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微信推广:《汤誓》：革命的正当理由

　　喻中

　　《汤誓》是《商书》的首篇。篇幅不长，承载的任务却很艰巨:论证臣子攻打天子的正当理由。本来，按照以五行为核心的自然法则，君在上，臣在下;君为尊，臣为卑;以下犯上，以卑犯尊，都是不能接受的逆向之举。但是，《汤誓》的主旨，就是要挑战这种由来已久的自然法则。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这是一项十足的创新，其革命意义，值得给予仔细的审视。

　　从形式上说，《汤誓》是商汤在攻打夏桀之前，面对自己将士的一篇讲话。他的论证包含了两个核心要点;第一，我攻打夏桀，绝不是以下犯上，以臣伐君，而是因为夏桀的罪行太严重了，上天命令我去诛杀他，天命不可违。第二，夏桀既然背离了君道，我就不再是他的臣子。我现在是按照天意去诛灭他，也是因为他的罪太深重了，已经不算是一个君主了。

　　这两点论证还是比较有力的，也说到问题的症结上了。第一点，是在现实的、既有的君臣关系之外，引进了另外一重关系:天人关系，即上天与人的关系。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框架，原有的政治框架是两方，天子与臣子。在这个政治框架下，倘若以臣伐君，确实找不到足够的正当性依据。现在，随着新的政治框架的建立，君臣关系被淡化，不再是支配性的政治关系了;天人关系突显出来了。在天人关系中，臣子就可能直接收到上天的指令。上天既可能命令臣子敬奉天子，也可能命令臣子诛杀天子。现在，商汤宣称:自己就收到了上天诛杀夏桀的指令。因此，商汤的行为，是奉命行事。不能再用“以臣伐君”来解释，而必须放在一个新的政治关系中来解释，这个政治关系就是“天—君—臣”的关系。

　　第二点论证又另有丘壑。它认为，君臣关系的维系应当满足一个基本条件:为君者必须符合为君之道。一个严重背离君道的天子，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天子，既然他不再是真正的天子，而只是一个“伪君”，君臣关系就会随之自然取消。这就是商汤的论证逻辑。在这个逻辑关系中，夏桀是“恶君”，商汤以“恶君非君论”作为依据，判定夏桀不具有“君”的资格。这时候，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商汤，又充当了裁判者的角色。如果按照现在流行的法理———自己不得做自己的法官，那么商汤的这种判断是有问题的。但是，那时没有这样的法理。商汤的判断与论断还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商汤建立了攻打夏桀的正当性依据，同时也把自己与昆吾的反叛行为区别开来了:昆吾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造反者。在造反的过程中，昆吾没有宣称，自己收到了上天发布的诛杀夏桀的指令;更没有以夏桀违反君之道为由，先行取消与夏桀的君臣关系。所以昆吾的行为，不过是“为乱”而已。这种“为乱”之举，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积极意义，更不可能成功。较之于昆吾，商汤对夏桀的攻伐行为，就充满了丰沛的道义力量。

　　其实，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商汤与昆吾都是诸侯，都是天子夏桀的臣子，两个人都在攻打天子。那么，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一方面，是军事上的胜败不同。但另一方面更重要:昆吾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论证，但商汤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比较有力的论证。是否进行正当化论证，是商汤与昆吾的本质区别，是他们两人不同走向的分水岭。没有论证意味着，兴师伐君，只是一场武装叛乱;有论证则意味着，兴师伐桀，乃是一场正当的政治革命。因此，从昆吾的失败，我们也可以知道商汤成功的道理。相对于昆吾和其他诸侯，商汤确实是一个更有政治头脑的人。历史只能选择这样的人。

　　以上两点论证，仅仅是从理论上论证了攻打夏桀的依据，可谓“晓之以理”。除此之外，商汤还善于“动之以情”。他接着启发将士们:你们不是常常埋怨夏桀，说他妨碍你们的农事，搜刮你们的财富，横征暴敛吗?这些都是夏桀对你们犯下的大罪啊。现在，上天命令我去惩罚这个犯罪分子，我敬畏天命，不敢不去诛杀他。不仅如此，夏桀还伙同他的某些不德之臣，没有节制地役使你们，让你们困苦不堪。你们还把夏桀比做太阳，你们祈祷:这个可恶的太阳，什么时候才掉下去哟，我情愿与你同归于尽!你们宁愿与夏桀一起死亡，也不愿意与他一起苟活，这不恰好证明了夏桀乃大恶之人吗?这样的恶人，必须予以诛杀。因此，你们要帮助我，执行上天发布的诛杀令。凡帮助我的，我必给予奖励;凡违抗我我，我必严惩不贷。

　　这几句话，可以看做一篇经典性的战前动员。其目的在于调动将士们在战场上的积极性。商汤采用的办法，类似于现代的“诉苦”。他把夏桀置于众人的对立面，通过突显夏桀与众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激发将士们对夏桀的仇恨，把将士们的情绪和士气调动起来，让他们理直气壮地把刀尖指向夏桀集团。

　　事实证明，这是一篇极其成功的战前动员。在商汤的攻势之下，夏桀没有还手之力，被商汤彻底击溃。由夏到商的转换，由此得以完成。由于商汤自以为“吾甚武”，因而史称武王。因此，这次革故鼎新，在历史上被称为汤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