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口味恐怖片在线观看:内地官员财产申报逐步步入深水区 公开缺位留遗憾

只申报不公示无济于事，只有公示才能真正激发财产申报制度的活力

《新世纪》周刊记者 贾存斗

一石激起千层浪。7月1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下称《规定》）。

早在5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就已印发这一规定，下达给全国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此时正式向社会公布，仍引起不小的震动，被认为在财产申报道路上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自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出台，财产申报已在中国践行15年。遗憾的是，官员财产只是申报，并未向社会公示。此次颁布的《规定》，在内容上更加具体化和程序化，但在财产公示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突破。

“阳光法案”在中国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最早起源于两个多世纪之前的瑞典。

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被赋权查看官员甚至是首相的纳税清单。这项俗称为“阳光法案”的制度，逐渐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之一。

截至目前，全世界已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其中就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亚洲的新加坡、韩国等国家。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逐渐开始关注这一制度。1987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明确提出:“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这也是在官方表述中首次提到财产申报。

次年，1988年，国务院监察部会同法制局起草了《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

此后，因种种波折，直到1995年财产申报才真正破题。当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这个规定只有短短九条，但仍然意义重大。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领导干部的状况处于绝密状态，曾是习以为常的现象。这种情况在战争时期是十分必要的，在“冷战”时期也有其合理性。但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保密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藏污纳垢。不少干部利用权力以及信息不公开，来获取不该获得的利益。如果不打破这种状况，就会损害执政党在老百姓中的威望。

199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6年，《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又作为重要的党内法规颁布实施。

此次最新出台的《规定》开始实施之后，1995年和2006年出台的上述规定，也将同时废止。

只申报不公示无济于事，只有公示才能真正激发财产申报制度的活力

《新世纪》周刊记者 贾存斗

细解新规

从1995到2010年，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正一步步走向“深水区”。

在1995年的规定中，只有县处级（含县处级）以上的干部才需要申报，民主党派都不包括在内。申报的事项，也仅限于领导干部个人的收入。

同时，申报弹性极大。比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申报的，经接受申报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申报时限”，这很容易导致“后门”洞开。

两年后出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把申报范围扩大到配偶、子女出国、经营状况。同时规定首次表示，对报告内容，“组织认为应予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不仅把报告事项由1995年的六条增加为九条，同时也明确对虚报等问题要进行处理。

较之以往，刚刚出台的《规定》，无论在适用对象、报告的内容、违反规定的处理等层面，均有新的内容。

以适用对象为例。本次《规定》扩大至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和非党员，并将科级干部是否纳入报告主体范围的权力，赋予了各省（区、市）党委、政府。在报告的内容方面，新增了官员的各类收入、房产、投资等，以及党政领导配偶及子女的投资和经商等事项。

在违反规定的处理方面，增加了领导干部虚报、瞒报者可予以免职的规定。此前，只是宽泛地表示要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看来，此次《规定》出台的大背景，是中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现在已经严峻到威胁我们的政权能不能长期执政的程度，也威胁到社会稳定与和谐”。

他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就是最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不少群体性事件，是直接由腐败（尤其是官员腐败）导致的。另外一些虽不是直接由腐败导致，但腐败的存在，导致政府的管制、处理失灵、失效，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

任建明还提醒，官员腐败严重化的另外一个标志，是从早期的个体行为，发展到现在的有组织腐败。

今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工作报告中披露，抽查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29363张可疑发票中，有5170张为虚假发票，列支金额为1.42亿元。

“这一定不是个人搞了一些发票虚假报销，一定是组织行为。这个事件发生固然与财政制度不合理有关，但如此大面积假发票的报销，一定是这些单位的决策层授意才会发生。”他说。

只申报不公示无济于事，只有公示才能真正激发财产申报制度的活力

《新世纪》周刊记者 贾存斗

公开缺位之憾

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韩德云对本刊记者表示，新《规定》“对完善党内的内部监督机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规定从范围上已经很全面了，从时间上已经很清晰了，报告的对象已经很明确了”。

但他也明确指出，“《规定》与公众要求的财产公示制度，是不一样的概念。财产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意味着阳光化；《规定》是领导干部报告制度。它们是两回事。”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也对本刊记者坦言，从这个方面来看，这次新《规定》“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突破”。目前《规定》还仅仅是一个没有相关配套文件出台的政策性文件，只有各种配套政策逐步完善，以及相关部门的可操作性的手段、措施都跟上，才能更好地评判其实际效果。

在众多业内专家看来，除了继续扩大申报范围，要真正打破制度困境，官员财产公开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以韩国为例，早在1982年，就开始实施财产申报制度，但对整个社会推动并不大。直到1993年，金泳三担任总统之后，率先从自己开始推行财产公开，才真正激发了财产申报制度的活力。

“一辆汽车，发动机再好，底盘再好，如果没有传动系统，依然不能开。”任建明打了个形象的比喻。

现实正是如此。在中国，财产申报制度设计中还只有受理申报的机构，并没有明确监督机构该如何去审查所有官员的财产申报，并监督整个申报过程，更遑论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了。此外，对于申报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调查并问责，也存在制度“真空”。

在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等地，先后进行过官员财产公开试点。但在全国范围内，这一进程却仍然举步维艰。新出台的《规定》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亮点。其症结何在？

除了“财不外露”的传统观念，在王长江看来，中国旧的体制运行了那么长时间，不仅形成了一种习惯，最更重要的是旧体制沉淀出了一套既得利益，使得党主张的一些东西“与现实中运行的现象不相符合”。

比如，旧体制曾借鉴前苏联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官员的工资比较低，同时也享受到较多的便利。这种便利最初被看作是工作需要，后来逐渐演变成个人需要，最后蜕变成特权。很多特权都是在制度允许的范畴之内的。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些策略性的举动。中国需要稳定才能发展，财产公开也要有步骤地往前推。”王长江对本刊记者说， “领导干部个人状况从绝密、保密到公开，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或者策略，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也指出，现在很多乡镇干部在县城里肯定有房子，说不定在地级城市都有房子，有些县级干部则在北京有房子，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不少握有实权的高级别干部，很可能都难过财产公开关。

“会不会把这些人一下子推向对立面？是否该采取某些程度的特殊处理，以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是需要国家领导人做决断的。”这位专家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