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江北区地图全图:钱三强请来三尊“大菩萨”

        1967年6月17日，我国在西部某地上空爆炸成功一颗氢弹。而在此前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西北浩瀚的沙漠上，轰地一声巨响，腾起了烈焰翻滚的巨大蘑菇状烟云。这震撼世界的惊雷向世人宣告：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我国的原子弹、氢弹是靠自力更生研制成功的。我国在大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科学家们从1960年底已开始摸索氢弹原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从事氢弹理论先期探索的队伍转入中物院理论部，和那里的科技队伍汇合，形成强有力的科研攻关拳头。1965年10月，氢弹理论得以突破。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上午7时，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着72号轰炸机，进行氢弹空投试验。沉寂的戈壁大漠上空，瞬时升起了一颗极为神奇壮观的“太阳”。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原理突破，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半，而中国仅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速度！         苏联专家全撤了
　　
　　1958年年底，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代表索洛维也夫通知我二机部物资供应局局长姜涛，苏方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不日就要抵达中苏边境满洲里了，请他赶快前去接收。
　　对于这颗原子弹教学模型，中方期盼已久。一年前，中国与苏联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两国正当蜜月期，苏方慷慨地承诺将向中国提供导弹样品和原子弹的教学模型，还答应派专家帮中国设计试验靶场、进行技术培训。
　　《协议》签署不久，苏制P-2型导弹倒是来了，可原子弹教学模型却迟迟不见踪影。苏联专家说，虽然只是个教学模型，不是真正的原子弹，但也非常敏感，中方一定要建一个保密级别高的库房。
　　为了让原子弹教学模型不进城就直接送入库房，二机部选中了离西直门火车站不远的花园路盖库房。很快，库房建好了，苏联专家也审核通过了，可教学模型还是迟迟不来。苏联专家总说快了快了，一拖又是半年。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原子弹教学模型终于就要到了，姜涛和同事兴冲冲地买好火车票打算前往满洲里。可就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索洛维也夫却对姜涛说，先别去啦！现在西伯利亚太冷，不能发货，暖和点再说吧。
　　一等又是两三个月。第二年二三月间，索洛维也夫总算来信儿了。他说，莫斯科准备发货了，你们准备去接收吧！当姜涛他们即将启程时，苏方又变卦了。索洛维也夫说，没发检验证明，暂时不能发运。
　　又过了两个月，索洛维也夫来电话说，模型已经到边境了，让二机部赶紧派人去接收。二机部的人觉得，这次总靠谱了吧！可动身前一天，索洛维也夫又来电话了：别接了，部长感冒了没人签字，这货还是不能发。
　　一连三次都没接到原子弹教学模型，二机部的工作人员们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劲了。
　　1959年6月下旬，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打算亲自去趟莫斯科协调此事。在他临行前，坏消息来了。6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参赞苏达利柯夫向周恩来总理转交了一封苏共中央的电报。电报中说：苏联正在跟美、英首脑进行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在这个当口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不太合适，有可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际局势做出的努力。
　　其实，早在一年前，二机部的人就从苏联专家不冷不热的态度中读出了一些信息。
　　1958年7月，在中方的反复要求下，苏方派来三名专家，就原子弹制造的一般原理给中方做报告。当时担任翻译的朱少华记得，听报告的除了已就任二机部副部长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外，其他都是行政人员。
　　朱少华回忆，当时天气非常热。三位苏联专家一边讲，一边擦汗。原子弹的原理极其复杂，让三个人在一天内讲完，几乎不可能。他们讲得非常快，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图，然后又飞快地擦掉。朱少华又得翻译，又得做笔记，忙得晕头转向。苏联专家一个劲地提醒：不要记，不要记！等原子弹教学模型来了，自然会有专家来指导你们。钱三强他们不管，还是一个劲地埋头苦记。课后，苏联专家提出要收回笔记，在座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不高兴了，他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由我负责。”
　　其实苏联专家讲得飞快，就连钱三强也没记下来多少。而且这次讲座多是原理，没有数据，参考意义不大。几个人把笔记凑了凑，钱三强看过说，跟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原理基本是一样的。
　　1959年初，这三名专家奉调回国，又来了个不说话的专家列捷涅夫。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可这个“洋和尚”来了之后却一言不发。为此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哑巴和尚”。
　　此时，中苏短暂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了，苏方虽然还没有正式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但种种迹象表明，那只是个时间问题。为了尽可能地从“哑巴和尚”嘴里抠出有用的信息，二机部的科研人员轮番问他各种问题。“哑巴和尚”被问急了，便开了个书单让他们去研究。中方技术人员一看，书单中竟然还有关于养花的。列捷涅夫却振振有词地说，难道不应该在鸟语花香的环境中研究原子弹吗？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决定撤走所有援华苏联专家。此时，苏联承诺援助中国的30个核工程项目，有23项没有完成，9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临走时，苏联人撂下话说：离开我们，你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身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倔强地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我们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作为中国原子弹研究的领军人物，钱三强最清楚新中国对于原子弹的渴慕。
　　1949年3月，北平刚刚解放不久，中共中央派钱三强去巴黎参加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临走前，钱三强向党组织表示，想借此机会通过老师约里奥·居里购买一些与原子能有关的仪器和书籍。当被问到需要多少钱时，钱三强说，大概20万美金。
　　事后，钱三强颇为自己的书生气感到后悔，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哪儿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仪器呢？
　　可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找到钱三强，递给他5万美金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批的。
　　后来钱三强回忆：“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中国共产党持有的外汇总额只有30万美元。
　　最终，钱三强因为签证原因没有去成巴黎，没能给中国买到仪器，但后来约里奥·居里托人捎来话说：“告诉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先有原子弹。”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央领导人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11月，美国把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几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叫嚣，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措施来应付军事局势。1953年，一颗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被运上了冲绳岛。不久，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短短几年内，中国被笼罩在了巨大的核阴影下。
　　打破美国的核讹诈，必须自己拥有核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家们一直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探索。
　　1955年1月15日，地质学家李四光和钱三强带着一块刚刚从广西发现的铀矿石，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悉数到场。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笑着对李四光和钱三强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把铀矿石放在桌子上，打开自制的放射性探测仪——盖革计数器。当仪器靠近铀矿石时，立刻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在座的领导同志感到很新奇，纷纷上来试验。
　　为了能讲清楚铀与原子弹的关系，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特意画了两张示意图。简而言之，原子弹的爆炸原理就是把两块包裹着中子反射体的半球形浓缩铀—235或钚—239，隔开一定距离，放在弹壳里。用高能炸药引爆，使两块铀球在百分之一秒内骤然结合，从而发生快速链式反应。铀，是制造原子弹的先决条件。现在中国找到铀矿了，先决条件已经有了！
　　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杰记得，听完钱三强的介绍后，领导同志们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一直讨论到晚上七点多。最后，毛泽东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会后，毛泽东开了两桌饭招待大家。刘杰记得，平素很少喝酒的毛主席，那天为中国的核事业干了一杯。
　　第二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说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
　　
　　苏联专家走了，负责核武器研究的二机部九所只有一个中国科学家——邓稼先。
　　邓稼先虽是美国普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但名气并不大。当初，钱三强选择邓稼先作为第一个进入原子弹研究领域的中国科学家，自有一番考虑。那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意思是说，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主要靠苏联专家，中国科学家的任务是学习。钱三强考虑，成名的科学家恐怕不太好跟苏联专家打交道，于是就相中了邓稼先。
　　邓稼先早年跟杨振宁是同学，26岁就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他不但学问好，人品也好，每天背个布包步行上班，从不多说话。杨振宁曾回忆：“邓稼先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虽然钱三强说得隐晦，但邓稼先马上明白他指的是原子弹。“我能行吗？”对于突如其来的使命，邓稼先一时还没回过味来。不过，此时他已隐约感觉到，自己将为这项事业奉献终生。
　　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对那个改变命运的一天，记忆犹新。平时，邓稼先晚饭时爱喝点酒，但那天却没有喝。那一夜，邓稼先辗转难眠。许鹿希忍不住问丈夫，到底出了什么事呀？邓稼先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许鹿希问：“调到哪儿去？”他说，不能说。干什么工作？也不能说。　“那怎么联系，你给我一个信箱号吧。”
　　还是不行。
　　沉默了良久，邓稼先说：“这个工作如果干好了，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了，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听了邓稼先的话，许鹿希急得哭了出来：“到底什么事，值得你下这样大的决心。”
　　面对妻子的追问，邓稼先始终没有回答。搞原子弹就意味着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随便跟人交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邓稼先进入九所后，二机部又从各个高校挑选了28名大学生，人称二十八星宿。早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物理学家朱建士便是其中之一。朱建士记得，刚进九所时他们管邓稼先叫邓先生，邓稼先说，叫老邓，叫老邓。
　　当时，苏联专家还没来，邓稼先就带着大学生们自学原子弹理论知识。虽然是留美博士，但对于原子弹，邓稼先并不比年轻人们多知道多少。他跟年轻人一起看书，一起讨论。谁看明白了谁就讲，讲不下去了就换别人，从来没有老师的架子。
　　朱建士记得，盖原子弹教学模型库房时，邓稼先总是带头挑土。他没干过体力活，挑起土来摇摇晃晃。大学生们看他又白又胖，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白熊。
　　即便是在工地，邓稼先也不放过任何讨论问题的机会。好几次他把饭碗放在地上跟别人讨论，工地养的小鸡就跑过来把他的菜给吃了。
　　另一位当年的大学生竺家亨回忆，自从来了九所，老邓就经常加班到夜里一两点。他住的北京医学院家属院每天10点半就关门了，他不好意思老是麻烦传达室大爷，每天都钻铁丝网。
　　邓稼先是九所人缘最好、最平易近人的领导。每当有同志闹情绪不想干时，老邓都拍着肩膀劝大家。后来，九所同志都说，就怕老邓拍肩膀，他一拍肩膀，你就不好意思不干了。
　　可苏联专家一走，邓稼先也傻眼了。从“哑巴和尚”口中，他没套出任何有效信息，惟一掌握的关于制造原子弹原理的资料，就是钱三强那次记下的零零散散的笔记。
　　
　　 钱三强请来三尊“大菩萨”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放弃了自己的科研工作，更多地承担了行政事务。据说，他的夫人何泽慧曾对他说：“你要是不干这么多行政工作，早就得诺贝尔奖了！”钱三强答道：“我是一个党员。”
　　苏联专家走了，原子弹还是要造！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成了钱三强的首要任务。这时，他首先想到了王淦昌。
　　一位友好的苏联专家回国时，曾安慰中国人说：“我们走了不要紧，你们还有王淦昌。”王淦昌的确是中国物理界的重量级人物。早在1930年，他就远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那时，欧洲正值核物理的黄金时代。在大师云集的柏林大学，王淦昌接触到了世界最前沿的科学。上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日益盛行，王淦昌选择了回国。
　　1960年当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基本粒子研究。1960年3月，他领导的物理小组发现荷电反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也使王淦昌在苏联名声大噪。苏联专家撤走后，王淦昌成为中国搞原子弹的不二人选。
　　1961年3月，钱三强把刚刚回国的王淦昌约到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刘杰开门见山地问王淦昌，愿不愿意领导研制原子弹。王淦昌沉吟了一下，坚定而深沉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刘杰本来给王淦昌三天考虑时间，但他第二天就到九所报到来了。从此，王淦昌从世界物理学界消失了，而中国的核研究基地多了一个化名王京的老头。有人向王淦昌的老伴儿打听，王淦昌到哪儿去了。他老伴儿幽默地说：“调到信箱里去了！”因为她只知道王淦昌的一个信箱。
　　与王淦昌同时被请到九所的还有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彭桓武1938年留学英国，师从于量子力学创始人马克思·伯恩，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就是彭桓武的同门师兄。1947年，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的彭桓武回国执教，并在中国第一次开设量子力学的课程。邓稼先、黄祖洽、于敏……后来这些在中国原子物理界响当当的人物，都是彭桓武的学生。彭桓武虽然才高八斗，却不拘小节。他一直不知道，为了保举他研究原子弹，钱三强是在领导面前做了担保的。
　　 王淦昌主管爆轰实验，彭桓武主攻原理研究，力学方面的带头人却还没有人选。钱三强对力学领域的专家不太熟。他便去找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商量。钱学森一听，爽快地说：“我去！”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回国前，他曾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1949年，当听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钱学森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准备回国。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拍着桌子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他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美国政府在长岛软禁了他5年之久。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政府释放了11名美国飞行员，才最终换回了钱学森。
　　由钱学森担纲原子弹的力学研究当然求之不得，但钱三强知道，当时钱学森正一门心思扑在第一颗国产导弹——东风-2号上。
　　1960年苏联的毁约也影响到了导弹的研制。当时苏联已经把导弹样品运到了中国，但一无参数，二无理论，一切都要一点一点摸索。在钱学森的带领下，1960年11月，短程弹道导弹“1059”成功发射。此时，中程地对地战略导弹“东风-2号”的研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这种情况下，钱学森根本无法兼顾。于是，他推荐了自己的挚友郭永怀。郭永怀与钱学森是同门师兄弟，他们都是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的高足。
　　1956年，在钱学森回国一年后，郭永怀也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回国前，他烧掉了自己十几年的手稿。妻子李佩看了非常心疼，但他指指自己的脑袋说，有什么可心疼的，反正东西都在我脑子里！
　　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三名大科学家来到九所后，邓稼先激动地说，钱三强为九所请来了三尊“大菩萨”。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当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和技术资料后，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为祖国的核工业撑起了一片天。几十年后，当彭桓武回首往事时说：“老实说，我觉得我们比苏联专家干得好。如果苏联专家不走，原子弹不会这么快爆炸，氢弹肯定不会有。”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