醋酸乙烯的价格:从梁启超“打包票”到百万人报“国考”——中国在倒退?[推荐]

从梁启超“打包票”到百万人报“国考”——中国在倒退?[推荐]

1921年10月10日，在民国十年“双十”节，梁启超在天津有一个讲演，讲“辛亥革命之意义”。谈到“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时，梁任公对未来充满了乐观与信心，这是他从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无论在国民经济，还是组织、经营、技术、教育等等方面都看到了巨大的进步而生出的。

在教育方面，梁任公认为“越发容易看得出来”，他举例说：“从前小学生逼他上学，好像拉牛上树，如今却非到学堂不快活了；大学生十个里头，总有六七个晓得自己用功，不必靠父师督责。一上十五六岁，便觉得倚赖家庭是不应该的，时时刻刻计算到自己将来怎样的自立。从前的普通观念，是想做官才去读书，现在的学生，他毕业后怎么的变迁，虽然说不定，若当他在校期间，说是打算将来拿学问去官场里混饭吃，我敢保一千人里头找不着一个。”

在梁任公看来，以上情形“十年前却断断不会有的”。有趣的是，梁所打包票断断不会有的事，经过了近一百年的轮回，恰恰会有的。事情放在现在，谁也不敢说这话：若当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说是打算将来拿学问去官场里混饭吃，我敢保一千人里头找不着一个。

看看近年愈演愈烈的公务员报考热吧，10月25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上报名昨天结束，截至24日24时，135万人通过资格审查，轻松突破去年105万的纪录，创造了历史新高，今年的总体竞争也可称是“空前惨烈”。

2008年“国考”报名人数80万，2009年“国考”报名突破百万，达105万，今年创造135万的历史新高，仅从三年数据看，报考的人直线上升。

135万考生竞争9275个岗位，其中仅有15526人将走向公务员岗位，是86：1的录取比例，相对于高考2∶1、考研4∶1的考录比，公务员考试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被称为“国字号第一考”。根据权威人士对媒体表示，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超过631万人，设135万考生中，七成是当年的大学毕业生的话，按比例计算，十个大学生之中，就有一人打算到官场里混饭吃。

从一千人没有一个想去官场里混饭吃，到十个人就有一个人想到官场里混饭吃，倘若梁任公再世，不知道要做何感想，不知道他还敢不敢打那么大的包票，也不知道他对于中国还会不会再有那样的乐观与信心。就我等难望梁任公项背的人看，也要做摇头无奈状，徒叹昔非今比。

梁任公所说的“十年前”是封建皇权专制的时代，是官本位的官僚社会。在那个时代，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官僚，读书人最大的出路，最大的期望，最大的成功，最大的荣耀，就是通过科考，一举成名天下知，捞个一官半职。读书是为了做官，想做官就要去读书，是从前的普通观念。

现在，这种观念轮回而普通了，这是因为，虽然马甲有很多件，比如改革开放时代，比如市场经济社会，但内核——“官僚社会”，仍然没有改变。1949年，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的结尾预言：新的政权将很难克服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官僚化的传统。预言不幸被应验，官僚化是驱之不去的鬼魅。

从表面上看，工作体面、收入稳定、福利待遇好是吸引人们去官场混饭吃的主因，但我们有没有分析过，为什么公务员体面性、稳定性和保障性要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公务员的体面性源于一贯的社会评价——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和传统的文化精英心理——治国平天下。公务员的稳定性和保障性除了财政的持续增长，可以“水涨船高”外，转型社会人人自危和市场经济变化莫测，让人承受心灵的恐慌与撕裂，稳定成为一种价值追求，公务员符合这一追求。至为关键的是，政府的执法权几乎不受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制约，一个掌控着公共资源和话语权的”人“，又受有力的约束，在利益分配上“偏心”地为自己谋点好处不是很容易的么？而况就业如此困，更多的人想去官场混饭吃，理所当然。

当受过系统知识训练的精英不是进入市场去创造财富，而是争相涌向分配财富的官场，肯定无助于一个社会总体财富的创造与积累。而且，有多少棱角分明、才华独具的人在官僚体系里被磨得圆滑不堪、庸碌过日，在温水中被抹杀？没有人统计，这是人才的双重损失。

母体社会的传统有些就像疾病的后遗症，如若在社会制度上没有做大的“手术切除”，而且还要变相地走老路、搞遗传，是断然不会有大改观的。时间流逝近一个世纪，世界的文明潮流汹涌，中国社会痼疾难除，形成鲜明对比。

当年，梁任公一定是从青年人不愿意拿学问去官场里混饭吃，而感到千年的官僚社会被摧垮了，看到了新社会的希望，才敢打“千人无一”的包票。可惜未来难以假设，他无法透视历史。只是，今天的我们再来看梁任公的包票、乐观与信心，真是思潮起伏，嗟叹复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