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三本:“没有什么思想主义”是中国历史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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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思想主义是中国历史的症结

虚舟 

     鲁迅先生的一双慧眼,看透了中国的历史。他认为,“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事实也真是这样。劳动者起义,无论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还是打着“大顺”“太平”的旗号,其实都是在天灾人祸的重重折磨下,无以为生的蚕妇村氓,贩夫走卒绝处求生的努力。“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论称称金银,成匹分绸缎”是他们最大的理想;“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尽有闯王”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堂。他们知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所以他们“宁肯父母双亡,不愿改朝换代”。然而,到他们不仅当不成太平犬,而且也当不成乱离人的时候;到他们不仅父母双亡,而且自己也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才不能不铤而走险,扯旗造反。尽管闹得天翻地覆,乾坤易位,主力军求生之外,什么思想,什么主义,都谈不上。就连当代曾经激起亿万军民革命壮志,万丈豪情的《白毛女》表现的依然是这种现状;“三八枪,带盖盖,谁说八路没太太,等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流露的依然是这种追求。所以,即使沧海桑田,面目全非,而专制制度,薪尽火传,一如其旧。只要劳动者除了吃穿生存的本能需要外,没有思想主义的追求,甘当走狗爪牙,“为王前驱”的情况不改变,劳动者的革命除了改朝换代,推动专制轮廻的作用外,不会对中国的前进,对中国的发展有所俾益。

中国不能发展,不能前进,也不单是因为劳动者没有思想,没有主义,而且是因为统治者——现实的和潜在的——也没有思想,没有主义。一如黄宗羲在《原君》中所说,“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女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像这样嗜血成性的吸血鬼,人性既无,何来思想主义?太史公如椽巨笔下的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刘邦从小“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游手好闲,品行不端。后“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当时萧何就很看不起他,“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刘邦之所以能当上起义军首领,只是因为“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在造反队伍中,这是一个规律。有本事有修养的人一开始容易瞻前顾后,不肯出头,而不怕死的地痞无赖倒一下子就冲到前台,领导权往往便落到这些人的手中。刘邦是一例,陈婴又是一例。陈涉起义后,东阳人也杀秦置令长,强请陈婴主事,甚至准备立陈婴为王。“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不学无术的项羽就是这样起家的。

刘邦混迹革命,没有思想,没有主义,正是他的当行本色,本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一点非但没有成为他的短处,反而成为他取胜的优势。因为他是流氓,不讲道义,不讲原则,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除了打硬仗,事事得心应手。为了树立威信,他不惜自编自导自演赤帝子斩白蛇起义的神话,自己头上有五彩云的传闻,高人说他面相贵不可言的故事,甚至编出他老娘当年和神龙杂交野合而生他的丑闻。为了自己生存,不惜拿亲人做赌注。当项羽威胁“‘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王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面对泼皮无赖,赳纠武夫竟一筹莫展。为了打败项羽,不惜背信弃义,撕毁条约。“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匿,弗肯复见。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汉五年,汉王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后来虽因韩信彭越大军未到而项羽大破刘邦,但毕竟寡不敌众,韩彭兵聚,便上演了中国人无不熟悉的四面楚歌,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历史悲剧。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不是思想和主义胜利,而是权谋和策略的胜利。所以,才会有政策和策略是生命的高论。如果真像西方哲人所说那样,不择手段,为了最高目标,倒也罢了。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上

 

的胜利者目标非常卑琐。即如刘邦,他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跟土财主半夜算帐,未明即起并无二致。当他向乃父炫耀,“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暴发户的嘴脸,跃然纸上,令人作呕。可是,哪一个开国之均不是这样?金銮殿里的皇帝哪一个不是如此?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专制大帝国,只能由最大的大地主统治。然而,“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欲得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真是“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中国历史就这样在得到和丧失的争斗中轮廻徘徊,停滞不前,倒退毁灭。没有思想和主义,认识就不能发展,看不见新事物,看不到新世界,权谋再高,策略再精,也只能在已知的旧世界里显身手,难越雷池一步,就跟孙大圣筋斗云翻得再高,也出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这是没有思想,没有主义的中国人的宿命。

武大郎开店,雇用的伙计都得比他低。没有思想,没有主义,只知产业的皇帝也只要没有思想,没有主义,只知家业的臣子。越是重臣,越是能臣,越要没有思想,没有主义。当然,他们的家业要小得多,绝不能跟陛下比。最早了解君王这种心理的是秦始皇手下的大将军王翦。始皇帝用王翦灭楚,“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这一段小说般的情节,把君臣互相适应,臣子主动接受君主改造,表现得淋漓尽致。

萧何比起王翦就梢逊一筹。“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貰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彊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槀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萧何愚戆,在别人帮助下装着自我改造都装不好,刚入门,便不想再装,竟然要改造皇帝。和王翦相比,揣摩功夫确实相差太远。

后来的皇帝为了免生枝节,干脆赤裸裸跳出来开导他的臣民,说什么思想,说什么主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仕”就是“黄金屋”,“仕”就是“千锺粟”,“仕”就是“颜如玉”。臣子活学活用,就变成“千里作官,为的吃穿”。既然没有思想,没有主义,一切唯利是图,发展下去,极端的又必然演化为“人为财败,鸟为食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搞过了头,坏了朝廷的规矩,皇帝就要澄清吏治。澄清吏治是要重申规矩,不是要根除唯利是图,不是要根除腐败。有人说,中国二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贪污史。所言非虚,道理就在这里。

有人会说,历朝历代都有正人君子,大义凛然,刚直不阿,不可把他们一笔抹杀了。诚然,贪官清官,奸臣忠臣,不可一概而论。但由于没有思想,没有主义,他们已经和孔孟主张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不一样。他们不知道社会该如何发展,不知道社会矛盾该如何解决。即使看到了“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心有愧惧,帛还是要分的。即使“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愧尽管愧,悲尽管悲,官还是要有人来作的。韩愈说得透彻,“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大家都是在这个熟识的社会里讨生活,贪官奸臣搅乱了社会,清官忠臣重复着生活。从社会发展,生活前进的角度讲他们都是无意义的。

公元1215年,英国人就签署了《自由大宪章》,踏上摸索建立民主国家新形式的漫漫长途。六十三年后,公元1278年,中国历史上顶尖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写了一首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激动着从那时到现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然而,那个“汗青”上的国家值得为它抛洒热血么?它先丢北方,后丢南方,在残山剩水间还要寻欢作乐。“要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要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老百姓辛辣的批判把赵宋小朝廷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我们现在还在歌颂明君,清官,爱国,英雄;我们现在还在盼望明君,清官,英雄,奇迹。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学着八百年前的英国人,开始创造建设我们自己民主国家的新形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