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征战: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问题

韩康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我要讲的题目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知道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发展新思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产生是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的。它既是基于对中国以往发展经验的冷静总结，又是对中国未来发展问题、发展矛盾、发展前景和发展选择的一种理性思考。科学发展观又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科学发展观首先是一种发展理念，是一种发展观念。但是它的内容又涉及到发展纲领、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和发展体制。
根据我的理解在科学发展观的体系中，可持续发展问题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是因为实际上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思维起点，就是说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和矛盾才激发我们，引发我们对发展问题进行更加深刻的、理性的、科学的思维，从而构建起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框架，当然这还是需要继续探索、实践和研究的过程。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讲两个题目：第一、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第二、关于工业化发展新格局。
一、调整经济增长方式
（一）背景：中国经济总量的现状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调整经济增长方式。首先我想讲一些背景方面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27年经济增长所取得的成绩一个高度的概括。
以下我想用经济分析和数据来加以印证。这是1978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指数来计算和增长情况。1978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起始之年，1978年我们已经有9亿多人口，我们的经济总量按照GDP计算是3624亿人民币，这是当时的人民币价值。27年之后，我们《十一五规划》制定的那一年，我们是182321亿人民币。我们增长了多少呢？根据我的计算从1978年到2005年，如果我们按照人民币的不变价格计算，我们翻了49.66倍，当然这里有价格增长的因素。但是我们按照美元的可变价格计算，就是说按照1978年人民币和美元当年的价格，和2005年当年人民币和美元当年的汇率价格，这是可比的，我们翻了16.74倍。
1978年我们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九亿六千万，而我们的经济总量只有1350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数量的概念呢？我想用2004年全球500强企业的前11名来加以比较。大家请看，这是2004年全球500强排名的前11名。我们如果做一个比喻，如果中国1978年我们是一个公司，是一个企业，我们当年的经济总量135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的营业额，那么我们在2004年全球500强中还排在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德国安联保险公司之后，我们是第12名。
在全球500强这个排名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前4名，第一名美国的沃尔玛，第二名是英国的石油公司，第三名是美孚石油公司，第四名是英荷壳牌石油，他们的当年的年营业额统统超过我们1350亿美元GDP的总量一倍以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起点，我们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很低的，基础是很低的。当然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去年2005年我们进行了一次经济普查，这是由于统计方面的疏漏，我们国家第三产业的GDP少计算了约23000亿元。据此，中国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就可能达到18.2321万亿人民币。按照当时的汇率1：8.05的美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为2.26万亿美元。这个统计的重新调整在国内的经济生活中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在全球的经济界产生了相当的震动。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的调整使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的排名进行了重新调整。这个左向就是我们国家经济总量调整之前的排名，我们排在美、日、德、英、法之后，我们排在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第六个国家。在总量调整之后我们的排名就大大上升。
请大家注意，我这里把中国经济总量的排名和德国并列第三，我是有根据的。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德国2005年的经济总量高于中国的经济总量，但是与此我也看到过一些国际经济权威机构他们的计算。他们的计算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实际上高于德国人，所以我把这两个数字反复核算，我觉得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德国的经济总量实际上在同一水平，只有统计数据方面的差异。就是说改革开放的27年我们已经成为全球排在美、日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
即使这样，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也不是由我们经济总量来决定的。根据美国高盛投资公司的分析，2004年中国的经济总量1.64万亿美元，当时，那么这个在全球GDP的总量中，在32到33万亿美元的总量中，份额才不过6%。但是中国当年的贸易额已经占全球贸易额的25%。由此，我们在世界贸易的排位中是名列第三，我们国家这种大进大出对全球的经济影响，根据高盛投资公司根据它的高盛模型的分析，我们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20%。这一切都说明改革开放27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我们的发展水平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二）原因：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现在我们需要研究思考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在国内改革开放和持续高速增长27年后，现在又提出了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和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呢？我们觉得这主要就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中国改革开放27年，我们确实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沉淀了大量的、深刻的发展问题、发展矛盾和发展冲突。我个人觉得对这些发展问题、发展矛盾和发展冲突，有些我们认识已经比较深刻了，有些我们还正在认识之中。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们正在进行探索。这些包括高速增长背后的问题：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城乡差距、贫富差别、弱势人群、社会保障。我觉得集中表现为四个主题性问题就是稳定、效率、公平、和谐。
1.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
（1）高投入的增长
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来看，首先我们还是一个高投入的增长。我们国家在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资本和人力的大量耗费实现的，还主要不是依赖科学技术的创新，还主要不是依赖微观、中观、宏观的管理效率的提高。这是我们在十五时期统计的每新增一亿元国内生产总值所需要的固定资产的投入，这是六五时期、七五时期、八五时期、九五时期、十五时期。我们每新增一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资产的投入是5亿，基本上的比例是1：5。这是我们国家2005年所统计分析的资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个浅颜色的是美、德、法、印度的平均水平，还不是发达国家的水平，因为它包括了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平均水平是资本占GDP的比重是20%，我们的十五时期是占42.7%，高出20多个百分点。
（2）低效率的增长
同时我们还是一个低效率的增长。按照国际通常使用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平均效率是相当低的，可以说高投入、低产出的现象是比较典型的，比较普遍的。大家来看：这个左边的就是全社会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以中国为1的话，美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的46倍，日本是我们的41倍，法国是我们的34 倍，德国是我们的32倍。
或许有人会讲由于中国有一个比较庞大的，特别是庞大的农业就业的第一产业农业部门，所以全员劳动生产率我们的水平肯定是低的，具有不可比性。那我们就进行同类相进行比较，这边的就是第二产业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实际上比较的结果，我们的水平也是很低的。大家请看：以中国为1的话，美国是我们的30倍，日本是我们的18倍，法国是我们的16 倍，德国是我们的12倍，韩国是我们的7倍。我们的资源产出水平也是很低的，我们以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的国际比较来进行考察。美国吨标准煤的产出价值是22451美元，欧盟是4672美元，日本是7621美元，中国是785美元。大家注意这边就是超出我们的倍率，日本的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是我们中国的10.3倍，欧盟是我们的16.8倍，美国是我们的28.6倍，美国的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最高。
（3）高耗能的增长
同时我们还是一个高耗能的增长。同国际水平相比，我们国家单位产出的能耗资源是相当高的。这是我们国家部分主要工业产品单位耗能的比较。这个包括火电供电耗煤，包括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耗能，包括水泥综合耗能，包括乙烯综合耗能，我们超过国际水平都是比较高的。这是中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所耗费的矿产资源的比较，这个比较的反差就更大。大家看：以世界平均水平为1 的话，我这里讲的世界平均水平不是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我们钢材的耗费、铜的耗费、铝材的耗费、铅的耗费、锌的耗费分贝超出世界水平5.6倍、4.8倍、4.9倍、4.9倍、4.4倍，就是说我们耗费矿产的水平超出全球水平不是十几个百分点、几十个百分点、甚至一两百个百分点，我们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4.4倍到5.6倍，是一个很高的耗资水平。
这是我们国家每立方水产出效率的国际比较。在全球经济界以水产出效率以美元来计算，世界的平均水平是37美元，英国的水产出水平最高是93美元，日本是55美元，德国是51美元，中国只有2美元。我们退一步讲，如果中国的水资源足够丰富，比如说我们的水资源像美国、像加拿大，甚至像俄罗斯那样有丰富的水资源这种供给，那么我觉得我们这种很低水平的水产出率也是容许的，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水资源非常紧缺，我们存在的是水资源紧缺和用水效率低下同时并存的矛盾。请大家注意看这个资料：中国水资源总量，人均水资源的总量仅为世界水平的1/4，我们每年的缺水是300—400亿立米，我们每年农田的受旱是5—6亿亩，我们国家的农田只有18亿亩。全国669个城市中每年有400个供水不足，110个严重缺水。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上面讲的这材料，就是我们存在一个水资源供给紧缺和水的产出效率非常低，我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5都不到。这是单位资源总体产出水平的国际比较，就是我们把中国的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的资源进行综合分析，我们的产出水平进行国际比较仍然是比较低的。以中国为1的话，日本的单位资源总体产出的水平最高，美国次之，日本是我们的20倍，美国是我们的10倍，德国是我们的6倍。
（4）高污染的增长
与此同时我们还存在一个高污染的增长。我们国家废弃物的排放大大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废水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4倍，每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
我们首先来看空气，这是全国空气污染的一个综合分析。根据去年有关环保部门的分析，我们国家340个大中小城市中，严重污染的91个，轻度污染的108个，良好程度的141个。轻度以上污染率为59%，重度污染率为27%。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城市的平均空气污染水平在全球的排名都是很靠前的。
水的污染，城乡都很严重。这是全国46个城市中的分析：仅有28.3%的城市饮用水质较好，26.1%的水质较好，45.6%水质较差，其中淮河流域62%的居民的用水受到污染。现在看来水体污染更严重的是在中国的农村。我们国家农村饮用水的卫生合格率仅为62.1%，有3.6亿农民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工业废弃物的污染和垃圾污染相当严重。根据2005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我们国家工业危险废弃物每年1100万吨，每年的年处置率仅为32%，就是说还有2/3以上的工业危险废弃物没有处置。这样为居民的民生安全带来了重大的隐患。城市垃圾的清运量，比较规范的无害化处理，这是指全国，只有20%，就是说全国城市的生活垃圾还有80%是没有得到规范化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存在着污染处理严重滞后。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在“十五”重点流域治理污染项目中，已经建成的占28%，40%尚未动工。已建成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中。有1/3处于半运行状态，还有1/3根本就没有运行。所以我们是一方面存在污染比较严重的情况，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个污染的治理，特别是水污染的治理严重滞后的情况。所以这就使中国整体的生态环境，这种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我们存在高速增长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并存的链条，就是这个生态环境的链条可能出现地区性的、局部性的断裂。搞得不好，也可能出现地域性的，河流地域性的、区域地域性的断裂。最严重的，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由于污染的严重出现，国民经济运行体系的这种生态环境的断裂。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具有两重性特征的。一方面它是一种高速增长模式。这个高速增长它表现为：根据我们得到的分析材料，1981年到2003年我们国家GDP的年增率为9.4%，这个增长的峰值的水平和增长的期限的水平应该说已经超过了战后四小龙高增长的记录。我们20多年的高增长，平均增长没有下来，到现在为止。但是同时我们还是一个高投入的增长、高耗费的增长、高污染的增长、低效率的增长、由于我们存在增长模式的两重性，所以我们在概括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时候就显得非常困难。我不赞成一般的讲法，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粗放式的增长，这种概括比较武断、比较生硬。因为中国的增长具有两重性，它有粗放式的特征还有非粗放式的特征。但是我们经过对中国经济增长两重性的分析，我们觉得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具有明显粗放式特征的高增长，我认为还是比较客观的，是符合实际的。
2. 维持中国当前粗放式增长方式的不合理性
这里我想讲一个观点，我们企业界的一些同志、理论界的同志他们为我们国家当前这种粗放式增长模式的辩护。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粗放式增长是有道理的，是有理由的。这理由就是中国进入了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重化工业大规模扩张，我们还有工业化初期的发展，这两个东西并存。由于重化工业大规模扩张加上工业化初期发展的并存，所以我们必然进入持续高耗费形态的增长。这种观点他们还做了历史上的认证，认为在历史上主流工业国家，美、法、英、日这些国家他们的工业化过程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所以他们认为维持这种粗放式增长并无不合理性，是合理的。我认为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有理，但是实际上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为什么呢？
（1）中国现在完全不存在西方工业化历史的特定历史条件
首先这是因为西方工业化历史，他们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具有特定的发展条件和发展轨迹。这些主流国家他们在这个发展阶段所具有特定的发展条件和发展轨迹，今天我们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第一就是战争掠夺和海外廉价资源的大量输入；第二就是这些资本主义主流国家他们也有富余劳动力，他们富余劳动人口大量的海外殖民；第三，他们实行的是强制性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马克思把它叫做羊吃人，比如说强迫性的消灭农民，强迫性的毁灭农庄来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积累来进行做准备。第四就是环境生态污染的结构性外向转移；把最污染的这些工业，大量的产业，大量地向国外进行转移。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从理性上既不能这样做，也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允许你这样做。
（2）中国扩张性的发展碰到的是资源的硬约束问题
第二个理由就是中国实际上这种扩张性的发展碰到的是一个资源的硬约束。这种资源的硬约束就决定我们不可能长期持续的采取现在的发展模式。为什么呢？请大家注意看材料：我们国家目前人均消费不到美国的1/11，钢、铜、铝的人均消费分别为美国的1/14、1/7、1/8，我们的人均消费资源的水平是很高的，按照我们的生产水平。按照未来10—15年，我们的人口达到15亿人，估计我们可能到20—25年左右实际上达到15亿人，那个时候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15亿人的人均消费达到那个时候的水平，仅仅按照美国目前水平，根据初步的计算，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年消费量，消费能源将是175亿吨标准煤、47亿吨石油、62亿吨钢、1650万吨铜、3000万吨铝。请大家特别注意看我标出的黄色字体的话，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全球的能源总量仅够中国消费66年，石油的储量仅够30年。可以说这是一个，在哲学上叫做不可能假定，就是我们如果长期维持这种粗放式的扩张性的增长，最后碰到的是一个发展的资源总量的硬约束，所以不可能持续下去，只能使你这种增长走向反面，所以这种观点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荒谬的，是非历史的。
（三）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四个重要战略
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调整，没有别的选择，应该说这也是学界和政府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改革开放27年，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拼资源、拼投入、拼生态环境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很难长期的持续。我们搞了27年还能搞27年吗，或者再搞两个27年？根据我前面的分析，很难，我们付出的成本会更大。那么怎么办？我觉得《十一五规划》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关于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课题。根据理论界的，根据十一五规划政策的设计和理论界的大家的思考，我觉得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当前主要有四个重要的战略课题：第一就是调整宏观增长结构；第二就是调整增长能耗结构；第三是调整区域发展结构；第四是调整增长指标结构。下面我们分别进行加以考察：
1. 调整宏观增长结构
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第一个课题就是调整宏观增长结构，调整宏观增长结构的对象就是要调整我们现在宏观增长的非均衡结构。为了使大家了解什么是宏观增长的非均衡结构，我先提供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学的分析原理。这就是所谓宏观增长的三驾马车，宏观增长的三驾马车简单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影响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宏观增长有很多因素，但是其中最重要、最直接影响的是三个，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投资、消费、出口这三个重要经济行为的增长的合力，这三者的合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条件，所以通常叫做拉动增长的三驾马车。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近期拉动增长的三驾马车的运行情况如何？这是2000年到今年第一季度三驾马车的情况，这个蓝色的曲线就是出口的年增率增长；这个红色的就是投资的年增率的增长；下面这个灰色的曲线就是消费增长，最下面的就是GDP。我们从这个曲线的分布，从这个曲线的运行状况已经大致可以了解中国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基本运行。我们首先看最高端的运行速度，增长速度最快的，保持较快增长的第一是投资，第二是出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国家的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一个投资拉动型的高增长，是一个出口拉动型的高增长。消费增长怎么拉动？消费增长的拉动也有拉动，我们不是一个低消费。但是我这里讲的是三驾马车运行的不均衡。出口这辆马车和投资这辆马车增长速度最快，拉动力最强，但是消费者这辆马车也有拉动，比较稳健，但是相对它的步伐、它的增长的拉力较弱，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看消费的增长有没有发展潜力？我们认为还是有的。我们先看三驾马车提升增长的可能性：
（1）出口增长
首先我们看出口增长，出口我们的年增率是26%—35%，这是一个很高的增长水平。能不能在这个26%—35%年增率水平上再提高5—7个百分点，我觉得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26%—35%高增长还存在着贸易结构、出口结构方面的问题。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出口还有大量的耗能和耗材的初级产品的出口。这显然和我刚才讲的我们高耗能、高耗材的增长水平是紧密相关的。第二就是我们还是超低价竞争出口，这个超低价竞争出口带来了什么？它一方面给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外汇，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使我们出口依存度过高，使我们出口的国际贸易风险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出口的增长不是没有空间，但是出口未来的增长主要问题是要提升贸易结构的水准，提高我们出口产业的水准，或者说提高我们出口产业附加值含量。
（2）投资的增长
我们再看投资的增长，我们投资增长的年增率也是非常高的25%—30%。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政府投资拉动的主导作用。政府投资拉动的作用当然有它的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有它非市场的行政性投资拉动的另一面，就是我们投资增长情况非常复杂。我们投资增长既有市场性增长的机制，又有行政性的、非市场的政府拉动的机制。这样就带来产能扩张这些过剩行业的趋势很难以执行。所以对于投资来讲，未来的问题不是再增加若干个百分点，而是要调整投资的结构，也要提高投资的效率水平，整体的投资效率水平，当然涉及到一系列的投资活动、行为、改革方面的问题。
（3）消费增长
剩下的就是消费增长，我们把它叫做内需的增长。内需的增长应该说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基本差不多。所以我们不能说中国是一个低消费的水平。现在的问题是出口的增长、投资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很不均衡。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消费增长的拉力。首先要研究我们这个消费有没有进一步提高增长拉力的潜力呢？经过经济分析，我们认为有。2006年的第一季度，居民的总储蓄为14.23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9%，这个数字就说我们储蓄的增长水平高于经济增长水平大致10个百分点。同期2000年到2005年，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1995年—2005年最终消费率，我们国家的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低20%。当然这是一个参考的材料。我们最看重的是以上的分析，这个分析告诉我们：在我们国家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居民储蓄的增长要远远高于消费的增长，而且最少是最近5年到6年，国内居民的最终消费率是持续走低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储蓄，收入总量的增长还是很大的，基础还是很好的。但是居民拿这个国民收入，拿收入总量中的最大部分放进储蓄，而没有走出储蓄来进行消费。
为什么呢？拉动内需，拉动消费的增长就要研究导致居民最终消费率走低的原因。根据我的分析，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因素在影响，就是我们提升内需和消费的增长拉力主要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保障缺失；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这样就影响到居民的消费信心，预防风险的居民储蓄的大量增加。第二就是教育、医疗、住房价格的昂贵；这就特别影响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的即期的消费，前两项教育和医疗是公共产品，住房的高价是一种扭曲的消费环境。这是现在中央政府致力于正在整顿的。第三就是贫富阶层的收入差距；我觉得在贫富阶层收入差距中，我特别想讲这个贫富阶层收入差距既表现在城市经济生活中，特别表现在城乡，就是我们国家农民的群体没有进入社会消费的增长主流，这是我们消费总量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请大家看：这是1986年—2003年我们国家经济总量、社会消费和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的情况。这条细的曲线就是社会消费的增长水平，中间这个曲线就是GDP的增长，最下面蓝色的曲线就是农村的人均消费。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农村的人均消费长期的低于经济增长的水平，长期的更大幅度的低于社会消费增长的水平。因为消费的基础是货币收入，这么低水平的货币收入增长不可能跟得上社会消费的增长。所以要想解决提升内需和消费的增长拉力，在很大程度上要让农民群体没有进入社会消费的增长主流。
2. 调整区域发展结构
下面讲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调整区域发展结构。调整区域发展结构它的针对性就是区域发展的趋同结构。什么是区域发展的趋同结构？请大家看：根据2005年的统计研究分析，我们国家东、中、西部省市（自治区）的产业结构相同度为87.6%，政府发展战略的选择相同度为93.4%，其中，汽车、电子、化工、能源、建材、高科技园区等领域的选择相同度接近98%。就是我们国家东、中、西，从西藏到海南、从广西到内蒙，大家都在干基本上同样的产业，搞产业开发，所以我们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国土全方位、同梯度、同力度开发的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那些不应该进行全方位经济开发的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我们整个的国土，宏观的国土资源环境遭到破坏。这是50—90年代后的沙尘暴的增长趋势，这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是我们分析的2000年之后。这个曲线告诉我们：我们国家的沙尘暴不是在递减，而是在递增。还有就是中国土地荒漠化的扩展。我们国家土地沙化的扩展，这是50—60年代的情况，每年扩展1560平方公里；这是70—80年代的情况，每年扩展2100平方公里；这是90年代的情况，，每年扩展2469平方公里；这是我们分析2000—2010年每年预计扩展2800平方米。按此增长计算，2010年沙化土地将达到4200万亩，2020年将接近1亿亩。这是一个扩展非常迅速的速度。
区域发展结构进行战略调整。《十一五规划》我觉得提出一个重要的战略就是主体功能区模式，这是建国以来我们第一次对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的经济开发分层次划分主体功能区。《十一五规划》划分的四个主体功能区，我认为非常有道理。第一是优化开发区域；优化开发区域的基本含义就是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区域，就是在第一轮改革开放中投入密集、项目密集，对环境资源的使用度比较密集的地区。未来的发展主要是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创新，提高创新能力，精细化加工。第二就是重点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主要是指环境资源承载力较强的那些地区，包括水资源、空气的资源，也包括人的资源，或者说是开发成本比较低的那些地区。第三是限制开发区域；《十一五规划》明确规定在限制开发区域中，比如说黄河、长江上游地区它的主要功能不是经济型的开发，而是涵养生态功能。第四就是国家明令禁止的禁止开发区域；国家法定的自然保护区，在这个区域中是不能进行经济开发。
我认为《十一五规划》划分的这四个功能区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国家长期持续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也有它的难点和难题。这种区域发展的主体功能模式，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必须做好生态补偿机制。因为主体功能区是全国性的开发功能的布局，现在最重要的是开发区，集中开发获得更大开发收益的这些地区如何把自己的开发收益来补偿那些非主体开发区，涵养生态功能的那些区域。中央政府怎么补偿，地方政府怎么补偿，体制机制怎么建立？如果不建立这种比较规范的，有法制依据的生态补偿机制，那么这种要生态还是要生存问题就会始终困扰我们。第二个难题更加复杂，就是人口聚集变迁，因为这里涉及到复杂的人文生态工程，那些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还有大量的开发人口。有些地方需要人口的适当聚集、资源的适当聚集、消费的适当聚集、市场的适当聚集才能发展起来，那么人口的聚集变迁问题就更加复杂了。所以在十一五时期我们要真正地落实区域发展的主题模式，需要认真的对待这两个课题。
3. 调整增长耗能结构
经济增长方式的第三个课题就是调整增长耗能结构。调整增长耗能结构，它的主要的指向就是降耗和改变煤炭的主体结构的耗能模式。请大家看：这是能源消费结构的中国的和国际通用的比较，是2004年做的分析。这是国际能源机构国家IEF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和自然能源的比例，现在是中国的比例。在这个比例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我们是一个煤炭能源消费占绝对主体的结构。我们2004年的统计，我们煤炭能源的消费结构的权重比例是66.1%。对这样的一种能源消费结构，我觉得未来调整的主要思路和应对手段是什么呢？
（1）现有能源结构的降耗空间很小
第一就是现有能源结构的降耗空间很小；我们如果维持这样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自然资源的结构的话，降耗的空间很小，所以急需调整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结构。否则，我们中国整个大气环境进行根本性的转变很难。
（2）水电的增长
第二是水电的增长；水电的增长现在遇到了一个既要全面开发又要进行合理规划。目前我们国家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大于60%，大大超过30%的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其中海河的开发利用率已经超过90%，淮河的各级水坝超过5000多个。这就告诉我们在全面开发的过程中加以合理的规划可能是水电增长的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3）核电的开发
第三就是核电的开发；我觉得核电的开发可能是中国中长期的一个选择，但是现在需要科学筹划。因为核电的开发一定是要中央政府来进行全面规划之后，再进行逐步的推进发展的过程。
（4）石油比重的增长
剩下的就是石油比重的增长可能是一个近期趋势；我们在看到石油比重增长的同时，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国家的石油也存在一个对外依存度迅速增长的问题。这是我们去年对石油增长的分析材料。到了2005年我们国家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猛增到42%，石油的净进口是1.4亿吨。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些分析，我们到2020年，我们进口的对外依存度可能达到70%以上。这个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石油比重在大幅度增长，但是我们的自主的石油供给的水平不是很高，我们对外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所以这也需要进行一个是新能源的开发，一个是我们如何来应对对外依存度迅速增长，都需要进行通盘的战略性的规划。
4. 调整增长指标结构
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调整增长指标结构；调整增长指标结构，它的指向主要是GDP的主导评价结构，就是说我们现在经济增长拉动力最强的一个指标不是就业，也不是收入，也不是环保，也不是安全，而是GDP的增长，这是主导性的评价指标。GDP的增长指标体系对我们经济增长拉动有很大的贡献。因为它既是经济增长的指标导向体系，同时它还是政府政绩的指标导向体系，对政府的激励作用是很大的，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GDP的指标体系也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我觉得最重要的误区就是GDP的核算体系它有很多模糊的领域。GDP的核算体系并不能非常准确地在以下三个经济活动中进行准确地评价。它同投入产出活动经济效率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同产品和劳务最终的使用价值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同本国国民享受的实际收入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要用GDP的核算体系来准确的测量经济效率、测量产品和劳务的有用性、测量国民享受的实际收入肯定是不准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的政府管理的当事者觉得增加GDP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的铺摊子，尽量的上大型项目，超大型项目来拉动GDP。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在很多时候同经济效率、同使用价值、同居民的实际的收入是脱节的。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生活中是经常看到的。
怎么办呢？我觉得《十一五规划》也提出了这样一种思路就是要建立更加合理的经济核算体系，要在增长和环境成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以下是我们的一些参照系，包括凯恩斯的指标体系、绿色GDP的指标体系、NDP的指标体系等等。
我觉得中央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一个双重性的发展指标。我有意识地把它做成了两种不同的颜色，白色就是《十一五规划》规定的GDP年均增长7.5%。这个绿色的就是《十一五规划》中央政府规定的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减少10%。在《十一五规划》中有一个说明这个白色的增长是一个指导性的指标，这个降低能耗是一个约束性的、钢性的指标。现在的问题是要研究这个指标的起点。这个指标是中央有关机构现在公布的2005年部分省、市、自治区单位GDP能耗指标，它列出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内蒙、贵州、青海、宁夏等等。这个是单位GDP的能耗，这个是单位GDP的电耗，这是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这里的数字就是五年内降低能耗的起点。降耗的起点是自己降低自己的，自己完成自己的20%，这就是最初的起点，最后中央政府就按照这个来评价经济发展的实际。
我觉得这样中央就提出一个比较硬的指标。我认为，实际上这是中国第一个浅绿色的发展指标。这个指标不仅仅是增长指标，也不纯粹是绿色指标。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不可能拿绿色GDP的指标来全面的衡量中国的经济发展。我觉得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第一个浅绿色的发展指标实际上是白色增长指标和绿色增长指标的重合。我们争取的是这两者增长指标和绿色环保指标重合的最大化。
二、工业化发展的新格局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工业化发展的新格局。
（一）中国入世后的工业化发展状况
我们知道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自主创新问题。可持续发展和自主创新之间有一种内在的机制和机理的联系。我们首先从问题开始研究，首先我们想先来看一下中国加入WTO后的工业化发展的新情况。
1. 工业制造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
中国在加入WTO以后，我们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确实出现了很多新增长态势，就是入世之后，我们国家工业化，特别是许多制造行业的发展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增长态势：一方面是现代制造业。这个以汽车、电信为最典型，这些行业产业规模，市场销售都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现在我们国家的汽车、电信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传统产业。包括纺织业、成衣、制鞋这些行业。由于入世的条件，市场配额的改善，使这些行业的出口贸易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强势增长。应该说总的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势头是非常快的。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在2004年统计的80种世界产销量第一的产品。很多这些产品都和我们入世之后或入世前后的迅速的产销的增长有关系，包括电冰箱、洗衣机、这样的耐用消费品；也包括化纤、棉布这样的工业原料制品；也包括原煤、水泥、钢、铝这样的工业原材料产品；也包括自行车、微型汽车、摩托车这样的生活制成品。
2. 工业制造业增长水平很高
我觉得特别值得研究的是我们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在入世之后的增长水平。这是1995年到2005年全球制造业增长和中国制造业增长的比较分析。我根据联合国工发组织的2006年的最新的数据库进行考察。这是全球制造业的产值在10年之前，1995年，它的总量是57720亿美元，10年之后，2005年，它的总量是77470亿美元，这十年全球的制造业的产值增长了34%。
下面就是全球制造业产值总量、产值比例最大的三个国家——美、日、中。我们先看美国，美国在十年前，在1995年它的总量占全球制造业产值总量的20.5%。十年之后，它的总量是15726亿美元，它的权重比例占20%，基本不变。美国人的制造业的十年的增长总量和全球的的增长总量大致相当，是35.9%。日本在十年之前，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因为当时它的产值比重是全球最高的，超过美国。它在全球制造业产值的比例是21.1%。十年之后，日本的产值比例大大下降，主要是受日本国内经济衰退的影响，现在日本占全球的比例只有17.7%，低于美国的制造业的产值比例。中国在十年前，我们的制造业的产值只有2424亿美元，占全球不到5个百分点，只有4.2%。十年之后，我们占全球制造业的比例是8%，我们是6197亿美元。请大家注意，我觉得在这个数据分析中，我们即使现在的制造业占全球的比例不过8%，也不过才6000多亿美元，比美国人都15000多亿，和日本的13000多亿还差得很多，为什么中国制造业的增长会引起全球的关注？为什么中国评价为全球的世界工厂呢？或者说为什么美国认为中国在制造业发展方面有最可怕的工具，有最可怕的力量呢？这就表现为我们的增长率水平。请看：全球十年的增长水平是34%；美国是35.9%，我刚才讲基本和世界水平相当；日本的增长是12.6%，大大低于全球制造业增长的水平；中国是156%，超过了美国和全球制造业增长水平的将近5倍，超过了日本制造业增长水平的10倍以上。如果我们按照现在这个增长速度发展。未来十年，当然我们还很难超过美国的制造业产值的比例，但是我们很可能和日本的制造业的比重产值大致相当，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制造业的生产国。这都说明中国在入世之后，我们的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增长。一个很高、规模增长很快的一个增长，这是一个事实。
（二）制造业的“世界工厂”
那么，我要提出一个思考题：中国入世以后，工业化的发展为什么没有遇到重要的竞争性挑战，反而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这种情况和我们入世之前所设想的，所预期的情况并不太一样。我们入世之前这么艰苦地谈判，我们设想，我们预期会碰到很多问题，各个产业领域里面都有很多问题，会碰到很多重要的竞争性挑战，我们会采用很多的应对措施，但是实际入世以后我们没有碰到那样问题，反而上了一个台阶。至少在总量上上了一个台阶， 反而成了制造业的“世界工厂”，这说明了什么呢？现在外界对我们的评价很高，国际经济界认为中国经济经受了入世的考验，甚至有些国外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很有弹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有弹性，也有的国外学者提出这应证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基础的强大，这个基础的坚实性，是从正面来评价的，他们的评价可能有他们的道理。
1. 成“世界工厂”的原因——发展模式的转变”
（1）发展模式的转变
但是我们认为这些评价都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我觉得中国入世以后没有遇到重要的竞争性挑战反而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工厂，不是来自这些评价，而是来自一个转变。来自我在入世前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模式的转变，我们入世前所设计、所预期的模式是自主竞争型主导模式，但是在入世后，我们转变成加工合作型的主导模式发展。这个转变不是政府的行政性指令，也不是专家学者的刺激，而是一个自然的转变，是自然的企业政府和国民的选择。
（2）加工合作型发展模式的特点
那么这种加工合作式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在工业制造业采取的加工合作式的模式它 的主要特点：首先是有三件事是不干的。第一我们不同强势对手直接竞争；不在核心技术和品牌开发上大量投入；不搞产业系统开发。我们的很多汽车产业和家电产业都是这样的。我们主动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加工组装链条，这样来直接利用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和品牌资源。加工合作式发展模式之所以在我们入世之后成为我们的主导模式是存在着理由的，有它的合理性。这种加工合作型的发展模式有它的优点：它可以充分利用比较经济优势，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实惠，大量地吸引全球大企业的产业资本，大量地直接利用先进的产业研发成果，大量吸收就业和大量创造产值、税收等等。这种经济优势主要的还是我们数量、规模的大量的人力资源优势，包括各个层次的人力资源，从简单劳动力到比较高级的复杂的劳动力，我们拥有劳动力的价格优势。我要讲这里没有什么不好。
2. “世界工厂”的发展风险
这种加工合作式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了工业制造业领域的主体发展模式。我这里讲的主体发展模式是指制造业创造产值、利润、税收和就业的主体方式。那么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中国“世界工厂”模式的长期持续和硬化下来，有没有发展风险？我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获得巨大的经济实惠、效益实惠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我们这种“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还有发展空间，还有取得更大的发展收益的空间。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现在我们这里要问的问题是如果这种以加工合作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模式长期持续，硬化下来，经济学叫做路径依赖，因为它有大量的实惠。有没有发展风险呢？这是我们用更远的眼光来分析问题。我觉得中国“世界工厂”这个模式如果长期持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硬化下来是有发展风险的，而且这种发展的风险甚至发展的陷阱正逐步逐步地向我们走来，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我觉得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核心技术的供给依赖；第二个加工组装链条替代；第三个问题是低价规模扩张循环。下面我会分别地来说明这些问题。但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核心技术的供给依赖”。那么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们做一些实证性地分析。
（1）核心技术的供给依赖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国家的增长总量的技术产值是虚高的，这是我的评价。为什么说中国的增长总量的技术产值是虚高的呢？在20005年，我们国家的全国出口总额为7300亿美元，其中高新技术出口额2183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30%以上。看到这样的材料，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出口已经不是资源性出口了。产品的出口三分之一是靠高新技术的出口，是一个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出口，这是文字上面的说明。但是下面的是我们的分析。其中三资企业的出口额占88%，就是说虽然三资企业的出口，可以创造利润和促进就业，但是这个技术不是我们的。这个高新技术的产值不是我们创造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不在我们的手上。2005年我们国家计算机的出口是1000多亿美元，中国企业自己的产品为9%，不到十分之一。
我们再看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的DVD产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DVD产销国，但是完全没有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现在我们能不能开发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呢？很难。这是因为现在国外专利企业已将有关DVD的7000多项技术注册，对中国的DVD产业行成了严密系统的专利包围圈。所以使得我们中国的DVD产业在新技术方面动辄得咎。你敢动新技术，你敢开发新技术，敢搞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就可能犯规。所以这个行业我们很难搞。这就形成了技术的控制，实际上像国外的这些企业它们掌握了DVD的核心技术就对我们进行价格控制。他们来提高加工成本，加工成本他们来说了算。我们的发展是很被动的。我们是全球最大的DVD生产国，但实际上是这些掌握了专利的国外企业的生产车间。第二个案例就是中国的电视产业。2004年全球生产销售彩电1.3亿台，中国产销总量7000万台，占全球市场比例55%，基本没有核心技术。第二个数据是中国是全球平板电视的最大生产国，该产品和新技术的75%掌握在日本、南韩和我国台湾的企业中。那么全球电视产业的下一个新领域是什么？是数字电视，其中72.3%核心技术已经被日美韩掌握，我们基本上没有。
DVD也好，电视也好，它们的产销量都很大，但是它们毕竟都是民用产品，是生活用品。我觉得现在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部分重要装备制造业的进口依存度。根据2006年的分析我们国家光纤制造业的100%是要依靠进口的，我们国家集成电路制造装备的82%是需要国外进口的，我们国家的石油化工装备、轿车制造装备和纺织机械装备的70%以上都是要依靠国外进口的。大家注意这是我们国家战略性的工业制造装备的70%，有些是100%是掌握在国外大的公司手里。
那么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谁在大量申请中国的专利呢？我说的是中国国内的专利。这个材料也很有意思，值得我们深思。根据国家专利机构的统计，在我国发明申请专利中，重要经济领域的专利申请大量集中于国外企业，国内申请的专利大量集中在非主流性经济领域。下面我们来看统计分析，这是2006年国家专利机构统计的情况，这是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比例最高的领域，我列举了6个领域，这是中国人在国内申请的，中国的申请者申请的比例量最高的，第一是中药，全部申请者的98%是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第二是非酒饮料，占96%，第三是食品，占90%，第四是中文输入，占79%，第五是污水处理，占73%，第六是特种陶瓷，占64%。大家注意，其中中药，非酒饮料，食品，特种陶瓷都是居民的生活用品。这是国外企业、国外申请者在中国申请专利最高的领域，第一个就是无线传输占93%，第二是移动通讯占91%，电视系统90%，传输设备89%，半导体85%，电视零件85%，遗传工程75%，西药69%。国外的企业和专利申请者申请专利的比例最高的是那些最重要的主流性的工业领域，我们主要在生活用品。所以我们把这两项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就会很清楚，中国主流领域的专利大量地被国外的专利申请者或者企业拿走。
（2）加工组装的链条替代
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核心技术的供给依赖，它将使我们的工业化构架长期处于全球产业体系链条体系的低端领域。要了解这个问题就要了解什么是全球产业链条体系。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图示，这是全球产业链条体系的一个简单的图示，我们把它细化一下。这就是我做的全球体系产业链条结构，这个图示关系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所有全球性生产、销售的产业，它实际都有一个全球体系的产业链条。它的高端链条是研发链条，研发链条又分为不同的层次，最高的层次是尖端型技术，之后是核心型技术，最下层的是推广型技术。在研发链条中它握在手里绝不拿出去卖的是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但是它又需要不断地把推广型技术卖出去来获得研发链条的最高收入。第二是装备制造，装备制造实际分为前沿性的装备制造和通用性的装备制造。同理，前沿性的装备一般是不示于人的。最底层的链条就是加工组装。那么根据我的研究，我觉得加工组装实际上也有层次，也分为技术密集型的组装、装备密集型的组装和人力密集型的组装。那么这个图形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国家进入全球经济化发展的产业，我们都需要把自己的产业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在全球体系的产业链条中来进行衡量，来看看我们的行业，我们的产业，我们的技术水平，我们的基本经济水平，主体性的经济水平在这个链条结构的什么位置上，做到知己知彼。那么根据我们的初步分析，我觉得我们国家很多行业，很多领域在全球产业体系链条的高端，像我们的航天等等。甚至在这个高端领域的最前沿的边缘，但是同样根据我们的考察分析，我们觉得在我们国家工业制造业主体的部分，加工合作型的那一部分主要在全球产业链体系的低端，而且很多都是在加工组装体系中的人力密集型产业。我前面讲过了，我们通过这个分布，通过加工组装获得大量的经济收益没什么不好。我们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增加政府的税收，增加企业的产值。政府、企业、老百姓都皆大欢喜。应该说没什么不好。
我们这里讲的是如果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用战略的眼光，长远的眼光来观察分析问题，我们就不能满足于我们国家的工业制造业的主体部分长期硬化在加工组装的链条上，特别是不能满足于长期硬化在加工组装链条最低端的链接上。这会使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水平长期迟滞，这个后果风险是很大的
（3）低价循环扩张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世界工厂”的低价扩张循环的问题。所谓“世界工厂”的低价扩张循环主要是针对外贸企业群体。我们国家外贸的群体，中小企业的群体在我们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2005的经济总量为2.2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约为0.73万亿美元，占经济总量的32.3%。就说我们将近三分之一的总量是靠出口经济部门创造的。现在的出口经济部门碰到什么问题呢？我们大量的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所以它们的产量、利润、水平需要认真地分析。
这是我做的一个产业链条的利润—产量分布的曲线。这个纵坐标是什么呢？这个英文P表示的纵坐标是产业链条结构的收益坐标或者叫做产业利润坐标，这横坐标用英文的Q表示这个产业链条的产出坐标，我们沿着这个纵坐标和横坐标可以从左上方到右下方画一条曲线。之后产业链条结构从高到低，甚至它的产量和利润会非常准确地分布在这条曲线上。比如说我们把研发链条设为A点，那么研发链条的A点在什么地方呢？它在纵坐标，产业链产出收益水平的最高端，同它相对称的是在产出水平的最低端。同样，这个加工组装链条设为B，那么它在这个曲线上分布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产业链条收益水平的最低端，和它对称的是产出水平的最高端。那么就是说这个产业链条结构的不同链条，它的利润——产量的分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或者说它的利润产量结构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高端链条的研发链条在全球性的产业链条当中可以用最低的最少的产出水平获得最大量的最高水平的产业收益。反之，加工组装链条在这个曲线上只能以最大产量、产出、规模获得最低水平的产业收入。这是它的宿命。
那么我们进一步研究，在我们这个外贸出口群中，有很多低技术、低品牌、低利润、低售价的企业。它们企业的发展，根据我的研究，它们有一个三角循环。这个三角循环就是说这些低技术、低品牌甚至无品牌、低利润和低售价的企业，要获得更多的企业收益，获得更大发展，它的起点必须是什么？压低单价，摊薄利润来扩大销售，当然使单个产品的利润减少，但是由于的产品总量的增加，使产业的总收益还能保证。但是这时候肯定会带来市场的供求压力，因为你增加了总供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继续获得更多的产业利润总量，你必须还得进一步压低单价，摊薄利润，扩大销售，走这个三角循环的路。所有的这些低技术、低品牌、低利润、低售价的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在这个参数下很难走出这样的三角，它的发展走出这样的三角。那么我又讲，这个三角循环没有不好，我们的很多中小企业，包口我们珠三角的加工组装企业，它们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三角模式来发展的。也可以从小到大，也可以聚集大量的收益，它的企业主，也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只不过这个三角循环挣钱很辛苦。但是现在这个低技术、低品牌、低利润、低售价的三角循环它又碰到了两个外部因素。一个是你要压低单价，以各种形式压低单价，这实际上就是压低人工成本的单价，搞血汗工资，那么你长期搞血汗工资会怎么样，就会有一个工资增长抬升的压力来制约。包括我们政府现在制定的最低工资法，包括比你更高工资水平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吸引，我们把这个叫做工资比较利润的吸引。同时呢，你不断地扩大销售，低价扩大销售，甚至低价的扩张性地扩大销售，会碰到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外部的压力是贸易保护主义，内部的压力是工资增长抬升的压力，使得低技术、低品牌、低利润、低售价的三角贸易循环很难做下去，很难维持下去。
所以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维持的外贸的产量比重虽然很大，但是它有结构的风险。结构的水平很低，如果不改造这种结构水平，长期地持续恐怕很难，问题会越来越多，矛盾会越来越多。
（三）“创新型国家” 的三大课题
所以十一五时期，中央政府明确提出，把提高国民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的重大的战略性发展方针。根据中央十一五规划政策的设计，这种提高国民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按照层次，分成集成创新、原始创新和引进创新。我觉得中央政策中这样的布置是很有道理的，这个阶梯是有道理的。集成创新是指什么呢？是指系统创新。原始创新根据我的理解就是指起点创新，这个产业的、这个领域的起点开始创新。那么引进创新是指别人的东西我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它的技术水平，提高原有的引进的技术含量。那么我觉得建立创新型国家，要搞这个“创新型国家”有三大课题，我们要贯彻中央政府关于十一五计划的重大战略，必须认真地面对、认真地解决这三大课题提出的问题和应对的事物。第一就是战略和路径，或者叫做创新的战略和创新的路径；第二就是创新的人才和创新的教育；第三就是创新的体制和创新的制度。以下我们来进行分别分析。
1. 战略和路径
建立“创新性国家”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战略和路径”。
（1）创新战略和创新路径的涵义
那么这个创新战略和创新路径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方针，我觉得这个创新战略和创新路径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什么重点领域进行突破。我觉得在这里面一定不要有误解，就是十一五规划中，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着力提高我们国民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这个不是又回到那个自力更生、闭关锁国、封闭的道路上去，也绝不是说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就要在所有的经济领域，所有的部门，宏观一刀切，微观齐步走，都搞自己的东西，都要自己搞，都要搞自己的核心技术，都要搞自己的知识产权，我觉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十一五规划在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候特别提出，讲了下面这段话，我觉得这段话讲得非常得好。这个中央十一五规划讲“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在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取得突破，要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技术瓶颈，在能源、资源、环境、农业和信息等关键部门取得进展，要着眼长远，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在一些前沿高科技战略领域超前部署，培育新兴产业。”我觉得在这一段话里，特别注意能源、资源、环境、农业和信息这五大关键部门。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中央政府选择的重点。我觉得中央政府选择的能源、资源、环境、农业和信息都是影响宏观经济最大的几个领域。但是未见得地方政府要去对号入住，也未见得地方政府要选择能源、资源、环境、农业和信息，这不是这样的。那同时我觉得中央政府选择源、资源、环境、农业和信息这五大部门也未见得所有方面都要搞好，也是要抓住最关键的部分的。
（2） “抢滩”和“让点”
那么选择重点领域突破，那么我就觉得有一个“抢滩”和“让点”的问题。什么叫“抢滩”？什么叫“让点”？我觉得“抢滩”是什么呢？“抢滩”就是在这个领域中要抢科技制高点，那么这个既然是“抢滩”，就不可能全面开花。那么要抢就要让，那么有些东西就不是我们要“抢滩”的东西，是需要让的东西。那么我觉得在提高国民经济战略和路径的战略中，就要每一个部门进行认真地分析和考察。什么是“抢滩”？哪些是要抢的？那些是需要让的？那么现在看来在我们国家的很多重要产业都有这方面的争论，我觉得很多争论都需要我们冷静地、认真地、全面地思考。比如软件产业，现在占领制高点，是美国以盖茨微软特别是通用产业，那我们要不要抢滩啊？要不要搞自己的东西啊？或者我们不搞，不抢通用软件的，不在这个方面抢它，我们在其它方面抢。那么汽车产业呢？是抢滩的产业还是让点的产业呢？高端电器、大型客机是“抢滩”的还是“让点”的呢？我觉得都是要好好分析的。那么这里我觉得抢滩和让点是需要经过一个程序，既有政府决策部门的，又有专家学者的，还有公众的一个程序来充分体现，做一个充分民主的抉择。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确定软件产业是要抢滩的，特别在通用软件上我们要和美国去抢滩，就需要大量地投入，聚集大量的人力。但是这个决策一旦是错误的或者说有不合理的部分就会给这个领域的发展带来重大的损失和风险。那么我觉得“让点”和“抢滩”的选择按照中央十一五规划的有关方针政策，一个是重点领域的关键环节，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瓶颈，一个是战略领域超前投入研究。我反复研究中央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我觉得是这都是讲得少数部分。我们最先做的是少数领域，少数部分，并不是全面展开，全面推进。
（3）自主创新选择和评价的细化
那么我觉得自主创新的选择和评价进一步细化的话，包括发展价值的评价，这个发展价值包括商业价值和未来的战略价值。第二就是有没有资源优势，这里包括技术积累的优势，资金的优势和人力的优势，或者包括这三者的一个综合优势。第三就是发展序列的评价，包括它有没有近期发展的价值或者是有中长期发展的价值等等。
2. 人才和教育
建立“创新性国家”的第二个课题就是人才和教育。那么关于人才和教育，我想先给出两个材料。第一个材料，中国准备搞多少个硅谷？根据概略统计中国各地正在建立和设计建立的各种冠以“硅谷”、“光谷”、“生物谷”等名称的高科技密集区域有80多个。有关方面的统计可能比这个还要多。第二个材料刚好跟这个材料相反，美国科技界和经济界人士的普遍评价，美国产生第二个“硅谷”的条件基本上没有。我觉得这两个反差很大的材料很有意思。那么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搞科技创新主要靠什么。在我们国家政府去搞“硅谷”、“光谷”、“生物谷”这些科技开发区也好，关于各种名称的谷有80多个甚至比这个还有多，这说明什么？我们很多政府管理的当事者对于科技创新的实质、本质的认识还是很有差距的。就说政府搞一个开发区并不难，政府用高薪聘任几个院士也不难，政府把这个行政开发区的级别搞得很高我觉得也不难，但是这个就真能搞创新型国家吗？就真能搞得出高科技的发展吗？恐怕不行。那么美国学者的分析告诉我们什么呢？美国科技界和经济界的人士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种“硅谷”也好，它是什么东西啊？它是具有高水平创新能力的人才的大量的聚集，靠这种人才，而且不是一两个，而是一个人群。这个具有高水平创新人才的聚集，这是“硅谷”的实质。这个不是你政府搞开发区，搞大量的投入，聘用一两个院士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是靠人，是靠一个人才群体。
3. 体制和制度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要问我们现在能不能创造出这样一个人才群体呢？给大家看第二个案例材料，中国人在美国软件产业中的例子。根据美国技术战略研究所的一个统计，在美国软件产业部门中，中低级软件编程领域有大量中国人进入；高级软件编程领域有部分中国人进入；在创新性软件设计领域，构成者有法国人、美国人、以色列人和其它欧美国家的人，基本上没有大陆教育的中国人进入。大家注意，最后这个创新性软件设计领域不是没有中国人进入，按照美国人的统计是没有受到大陆教育的中国人进入。那么我觉得这个材料很值得我们分析。就说至少根据美国专家学者的分析，至少根据这种情况，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教育体制，我们的教育方式可能才在一些问题。那么这就需要研究什么？研究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教育制度的选择。
（1）创新体制和制度中的组织和转化
如果我们眼光仅仅看教育制度，大家知道现在在培育创造性人才的教育制度和培育应试性人才的教育制度存在着大量的争论。对于这个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忘了一个重要的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我们国家的政府的国民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发展模式是什么。如果我们把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济，国民目标设定为一种，我前面讲过我们满足于这种加工合作型，那么我觉得我们这种应试性教育人才模式并不落后，这种应试性教育体制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但是现在问题不同了，现在十一五规划，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根据我前面的分析，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最核心问题是产生一大批具有高水平创新能力的人群。如果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发展模式，那么我觉现在我们的应试性教育模式不适合，就不配套了。就是中央政府提出的建立创新型国家，需要一个人群，需要高水平创造能力的人群。这帮人群源源不断地可持续地创造是我们现在这个教育制度创造不出来的。尽管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例子可能是一个个别的例子，但是我觉得能说明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这里存在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包括政府的发展目标和我们现在教育制度的一个选择对称的问题。现在很明显的是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和现在的教育制度是对称的，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现在新选择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十一五时期中央政府选择的创新型国家的新的发展模式非常显然地和现在的发展模式是不合适的，是不对称的，这就需要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是发展模式和教育制度的双向选择，对称性地双向选择，而不能离开发展模式，离开政府的政策选择目标来一般地讲教育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是讲不清楚的。那么我觉得现在问题也还没解决，它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政府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国民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那么显然我们这种教育体制不行，确实不行。需要好好地研究怎样来进行改进。否则，你想达到中央政府提出的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第三个课题就是创新体制和创新制度。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从这个职业习惯来讲，我觉得建立创新型国家的三大课题创新战略，创新路径，创新所需要的人才、教育制度和最后的体制和制度都很重要。但是我个人认为创新体制和创新制度是这三大课题中最重要的。那么这里我想先讲一个分析方法，我觉得任何创新模式都可以用组织和转化这两个过程来进行组合。就说任何创新首先都是创新的组织，谁来组织？怎么组织？组织之后这个创新的结果怎么来转化？那么我用一个更通俗的概念就是组织和埋单，就是你组织了之后，谁给你埋单呢？那么我觉得用组织和转化或者通俗地说用组织和埋单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创新模式加以概括式地说明。那么我觉得无非有这样四种模式。第一种是政府组织创新，政府埋单，那么我觉得这里最典型的、最辉煌的就是两弹一星。这里我要讲两弹一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两弹一星是组织和转化创新模式中的一种，而不是所有的模式。我觉得这种模式最主要的就是政府组织之后还要政府来埋单，不管是中央来埋，还是国防部来埋。第二个是市场组织，市场埋单，这个最典型的就是硅谷模式，这种创新模式和政府没有关系，自己搞，自己卖掉，满足市场需求。第三种是市场组织，政府埋单，那么这个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空军研制新型的军用飞机，美国的空军经常把自己新型军用飞机的订单交给波音，提出它的科研的很多军用飞机的新的战斗指标，新的性能指标，之后由你来进行。我投资，你来进行开发。第三种我觉得是最不好的模式，就是政府组织，市场埋单。因为政府组织科技创新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政府手里有钱，有权力，有资源配置的权力，可以投资，可以吸引人，可以搞开发区。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搞开发区的方式可能第一步是有合理性的。因为政府来组织，政府投资买地建立一个行政组织，搞很多院士在那里。但是政府绝对无法最后决定市场埋单。所以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政府无意中采取的是政府组织，市场埋单，所以在你政府组织的时候当然是很风光的，可以有80多个的各种谷。如果你搞的那些什么光谷啊，硅谷啊，生物谷啊什么等等，最后如果没有市场埋单，那么这个政府组织干嘛呢？最后可能就是一场笑话。这个开发区可能由于最后没有市场埋单成为一场闹剧。这可能就需要我认真地分析一下，这个硅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研究一下“微软现象”和“盖茨现象”。为什么能大量产生？为什么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能大量地、持续不断地产生“微软”这样的企业和盖茨这样的创造性的企业家呢？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解释。下面我想我要提一个美国学者是怎样解释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绝不是说美国的这些学者的看法就是如何得高明，但是我觉得可以是一种借鉴。
（2）“微软现象”和“盖茨现象”
下面就是美国学者在总结“微软现象”和“盖茨现象”的一些有共识的见解。第一他们认为有一个低成本的创新、创业门槛，是有一个始终低成本的创新、创业门槛。这种始终低成本的创新、创业门槛就允许很多像盖茨那样创业时身无分文，借助很少量的资金，但是有很好的设计，有很好的思想能够来进行创新、创业。我觉得跟我们的做法正好相反。我们现在把开发区搞得水平越来越高，豪华型的，什么生态型的，这样把创新的门槛、成本提得很高。这是危险的。第二个他们认为创新有一个新的企业制度，他们把这个叫做创新股份和技术股份制企业。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没有钱，但是他们有很好的专利，很好的设计理念，有很好的创新思想，他们也可以组成一个企业。而且这个东西创新股份和这种技术股份很值钱。那么第三呢就是高效率的风险投资市场，在美国就是纳斯达克。这个高效率的投资市场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给各个层次，各个水平的创新提供不同产品的风险投资。小有小的，中有中的，大有大的。第四就是法规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最后还有一条就是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企业文化。我再次强调美国学者分析的“微软现象”和“盖茨现象”并不是他们特别高明，他们跟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太一样。我们一讲创新、一讲科技，第一讲的就是投资，最好是政府投资，我们总是跟投资联系在一起。但是美国人他们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那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主体思维，科技主要靠的是投资，改变一下，和这个制度改进结合起来呢？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好，最后我想用一段话，这段话不是我讲的，来结束我今天的讲座。这是美国很著名的学者、教授布朗教授对中国发展模式历史意义的评价，我觉得很有价值。布朗教授的经济地位就是他对一个概念的发明所垫定的，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这位老先生，由他的理论叙述来垫定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话语权就是布朗先生。他是这样评价中国发展模式的，他说：“中国的崛起正在世界历史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人探索的社会发展道路如果成功了，全人类都将从中获得深刻的哲学教益和巨大的发展实惠，如果中国人最后失败了，那么全世界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