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拳 血之复仇bt下载:再说科学发展观学习

再说科学发展观学习

闻见

现在，到处都在谈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电视、网络、广播、报纸、书籍等各种宣传媒体，几乎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大张旗鼓地灌输。组织学习的单位，犹如搞运动一般，领导学，党员学，民主党派也要学。学过以后还要讨论、分析、总结、过关，投票通过以后一切大功告成，然后一切照旧，循环往复。与前些年的“党的先进性教育”和“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大同小异。这可能也是我们党世代相传的光荣传统。

各单位组织宣传学习，都会聘请学者、教授做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宣讲。大概是因为学者、教授们都比较“科学”，比较“与时俱进”，对落后或丑陋的现象比较痛恨，所以，他们通常会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和鞭鞑。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他们在批评GCD。其实，他们只是为“科学发展”扬鞭催马而已。

2007年3月，某报告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李俊杰教授讲“科学发展观”。李教授没有从正面讲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也没有讲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功劳，而是用一组又一组数据来揭露社会的矛盾与危机。据说，听了这些数字，才可以更深刻地去理解为什么现在要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

李教授谈新农村建设。他说，按国际惯例，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城市就应反哺农村。中国官方公布农村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625元以下，而国际通用标准为每天1美元以下，即人均年收入365美元以下，约合人民币2800元左右，按此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在1亿以上（约2亿左右，仅次于印度）。这与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国贫困人口约二千万，有很大出入。显然，官方公布的贫困人口数据是不合理的，隐匿或掩盖的方法是有违“科学发展观”的。

李教授谈剪刀差问题时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为6倍。李教授还说，不仅工农业产品价格有剪刀差，城乡劳务工资有20%以上的剪刀差。可见中国农民的疾苦。

还有，农村土地问题。2005年底，全国可耕地为18.37亿亩，温家宝总理提出可耕地的底线为18亿亩，可用地仅剩下3700万亩，而每年占用耕地都在2000万亩以上。到如今，天知道18亿亩耕地是否还能确保？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一旦突破，全国13亿人民的肚子就难以确饱了。
　　占用可耕地的补偿通常以这样的公式：每亩地3年农作物总产量/3×单位市价×10年=土地补偿金总额。如果每亩地3年平均产量为1000斤稻谷的话，每斤为1元计，金额为1000元，10年为1万元，这就是占用农田给予农民的补偿金了，少得可怜。占用耕地一项每年从农民身上掠走高达6万亿!征用土地成为各级官员权力寻租的土壤。高价出售土地的受益比例为：农民6%；政府20-30%；开发商40-50%；乡、村政权25-30%。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农民工远离家乡到城里打工，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他们的收入微薄且毫无保障。毫无疑问，如果继续靠盘剥农民来搞发展，肯定是不科学的！

关于科学技术，李教授说，科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为70%以上，中国为30%，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占政府财政的比例：发达国家>2%；中国为1.23%。技术对外依靠程度：发达国家<30%；中国则>50%。十五期间，上海市工业技术对外依靠程度由65%上升为75%。本国科技创新与依靠国外引进比例：中国0.08：1；日本5：1；韩国8：1。对科学的不重视，怎么能保证国家的科学发展呢？更不可理解的是：中国副部级以上干部规定乘坐的公车为“奥迪”，这在美国、德国、法国、印度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国家政府官员用车严格限定为本国生产车。如果国家官员都崇洋媚外，这个国家还可能科学发展吗？

关于教育，李教授谈到，发达国家依靠政府财政向教育的投入占全部财政支出的4.7%。而中国2004年仅达到2.7%。奇怪的是，政府早在2000年就承诺教育投入要逐步提高到4%，7年过去，仍在2%徘徊不前，这是为什么？在捉襟见肘的微薄的教育投入中，不多的钱几乎只能投向占高校总数3%的重点高校、占中学总数2%的重点中学。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合理，助长了“择校”风盛行。择校成为权力、金钱争夺教育资源的竞争方式，无权、无钱，很难进重点学校，教育不公平愈演愈烈。20年，中国学校学杂费上升了50倍。一个普通大学本科四年学杂费平均为2.8万元，相当西部农民35-40年的全部收入(西部贫困地区农民年均收入625元)。80%农民子女没钱而不能上大学。重点大学入学新生家庭背景的比例为，每百名学生中有1名农民家庭，工人家庭4名，党政干部家庭31.7名，企业主或高级职员家庭22.2名，科技人员家庭17.6。城乡经济差别造成文化教育严重的两极分化，教育本来应该成为实现社会公平的平台，然而在中国大陆却反过来成为贫富分化的驱动力。这样的发展能科学吗？
　　李教授发现，台湾的高等教育几乎是普及教育。细问台湾教育界同行，是在蒋经国执政后期，提出“归宪”，即一切按“宪法”执行，才使台湾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个“宪法”就是1946年蒋介石制定的那部“宪法”，也就是我们称之为“伪宪法”的那部“宪法”，也就是现在陈水扁要修改的那部“宪法”。“宪法”怎么规定的呢？找到那部“伪宪法”，即可知，那里对教育的投入要占“中央财政”的16%；地方财政的25%；县乡财政的35%。两岸差异如此巨大，如何谈统一？我们GCD人应该感到羞愧啊！
    关于接受高等教育比例，1996年韩国为37%，2005年中国为5%，在美国、日本、韩国、欧洲发达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这些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尽管严重缺钱，却还“大跃进”发展，每年招生600余万人，数量可观。但由于宽进宽出，质量之低劣可想而知。这种发展显然是不科学的。

关于医疗卫生问题。20年来，中国人口增加了3亿，而医院数量却减少了1800多家。医疗资源不仅不足，而且分布极不平衡，一个北京市拥有三级甲等医院57家，而很多中等城市连三级乙等医院都没有一家，县、乡两级医疗条件就更差了。按1978年到2003年25年的统计：医疗及药品费用上涨了60倍；GDP增长31倍；工资增长22.8倍。这个比例严重不协调。造成医疗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为：第一、政府责任。首先是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逐年递减，1990年对医疗投入占财政支出的9.6%，而2000年则减为4%。据卫生界政协委员统计，80年代，政府对各医疗单位财政投入占医院支出的30%，而2000年却降为8%。1975年，国际卫生组织对中国农村普及合作医疗、防治血吸虫病、麻疯病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中国总体医疗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排名21位。2001年国际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情况进行了排序，在191个国家中，中国排行144位。而在“医疗公平性”的排行中，中国排到188位，为倒数第4名。在发达国家中，医疗基本上是免费的，而且医疗主要靠国家财政补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古巴和朝鲜也实行免费医疗。在发展中国家里，巴西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在巴基斯坦，无论国人还是外国人一律免费医疗。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说，中国的医疗改革决不走西方的道路。在政协五次会议上，引起很多委员的强烈不满，在大会发言中，有的委员抨击这一说法，不走西方的道路，怎么从21位退到了188位？发言得到热烈的掌声。奇怪的是，西方道路不能走，发展中国家的道路不去走，最后连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走，那么，是不是想走回封建主义老路去呢(官员和皇上享受免费医疗，老百姓却另当别论)？那位中央领导不知道还有没有羞愧意识？！
　　挂号难、看病难、住院难、大处方、高收费，在中国极为普遍。据统计，在农村80%以上的患者有病不治或放弃治疗，在城市也达到40-60%。原因只有一个：负担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然而，医生的收入却远远高于其它行业。据北京市政协委员统计，北京医生的年均收入是全市各行业平均水平的11倍，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难想象的。(按：北京市统计局官方资料，2006年全市城镇单位职工年均工资为36097元。)还有医药流通领域的腐败。2004年全年，美国政府批准的新药仅148种，而中国在这一年批准的新药竟达到16000余种，是美国的一百多倍。从这些数字看，国家药监局的腐败案就决非偶然的了。药监局批准的新药中，很多并不是新药，老药换个名字就成了新药，售价马上翻几番，甚至几十番。一个普通的阿斯匹林，换个名字就成了“新药”，这在中国屡见不鲜。在医药品审批上，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成为普遍规律，而为这样的交易成本埋单的却是普通老百姓。还有一个问题是药价虚高。举几个例子说明药品出厂价和零售价的比较：感康：出厂价0.8元，零售价12-13元。双迪：出厂价6元，零售价21元。双歧胶囊：出厂价8元，零售价38元……。这样大的利润空间，全部被流通领域，医药代表、医药经销商、医药采购人员、处方医生掠夺走了。根本原因就是官僚与资本的结合。在中国医疗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又粗又大又黑的利益链，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动利益链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会损害链条涉及的各个特殊利益集团。由此可见，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岂止是不科学，说得难听一点，近乎是扯蛋了。

关于贫富差异和分配不公的问题。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时讲，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大概要在本世纪末(指2000年)，全国多数人实现小康水平之后。邓小平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8年，我们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呢？贫富差别越拉越大，政府似乎无能为力。两极分化的问题，从1985年开始，已经持续了20余年。不知还要延续到猴年马月？
　　联合国有一个计算方法，将占总人口20%的富人与20%的穷人消费性支出作一个比较，计算的结果：中国为10.7：1；美国为8.4：1；法国为5.6：1；日本为3.4：1。北欧国家这一比例之差距更小。如果以这两个20%人群的收入来比较，则是基尼系数。0是绝对平均状况，0.4是社会失衡的临界点，0.6是社会动荡的临界点。按2005年官方统计，中国为0.447；美国为0.408；日本为0.2。还有第三次再分配，即税收。中国15万亿银行储蓄存款中，存款总额的80%是20%的富人所存；而80%中、低收入人群，储蓄存款只占总金额的20%。另一方面，这占有银行储蓄80%的20%富人所缴纳的税金只占总税收的10%。所以，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来自中、低收入人群。这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再说富人榜。在中国的400名富人榜中，有148人为房地产开发商。但是在纳税百强中，却没有1个房地产开发商。在美国，5%的富人向政府缴纳的税款占总额的55%；5%的穷人缴纳税款只占总额的4%。　　

《政府工作报告》披露，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20.94万亿，政府财政收入达6万亿。20年来，GDP增长25.8倍；工资增长19.9倍。然而，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却由17.1%下降为12.3%。贫富差异巨大，税收政策不合理，老百姓不能同步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的发展会科学么？

关于腐败问题：政府机构恶性膨胀。官员人数：70年代为279万，80年代为543万，1997年为800万，据说去年已增为850万。这些官员都是靠纳税人来养活的。官民比：70年代为1：67；80年代为1：40；90年代为1：26。各级、各种政府机构攀比“提级升格”，正处单位升副局、正局单位升副部，很多国有企业也跟着升格，副部级的企业主管比比皆是。提到哪一级，就要享受哪一级待遇，而为此埋单的却是纳税人。据说，在职的省部级干部已经超过10万人，地、县级官员更是数以百万。全国公务员和的人数年递增２０％，我国公务员人数与GDP之比超过发达国家近20倍（见2009年《半月谈》第18期），再不精兵简政，老百姓就真的难以容忍了！
　　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人大、政协对财政工作意见的焦点集中在行政费开支庞大上。2006年，公车费3000亿、招待费(吃喝)2000亿，出国考察费2500亿，加起来是7500亿。2008年增加到了9000亿，这些数字是惊人的。从1978年(50亿)到2003年(7000亿)，行政费用支出增至原来的140倍。1978年行政费占国家总支出的4.7%，2003年则占到了19%，而2008年竟然达到了30%(约18000亿元，增至原来的360倍)，2010年达到43.8%（约40000余亿）。与发达国家比较，美国是行政费支出最多的国家，也只占9.9%，英国是4.19％，韩国是5.06％，法国6.5%，加拿大7%，日本只占2.38%。(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数字都不是援引官方发布的，而是全国政协委员提案中调查统计的。)单数字比较，就令人惶恐不安。

除上所述，还有四大腐败领域：征用土地、工程招标、政府采购、买官卖官。腐败问题不解决，就会在根子上动摇民心，科学发展就成了一句空话。我们必须强力治腐，全力治党，猛力治官，大力治国！唯此，国家才有出路，人民才有希望！如果打着科学发展的旗号，踩着平民百姓的脊梁，耗着人民群众创造的财富，只为官商富豪阶层谋利，那就是口是心非，倒行逆施。长此下去，就会被人民唾弃！但愿，通过科学发展观学习，会有一个好的开端，广大人民群众正在期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