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陈雪玲:朱镕基讲话实录1

《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发行，约123万字，照片272幅，绝大部分文稿为首次公开发表

“剥夺土地而不安置好农民，这很危险”

《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自9月8日起，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财经出版社向全国发行。《实录》收录了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约123万字。收入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编入《实录》的文稿，是根据朱镕基同志出席重要会议和到地方、部门考察调研讲话的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编辑而成，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朱镕基说：有些事情不批评、不曝光不好推动 来源：所属栏目：

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适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朱镕基同志直接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有效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扭转了通货紧缩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实录》翔实反映了朱镕基同志在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工作历程，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昨日，湖南省图书城最新图书展示柜前围了不少读者，他们正翻阅《朱镕基讲话实录》。湖南图书城销售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天此书上架200套，到下午4点前，已销售40多套。购买者以中年人、白领人士居多。购书现场，中南大学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两年前看过《朱镕基答记者问》觉得非常过瘾，这本新书应该算是续集。”

“很多民间疾苦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

（注：本文摘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第1-15页，原标题是《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编入《实录》的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稿。）

【五条要求】

“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

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的、廉价的政府。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讲过‘廉价政府’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精简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朱镕基

我给大家提出五条要求以期共勉：

第一，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化。最近，中纪委派出巡视组到一些地区和部门进行检查，查出不少问题。我就想不到，其中很多人还是我的老朋友，这么无法无天，哪儿还有半点公仆的气味？！爬到这个地位，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随便享受啊？这怎么得了！

第二，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首先，你们可以得罪我。我这个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你要跟我辩论，我可以当场就会面红耳赤。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当然，也不是对一切人都重用，如果他没有能力，我还是不能重用。但是我绝对不会记仇。

第三，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从严治政，要严格一点，不能随便就放过了，这不是放过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否则，我们国家的命运可能就被“放掉”了。现在，我们很多同志怕说真话得罪人，怕别人不高兴，但是，你要糊弄我也不大容易。我们一定要养成敢于说真话的习惯。

第四，要清正廉洁，惩治腐败。我们自己要清正廉洁，才能惩治腐败，否则做不到。

第五，要勤奋学习，刻苦工作。确实要学习好多新知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过去没遇到过，那只有学习。你不学习，你怎么应对现在这样变幻莫测的形势？不看材料、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民间疾苦你都不知道、不了解，你怎么工作？人民来信可能现在我批的是最多的。同志们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你看了才知道，有许多事情荒谬得不得了，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

【约法三章】

“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大家互相激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就可以为全国的政府系统做个表率。因此，我们要共同“约法三章”：

第一条，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我们带头做起，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下去考察工作，只带一个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其他有关的部门最多去一个司局长。很多问题在下面根本解决不了，没有必要带那么多人。不然，副部长不够用。国务院这么多副总理，他们怎么陪得起？不要一大帮子人下去，又吃又喝的，把风气带坏了。……其实有一个省领导陪同就可以了，像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第二条，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我们可以到穷一点的地方去开会，大家去访贫问苦，也可以表示国务院对人民群众的关怀。

第三条，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我们要刹一下“会议风”，什么都开会，讲的都是空话，最后还是不落实。国务院组成部门召开的会议，部长去讲，事先可以向主管副总理、国务委员汇报一下，该对你提的意见，当面就跟你讲了，你回去开会就行了。过去，我们把很多时间都泡在这种会议上面，没法思考问题。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部分

为学与为人*[1]

（1992年4月1日）

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哲人已逝，言犹在耳。清华就是教我们为学，又教我们为人的地方。它以严谨的学风和革命的传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献身革命和建设祖国的“有骨气的中国人”。饮水思源，终生难忘。

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可出高徒。

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清华电机系行年六十，弟子六千，为人为学，人才辈出。值此建系六十周年大庆，敬录章师名言，愿与同学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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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伪劣商品影响国家的形象*[2]

（1993年8月25日）

对假冒伪劣商品要从严把关，你们这儿是最后一关，这儿把不住，就流向了国外，问题就严重了，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形象。最近，我看到许多材料，是俄罗斯有关方面反映我们的假冒伪劣商品太多，严重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声誉。

假冒伪劣商品危害极大，一定要卡住假冒伪劣的商品，不让它们过关。靠假冒伪劣商品，国家是发展不起来的，是繁荣不起来的，也是没有前途的。

如何解决假冒伪劣商品流向国外的问题？我想无非就两条。

一是海关要从严把关，严格检查制度。现在你们可能人力不足，检查全部商品有困难，但可以实行抽查，对一批商品抽查几处。一旦发现问题，要从严处理，成倍或几倍地罚款，把出口假冒伪劣商品的人罚得倾家荡产。

二是通过各种渠道，让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发挥“隐线”的作用，鼓励群众揭发假冒伪劣的行为。对于群众揭发并能查到实据的线索，要重奖揭发检举的群众，要逐步地形成全社会抵制假冒伪劣商品的社会风气和环境。

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斗争中，还要充分发挥公、检、法、司的作用，搞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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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3年8月23日至29日，朱镕基同志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海拉尔、满洲里、呼和浩特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满洲里海关听取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缓解铁路运输紧张状况*[3]

（1992年7月16日）

全国经济上新台阶，铁路怎么办？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大家都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铁路运输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能源、交通和基础工业，应该说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得很好。最近几年，电力搞得比较快，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尽管现在还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部分地区还是缺电，但总的来讲，在基础设施方面，电是解决得最好的。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一年增加1000万千瓦，这个建设速度相当了不起。煤矿现在看来还是一个大问题，不要看煤炭暂时有点积压，一年增加1000万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意味着一年必须增加3000万吨煤，但我们并没有相应地建设煤矿，煤炭生产能力的接续还是个问题。我现在很担心，到明年煤炭供应肯定要紧张。统配煤只有5亿吨，其他都是地方煤矿，主要是小煤矿，不少是乱挖乱采，拼资源、拼设备、拼人力。最近，我到山西和河北秦皇岛，希望晋煤外运能多拉一点。经过协调，今年能够多拉1000万吨晋煤出来，并不挤别的物资。但秦皇岛港方面说，无论如何达不到日接3000车。我们给它解决了一些问题，现在每天接卸3100多车。按这个速度，今年多拉1000万吨煤出来应该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南方各港口不愿多接煤。我告诉有关省市，要煤不是上馆子吃面条，随要随到。你现在不存煤，明年你的经济发展速度上去了，再要煤，运都运不出来，你找我就晚了。石油也越来越紧张，搞不好我国可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东部地区的石油产量要稳住相当困难，西部地区的油怎么运出来？所有的基础设施中，港口落后，海运也落后，船使用多年，该更新的没有更新。比较起来，还是铁路最落后。虽然我们很重视，但这么多年没有很好地解决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建设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没有解决，有更深层次的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问题，领导也承担了责任，这一点要把它讲清楚。但是，我们怎么办？现在全国经济要上一个新台阶，要赶快把铁路运输搞上去。铁路运输搞上去了，全国的经济就好上台阶了；铁路运输搞不上去，上台阶就受影响，责任是非常重大的。现在铁路运输到处都紧，目前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年铁路货运量计划完成15.2亿吨，比去年增长4％，而现在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在10％以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超过18％，这个4％怎么能解决问题？煤炭运输，今年上半年只比去年同期增长1.9％，其中统配煤运输还减少了，怎么能满足需求呢？今后三年，预计你们的货运量平均增长速度是2.8％，而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使我们采取种种措施，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在今后几年不是缓和，而是会更加紧张；铁路负荷不是减轻，而是会加重。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没有紧迫感、没有危机感不行。什么叫危机感呢？大家都在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大干快上，结果却都被铁路运输给卡住了，你们这个压力是不好受的。有危机感，就要有责任感。铁路运输现在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我把这个问题喊得早一点，也可能会解决得好一点。因此，我希望铁路战线的全体同志都能增强这种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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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92年7月14日至18日，铁道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国铁路系统各单位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全国经济要上新台阶，铁路怎么办？一个是近期的措施，另一个是远期的措施，我结合下去调查的体会说一说。从近期来讲，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光你们着急不行，全体铁路职工都要着急，一直到分局长、工班长、小组长，全体职工大家一起着急才行。我一直讲，铁路职工是一支半军事化的队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队伍的素质是好的。但是，我们这种集中的管理方式在经营管理上也有落后的一面，吃“大锅饭”比较严重。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优点，加强职工队伍的组织纪律性和思想政治工作，从严要求；另一方面，在经营管理上要进行改革，要放一点权。你们一个企业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要让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要给他们包干。如果什么钱都到上面来领，那是无底洞。国务院最近已经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很快就要公开发表了。这个《条例》在很多方面有突破，能制定这样的条例是很不容易的。它增加了企业的自主权，也增加了企业本身的责任，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推动它进入市场，使它有自我积累、自我改造的能力；同时，又具有自我约束的机制。在投资风险、个人收入分配等方面，有一种约束的机制。在这些方面，我认为《条例》有所突破。我希望你们对《条例》认真地进行宣传、贯彻。只要认真贯彻《条例》，就一定会见到成效，一定能够把企业、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解决当前铁路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加紧进行技术改造。技术改造先搞“短、平、快”措施，能马上见效。根据铁路运输需要，扩建车站、延长股道等等都是“短、平、快”，把设施配套起来，运力就能增加。最快的措施是增加机车车辆，我和国家计委商量，今年增加4亿元的购车费。我们商量，如果铁路资金还不够，就要多少给多少，把铁路所有的车辆厂开动起来。如果车辆厂生产的机车还不够，可以进口。你要钱给钱，要外汇给外汇，只要你实际需要。不把钱用在关键的地方，国民经济能搞上去吗？现在就是铁路卡经济的脖子，不把钱用在铁道上，用到哪里去？还能去搞加工工业吗？目前，加工工业上得很猛，将来是要吃亏的。铁路多修一条，绝对吃不了亏，即使超前也吃不了亏，基础设施建设本来就应该超前的，多花点钱是应该的。把铁路搞上去需要花钱，国家会支持的。总之，技术改造见效快，要抓紧搞。

第三，通过合理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效率。要把大家动员起来，把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现在，铁路的维修、施工都要“点”，一要就要很长时间，有的甚至几个小时列车不能通过，影响运输。能不能减少些要“点”的次数，缩短些要“点”的时间，上班就拼命干，减少对运输的干扰和影响？我想，在这方面铁路部门还有很大的潜力。

第四，需要科学的调度管理。调度要长短结合、远近结合，这里面很有学问。我在山西考察时就讲，希望铁路多拉煤，但是绝对不允许以“黑”压“白”，运煤炭挤别的。我一再强调，多拉煤把别的挤掉了不算本事，这不行。我在河南召开大型企业厂长座谈会时，洛阳轴承厂的厂长在会上说：我一个月要41个车皮，只给34个，差7个。我们的轴承都是出口的，人家每个月都等着我的货。由于车皮不足，不能按时交货，把美国市场丢掉了。一车煤炭是几千元，一车轴承价值是150万元，差距很大，运哪个合算？这个例子使我又体会到，不能用煤炭压其他物资。当然，煤炭的社会效益很大，也不能只看它本身的价值。所以，要合理调度，要了解用户的情况。这方面要由各地的经委来帮助决定轻重缓急，发挥国民经济的最佳效益，把不利影响减到最小程度。铁路运输满足不了需要，就只能挑能够发挥最好效益的来满足。这不是简单地通过今天发几车煤、明天发几车轴承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很好地研究和分析，更讲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长远来讲怎么办？铁道部的“八五”计划是按“3、5、6”来安排的，就是修建复线3600公里、电气化铁路5600公里、新线6100公里。按这个安排，“八五”时期前两年因资金不足，没有达到五年的平均建设速度，后三年要补上来，这是最低纲领，必须完成。我提个希望，“八五”计划争取提前一年完成，行不行？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所有的项目都提前一年完成，请大家讨论。我想，如果不提前一年，恐怕今后的日子比较难过，“九五”期间的日子更难过。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力争提前，提前一年不行，提前半年也好，每个项目都要加快各个环节的工作。我认为京九线[4]是当前矛盾的焦点，应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采取分段投资包干的办法。当地的省委书记、省长要共同努力，力争京九线提前一年半全线通车。只要全体动员起来，搞这么一条南北大通道，不是不能提前通车的。提前一年半不行，提前一年也是好的，“时间就是金钱”嘛。要注意的是工作不能议而不决，现在好多事情往往是在那里扯皮。芜湖长江大桥就为公路桥是否与铁路桥修在一起扯皮，扯了那么久啦。铁道部的意见，公路桥、铁路桥一起修，投资省；交通部说，为了便于维修，铁路桥、公路桥要单独修。安徽省赞同铁道部的意见。我说，这个事情实在没有必要扯皮，就得要决断。我别的经验没有，修桥我有经验。我在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有人说黄浦江不能修大桥，要修隧道。南浦大桥是江泽民同志决定修的，杨浦大桥我们决定还是要修。南浦大桥建成后，成为上海一大景观。修杨浦大桥时，有人提出多种多样的造型方案。我们决定按南浦大桥翻版，采取同样的设计，使用同一个施工队伍的原班人马，流水作业，建设速度大大加快，明年下半年就可以通车了。现在，上海体会到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如果当时“百花齐放”，总在讨论修这种桥还是那种桥，那到现在根本没有南浦、杨浦两座桥。就是说，该定的事得赶快定。我赞成京九线搞个领导小组，要有决断能力，能够把沿线各个省市协调起来，采取断然的手段，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京九线创造一个铁路修建的高速度。然后，其他各条铁路线都提前半年到一年完工，我看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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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本卷第76页注〔1〕。

同志们，在近期，我们的铁路运输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肯定的，十年以内也满足不了需要。但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只要你们千方百计尽了努力，工作有一个大的改善，我想全国人民会谅解你们、支持你们的。我今天在这里表个态：为了提高运输能力，不管是近期的还是远期的，不管是技术改造还是基本建设，不管是劳动组织还是加强管理，你们碰到任何困难以及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找主管部门解决。该找国家计委的找国家计委，该找国务院经贸办的找国务院经贸办，该找劳动部的找劳动部；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你们来找我；我解决不了，可以找总理。总之，我愿意尽我微薄的力量，和同志们共同把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搞上去。关于建设资金问题，昨天，我和叶青[5]同志也商量了，可以想各种办法：第一，从政策上讲，对于铁路建设资金不足部分，由国务院考虑提高铁路运价或提高建设基金水平，积极地推进价格改革；第二，因为国家的拨款有限，铁路部门可以多用一点贷款，扩大一点贷款使用的范围，和建设基金、拨款结合起来使用；第三，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鼓励地方修建铁路，并实行“新路新价”。“新路新价”这条原则，国务院已经定了。京九线是新线，当然可以实行新价。但是，怎么实行？你们要研究具体办法，要有可操作性，要有利于运输、有利于建设。

听说明年铁路运营要亏损，李鹏同志非常关心，让我跟李森茂[6]同志讲，可不能让建设资金被工资等人头费吃掉了。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找一找出路，发展多种经营。因为有各种涨价的因素，提高了运输成本，铁路确有发生亏损的危险。但是，我考察煤矿得出一个体会，现在普遍人浮于事，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状况哪个行业都有。铁路系统是个半军事化的组织，我看也存在人浮于事的问题。你们可以把一部分人拉出来搞多种经营，增加财源。我希望铁道部门狠抓一下这件事情，每个铁路局、铁路分局都要有一名负责同志来抓多种经营，结合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把多余的人拉出来搞多种经营、资源综合利用，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我在煤矿考察时反复强调发展多种经营，不要盲目发展加工工业，那是重复建设，将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最好的办法是发展第三产业，搞商业，搞服务业，这些东西是不怕多的。拉出来搞多种经营的职工待遇不变、身份不变，还是全民职工。我想，对这项工作，铁道部要抓一抓。你们一共有342万人，才十几万人搞多种经营，这个事业发展潜力很大。我相信，铁路部门在这方面会开辟一条途径。但是，有一条要切记，搞第三产业，不能以车谋私、以票谋私，不能经营车皮、车票。铁道部党组制定的严禁以车、以票谋私的决定是正确的，要坚决执行。如果利用行业的有利条件，去倒卖车皮、车票，就会损坏铁路的声誉，就会败坏党风、路风，甚至毁掉我们的一批干部。对这个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铁路运输安全问题。安全问题是伴随着运输而产生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特别是在运输紧张时，更要强调安全。这几年，铁路部门在运输安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见到了成效。但是，这项工作稍有松懈，就会出问题。一出事故，就可能造成车毁人亡，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始终如一地把运输安全工作抓紧抓好。要加强管理，改善设施，确保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确保铁路运输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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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叶青，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6]李森茂，当时任铁道部部长。

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7]

（1994年6月4日）

椿霖〔1〕[8]同志并告侯捷同志：

城市拆迁应该有计划、有步骤，量力而行。现在有些城市不顾后果，大量卖地，大量拆迁，置拆迁居民于不顾，这样搞下去要影响社会稳定。应由有关部门联合发个通知，提请地方注意。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要国家来背这个包袱是背不起的。请酌。

朱镕基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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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94年6月3日，建设部部长侯捷向朱镕基同志报送《关于请求解决城市拆迁安置住房建设专项贷款资金的紧急报告》，反映各地旧城改造规模大幅度增长，拆迁过渡周转用房严重不足，希望中国人民银行安排5亿元的专项贷款，用于沈阳、哈尔滨、上海等10个问题比较突出城市的拆迁安置住房建设。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8]〔1〕??椿霖，即何椿霖，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信访工作是体察民情的重要渠道*[9]

（1995年10月30日）

重视和关心信访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重视信访工作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信访工作非常重视，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我自己也深深体会到信访工作的重要性。

首先，信访工作是我们体察民情的重要渠道。我们现在也下去考察工作，去调查研究。同志们，你们说我们下去看到的都是真实情况吗？应该说能看到一些，但不是那么多。并不是说谁要隐瞒什么东西，或者欺骗我们。好多事情一级到一级，就像过筛子一样，一个筛子比一个筛子细，过滤到你这里也就不多了。很多时候看到的不是那么真实的情况，特别是我们下去考察的时间又很短，所以有很多情况不了解，或者不能完全了解。而信访工作就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是真正体察民情的重要渠道。人家写信的时候，往往是匿名信，讲的就是他心里想要讲的话。当然，这些话也许不一定都那么符合事实；但只要有5％符合事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了解情况的渠道啊！其次，我认为信访工作是对政策执行情况的及时反馈。政策出台以后引起什么反响？你往往只听到一级一级的干部表示拥护中央的英明决策，而他们是不是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了？不一定。这些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他们感受最深，一觉得不对头，马上就会通过信访来反映了。因此，从信访工作里面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政策究竟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全面还是不全面，这是及时的反馈。第三，信访工作是我们党，特别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联系群众的一个天然的渠道、天然的桥梁或者说天然的纽带。要紧密联系群众，我们应该多交朋友，多听一些真实情况，但是我们处在这个地位，往往又不那么容易交到基层的真心朋友。通过人民来信，你就可以真正地交到朋友了，这样也就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在上海市工作期间，有一次带了一些区委书记、区长到黄浦区的八仙桥菜市场去参观，那个菜市场办得非常好。群众一听我们去了，一会儿就把菜市场包围了。很多人都拿着一封信，要求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有一个老太太，瞧见我过来了，就往我这里跑。警卫人员把她拦住了，她说今天非找朱市长不行，不找朱市长解决不了她的问题。我就朝她走过去说，你不要着急，慢慢讲。她说家里厨房旁边的下水道堵塞已经一个礼拜没清理了，粪水快要冒出盖板了，怎么做饭啊！我说，你放心回去，下午就会有人去清理。如果没人去，你再打电话找我。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我们的基层干部确实应该多关心老百姓的疾苦。那位老太太一定是找过干部多少次，没有人管这些事，最后认为只有找市长才能解决问题。从这样一件小事本身，就能反映出我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去年我接到一万多封人民来信，这是指直接写给我个人的，不是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也不是给其他领导同志的，是由中办、国办信访局报送我处理的。今年也差不多，每个月大概会收到800封到1000封人民来信。我非常感谢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同志们，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认真。重要的信，他们都是把原信全文送给我看；比较重要的信，他们摘要报送给我；他们还把每月收到的全部来信的处理情况向我作一次汇报。在每个月写给我的人民来信总结报告上，我都批示哪些信要送谁，哪些信要转哪个部门，该怎么处理。今后，我还是希望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同志们，你们不要怕我的工作太忙，要尽量地多送一些人民来信给我看。我知道你们转给有关部门以后，许多信往往可能石沉大海。这也不是怪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对有些问题也没有解决的办法。说老实话，我也没有很多办法。但是，我要尽我的责任，我批下去，有关部门总是比较重视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但是关系到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关系到我们的廉政、法制，也确实关系到我们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就是说，我们听不听群众的意见、帮不帮他们办事、为不为他们服务，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要把信访工作做好，第一，需要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重视。一把手要重视信访工作。第二，也要依靠全体信访工作战线上的同志们，依靠你们高度的责任感。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们默默无闻地辛苦工作，为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作出了贡献。信访工作是很麻烦的工作，要依靠你们的责任感，才能把事情做好。一般地讲，人民来信里面，只是提出个人要求的并不是特别多，多数还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特别是对一些坏人坏事的举报。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衷心地希望，在领导重视和同志们的高度责任感与辛勤劳动下，我们互相结合，共同努力，就会把信访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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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95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或政府分管信访工作的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管信访工作的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和信访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党政军机关部分单位分管信访工作的办公厅（室）主任和信访部门的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与会代表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10]

（1998年12月3日）

采取财政发债的方式，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政策措施，而成败的关键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质量和效益。因此，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交通部应将查出的公路建设质量问题通报全国，公开曝光，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注意和重视。

朱镕基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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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98年11月2日，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关于切实抓好公路建设质量的报告》反映，交通部组织专家对一些重点交通项目进行了检查，总体上说工程质量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云南省昆明市的昆明至禄劝公路成了“豆腐渣工程”。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信访工作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11]

（1999年2月5日）

信访工作很重要，信访工作很繁重。信访局的同志们很辛苦，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在春节前，我和王忠禹、王刚〔1〕[12]等同志来看望大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表示感谢！

信访工作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我们有各种渠道，各种民主的、法制的渠道，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正常的渠道不能够充分利用，需要有信访工作这样一个重要的渠道。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渠道，很可能听不到任何真正的声音，只有歌功颂德，没有批评监督。首先，信访工作能帮助检验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是不是符合实际。其次，我们也可以通过信访渠道，让人民群众提出各种建议，有时候在会议上不好提，可以通过信访来提，这可以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再次，信访工作是对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检验和监督，特别是对违法违纪干部的一种揭露。我过去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工作，没有直接联系信访工作，但也很重视牵涉到我分管的工作中的群众来信。我接触人民来信比较多是到上海当市长以后。从那时起，我就非常重视信访工作，直接批出去的人民来信数量很大。当时，收到的信件虽然没有现在多，但是我批出去的信件比现在要多得多。那时一年只收到四万件，现在有几十万件，当然，我不可能看那么多。尽管我看的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但对我也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来信不一定都是符合实际的，但写信的方法和反映的情况，也足以引起我的深思。我今天来信访局，是希望各级信访干部能真正地认识到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它确实是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联系人民群众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一定不能忽视这一渠道，不能马马虎虎地对待，要认真地对待。说老实话，我也确实从这些信件里面，获得了一些新的工作思路。现在人民来信中，有将近60％是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牵涉到农民利益的问题，如土地承包中的乱占地、乱收费，农民负担沉重不堪，干部违法乱纪等；有30％是反映城市中的问题，大部分是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涉及下岗职工的生活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问题；还有10％主要是反映干部问题。当然，城市、农村中的问题也牵涉到干部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目前我们党的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哪些方面出了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有这么大分量的来信反映农民的负担、土地承包、乱收费等牵涉到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农业这个基础就会动摇。想当年我们是靠农村包围城市起家的，农村工作，不是光喊口号、下发文件就行，要把中央的农村政策贯彻落实到底。

第二，城市的问题，主要是下岗职工问题。不是我们叫他们下岗，而是过去的政策出了点问题，搞重复建设没有资本金，借银行贷款乱上项目，一些国有企业生产出的产品根本没有市场，无法继续生产，只得给职工“放假”。1997年年底，下岗职工达到1000万人。那个时候，中央就提出政策：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干什么呢？就是把他们安置起来。到去年年底，90％以上的下岗职工进了再就业服务中心，拿到了基本生活费，尽管比过去的工资要少得多，但他们能生活下去。还有离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问题。去年上半年，离退休人员闹事比下岗职工要激烈得多，这些人心态更不平衡，“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要我靠儿女，儿女都下岗”。他们一肚子气啊！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是非保不行的。中央财政今年拿了122亿元补贴给地方，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养老保险。

第三，干部队伍的腐化相当严重。有些事情是前所未闻的。县长买通杀手去杀县委书记，他好当书记；副县长买通杀手杀县长，他好

当县长。这类案件不是一起，起码有五起之多。我们只听说过跑官、买官、要官的事情，没有听说过有杀人升官的事。居然腐败到这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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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是朱镕基同志看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工作人员时，听取信访局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12]〔1〕??王刚，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从这些情况看，我们确实是要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联系人民群众。光看报纸、报告，那是根本无法工作的。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还有一件事情，我到某省会城市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原来是一个大仓库，空空荡荡的，他们在几天之内把许多个体户都搬进去，里边人山人海。我去参观的时候，那欢呼啊！人人都想跟我握手，挺有劲儿的，热情得很。我一回到北京，就收到一封人民来信，说那些都是假的，不信现在你再去看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就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去微服私访，果然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现在，你要下去视察工作，都事先安排好了。固定的点，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招待；汇报的人都挑好了，都是对答如流。这些你能相信吗？所以，你听不到真实的意见，怎么为政呢？政策怎么出来啊？

同志们一定要意识到，你们的岗位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你们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你们工作的成绩，不仅仅表现在进了多少万件群众来信，出了多少万件群众来信，而在于这些来信将在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很明显，我们很多的政策是根据群众这些意见，做了更好的修订。通过人民来信，我们对干部增加了了解，也处分了很多人。我最关心的是财政和银行系统的干部。凡是国家信访局转来的反映干部问题的信，我没有不处理的。而且处理以后，我还得督察结果。来信诬告的不是很多，夸大事实的有。要充分认识到信访工作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件事务性的工作。

确实也有很多官僚主义者、所谓的“领导人”，报纸也不看，文件也不看，电视只看娱乐节目。让他们重视人民来信，那不是对牛弹琴吗？他们会去看人民来信吗？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还是为人民服务的。我相信，只要党中央、国务院倡导这件事情，并且持之以恒，风气是会改变的。希望大家充分认识信访工作的重要性，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另外，我们也要做一点宣传，引导群众不要只从一个信访渠道来反映问题，我们还有各种民主的、法制的正常渠道。只是那些被包庇、掩盖了的问题，如不通过信访渠道往往难以解决的问题，才应通过信访渠道，不能什么都走信访渠道。去年，国家信访局收到群众来信46万件，比前年增长17％，这个事情越来越大，办案的成本太高了。当然，我们还是要号召大家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问题，不要什么事情都告到国务院来。实际上，许多事情反映到上一级就可以了。比如说乡村干部的问题，就可以送到县或地市；县的问题，你觉得地市不可靠，就送到省里。那里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再送到中央来。我们批下去的东西，最终还得通过主管部门、省里来办。我们不可能每一件案子都派一个工作组下去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我们还是要提倡来信署名。要严格规定，对打击报复的，不但要让他丢官，还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要提倡民主的作风，打击报复是不允许的。写匿名信有一个问题，诬告的出来了，夸大事实的增加了，但现在匿名信反映的情况恐怕大部分还是确有其事。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逐步建立民主法制的秩序，严厉地处置打击报复，还是要鼓励人民群众写署名信。这有个好处，就是比较实事求是，我们查的时候效果要好得多，成本也少得多。为什么从长远来说一定要这样？就是要养成民主风气。有问题不能揭发，那还得了！目前，对匿名信我们还得同样重视，这是个过渡时期。另外，还要加强宣传，让上访的、写信的人员遵纪守法。我现在每天乘车上班，不断地发生险情，有时上访的人一下子就蹿到车前边，拦车上访。我一再地告诉司机，一定要注意车不能开得太快，别伤了他们。最近有一件事，震动了中南海，有50多名上访人员冲进中南海，冲到怀仁堂那个地方了。这是不行的，是违法的。他们的激愤情绪可以理解，但做法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维护一个正常的法律秩序。

清华的精神是追求完美*[13]

（2001年6月5日）

我今天非常激动，在美国白宫南草坪讲话也没这么激动，对外国人我一点不害怕，但是面对同学们我很紧张，也许是因为“后生可畏”吧！

校长、校党委书记要求我跟同学们讲几句话。我希望我的讲话对同学们有些好处，毕竟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但是不是真的有好处，请你们评论。我讲得对的，你们觉得有道理的，可以研究、可以讨论；觉得我讲得不对的，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一天要看的文件、要开的会、要讲的话实在太多了，要求我百分之一百不“走火”，实在太难了。

1984年清华大学成立经济管理学院的时候，刘达〔1〕[14]同志让我来当这个院长。我那时担任国家经委的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当时我也不知深浅，实际上我没有学过经济管理，但对经济管理很感兴趣，就答应来当了。我越当就越感到自己不足、不够格，同时，自己工作也很忙，对于经济管理学院确实没有做很多事情，感到很惭愧。我几次提出来，说我不能当了，但是他们老是说服我：“还是很起作用的”。最近，我又向王大中〔2〕[15]同志、贺美英〔3〕[16]同志谈这件事，说我无论如

何不能再当院长了。他们考虑后终于同意我辞去经管学院院长的职务，但是他们要求我担任荣誉院长，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当。好多外国的大学要送我一个博士头衔，或者让我去领什么奖，我从来都拒绝。我要得到博士学位，一定要凭我自己的本事念出来，没有念出来也不要他们送来。所以，这个荣誉院长我不能当。后来他们说，你是不是可以当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呀？这个我倒可以答应。因为荣誉主席的自由度很大，一点不会影响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和操作。

说句老实话，同学们，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我是“荣誉的”，但是请你们放心，我的心始终留在清华大学，留在经管学院。我今天来辞去这个院长，请同学们见证，我没有离开清华，我的心还在清华。清华大学和清华经管学院的每一点成就，我都会引以自豪；你们存在的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关心；你们如果有一点缺点，我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出，因为我是清华人。

我在十年前清华校庆时写了四句话：“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清华给我太多了，我为清华做得太少了。我衷心地希望清华越办越好，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每一个同学不愧为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学生，这就是我的心愿。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立定志向，要把清华建成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把经管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来服务于祖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

下面讲讲我对同学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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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01年6月5日，朱镕基同志应邀在清华大学作报告。这是报告的一部分。

[14]〔1〕刘达，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15]〔2〕王大中，当时任清华大学校长。

[16]〔3〕贺美英，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觉，一直在想应该讲些什么内容。我在九年前为祝贺清华大学电机系成立60周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为学与为人》[17]，是当时同学们让我写的。这篇文章写的是章名涛先生。我在清华念书时，他是电机系主任，他在1950年的一次集会上，讲为学与为人这个问题。我就用这个题目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章名涛先生已经过世多年了。他说，为学与为人，为人比为学重要。为学再好，为人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为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我始终记得“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这句话。清华并不是一个只注意为学的地方，它确实是在教育我们怎么做人。

我回忆自己在清华的成长，清华教我育我并不只是为学，还在于教育我怎么做人。清华有非常好的传统，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革命的传统。我记得从湖南来清华的时候，碰到许多很新的东西。当时，我最崇拜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我虽然学的是电机，但是我最喜欢听朱自清先生的讲话。我现在还很生动地记得他在同方部一个集会上的讲话，他会写文章，不善于言辞，但他讲话很诚恳、很感动人，我敬佩他的为人。我也敬佩吴晗先生、张奚若先生。我记得北京解放以前我们最喜欢到张奚若先生家里去，很多同学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形势，大骂国民党反动派，痛快之至。当时，我就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做一些工作。特别是北京解放以后，我在清华当班会主席、当学生会主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都是在那个时期学习的，看了很多书，打下了基本理论的基础。所以说，清华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专门为学的地方，也是教你如何做人的地方。

为学，我坦率地说，我学得并不是很好，当然社会工作对我有一定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本性也不是很喜欢工学。我英文比较好，我喜欢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曾经一度想改外文系，没改成。当时，我净看文学方面的书。到图书馆去，本来应该看电机工程的书，但我老想去看曹禺的剧本。我是到清华之后看到他的剧本，才知道曹禺本名万家宝，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清华给人们一种传统，使你总是要向上。对学习很好的同学，我就很羡慕他们。有一次，我跟张凤祥同学（他后来当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说，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第一名，为什么到清华来以后就觉得我学习起来比那些学得好的同学要困难？他的一句话，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到清华来的我们班上这些人，在中学的时候有哪个不是第一名啊。可见清华竞争是很激烈的，确实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像我们电机系这一个班就出了三个院士。我不是学得好的，但是我也没有布什总统的那种幽默。小布什不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吗？他到耶鲁大学发表讲话，他说：“我对那些学习好的同学表示祝贺，学习不好的同学也不要着急，学习不好也可以当总统。切尼副总统也是耶鲁毕业的，但他只念了一半，因此他只能当副总统。”我今天绝不是跑到这里来说我学习并不好，但我也能当总理，我没有这个幽默感。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人比为学还要重要。

大家都想一想清华的精神是什么。你可以做很多解释，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德先生、赛先生、革命的传统等，你怎么解释都可以，每个人有不同的解释。我有一个解释，也就是我的体会：追求完美。在清华这个环境里，使你感到人才济济。每个人都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任务，这是历史的使命，在这里学习就感到自己要追求完美，要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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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为学与为人》，见本书第一卷第147页。

做人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要做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治学要扎实、严谨，绝不沽名钓誉，更不要说剽窃他人的成果，根本不屑这种行为；做事要扎扎实实，真正地为人民。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但要力求自己做到廉洁公正，不要留骂名。

我想，就是清华这种精神鼓舞着我。尽管我被错划成“右派”，20年没有党籍，但是我从来没有失掉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有半点的放松，我总是不断地要求自己，不辜负清华老师、清华大学和党组织对我的教育，我总是要做到无愧于心，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也用这一点来要求我的儿女。我的女儿是1954年出生的，儿子是1958年出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自己想到这个事情心里就很难受，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始终是很严格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儿子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他要在我们阳台上种菜，有一天，就捡了一块破破烂烂的油毡子放在阳台上，准备搁了土就可以种菜了。我一看见就跟他说，我们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随手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打他。他跟我讲，他没有拿别人的东西，这块破油毡子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我当时很后悔打了他，但是也许是因为有点父亲的架子放不下来，我说：“那好，我不应该打你，但是我们要把这块油毡子送回去，不管它是别人的还是垃圾堆里的。”我就陪着他，把这块油毡子扔回垃圾堆上。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很高兴，他们虽然没有到清华来读书，但是继承了清华的精神。我的女儿和儿子都曾经在国外读书，他们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上海市市长、副总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中国的市长、副总理。他们都是靠自己洗盘子、在学校劳动来求学，现在都学成回来了。

我今天讲的也是一些感悟，讲得不是很系统。但是，我衷心地希望大家，在清华不但要为学，而且要学做人，学做事，要追求完美，一定要做到最好。你们一定要树立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第一流的大学，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根本的就是靠科学和教育，教育是科学的基础。你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将来在你们中间，不知道要出多少个院士，希望大家努力。

对于清华经管学院，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跟世界上最好的经管学院比，不管是哈佛或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或者是哪个国家的商学院，都能够跟它们比。要比就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一定要有第一流的师资，不惜重金到外面去聘请，哪怕只是讲学也要请来。过去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讲过一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说，一个大学并不是因为有大楼才叫大学，是因为有大师，有国学大师、有科学大师、有管理大师，这才叫大学，才叫一流大学。我希望经管学院今后在师资队伍的建设方面要下很大的工夫。

我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希望经管学院今后全部改用英语教学。我绝对不是崇洋媚外，因为现在经济在全球化，你不能跟外国人交流，又怎么能融入全球的经济呢？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靠改革开放，不会英语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管理。我没有到外国去学习过，但是我很得益于当时清华的教学课本，大多是英文的。只有一本《普通物理》，萨本栋先生写的《普通物理》，是一本中文书，其他全是英文书。教授有些是半英半中，教热力学的庄前鼎先生是无锡人，他说：“我讲无锡话反正你们也听不懂，因此我讲英文了，对不起。”所以，英语教学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师资的英语水平还达不到的话可以去学，给你一年两年的培训期，到外国去实习一下，不是太难的。所以我开的这两次顾问委员会会议，因为有外国人参加，我们就坚持一律用英语。搞经济管理不能用英语跟外国人讲话，就很难融入世界经济浪潮里。是不是大学其他系都要这样？那不一定，因为好多学工程的能看懂英文就行，不一定非要能说英语，但学经济管理的要做到这一点。

在我告别清华经管学院时——还没有完全告别，还留了一个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谨对清华大学和经管学院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希望你们在座的后生都能够超过我。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部分

地方政府是地方煤矿的安全责任者*[1]

（1991年6月28日）

同意家华〔1〕[2]同志批示。

我很赞成简报中提出的：坚持“谁办矿、谁受益、谁负责安全”的原则，明确地方政府就是地方煤矿的安全责任者，特别要明确乡、镇长是安全第一责任者。因此，对三交河煤矿特大事故也应该查处地方政府的责任者。请李沛瑶〔2〕[3]同志阅研。

朱镕基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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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1年4月21日，山西省临汾地区洪洞县三交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47人。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能源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等单位组成联合检查团，对山西省地方煤矿进行了安全检查。6月18日，能源部安全环保司《煤矿安全简报》第1期发表了《山西省地方煤矿安全大检查情况通报》。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简报上的批语。

[2]〔1〕??家华，即邹家华。

[3]〔2〕??李沛瑶，当时任劳动部副部长、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控制重复建设的关键在银行*[4]

（1991年10月29日）

现在大家都在研究如何把经济工作真正转到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要想做到真正转轨，不是那么容易。当前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令人忧虑的。企业的负担很沉重，超正常库存七八百亿元，一年付给银行七八十亿元的利息，再加上三角债两三千亿元，也是要付利息的。企业负担沉重，亏损面这么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转不到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现在看起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多年积累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不只是十年积累而是几十年积累的问题，是宏观调控方面的问题。现在结构调整虽有成绩，但效果不是很显著。基础设施还很落后，电力建设搞上来了，而石油、煤炭还差得远，越来越落后了；铁道、公路这些交通基础设施虽有很大的发展，但还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如果把交通建设搞得更快一点，经济会发展得更好。就是说，现在一方面是钱还不够，但另一方面又把大量的钱用在重复建设上，主要是加工工业摊子铺得太大。我最近去了十几个省，看到的还是在大搞加工工业，而且方兴未艾，其原因就是加工工业赚钱。如果价格不调整，汽车、摩托车不降价，利润这么高，沿海城市搞，内地也要搞，怎么也控制不了。如果再不控制重复建设，盲目发展加工工业，还是一个省搞一个，这样搞下去，宏观经济管不住，微观经济无论如何搞不好、搞不活，效益没办法提高，欠银行的钱也永远还不清。所以，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强宏观调控，改善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另一方面，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国务院生产办准备在12月份召开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是转折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要在总结过去企业技术进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克服过去的弊端，发扬过去搞技术改造统一规划的优点，还要有所创新，以便在三年或稍多一点时间里，真正把目前加工工业过大的摊子调整过来。当然，这件事情不是光靠技术改造能够解决的。现在那些重复建设形成的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一些主要产品都是富余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不把一些企业关停并转掉，光靠技术改造也是不行的。现在实行关停并转，无非就是两个问题：一是过去的债务怎么办？二是人员怎么办？要想一点政策鼓励关停并转。最近，一些老同志也讲“不死掉一块，活不了一批”，意思就是要实行关停并转。

技术改造非常重要，现在确实要支持一些技术先进的、有发展前途的、产品有销路的企业搞技术改造，使它们的产品形成大批量，这样一来，其他的小厂就不会再上了。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以前载重汽车生产厂家不知有多少家，但“一汽”、“二汽”形成批量生产以后，成本降下来，载重量为4吨、5吨的汽车就没有人搞了。搞小批量生产无论如何是无利可图的，竞争不过大厂，再搞地方保护主义也不行。现在很多省又都在搞载重量为0.5吨至2吨的轻型车，这样搞不得了，将来这个摊子没法收拾。目前全国光搞“五十铃”柴油轻型车的厂家就有九个，都搞整车组装，这样搞下去，投资不知要浪费多少，到最后大家都活不下去。

怎么加强统一规划？我觉得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就在银行，别的办法说一千道一万，效果都不是那么大。当然，也不是说光靠银行一家。比如财政贴息，支持一些该支持的企业；实行一点差别利率，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调控手段。还有一些别的宏观调控手段，但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还在银行。所以，这次开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一方面很注意跟各个行业管理部门商量，把行业规划做好，但是行业规划能不能实施，关键是在银行；另一方面，我们非常重视国务院生产办与银行特别是工商银行的合作，因为技术改造的贷款主要来自工商银行。今天我来也就是为这个目的。要想一个办法，制止目前这种盲目的、重复的加工工业建设，有些产品就是要开名单，停止审批。另外，要拿出一些重点项目来，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集中力量，支持它们形成批量生产。在几个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技术领域，集中给予支持。一定要在一年到三年以内把那些该支持的、成批量的大项目都保住，把那些盲目生产的项目压住。整个技改工作都要根据这么个精神去搞，真正形成技术先进、大批量、成本很低、效益很好的项目，全国几个重点行业都分别搞一两个项目就够了，要形成规模经济，分布到各个省份都有它的拳头产品，改变都搞“小而全”、“大而全”，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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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听取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注意防范三峡工程建设的风险*[5]

（1994年11月2日）

三峡工程是个伟大的、跨世纪的、全世界第一的工程，很多问题都要一丝不苟，设计、施工、规划各方面要密切配合，要有严格的质量监督。监理制是很好的，我在上海搞南浦大桥，就实行监理制。不实行监理制，你讲一万遍“质量第一”还是不行，到最后已经晚了，再花多少钱也挽回不了损失。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很出色，当然也很辛苦，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我完全相信，三峡工程的效益会很好，甚至于在同类工程中可能经济效益是全世界第一的。但是，绝对不要认为三峡工程风险不大，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这风险不在你那个地方〔1〕[6]，也不在你们湖北、四川那个地方，风险在国家。

我不是说风险很大以至于工程搞不下去，不是这样。我们要注意防范三峡工程建设的风险：第一个风险是资金很大，国民经济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个风险不是说我们国家承受不了三峡电站，绝对不是。而是说我们搞了三峡工程不可能代替一切，你上，别人还照样要上。这个总规模是否承受得了？财政能不能承受得了？物价能不能承受得了？企业能不能承受得了？这是个大问题。我讲的意思是拜托你们预先把投资打够，把钱算够。如果钱不算够，最后结果大大超了预算，你说我怎么弄呀？我这样讲不是无的放矢，二滩水电站原来报预算48亿元，现在250亿元还下不来呀。如果按这个小数字来做计划，财政不破产才怪，银行也得破产。风险相当大，现在好多因素搞不清楚。我拜托你们在目前可以预见的范围里把资金算够，这样才是真心实意地想让三峡工程上马，而且把它建好。如果不实事求是，算出来的投资听起来很小，就赶快上马，到时候投资大了我们承受不了。算工程总的资金需要量时，有两个因素要打进去，一个因素是考虑通货膨胀，第二是要打足利息，这样才能计算回报期。这个方法国际上是通用的。不把资金算准算足，不好向全国人大和全国人民交代。

第二个风险是移民，这个风险可是大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已经有教训了，如新安江水电站的移民，40年过去了，问题还没解决。三峡工程100万人以上的大移民，而且64％是城市人口，这个钱不知道是怎么花法，公用设施、城市建设等等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农民安置，每户三万块钱绝对够了；城市工厂的搬迁，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所以，对移民问题要有足够的重视，否则三峡工程建成了，也蓄不了水。三峡工程包干400亿元来解决移民安置问题，对包干我是完全赞成的。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讨论三峡移民问题时，我就提出一定要包给地方，包给省长，而且要包死。我不赞成一切问题都跑到北京去定。所谓“包干”，也只能像现在这样包，至于钱到底够不够只有天晓得。为什么？因为事先没有规划，也没有迁移一个城市的经验。现在看起来，农民的搬迁要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尽可能就地后靠。现在到实地看了以后，我觉得对这一点估计过高，因为无地可退，无后可靠，勉强怎么行呢？把山挖得一塌糊涂，植被也破坏了，这是不行的。因此要考虑第二个层次，在省里面安置，往人稍微少一点的地方、地稍微多一点的地方安排，或者到一个需要劳动力的城镇去安排，这个不靠省长根本不行。第三个层次，如果本省实在安排不了，还得考虑在省外安置。中国还有的是地方可去，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农村的搬迁人数还比较少，城市的搬迁人数就多了，所以要考虑不要随便提搬迁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提安置比较好。搬迁并没有错，可以照讲，实际上我们应该着重地说安置。搬迁的观念要改变一下，因为从搬迁工程里面又要国家拿50亿元的贷款。这个贷款不是说不能贷，要看效益，不能当做安置性质使用，那样银行背不起。如果说这个工厂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产原来产品或生产新产品确有效益，还得起贷款的，就借；还不起的，绝对不借。安置的钱要从移民费用里出，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不然，这个投资又扩张到贷款里面去了，将来说不清楚要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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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94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四川、湖北省考察三峡工程。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听取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工作汇报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6]〔1〕??指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2009年9月，它更名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最后一个风险是泥沙。建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究竟有多大？现在看，这个长江已经不是长江了，比黄河还要黄，成了“黄江”。一年有多少泥沙往下泄，说法不一，有的人说是9亿吨，还有的人说是6亿吨。泥沙问题究竟对大坝有什么影响？对河流的生态环境有什么影响？我只是提醒你们，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风险的，要很好地研究。说到底，上游植被的状况要是不改变的话，对大坝是没有好处的，任何技术方法恐怕也难解决。根据我们的经验，上游的植被至少50年内难以彻底改善。我们已经搞了40多年，植被究竟是改好了还是改坏了，长江的泥沙含量就是明证。我们现在就要重视这个工作，最后还要等树都长起来，没有几十年是不行的，如果不抓紧更不行。所以，我觉得泥沙总还是个问题，要继续研究。

在一九九四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7]

（1994年12月1日）

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对当前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对需要统一认识的几个重大问题，也都讲得很清楚了，我现在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做一点补充。

一

当前经济形势总的是好的，特别是在改革方面，我们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跨出了重大的步伐。现在看起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尽管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不完善的问题，但是总的说来，预定的改革目标已经达到了，而碰到的风险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大。生产没有大起大落，保持了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社会发展方面的进步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正如同志们所讲的，我们在今年干了多年想干而没有干的事情。各方面的成绩大家都看得见，国际也公认，是谁也不能抹杀的，必须充分肯定。

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觉得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前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经过了几个过程：去年11月份粮食价格全面放开，带来粮食价格猛涨，棉花价格也猛涨，今年1、2月份物价在去年11、12月份猛涨的基础上，环比连续两个月上涨3％。在国务院采取平抑粮价的措施以后，3、4、5、6、7五个月，物价涨势明显趋缓，这五个月环比的增长指数在0.5％到1％之间，没有再猛涨了。但是8、9两个月涨势又猛了，8月份增长3％，9月份比8月份又增长3％。我想，这与我们各个地方过早地放开一些价格、减少补贴，特别是提高城市的服务业价格有关系。10月份好一点，比9月份增长1.7％，但还是很高。现在，11月份的物价指数还没出来，我估计还是相当高。我们过去算过账，如果物价维持在9月份的水平，不再往上涨，那今年全年的物价指数就是20.7％。现在10月份又涨了1.7％，11、12月份如果稍微再往上涨一点，那今年零售物价指数就超过20.7％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达到25％以上。所以说，今年物价的增长水平是改革开放16年来最高的一年，这一定会对明年的物价和经济发展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农村物价涨幅高于城市，内陆地区物价涨幅高于沿海地区。当然，这与原来沿海地区的基数比较高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形势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地区的感受不一样，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感受也不一样，但是确实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民群众反应很强烈。物价大幅上涨，使整个的宏观经济环境绷得很紧，对改革和发展都不利，对吸引外资、扩大开放也不利。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只有害没有利。江泽民同志形象地说，靠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是“饮鸩止渴”，我认为是非常确切的。骑上了虎背以后，就很难下来了。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和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统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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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94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总结讲话的主要部分。

二

今年物价这么大幅度上涨，原因是复杂的，是多种因素交错形成的，要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加以分析。价格的调整和改革是引起这一次价格总水平上升这么快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价格的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中所不能避免的。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阵痛的过程，你不经过这个阵痛，就不可能建立起市场经济的秩序。这几年，我们对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价格连续地作了调整，往上提，提价的金额总体上相当于两千几百亿元。特别是去年农产品价格的放开，对物价的上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价格的调整和改革，对于理顺价格关系、加快基础产业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于调动农民种地的积极性，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不这样调整，我们会更困难。现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有了提高，从去年化肥的滞销到今年的供不应求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价格调整和改革所引起的物价上涨是难以避免的，是必经的过程。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次物价大幅上涨，有比这个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这次农产品价格的涨幅，已经超过价格补偿性、结构性调整的范畴，不是都按我们原来的设想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有一个数字讲今年的粮食价格比去年上涨47.4％，我觉得这个数字不可靠，低估了当前的通货膨胀。现在主要粮食品种——大米、玉米、小麦的价格都上涨一倍以上，绝对不会是47.4％。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数字呢？我找国家统计局的同志查了一下，发现现在形势变了，但统计方法还没有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统计局对价格取样点的选择，有85％从国有粮店里取样，只有15％从集市贸易取样。这是过去的做法，国有粮店是粮食销售的主渠道嘛。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我在北京市调查过，北京市国有粮店的销量只占30％，70％的销量是在集贸市场和私有粮店。蔬菜销售只有10％在国有菜市场，90％是在自由市场。国有粮店经常是有价无货的，它的价格不能代表市民的真正感受。另外，大米只统计标二籼米，这也是过去的做法。现在大家不吃标二米，都吃粳米了，现在是1元5角、1元6角钱1斤；但现在不统计粳米，只统计标二米，而标二米是从仓库里拉出来的、国家补贴的米。今年决定标二米不涨价，你拿不涨价的米来作为抽样，它就不能代表大米的真实价格，米价其实是涨了一倍。面粉统计取样

65％是标准粉，富强粉只取35％，现在多数人都吃富强粉了，富强粉的价格涨得多，标准粉有国家补贴，涨得少。所以，粮食价格的上涨实际上不是47.4％，而是100％。也就是说，这一次物价上涨里面，粮食涨价是主要原因，但是粮食涨价没有按我们原来的设想调价，而是超过了预定调价的一倍，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上半年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已经不是结构性、补偿性的调整了。

现在粮食的涨价，不光是我们去进行结构调整的问题，这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供求矛盾扩大的问题。这几年，粮食没有怎么增产，今年是减产，内贸部说减产350亿斤，国家统计局说大概减产200亿斤，总之是减产。粮食消费又在增加，一年全国净增人口1500万，跨区流动的人口有2500万，这些人都到城市里来买粮食，也都增加了粮食需求，推动了城市的粮价上涨。现在的粮食库存下降了，去年10月底粮食库存是2250亿斤，现在只有1950亿斤，少了300亿斤，调控能力大大地减弱了，特别是中央的调控能力下降了，国家825亿斤的专储粮，现在只剩下600多亿斤了。到哪儿去了呢？一个是救灾，一个是平抑粮价，又扩大以工代赈，今年前后拿出了200多亿斤。所以现在不能够很有效地吞吐粮食来平抑粮价，缺乏这种能力。与此同时，我们又扩大了粮食出口，减少了粮食进口。我们历史上是一个粮食净进口的国家，但是从1992年开始变成了一个粮食净出口的国家，特别是今年，到10月份为止，已经出口了1070万吨粮食，而进口的粮食只有720万吨，净出口了350万吨粮食。所以最近国务院采取措施，一律停止粮食出口。这是指新签合同，原来签的合同还得履约，实际上也出口不了，因为国内的粮食收购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你卖到国外去不是赔本吗？所以我再一次地呼吁各地区的同志，你那个大米、玉米都不要出口了，再出口你自己得赔本啊。国内的调控能力已经减弱，不仅粮食不能再出口，棉花也不能出口了。

市场管理放松、流通秩序混乱，也是推动当前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国有商业和合作社怎么样去适应新的形势，发挥它们主渠道的作用，出现了脱节。新的渠道还没有建立，原有的运行了几十年的那一套做法，又在相当大的地区过早地放弃了。粮店都变为国有民营，供销社都变成个体承包，没有国有商业了，结果就变成哪个地方价格往上抬，东西就往它那儿流。企业定价的行为也不规范，想怎么涨就怎么涨。某些地区、部门为了局部的利益，趁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税制改革之机，提高商品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也推动了价格的上涨。因此，分析物价大幅上涨的原因，不能光看粮食调价的结构性、补偿性这一面，也要看到供求平衡失调，以及市场管理混乱等因素。这些因素都是不能忽视的，现在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基建规模过大，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增长58％，今年现在说是增长百分之四十几，实际上不止。我为什么说它不止呢？利用外资这一部分按照统计的口径是不计入投资规模的，而这一部分今年增加得相当猛。1992年、1993年，我们签了大量的利用外资的合同，现在钱都进来了，今年1到9月份进来了230亿美元，全年估计要超过3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800亿元。这2800亿元大多是往基本建设里投，虽然不计入投资规模，但是用它买材料、开工资、发奖金，最后都是推动购买力的扩大，拉动物价的上涨。今年总的贷款规模是5200亿元，再加上这2800亿元，大家可以想象，社会货币流通量的增加是多么厉害。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是票子多了、货币供应量多了嘛。当然，我们要充分看到利用外资的积极、正面的意义。特别是外资进来以后，我们的外汇储备从年初的212亿美元，到11月中旬增加到460亿美元，增强了我们的支付能力，提高了我们国家的信用等级，有利于扩大开放。但另一方面，大量的人民币出来以后，投向也不合理，相当大的一部分投向高级房地产，动不动就是几十亿美元，而基础设施建设配套的资金跟不上，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紧张得不得了。同时，一部分投资又变成了个人购买力，推动了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所以，对外资投向还是要引导，不能去搞重复建设。重复建设搞到谁都不能发挥规模效益的时候，投资就都收不回来了。我认为，现在的投资规模大了，各方面都承受不了，市场承受不了，生产资料供给也承受不了。

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也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去年的现金支出以45％的速度增长，今年又是百分之四十几的增长，9月份的增幅高达60.3％。这个还不包括所谓“灰色收入”，数字惊人啊！我们一向坚持的是“两个低于”，即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效益（实现利税）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这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而现在根本就不是什么“两个低于”，而是“两个高于”，就是消费基金的增长远远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实现利税的增长。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分配不均。主要是两个不均：一个不均是盈利企业大发奖金，大大地高于平均数，亏损企业连职工的基本生活费还保不了。大多数的盈利企业从来不想以后的困难，能发奖金的时候就大发，甚至亏损企业也发。另外一个不均就是各阶层的人分配不均，相差悬殊。典型调查表明，很少数的储户占有多数的存款。这个情况要是搞久了的话，也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现在看起来，物价涨势未止。10月份是在9月份三令五申的情况下，物价环比增长1.7％，11月份、12月份都不能确定，所以明年要把物价涨幅控制在13％左右，难度相当大。但难度再大，也要想办法控制住啊！历史经验证明，如果连续三年物价增长达到两位数，就很难保证社会稳定。所以，对当前的通货膨胀，既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能等闲视之；既不要惊慌失措，也不可掉以轻心。

三

为了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确保社会稳定，明年无论如何要使物价涨幅比今年有明显回落，目标是控制在13％左右。做得到也好，做不到也好，要奔这个目标努力，超过13％许多事情就很难办了。各地区、各部门应该全面地贯彻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所讲的关于抑制通货膨胀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安排。我再强调几条。

第一条，要下大力气抓好农业。在小组会上，各个省的负责同志都说亲身体会到要抓好农业。回顾几十年经济工作走过的路子，我们所遭受的挫折可以说没有一次不是从农业引发的。这一次农产品的大幅度涨价，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在我们对农业的重视程度确实还是不够啊，虽然讲得很多，但做得还是不够。对农业的投入，没有摆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好像基础设施建设，就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港、深水港，就没有农业。沿海地区的粮食过去都是自给的，甚至是调出的，现在都要吃“进口粮”（指从别的省调进的粮食）。东南沿海六省市在1991年，粮食调进量只有91亿斤，1993年就增加到208亿斤，今年300亿斤还不够，许多耕地不种粮食了，耕地都变成开发区、搞城市建设了。复种指数没有了，早籼稻不种了。前两年，卖粮难，“打白条”，乱摊派，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地上涨，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农业再这样搞下去的话，供求矛盾会越来越大，很难控制价格上涨。对于这个问题，全党、全国上下必须统一认识，重视农业，加大对农业投资的力度。中央财力有限，但是也要下最大的力量，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现在财政赤字年年大幅度增加，如果不调整一下投资结构，农业投资怎么能上去呢？我觉得是要下这个决心，大家都要统一认识，调整投资结构。有些项目要停下来，先把解决吃饭问题的农业搞上去。中央投资主要是用于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和一些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关键还在于各个地区，少搞一点景点、度假村、购物中心，真正挤出一些钱搞点农田水利、“菜篮子工程”。不然的话，农业是搞不上去的。耕地一年一年减少，人口一年一年增加，不增加投入，怎么样解决这个供求矛盾？粮价怎么下得来？当前要应急，几个大城市还得大力地推广机械化养鸡、机械化养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靠老太太养鸡来供应鸡蛋，那根本不行了。京、津、沪的鸡蛋从来没有涨价，它们的吃蛋问题不就是搞了机械化养鸡就解决了吗。这不需要什么太复杂的技术，只要加强管理。养猪也是一样的。现在要靠从四川调猪，尽管肖秧[8]同志拍了胸脯，我也非常高兴，但到时候猪肉是不是出得来，我还得看一看。下面没有渠道帮他收猪啊。现在都是养猪户自己养、自己杀、自己卖，肉联厂都停工。哪儿价格高，猪肉就往哪儿流，没有主渠道来给你组织货源啊。

总之，对农业问题不能够盲目乐观，但也不必悲观。改革开放16年的经验证明，只要领导重视、摆正位置、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农业是能够搞上去的，农业的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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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肖秧，当时任四川省省长。

第二条，抑制通货膨胀要继续控制基建规模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现在，在建规模很大，不能再乱批新开工项目了。现有的都干不完，搞那么多重复建设、过多的超前的建设，资金也没有，工期拖得很长，超概算非常严重。现在超概算一倍、两倍是常事了。效益很差，钱又还不了。投资结构要进行调整。拿房地产来讲，根据建设部提供的统计材料，1992年房地产开发完成的投资比1991年增长117％，翻一番；1993年比1992年增长124.9％，又翻一番。现在看起来，今年还是翻番。这跟整个经济建设的步伐是不适应的，并不是真正给老百姓解决住房的问题。为了控制这种高档房地产投资的猛烈增长，引导外商的投资，现在提出三条措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制定具体的办法后再出台。

第一，严格控制出让土地使用权，严禁低价批租，严格控制用耕地特别是菜地搞房地产。从现在起到明年年底，一律不再批新的高档房地产项目。

第二，各级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要拿出30％到50％来购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债券。你盖一栋大楼得要多少煤、电、水、气啊。我没有钱搞这些配套的基础设施。我也不平调你的钱，只是要你买债券，把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一部分收入拿出来搞基础设施建设，不然的话，这些房子建起来以后，会搞得全部基础设施都紧张。

第三，外商投资因开发房地产项目而进口的设备和材料照章征税，没有优惠。这个并没有修改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如果你是为老百姓盖房子，根本就不需要进口设备和材料。你进口设备和材料，是为了搞那个高档的房地产，那就该交点税。这样也许国内的建材工业、其他配套工业还能够发展一下，还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困难。

关于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的问题，刚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现在就是要坚决地贯彻执行会议精神。我只想强调一点，马上就到年关了，我极不希望出现去年元旦钞票发光了赶印都来不及的那种情况。希望各地区、各部门的同志，在元旦、春节以前一定不能够乱发奖金、津贴，不能够提前发工资，不能够提前兑现承包款，让元旦跟春节能够平平安安地过去。元旦、春节以后，消费基金仍应按规定控制。

第三条，狠抓流通领域的改革和管理。近一年多来，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流通领域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也有了比较感性的认识。这半年多来，我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搞了几个文件，都是关于流通领域的体制改革，我们希望这些决定能够落实。现在看，它们并没有落实或者说基本没有落实。我觉得我们在思想上受到某些不正确理论的影响，认为市场是不能管的，价格是只有放开、没有管理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没有哪个市场经济国家是这样搞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市场既没有心脏也没有大脑，既没有理智也没有良心。他比我们讲得深刻。没有政府的经济干预，只有市场所带来的缺陷是不能得到纠正的。对市场不管还行吗？我想我们已经有教训了。我们一直讲，不放开棉花市场，不放开棉花价格，但有的人一定要放开。放开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搞得一塌糊涂！要不是拿出1000万担库存，又进口了1000万担棉花，纺织工业一大半企业就都停产了。今年的纺织品价格比去年涨了一倍啊。棉花质量也搞得一塌糊涂，虚开等级，掺杂使假。这是棉花市场和价格放开的后果。现在反过头来，只好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主张上面去。粮食、棉花这些重要的商品，没有统一经营、统一管理是不行的。加强市场管理，并不是说就要限价，我从来都不赞成限价。限价是因为你没有东西，但你限价，那个东西不就跑了嘛。加强市场管理，是要反暴利、反垄断、反欺诈、反对乱涨价，要审计成本、合理定价，要组织货源进来，这样价格就能够下来了。

四

明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企业改革。现在确实有不少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债务和社会负担沉重，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特别是当前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是造成企业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是怎么引起的？其原因与1991年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1991年企业相互拖欠的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资金不到位，建设单位拖欠了生产企业的资金，形成拖欠连环套，这也是当前企业间相互拖欠的一个原因，但这是排第三位的原因，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发展速度太高，许多产品销不出去。10月份的工业发展速度是27％，这么高的发展速度，我们哪有这么大的需求呢？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率扣除物价增长指数以后，只增加了百分之几，就是说人家买东西只增加了百分之几，你的工业发展速度是百分之二十多，那谁去买你的东西？现在不单是大量进口设备和原材料，还大量进口消费品。今天《参考消息》就报道，现在外烟泛滥于中国市场，大量洋烟、洋酒、化妆品走私进来，连宴会上吃的东西许多也是从香港用飞机运来的。这么高的发展速度，成本又比人家高，产品销不出去，产销率是历史上最低的。把产品放在百货公司仓库里面，大量地占用了生产企业的流动资金。流动资金从银行借不到，那只好就互相拖欠。第二个原因，各种渠道进口的钢材和石油，在这一次企业间相互拖欠里面占了主要的地位。几千万吨进口钢材、1000多万吨进口成品油，这两项就引起企业间相互拖欠2000亿元，占了3000亿元三角债的三分之二。第三个原因，就是上面说的基本建设资金不到位。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安排的中央资金到位率达到100％，但是地方自筹的那一部分不到位，特别是地方自己建设的项目，资金更不到位。国家计委对560个地方的项目进行统计，一共拖欠500亿元。国有企业的机制没有转换，企业没有信用，而且认为欠债有理、欠债有利，银行结算制度也不健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各家银行为帮助企业解决相互拖欠做了大量的工作，仅为了钢铁工业清欠，在东北地区试点就投入34亿元，现在又投入50亿元，但是现在问题仍然很突出。

要解决当前的企业相互拖欠问题，还是1991年就讲的一条方针，叫做限产压库促销。你的产品销不掉，你又不减产，净追求发展速度有什么用啊！如果产品发出去，钱回不来，你就不再发货、不再生产，不就没事了吗？冶金部部长刘淇同志给我一个报告，钢铁工业基本上都有三角债，但是有两家企业没有，一个是宝钢，一个是杭钢（杭州钢铁厂），为什么？产品紧俏、质量好，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发货。现在冶金工业采取这样的办法：第一，叫做减产。现在不是要求减产300万吨钢吗？不要再动摇了，就得减产300万吨，不减产是没办法维持了。第二，多出口200万吨钢。第三，限制进口。国家计委要采取一些办法，限制进口钢材。那些紧俏钢材，比如有特殊要求的石油钢管要进口一点，其他都不要进口了。石油工业、钢铁工业现在都实行限产压库促销方针，坚持这个方针，我认为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钢铁工业跟石油工业的债务就可以清掉，问题就可以解决。

我认为，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应该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当务之急是明年国有企业改革要突出三个重点：政企分开、加强内部管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要政企分开。政企不分，国有企业没有责任制，什么事情都是党委、政府去指挥，那怎么搞得好啊？最后出了问题还不是找你？企业得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一个好的机制、一个好的产品，才搞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要非常的明确。当然，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经营，还要有监督。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的监管条例，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的、国务院颁发的正式文件，大家要认真贯彻执行。

第二，加强内部管理。现在企业内部管理确实是不严，大有文章可做。这方面下点工夫，国有企业的困难就可以克服。

第三，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个问题都非常重视。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工人不能辞退，企业不能破产，国有企业永远没有活力。现在这个方案已经有了，我们重点研究四项：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制度改革，实际上也是住房保险。这四个方案都出来了，像住房制度改革，国务院已经发过文件了，也开过会了，如上海等很多城市都有成功的经验。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方案最近也出来了，这些保险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具有中国的特色，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这些方案先在一定的范围里面试点，逐步地用国务院的法规规范一下，取得一定的经验以后再正式形成法律议案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那个时候再全面推广。

当然，现在的情况下，靠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不了国有企业机制转变的问题，国有企业负担太重。因此，为了转换这个机制，我们搞了一个破产的办法来试点，就是如果这个企业搞不下去了，拍卖它的资产，拍卖所得首先用于安置职工，然后再清理债务，不然的话，没有哪个企业能够破产，永远是个包袱。这由国家经贸委组织在18个城市进行试点，但是试点一定要经过批准，冲销企业债务绝不能一哄而起，形成一股赖债的风，那不得了！企业兼并，也准备给一点政策。据说四川德阳的经验就是好的企业去兼并差的企业，盈利的去兼并亏损的。为了鼓励盈利的企业去兼并亏损的企业，对亏损企业遗留的债务可以考虑停息，但是要严防为了赖债的假兼并。明年要集中力量重点抓好一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三户国家控股公司试点、一批国家确定的企业集团和若干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试点的目的、试点的效果，是扭亏为盈，效益提高。最终要体现在效益提高上，那才真是试点成功啊。

明年的经济工作有不少有利条件，也有一些困难，只要大家统一认识，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朱镕基：你的工作节奏真快，昨天还在电视上看到你在美国，今天你就到北京了，而且闪电式地访问了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

鲁宾：是的，我与他们会谈的时间虽短，但很有成效。我不是外交官，不用讲什么套话，我们讨论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朱镕基：你虽然不是外交官，但你的话比外交官的还值钱。

鲁宾：所以有时说话要小心，特别是评论市场的时候。

朱镕基：欢迎你到中国访问。最近，美国出面干预日元汇率，取得了很大成功，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你们的任务还很艰巨，今天的日元汇率又跌到142.35日元兑1美元了。

鲁宾：你说得很对，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在单日内就拿出20亿美元，这是很大一笔钱，但是解决日元贬值的根本办法是日本要采取行动。

朱镕基：从东京会议传来的消息看，日本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看起来，日元恐怕会维持一种既垮不了也好不了的状况，东南亚国家对此很担心。

鲁宾：我想，你可以在明天与克林顿总统会晤时，同他讨论这个问题。我与总统谈过多次，总统认为，改善日元状况，最终取决于日本。

朱镕基：我很担心目前的日元状况。有人估计，到今年年底，日元汇率也许会跌到180日元兑1美元，不知有没有这个可能？

鲁宾：这个问题现在很难预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元汇率最终可能会跌到160至180日元兑1美元，这对亚洲来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我们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种情况，说服亚洲国家对日本施加压力。

朱镕基：有一种说法，日元兑美元今年180，明年230。这种说法也许有些过头，但多数人认为今年日元恐怕会跌破150线。日元继续贬值对东南亚的确是个坏消息，会进一步加剧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但不管怎样，中国不会违背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如果我们也跟着贬，那对亚洲国家将是很大的灾难。

鲁宾：对整个世界经济也是如此。

朱镕基：无论贬值会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我们也不能那样做。对别人损害太大，最后也会损害我们自己。至于能顶多久，我就不说了，说了别人也不信。

鲁宾：中国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信誉最高的国家之一。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处理其他问题方面，中国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尊重。因此美中两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解决当前的危机。

朱镕基：我刚才说了，人民币不会贬值，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不过20％，尽管今年5月份外贸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我们可以通过国内市场来弥补国外市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也面临着一些困难。过去搞了很多重复建设，市场供大于求，国有企业生产不足，工人失业。提高国内需求，如果向工业领域投入资金，不会产生任何效益，因此只能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报期比较长，完全靠银行贷款不行，还要靠财政投入。幸好，几年来我们实行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现在有能力做这件事情。今年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增长了10％，二季度增长了15％，预计三季度会增长20％。这些投资会带动生产资料的生产，促进工业企业开工。今年一季度，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2％，二季度可能只有6.8％，估计三季度会达到8％，四季度达到9％到10％。这样，全年即使达不到8％的经济增长目标，也不会差很多。现在，8％已经成了一个心理数字，哪怕达到7.9％，香港同胞也不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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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时的谈话。

鲁宾：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但我认为外国人关注的并不是某个百分比，而是这个统计数字是不是准确、是不是合乎国际标准。现在中国的信誉很好，即使发展速度只有5％到6％，也不会对你们有多大影响。关键是看你们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是你们能不能继续坚持改革路线。

朱镕基：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超过8％。现在，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增长率能达到7％甚至6％多一点就不简单了。但我们也认识到，8％是个心理数字，它对东方人的影响比对西方人的影响要大得多。如果今年的增长率达到7.9％，第二天香港的舆论就会说：人民币马上就要贬值。你刚才说你不了解中国，我认为这种谦虚是很宝贵的。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确实达不到8％，也不勉强。其实，要达到8％很容易，比方说，我们完全可以放松银根，大量投资，不管它是不是重复建设，但我们不会干这种傻事。至于你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统计数字准确不准确，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今年的数字绝对不会比去年更不准确。

我们的改革正在按计划进行，也许还会加快；否则，就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增长。特别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度明显加快了。我们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学到很多东西，不加快改革，就不能稳定金融。最近我们关闭了几家银行，我们认为，不管有什么背景，出了问题，该关的就要坚决关掉。

最近日本出现的问题，给我们增加了一点信心。过去总有人以为中国的银行系统是世界上最坏的，现在让我们稍微有点安慰的是，也许我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坏的，至少是倒数第二，而倒数第一的是日本。

鲁宾：也许你说的是对的。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同，中国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并着手去解决。而日本却显得信心不足，缺乏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这是两国之间的差别。

总理先生，我知道中国有四大银行，国际上有人估计，这些银行的坏账率达到25％到30％，当然这不是你们官方的数字。但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我想中国可能比较缺乏这方面的技能。对此，你们有些什么打算呢？

朱镕基：你讲的25％有一定的准确性，但这25％不是坏账，可以说是不良贷款。不良贷款不等于不能收回的贷款。当然，25％的不良贷款比例也是比较高的了，但是，完全不能收回的坏账、呆账的百分比不是很大。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这些不良贷款大多是在1992年、1993年房地产过热时造成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在以后几年的金融改革过程中，新的不良贷款很少形成，老的不良贷款逐年下降，我们的目标是，每年下降两个百分点或者更多。现在，我们的银行正朝着审慎经营、严格控制不良贷款的方向运营。你在国内经常会受到你们国会的质询，我也一样，经常要受到我们国内的批评。有人说我是“惜贷”，吝啬贷款。一些经济学家对我说：“现在应该放松银根，多发票子，把经济刺激上去，但是你们银行就是不愿意贷款。”

鲁宾：你们中国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很有意思。这样好不好，我们两个换个位子，你向美国国会负责，我向中国人民负责，怎么样？

朱镕基：我可干不了你的活儿。

鲁宾：我能不能再提个问题：面对东南亚和日本出现的危机，我们美国还应该做些什么才更好呢？

朱镕基：我觉得现在对日本能够产生影响的只有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如果美国坚持向日本施加影响，日本还是有实力稳住日元的。如果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犹豫，日元就会继续下跌，这对东南亚国家不利，对香港的打击也很大，反过来，也会影响美国。现在已经有人怀疑，目前美国的经济太好，股票价格太高，大家都在等着它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愿意看到整个世界经济受到影响。从中国来说，我们只能做到人民币不贬值，但我们没有影响日本的能力。

鲁宾：我们一直密切关注日元贬值的情况，包括克林顿总统在内，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去说服日本采取果断措施，扭转局势。我们可以继续向日本施加压力，但如果日本政府不行动，那还是没有用。你说得很对，美国的经济也一样容易受到打击，我们也想避免。此外，我们也非常关心香港的问题，请问你们怎么看待香港的汇率？

朱镕基：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现在是骑虎难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继续坚持。港币还会受到国际上的冲击，但我想香港能顶得住，中央政府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香港。

鲁宾：我想再提一个问题。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问题上，我们的首席谈判代表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今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达到600亿美元。你知道，在美国，贸易问题会受到政治的影响，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我们认为，美国的新建议符合双方的利益，希望中方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

朱镕基：你们不要相信500亿、600亿美元这些数字，你们应该按照克林顿总统说的，把这些搞数字的人全部解雇。如果我们有500亿美元顺差的话，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能就是3000亿美元，世界第一了。

鲁宾：你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朱镕基：这纯粹是个计算方法问题。

鲁宾：即便是按照中国的计算方法，这个数字也是相当可观的。

朱镕基：我们的出口产品中，54％是加工贸易出口，就是说，从美国、日本等国进口原材料，在国内加工后再出口。中国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就是增加了点就业。如果我们真的有500亿美元顺差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就没有这么多困难了，我这个总理也就好当了。

鲁宾：我同意你的说法，我们可以就计算方法进行讨论，但你也应该同意我的意见，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多年来一直有，而且在不断增加。

朱镕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次克林顿总统访华，我们就签了30亿美元的合同买你们的设备，比你们帮助日本的20亿美元还要多。这次本来还想达成一项协议，美国承诺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同意中国明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此同时，中国在电信、金融等领域提出一个进一步开放的时间表，但是没有得到美方的欣赏，你们反而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感到很遗憾。当然，这个问题还在谈。

鲁宾：可能现在会有一些新的进展。

朱镕基：如果能谈成的话，是美国对我们的帮助，同时也使我们更有能力去帮助解决东南亚的金融危机。

鲁宾：但愿能成功。

朱镕基：听说你还要访问东南亚几个国家？

鲁宾：是的，我还要访问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主要目的是表达我们对这些搞改革的国家的支持。我认为即使日本能够采取措施，加上韩国、泰国这些国家共同努力，真正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仍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朱镕基：日本本来可以做得很多，但他们没有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拿出40亿美元来帮助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我告诉日本人说，我们借钱给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帮助他们还你们的债。

鲁宾：谢谢你的会见。

政府机构改革要决心大、步子稳、工作实*[10]

（1998年4月10日）

这期省部级干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专题研究班，办得很及时，我非常支持。下面，我讲两点意见。

一、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政企必须分开

我先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的。某市有个葡萄酒厂生产“三梅酒”，是个名牌，企业被兼并后，商标也应该转让。但市委书记让市财政局把商标买下来，变成政府的商标。企业已被三九集团兼并，牌子就是不给人家，这个市委书记还振振有词。真是管得太宽了！如果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市长都这么干预经济，中国的经济怎么能搞好？怎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都在长官意志的指挥下，还有什么竞争？还是吃“大锅饭”嘛！第二件事，最近上海搞“牛奶大战”，发人深省的地方在于企业把牛奶价格降到成本以下出售。这反映了一个机制问题，因为亏损了，工厂可以不负责任，可以挂在银行账上，由银行出钱。这也是行政干预的结果。同志们可以做点调查研究，如果哪一个企业亏得一塌糊涂还在生产，其后台不是市委书记就是市长。吃亏的是国家，账都挂在银行，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再也不能搞政企合一了，再也不能搞行政直接干预了。

那么，政府管什么？政府首先是管市场，要把市场管住、管好。可是，现在政府不是管市场，而是办市场，政府同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也就没有公平竞争了。其次，政府要管质量。这次把质量技术监督局从国家经贸委划出来直属国务院领导，就是要提高它的地位。虽然没有升级，但国务院决定加强这个部门，准备派几名副部长去加强领导。政府该管的是市场和质量，不是去指挥企业的生产经营，不是去命令银行给企业贷款。这首先是个体制问题，但也说明政府机关人多了。如果人少一点，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去干预企业了。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政企分开。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为什么要把工业部门撤掉，改成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呢？事实已经证明，靠工业部门管企业的方法是管不好的。过去设置八个机械工业部，也难以把机械工业管好。现在情况复杂多了，更难以管理。从机制上看，工业部门从本行业的利益出发，很难对自己管的企业认真进行监管，工作重点往往偏于向中央要钱、要政策。本届政府决定，工业部门没有管企业的任务，改为国家局，划归国家经贸委领导。这些工业局干什么呢？搞规划、搞行业政策、搞项目布点，防止重复建设等。总之，工业局和企业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今后政府对企业如何监管？就是要建立国有企业稽察特派员制度。实际上就是国务院派出的监事会，但是为了不同《公司法》规定的企业监事会相混淆，称为稽察特派员。由国务院派出，每个稽察特派员配专职助理四人，主要是配备懂审计、会计、金融和监察等方面的人员。这是企业管理机制的一个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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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98年3月31日至4月11日，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共同举办省部级干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专题研究班。这是朱镕基同志在研究班学员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稽察特派员的任务主要是查账，不干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稽察特派员一年去查两次账，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评估，搞清究竟是亏还是盈；同时，对企业主要领导成员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价。稽察报告经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审核后，向国务院呈报；然后，国务院通过人事部，根据情况决定对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的奖惩任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某总公司，不经国家计委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借了11亿美元的外债，做生意、搞期货。去年，我们发现它亏了1.5亿美元，赶快采取措施调整了总公司的领导班子。现在查出一共亏了7.7亿美元，简直是胆大包天！还有一个公司，原来说，这个单位好得很，多年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去年有人揭发，派人一查，亏损68亿元。我们当即决定，马上撤销了这个单位，由中国建设银行接管。这些亏损最后都由国家承担。同志们，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不是这样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大把大把亏损，国家何至于像今天这样困难？国务院决定向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派稽察特派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实现政企分开的重要举措，是对国有企业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不这样做，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就成了空话。

稽察特派员到企业查账，一要同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改革结合，逐步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现代企业财务会计制度，派有稽察特派员的企业要先做起来。二要同审计、工商部门结合，要充分利用审计、工商部门的成果，如有必要也可以请合格的会计公司帮助。派有稽察特派员的国有企业不再搞财务大检查，通常的审计也就可以不做了。稽察特派员只要敢于讲真话，不怕得罪人，就能查出问题。

为什么要人事部管这件事？现在看来，国有企业能不能搞好，关键在于领导班子、在于一把手。有的人无法无天，对他不能没有约束。我们派人去盯住他，把那本账盯住，不行就把他撤下来，让能人上。派稽察特派员是一个新制度，一开始需要稳妥一点。首先要选好人。现在的稽察特派员和专职助理都是严格挑选的，人数先少一点，但他们必须公正廉洁，正己才能正人。有犯罪前科的人不能干，喜欢吃喝玩乐的人也不能干，不能一开始就把名声搞坏。二是要搞好培训。人事部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教材编出来了，这个月就可以开始对他们进行培训。三是要有奖惩和监督。对稽察特派员要加强教育，要有严格的纪律，对工作不得力、玩忽职守的要给予处分。总之，要初战必胜。

地方的国有企业如何管？今后也要采取这个办法。把那些工业厅、局合并起来，不要管企业了。选一些优秀的干部监管企业、监督厂长。对政府机关人员分流工作，我们提出了16字方针，即“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为什么要写上“加强企业”？开始，很多同志建议写“加强一线”、“加强基层”，后来还是坚持提“加强企业”，因为企业是根本，企业办不好，一切都是空的。加强企业，就要把最优秀的干部派到那里去。过去常把企业搞得好的企业家，调上来当副部长、当局长，把人都抽空了；现在要倒过来，把优秀人才派到企业里去，政府不要干预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让他们放开手干，但要派稽察特派员盯住他们，能人也不能没有约束。所以，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企业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机构改革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是解决深层矛盾、搞好各项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机构改革搞好了，各级政府真正做到精简、高效，把干部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管政府该管的事，使该加强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指挥系统要灵，工作效率要更高，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正确贯彻，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大家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提高自觉性，尽管有困难、有阻力、有风险，也要迎难而上，下工夫抓好。

二、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决心要大、步子要稳、工作要实

第一，决心要大。我们提出政府机构减员50％不是没有根据。政府不直接管企业了，管理机制、工作方法都要从根本上改变，人就可以减下来。过去由于人浮于事，埋没了人才，干了些不该干的事，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真正做到精简、高效。我这次出国回来后，首先就是赶着批文件，有十天没批了。我发现其中有一个文件是1月7日报到国务院的，这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请示给它扶贫贷款，要财政部贴息。国务院办公厅把这个请示发给各部门去征求意见，到4月8日才有了结果，送给我批。用了三个月时间才拿出解决办法，这引起我很多感想。这不是孤立的一件事，类似的情况很多。本届政府绝对不能这么干下去了。首先，你要贷款，打报告来的单位要主动去联系，到银行去要这个贷款，看银行是什么意见；然后去财政部要贴息，看财政部是什么意见。你就得去跑，讲各种道理说服银行和财政部。他们同意了，再报国务院审批；他们不同意，你把他们的不同意见都写上。否则，国办就将这个文件退回去，说明这个打报告来的单位没有尽到责任。你把所有不同意见都报来了，该协调的都协调了，责任尽到了。国务院再对每个单位的意见进行核对，由主管的副总理作出判断，该不该办，就可以拍板，重大的政策决定最后报总理来批。过去，有事由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的局长、处长召集有关人员来协调，如果意见不一致，又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找有关部长协调。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办事，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没有协调这个职能，也没有这个权力。协调是国务院各部门自己的职责，你自己应该找主管部门、左邻右舍去协调。意见不能统一、必须由国务院协调时，你应把自己协调的结果如实报告国务院。这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可以决策了；必要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可受主管副总理的委托协调一下。不下决心转变工作作风，办事效率就不可能提高，人浮于事的现象就不可能改变。因此，这次精简政府机构，我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必须起表率作用。

分流的干部怎么办？国务院系统的干部是高素质的干部，应该把他们派到更有用的地方去，发挥他们的才能。现在我们很多部门的领导力量薄弱，需要充实、加强。如商业银行，要把得力的副部长派去当副行长。再如税务总局、国家工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都需要加强，特别是这些部门的直属单位要加强。机构不升级，但干部可以高配，正部长可以到另一个部门当副部长，副部长也可以到一个副部级单位当副职，司局级的单位也是这样。我们还准备抽调一批年富力强的司局长，经过培训，到高校去任职，完善高校领导班子的结构；一部分年轻、有文化基础的同志，还可以去学习，取得更高层次的学历或就业资格，以便充实到需要的岗位上去。所以，在机关减人的同时，实际上是加强了整个政府机构、企业和有关单位。现在应该下这个决心了，大气候已经形成，包括机关干部本身都认识到现在这种状况是不行的，没有效率，财政不堪重负。人员放在企业与放在机关是不一样的，不吃“皇粮”了，他得自己找活路，就要想法把企业办好。

第二，步子要稳。这期研究班上，有些同志主张，省级政府的机构改革今年就开始。国务院系统才3万多人，机构改革的难度相对要小些。但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就不那么容易了，党政机关干部加在一起有800万人，仅政府公务员就有530万人，减一半就是260多万人，人员分流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我建议你们今年先不要动，国家机关先走一步，你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你们要“谋定而后动”，今年先把规划和分流人员的出路都想好，把机构改革方案搞出来，明年再开始。明年年底前把“三定”方案搞好，把减掉的那部分人定下来。这还不能说到位，到位要三年，即到2001年，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安排。就是说，国家机关到今年年底，地方政府到明年年底，减下来的那部分人都要离开工作岗位，工资照发，经过定向培训，大体上用三年时间，逐步调配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地方政府的干部如何分流？除了加强国有企业外，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基层。现在有些基层干部的素质太低，有的人简直无法无天、作威作福。当然，绝大多数基层干部还是好的，问题就出在那少数人身上。因此，要加强基层，要用合格的人去代替那些不合格的人。

不少同志提出，人员分流中要采取措施优化公务员队伍。如何优化？绝不是说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才要走。我认为，要把那些优秀干部放到国有企业去，放到基层去，放到更需要的地方去。留在机关的应该强弱搭配，如果将几个强人放在一起也不一定搞得好。加强国有企业和基层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第三，工作要实。政府机构改革涉及广大干部的切身利益，思想上不出现波动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再强调，对分流的干部不能歧视，绝不能降低国家规定的待遇。原工资照发，这是保持干部队伍稳定的重要措施。同时，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工作要做到每个人，要让所有的干部都感受到，组织对他们是负责任的。这次国家机关的调整，对正部级干部的安排，经过了反复研究；对副部级干部的安排，我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一起研究过两次，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我和很多部长、副部长都谈过话。希望各级地方政府也要按照这个精神，一级一级地把干部安排好，要把他们用在最合适的地方。这是对他们的信任，也是工作需要。要做思想政治工作，要谈话，要把他们的想法摸清楚，全面地考察，把工作做细、做实，这样才是对国家干部负责任的态度。

尽管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是个中等方案，但步子也相当大。我出访时，外国领导人见到我都说，你们下这么大的决心真是不容易呀！这么大的步子，在北京没有引起什么大的波动，应该说是基本稳定的。只要做到决心大、步子稳、工作实，我想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总的看，我们的干部绝大部分确实是好的，是能服从组织决定的。如宋瑞祥同志，原任地质矿产部部长，是正部长级。新组建国土资源部后，对他的安排我们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派他去与他的工作有联系的环保总局，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保留正部长级。对这个决定他能接受下来是不容易的。最近，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完全服从组织的分配。我觉得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值得学习！所以我认为，只要把工作做到干部心里，我们的干部是有觉悟、通情达理的。如果处之以官僚主义，工作大而化之，什么思想政治工作都不做，简单化地一宣布，那就要出事。

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式*[11]

（2000年11月7日）

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本届政府提出的这个任务，现在看来，完成得还很不够，同志们还要继续努力。所谓“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政府的角色要到位，不要错位。现在许多政府机关，忘了政府机关是干什么的。过去我们讲过，政府要当“裁判员”，就别当“运动员”；你是政府机关，就别办企业。现在政府虽然不直接办企业了，但有的政府机关对企业仍然非常“关怀”，关怀得“无微不至”。这就容易丧失政府机关公平、公正的执法地位。政府的职能应该主要是创造一个法治的环境，让企业去公平竞争。

实际上，政府该干的事情很多。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地方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发不出工资？当然，省政府不会有这种事情，但在县乡一级还不在少数。有一种拖欠是季节性的，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到过春节或是到年底就补发了。有的根本发不出来，长期拖欠。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呢？不是没有这个钱，要么是把钱挪用去办企业，钱投进去回不来，要么盖了楼堂馆所，要么用于吃喝招待。我们一再讲，要“先吃饭后建设”。先吃饭的意思就是保证给公务员按时发工资，如果不能够保证给每一个公务员按时足额发工资，这支队伍是不能够巩固的，政府就是失职的。我想请同志们调查一下这个问题，你们那里究竟有多少个县、乡镇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发不出工资？如何确保？我们考虑明年还要涨工资，但是涨工资的前提是不能拖欠工资。

政府机关要角色到位，不要错位，特别是不能直接去管收费，这很容易诱发政府的腐败和贪污。我们政府机关应该处在一个公正的、客观的地位，去实施监督。如果一个政府机关在行使职权时有自身利益的话，就有可能利用职权为本部门、本单位谋利益，从而丧失了公正、公平的地位。

另外，执法机关的执法往往不得力。法院判决的案子，相当一部分不能执行。如果案子中的“苦主”是老百姓，本应得到赔偿，可总是执行不了，人家就可能连饭都没得吃，甚至流离失所。我觉得，如果政府机关不能够公正执法，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经济就发展不上去。

现在有的地方热衷于搞各种投资洽谈会、贸易洽谈会。这不是政府的任务，而是政府工作错位的一种表现。发展经济，包括西部大开发，不能刮风，不能搞形式主义。西部大开发的重点非常明确。首先，就是搞基础设施建设，建公路、铁路、机场、水利设施等等，这些项目同开“洽谈会”关系不大。如果搞加工工业项目，运距那么远，产品根本没有竞争力，只会背上包袱。其次，就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当前应利用粮食库存相对富余的机遇，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工作。生态环境改善了，自然会有人去投资。现在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工作，把精力花在开会、洽谈上无济于事。

第二，政府机关的工作方式要改进。具体地讲，就是精简会议，精简文件。现在我们的会议、文件还是太多。似乎不发文件，事情就办不成；其实，发了文件，很多仍然不能落实，等于没发。还不如多抓点实事，多下去了解一点民间疾苦。

国务院有两个刊物办得不错。一个叫《昨日要情》，把国务院所有领导同志前一天的批语全部登出来，起到了沟通情况、指导工作的作用。目前只发给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那些批语，有的对，有的不一定很对，供同志们参考。另外，《昨日要情》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把国务院每天的办文情况和一些地方、部门报送的重要信息刊登出来。每天看这么一份，对国务院的工作就大体清楚了。第二个叫《值班快报》，刊登的是各地区发生的一些较大的事件。比如，哪里把铁路堵了、把公路断了，哪里发生围堵政府的事件了，等等，我们都能很快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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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全国政府系统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我们在办文方式上也做了一些改进，就是实行部门负责制。国务院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部门牵头。主管部门报到国务院的文件，请求批准、批转或转发，必须在报来之前征求各有关部门的意见，把所有的意见协商一致。如果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在哪一点上某某部门还不同意，理由是什么，你要写出来。过去，有些部门报来的文件，根本没有跟有关部门商量过，让我们一件一件地去协调，当时国务院十位秘书长（一正九副）还忙不过来。现在只有五个秘书长（一正四副），我们不直接协调，只有在主管部门协调不下来的情况下，把他们协调的结果报国务院后，再由有关秘书长协调，最后由国务院仲裁。这几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确实大有改进。最近，我们研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我要求把1991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文件、会议记录和我所有的讲话，都整理出来。结果，国务院办公厅一天就拿出来了，效率还是很高的。本届政府提出要“廉洁、勤政、务实、高效”，其中廉政是最主要的，不廉政什么都谈不上。要做到高效，必须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还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和一套科学、规范的做法。

第三，要搞好政府机关的信息化建设。我们政府机关办事的手段，要不断地革新、不断地完善，实现信息化。政府机关的信息化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年7月份，由德国牵头，14个西方国家的元首聚会柏林，专门研究面向21世纪的现代政府管理问题。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把有关文件调来看了一下，其中许多观点很值得重视、思考。在这次会议上，就整个政府机关面对信息化的时代，怎样利用电子手段进行政府管治的一些主要原则进行了讨论。我想，如果我们所有的政府机关都能够实现信息化，然后通过互联网络联结，形成政府的信息网，将会大大改进我们的工作。

（2000年10月30日）

宝华[12]同志：

承告袁公诗集拟收录拙作和诗，自当从命。唯望弗加突出，以免喧宾夺主。何况诗意不多，唯有真情，知我者公，得附骥尾，足矣。

此问

大安

朱镕基

十月卅日

附：

八十述怀

袁宝华

盛世风光满眼新?耄耋之年几度春

少壮常怀济民志?垂暮犹存报国心

征途险阻鼓剩勇?正气张弛系念深

岁月不居廉颇老?宜将清白贻子孙

敬和八十述怀

朱镕基

奉天初识韩荆州?亦师亦友五十秋

廉颇跨鞍情未老?赤臣谋国志不休

企改运筹功绩著?公正廉明口碑留

我学袁公高格调?无愧于心复何求

[12]宝华，即袁宝华，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