有几千人。大家也不知去哪里，只晓得出了城，见到共产党的部队就有救了。”

　　如今的红旗街商圈，成为长春商业最繁华的地段之一。然而，每天走在这里的很多人，并不晓得这条大街在60年前曾是一道“生死门”。沙秀杰回忆，当时长春还有几座“卡子”，“记得在宋家洼子和二道河子也有。”

　　被困“中间地带”

　　14天，长如14年。

　　沙秀杰记得，通过哨卡时，两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名为检查，实为搜刮。武器、粮食一律不予放过。沙秀杰一家没被搜出什么，直接放行，身后枪声响起，“不准回头！谁回头就开枪。”沙秀杰一家往前走不到百米，碰到一伙土匪，“他们用毛巾蒙面，也是抢。”当然，碰到这么一群难民，土匪生意也不太景气。

　　再往前走，见到许多露天而卧的难民。“听大家说，前面没路了。也不能回城去，因为国民党要打枪。”沙秀杰一家与邻居王家在道旁的一个破楼茬子里安顿下来。这条路上的一口井和植物，就是数千难民的一切，他们只有一个心思：找东西吃，活下去。

　　关于这条马路的景象，沙秀杰的描述，实在惊悚，只说几个细节：被困第3天，邻居“王叔”和他的孩子饿死了；路上死人比活人好看，因为死人在雨水里泡胖了；许多苍蝇飞不动，因为肚子肥得宽过了翅膀；第10天，三弟说句“那我就不等了”，当晚饿死，那晚破楼茬子里死了30多号人；路边凡是能入口的东西，俱被一扫而光，沙秀杰曾在一滩粪便里找到几颗没有消化的黄豆，冲洗后吃了……

　　这样，坚持14天。

　　共产党救了我们

　　饿了很长时间后，先喝粥，一定先喝粥。这是沙秀杰经历那场生死磨难之后的经验。

　　第14天，这条马路的上空出现两架飞机。“飞得很低，马路上响起了微弱的救命声音，还有伸向空中的一双双枯手。”多年后，沙秀杰分析，这是我军飞机，“共产党发现了我们。”

　　飞机飞回后不久，难民队伍的前方开始移动。沙秀杰的母亲站起来时，肿如枕头的脚面“爆炸”了，流出黄水。还要走，见到共产党就能活下来！信念支撑下，一家跟着难民队伍缓行。

　　走了不知多久，沙秀杰看到了解放军。“我印象很深，解放军战士没带枪，他们是来接我们的。难民队伍中有人喊，乡亲们，别着急，我们解放了！共产党万岁！”沙秀杰说，那是她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万岁”，“大家高兴得哭了，再也不用挨饿了。”战士们将沙秀杰等难民，引至为难民搭建的粥棚。“要先喝粥，听说刚开始时有人饿了多天后，吃干饭撑死了。”

　　史料载，随着围城战争的发展，8月中旬后，我军有令如下：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必须加以救济……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以便准备救济。

　　1950年，沙秀杰回到了长春市。如今，她的儿子在一家外企工作，儿媳是医生，女儿在国外工作，她和念高三的孙子住在一间8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晚年很幸福，我还念了8年老年大学，读诗文班，也发表了一些诗歌。”

　　对于现在的生活，老人感到无比珍贵，“我的孙子不爱听我讲这些老故事，但我常想，如果他不知道这些事，怎么明白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呢？”

　　一位战士的故事　头发被子弹打出一溜沟

　　一个军礼，代表全部。

　　1955年，刘汉勤复员回到长春，特地赶到长春市兴隆山一个杨树林，敬了一个军礼，那里埋葬着他的战友“贾天诚班长”。“贾班长在解放长春的战争中，为掩护战士壮烈牺牲。”79岁的刘汉勤老人，现在与老伴儿居住长春，一栋百余平方米的房子。刘汉勤在参加解放长春战争时，任我军独立第8师1团宣传部干事。

　　“宣传部干事也上前线啊！”刘汉勤说，头发曾被子弹打出一溜沟，“也算命大！”

　　阵地连喊带唱

　　解放长春期间，刘汉勤的主要工作是“喊话”。

　　“蒋军兄弟们，别为蒋介石卖命了，他为四大家族收敛民财，你们为他打仗牺牲，白白死了，什么也捞不到，他们不把你们当兄弟，我们才是亲兄弟。”老人兴致上来，坐在家里客厅喊了几嗓子，引得屋外忙着办置年货的女儿们推门直看，老人笑了，“这是我当年喊的那套嗑。”

　　刘汉勤说，那时喊话的地点比较隐蔽，目的是瓦解对方军心，效果是争取对方投诚。“有一次，我和侦察排王排长上一个煤厂窑顶，用薄铁皮喇叭向敌人喊话！隔着几百米，对方打枪，我感觉刷地一下，右耳热了，一摸，全是血，别说，那帮小子打得还挺准，那咱也得接着喊。”

　　总喊话也腻，刘汉勤和战友们偶尔会唱。“我编的词，用四季歌小调，八月十五月亮圆，月亮照在碉堡间，你的爹妈想念你，快快回家好团圆。”老人边唱边撸右腿的裤脚，“我们8个人，4个人负责拉胡弦儿和打鼓，我和另一个战友是‘歌手’，还有两个侦察兵。有一次，我们蹲在战壕里唱，唱完了问对面好听不，那边喊好听再来一个，我们接着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敌人战壕里的士兵爱听，但他的炮兵队伍不干了，“六零炮”嗖地打过来了，打得准，都落在战壕里，我们赶紧撤，你看腿上这伤疤，就是唱歌时被六零炮弹片打伤的。”

　　史料载，驻扎长春的国民党60军起义后，该军士兵们说听到解放军的喊话，最受不了是“回家”两个字，一听到这个词都流泪。

　　1个上校与4个老婆

　　在长春八里堡难民接待站工作的经历，让刘汉勤十分熟悉围困长春时的我军哨卡状态。

　　“我们发现城里有人饿死，首长立刻命令救难民，记得是长春有8个出口，放了20多万名难民。”刘汉勤说，当时也要提防国民党军官随难民潜逃，“也有明目张胆出来的，有个国民党上校，晚上8点从城里出来到了我们的哨卡，交了一把撸子枪，他可以交给军队处理，但让我们犯难的是他还带了4个女人，都面黄肌瘦的，还擦胭抹粉，他说这都是他老婆，投降条件是把他本人和他老婆都安排好。后来，民政部门帮了忙，把这4个女人都安排了。”

　　“不像好人”的地下工作者

　　地下工作者长得都像好人？不尽然啊！

　　刘汉勤的战友白天侦察时，在我军战壕沟里，抓到了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怎么看都不像正经人，带回驻地审讯。“她说是我军地下工作者，我们不信，后来双方僵住了，她提出找个可以独处的地方，拿证明给我们看。”刘汉勤说，“给她找个屋，结果她从身体里拿出了证件，走出来给我们一看，是咱们的人。我们赶紧赔礼道歉，又给买了两只鸡炖上，好好吃了一顿，派专人送到了城外的前线指挥所。后来证明，她真是我军地下工作者，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难民要给他下跪

　　60年了，刘汉勤很惦记那对姐弟的命运。

　　“当时我军在城郊设有数十个难民收容站。”刘汉勤谈起了这段经历，“有一次，我在八里堡看到一对出来的难民，姐姐十四、五岁，弟弟要小点，他走不动，姐姐求人帮着抬，其他难民也没劲，我上去背起了她的弟弟，送去十里堡难民收容所。”

　　刘汉勤背着这位小兄弟，走了几公里，到了目的地。“我身上衣服都湿透了，他脸上的黄水，从我后背一直流到脚后跟。”刘汉勤说，当时姐姐要给他下跪感谢，“被我搀住了，我让他们赶紧去喝粥，当地张村长收留了这对姐弟。后来，我就不知道这对姐弟的去向了。”

　　“听张村长说，不只是部队在帮助难民，城外的乡亲们也都给收容所送柴送被，贡献很大。”在十里堡难民收容所，刘汉勤看到了一座大院与一圈房子，院子里支着三口大锅，分别熬着玉米粥、小米粥和高粱米粥。一身戎装的刘汉勤刚一进屋，就听到“感谢解放军”的声音，这屋里都坐满了难民，“当时，我军对难民有几种安置方式，比如能投亲靠友但没有路费的，我们给路费；想在本地生活的，我们给生活安家费。为此，咱们支出了大量东北流通券。”

　　一段历史的表情　最后的枪声

　　若是时间可以倒流，守备长春的国民党部队，仍会选择顽抗到底吗？

　　史料载，经过半年左右的围困，1948年10月16日，驻守长春东城区的国民党第60军起义；10月18日，驻守长春西城区的新7军投降；10月19日10时，我军从四面八方开入市区，长春全面解放。10月21日凌晨，据守在中央银行大楼的国民党司令部在几声象征性的枪响过后，宣布投降，长春彻底解放。

　　“解放战争中，我军和平解放大城市主要有三种方式，‘北平方式’属于大军压境，逼其投诚，‘绥远方式’是做国民党高级将领工作，使其起义。另一个方式就是‘长春方式’，长困久围，瓜熟蒂落。”吉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信君介绍，解放长春，首开解放战争中我军利用其他战术和平解放一个大城市的先河。

　　刘信君指出，从军事意义上讲，围困长春是辽沈战役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战争拖住了国民党军队总体战略部署，对于全面解放东北意义重大；从政治意义上讲，长春系伪满洲国首都，工事坚固，10万国民党守军战斗力强悍，这座城市能够和平解放，影响深远；同时，作为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官、长春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的郑洞国，属于蒋介石嫡系，此人的投降，对国民党高级将领震撼极大，为其后我军策反其他国民党将领起到重要作用。

　　巨大的牺牲与贡献

　　一份史料载：“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对东北解放战争深有研究的刘信君，认可了这一数字，“12万人，这是比较准确的口径。当时国民党杀民养军，强抢百姓口粮，导致城内饿死的人非常多，即使后期国民党开城放民，但这个损失已无法弥补。”刘信民说，“整个解放战争过程中，尽管我军在解放长春时军队的损失很小，但这却是平民伤亡率最高的一次战役。从这个角度上说，长春人民为解放全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

　　如今，城外的战士如刘汉勤，城里的百姓如沙秀杰，都在长春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至于那些发生在哨卡间的悲欢离合，渐渐成为消于历史尘埃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