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匀石板街:今古传奇·纪实版

《今古传奇·纪实版》
杨帆贸然向党中央报告蓝苹（江青）脱党自首的情况，并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为自己招来牢狱之灾
1955年，上海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曾被称之为新中国第一冤案的大案——“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
杨帆在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干部。他化名殷杨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间，参加“左联”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负责戏剧、新闻和电影界的工作。
1937年春节刚过，杨帆应戏剧界人士之邀，由地下党的同志陪同一起去位于南京路上的卡尔登大戏院，观看当时轰动上海的话剧《大雷雨》。
之前，杨帆知道上海有个小有名气的女演员蓝苹，而且一起开过一次会，但没有说过话，印象是淡薄的。今天才在这家戏院里一睹其风采。杨帆当时感到，蓝苹的表演艺术水平还是不错的，只是显得有点夸张卖弄。杨帆在“剧专”时曾经几乎天天看戏，见过各种各样的演员，像蓝苹这样在舞台上喜欢哗众取宠的人，通常并不是演技上乘的演员。尽管如此，杨帆还是觉得蓝苹在这天的演出是成功的。看完戏后，在剧团地下党员的带领下，杨帆来到后台见了见蓝苹，他们相互握手，杨帆说了一些寒暄和赞誉之类的话，用意在于鼓励她多演进步戏，利用文艺舞台揭露社会矛盾。
走出戏院，杨帆与几个一起相约看戏的人一起来到自己的小屋，开始了对《大雷雨》的评论。大家先从剧本谈起，之后谈了导演的风格和演员的水平，从男主角又说到女主角。
谈话间，有人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剧团地下党负责人介绍说，这位女演员蓝苹小姐演过不少戏，有进步的，也有一般的，诸如激进的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但也演过为蒋介石1936年祝寿的独幕剧《求婚》。更令人不齿的，是这位号称进步女演员、在上海小有名气的蓝苹小姐，竟在那个被国民党《中央日报》吹捧为国产片中最有意义的《狼山喋血记》中担任了主角。
翌日，杨帆又只身来到卡尔登大戏院。这次杨帆没有再看戏，而是寻找那位陪他看戏的地下党员，详细地了解这个剧团的组建、历史发展和成员情况。当那位同志将演员逐个介绍提到蓝苹时，他说，他与她一起演过戏、拍过电影，在一起工作多年。说到蓝苹的政治情况时，那位同志摇摇头说：“她原来还是党员。”
杨帆觉得有点奇怪，问道：“怎么现在不是党员，原先还是党内同志？”
那位同志将蓝苹既拍电影又演话剧，思想还算进步，入党后言论更加激进，1934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的经过，原原本本地道出。杨帆听完，想了一想，又问道：“有没有正式的结论？”
那位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听了杨帆的发问，又严肃地说：“殷杨同志，组织上事后作了详细调查，蓝苹小姐在狱中表现不好。她不但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共产党员，而且写了自首书。在自首书中她写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决不参加共产党’等糟蹋自己的句子。更加令人生气的是，当她自首出狱时，为了讨好特务还将自己的剧照送给国民党特务留作纪念。”
杨帆气愤了，说：“这么说她叛变了。”
那位地下党的负责同志点点头，肯定了此事。
这段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留给了杨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几十年后，仍然能十分清楚地记得。
1939年初，新四军皖南军部要求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去皖南参加新四军。随后上海党组织以“慰问三战区将士演出剧团”的名义，组织一批青年去皖南加入了新四军的行列。杨帆就在其中。
杨帆加入新四军后，先是担任军政治部文化队的政治指导员，后调任军部秘书。
一天，杨帆正在秘书办公室写东西，通讯员来找他，说军政治部主任请他去一下。他走出屋，迎面遇上了骑在骡子上的军政委项英，项英与他打招呼后问他：“你在上海认识蓝苹？”杨帆点点头。项英说：“你办完事到我这里来一下。”
杨帆在政治部主任那里办完事后来到了项英屋里。项英问杨帆：“你什么时候在上海搞文化救亡工作？”
杨帆想了一想，说：“那是1937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在南京国立‘剧专’蹲不下去了，到上海找了地下党，化名殷杨，搞救亡工作。”
项英又问：“蓝苹的情况你了解吗？她是不是党员？”
杨帆直言不讳：“看过她的戏，知道她的一些情况。”
这时项英把桌子上的一张报纸递给杨帆，说：“这是上海的一张国民党小报，你先看看。”
杨帆接过报纸，只见头版有一条特别醒目的标题：《蓝苹小姐弃艺从政，江青活跃延安“舞台”》。
没待杨帆把这则消息全部读完，项英便问道：“蓝苹脱党自首的情况你知道吗？”
杨帆把那次在卡尔登大戏院看话剧《大雷雨》时如何听到议论，如何去找在剧团的地下党负责人谈话，以及这位负责人介绍蓝苹的详细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听完杨帆的汇报，项英点点头说：“关于江青的传闻，我也知道一点。从你刚才介绍的情况来看，说明今天延安的江青，当年上海的蓝苹，在上海的一段历史是复杂的。当然，我们相信一个人的转变和进步，但是为了纯洁我们党的队伍，也要防止个别人怀着不纯的动机。延安是党中央的所在地，革命的心脏，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在那里。据说，毛主席还要与蓝苹结婚。为了对党负责，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延安党中央，让他们对这个同志的了解有个参考。”
杨帆同意项英政委的意见，觉得这是对党负责。但是当项英让他把刚才说的情况用纸写下来时，杨帆犹豫了。
项英看出了杨帆的心思，便说：“你怕什么？怕挑担子？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你写吧，我将内容发报给延安，后面署我的名字。”
项英说后面署他的名字，杨帆这才轻松了点。杨帆并不是推诿责任。这位尽忠职守、循规蹈矩的共产党员，只是感到关于刚才汇报的蓝苹的情况，仅仅是上海戏剧界地下党的一个支部书记的一次谈话。没有反复调查，只能参考，正式写材料给中央，未免有些唐突。
第二天，杨帆花了半天时间，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关于江青在上海戏剧界表现的报告。他行文时，力求说得准确、客观些。因为杨帆知道，这是要译成电报，发到延安党中央去的。正因为杨帆认为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在报告最后他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杨帆的材料写好后，下午就交到了项英手里。项英找当时的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商量将材料发报给延安党中央的事。
当夜，杨帆写的材料改成项英署名的秘密电报。但是按照行文的常规，材料来源自然要提到曾在上海搞文化救亡工作、现任军部秘书的杨帆。
这份材料很快通过无线电传到了延安，但是它并没有直接送到毛泽东或党中央其他领导手里，而是落到了刚从莫斯科回来，现在在延安手握大权、任政治局委员及延安党中央社会部部长、江青的山东诸城老乡、蓝苹小姐的旧相知康生的手里。接到电报后，康生即将电报原文交给江青，并将电报扣了下来，致使江青的历史政治问题被暂时隐瞒了起来。
1941年上半年，杨帆被调到军司法处任副处长，而此时的新四军政委已换由饶漱石担任。
1943年秋，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分管保卫工作的康生，搞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把许多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伪占领区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逼供成了“特务”“反革命”。其中有个青年戏剧工作者曾是杨帆在南京国立“剧专”时的学生，他被“抢救”成“特务”后，因提到杨帆在南京介绍他参加“地下救国会”组织，杨帆就成了“特务”。康生获知这个“特务”杨帆正是20世纪30年代活动在上海的、写那份江青变节材料的殷杨时，立刻以中央保卫部的名义，打电报给华中局，下令立即逮捕、审查“特务”杨帆。 
1943年10月，时任三师保卫部长的杨帆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要他到军部去开会。杨帆星夜兼程，来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所在地——黄花塘。想不到接待他开会的是他熟悉的保卫部门同志，他被叫到饶漱石那里宣布逮捕，一副冰冷的手铐戴到他的手上，他失去了自由，说是“隔离审查”。他对这位新四军代理政委饶漱石大发其火，问为什么把他抓起来，“我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早已对杨帆欲除之而后快的饶漱石，这时声色俱厉地说：要你交代在南京国民党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问题，有人在延安揭发了你，你必须坦白交代，否则死路一条。
杨帆被无端囚禁了数月。期间，饶漱石多次审问他，指责他为内奸。每次杨帆都据理力争，用事实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随后，华中局的情报部长潘汉年负责审查杨帆。潘汉年是我党谍报界的元老，为我党的地下工作立下过汗马功劳，中共地下斗争的很多经典范例都与潘汉年有关。他和杨帆在工作上有过一些接触，杨帆的才干品格，给他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杨帆本来就有很好的口才，他每到关键问题时还能提出有力的证明和旁证人，这使潘汉年越发相信杨帆是无辜的。他对看守人员说：“应当把手铐取掉，因为要他写材料，不能把手铐住。”
1944年9月，杨帆一案终因证据不足被纠正，杨帆重新获得了自由。潘汉年在纠正这一错案中起了重要作用。杨帆继续从事保卫工作。解放后，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
没想到10年之后，轰动全国的“潘、杨反革命集团案”，又把这两个人联系到一起。
1954年12月31日杨帆被捕，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被投入监狱。此时，各大报纸把潘汉年、杨帆联系到一起，称为“潘、杨反革命集团案”
解放初期上海发生的这起“潘、杨反革命事件”，用历史的观点分析，诱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从目前公开披露的材料看，事件发端于对杨帆工作错误的审查。
1950年冬，南方某省公安机关发生了一起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叛变投敌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中央有关部门为此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吸取教训，以此为戒。1951年初，公安部的主要负责人到上海视察工作，发现上海公安局也有类似苗头，于是提出批评，责令进行检查，以求发现问题，迅速解决。
对上海市公安局出现的这些问题，身为公安局长的杨帆当然负有领导责任。为此，他曾作过自我检讨。但杨帆秉性耿直，快人快语，在作检讨的过程中，对于与事实有出入的问题，也作了说明和辩解。对此，检查人员认为杨帆态度不好，不虚心，和上面“顶牛”，确定继续进行调查。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检查、分析和研究，结果没有再发现新的重大问题。但在检查结束时，对问题轻重程度的看法却发生了一些变化，结论是：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
这样，上海公安局的问题就已升级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但此时，上级机关仍然将其定性在工作缺点和错误的范畴以内。
1954年初，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刚刚离开华中局不久的饶漱石成了反革命分子，上海市公安局的问题自然成了饶漱石的罪状之一。这不仅加重了饶漱石本人的罪责，而且也必然加重了直接负责公安局工作的杨帆的责任。加之在历史上，杨帆曾多年在饶漱石的领导下工作，与饶漱石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故被划为饶漱石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就这样，这位当年被饶漱石视为异己的杨帆，竟鬼使神差般地成了同饶漱石站在一条线上的反革命分子。
1954年的最后一天，杨帆正在家里与家人一起吃饭，突然他接到华东公安部许建国部长的电话，要他马上去开会。杨帆迅速乘车前往，就此被捕。主要罪名仍然是“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从此，杨帆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涯。 9Pp M|WE .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一开始并未直接卷入杨帆一案，只是在被捕后才和杨帆捆在了一起。 Re6 l.Sdc
因为他心里一直有一个隐秘的细节，从来没对组织汇报过。
1942年秋，潘汉年奉命进入淮南根据地，不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期间，潘汉年为我党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出生入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经常利用各种身份，接触国民党政要人物，宣传我党政策，刺探情报。一次，潘汉年在与汪伪政府“特工总部”首脑人物李士群接触，企图搜集日军“扫荡”根据地的情报时，被李挟持会见了汪精卫。潘汉年与汪精卫的谈话并无实质内容，但谈话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特点和影响无疑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当潘汉年事后从敌占区回到延安，正赶上党内进行整风审干，他怕此事说出后会被严重怀疑，而自己却又解释不清楚。就这样，由于他惧怕党内斗争，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以致此次会见，在若干年后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当时担任华中局书记兼任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在工作和作风等方面都有不少问题，对军长陈毅也很不尊重。潘汉年对此颇为看不惯，新四军第三师保卫部部长杨帆也对此表示不满，饶因而怀恨在心。后潘汉年也受饶漱石排挤，才离开华中局去了延安。
1955年3月，潘汉年在北京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期间，潘汉年心情一直都不大好。一方面，会议印发的有关饶漱石、杨帆在上海公安工作中的问题，已经被当作了他们罪状的一部分，他既然是上海公安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就已在事实上和饶漱石、杨帆的问题有一定的牵连。另一方面，他自己在1943年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未向中央说明。这次因饶漱石、杨帆问题而被逮捕的人中，有的知道此事。因此，潘汉年觉得这件事已成为他心中的一块心病。现在他感到必须向中央作出交代了。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4月1日，潘汉年找到担任上海代表团团长的陈毅，向他详细地谈了自己12年前会见汪精卫的经过，并说明了自己这么长时间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的原因。同时，将他所写的一份有关这件事的材料交给陈毅，请他转呈中央。 |
陈毅听了潘汉年的话，并看了他写的材料之后，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答应他一定向中央汇报，同时还安慰了他几句，要他思想不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潘汉年怀着既沉重又轻松的复杂心情，从陈毅那里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一个重要的政治历史情况，拖了多年才向组织交代，不知道将会引起怎样的结果。
次日，陈毅亲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潘汉年向他所谈的一切，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立即在材料上写道：此人从此不可信用。也就在当天，毛泽东又迅速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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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有关工作人员一面匆忙地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批准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一面做好了当晚执行逮捕
的准备工作。
3日晚8时许，潘汉年正在房间里休息，忽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对方说楼下客厅里有人找，请他立即下楼去。他完全没有
精神准备，穿着拖鞋就匆匆下楼了。正在楼下客厅里等的原来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当潘汉年来到客厅之后，罗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对他实行逮捕审查的决定。随即被送往功德林监狱。 [RbgX~R
从接到电话到被送进监狱牢房，前后大约半个多小时。在这半个多小时里，潘汉年的大脑就像是被人猛击一下似的，只觉得昏涨、麻木、一片茫然，仿佛失去了一切思想感觉的能力，身子也像木偶似的任人摆布：签字、走路、上车、下车，进入监房之内，听管教科长交代……稍后，他终于清楚地意识到，从现在起，他失去了自由，被剥夺了自由的权利。
1957年7月，潘汉年案件开始公开披露。各大报纸在报道这一新闻时，把潘汉年和杨帆联系在了一起，称为“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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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冤案就这样发生了。至于此案的形成原因，曾一度认为纯系康生、江青陷害所致。例如1983年戈扬在《新文学史料》上撰文称：“康生和柯庆施两个早就把潘汉年盯上了……他们先搞杨帆，接着向上面打了一个报告，说什么‘内奸’证据确凿，只要把潘汉年逮捕起来，马上可以水落石出。”张重天在《共和国第一冤案》一书中称：康生认为“潘汉年不是他圈子里的人”，“这个人太耿直，康生几次好心和他谈话，甚至多次暗示，要忠心地依附他康生，他都不理会，无动于衷，看来太小看自己”，康生认为潘汉年是个“隐患”，“想不到他（潘汉年）与江青的冤家杨帆卷在一起，就只好顺手牵羊一起‘诛’了”，等等。 UnAHo
事实上，“潘、杨案件”一直是由中央的职能部门直接经办的。一切重大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和中央作出的。康生在1954年到1955年间，正在赋闲韬晦，并没有条件直接插手此案。在中央组成的负责此案的五人领导小组中，康生没有任何职务。至少，在该案的决策和定性过程中，康生没有起决定作用。再者，把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归结为个别坏人所为，无疑等于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
现在看来，潘、杨案件的形成原因，似应从历史的深层次去找。中共中央在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文件中指出：“潘汉年同志被错定为‘内奸’，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被逮捕的当时历史背景下，违反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原则，严重忽视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这才是造成潘、杨冤案的真正原因。
潘汉年入狱后，先是被指控犯有两条主要罪行：一是在抗战时期曾经背着党同汪精卫进行勾结，并长期隐瞒，欺骗了组织；二是在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职务时，与饶漱石、杨帆一起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之后，又被定为三条罪状：一是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就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二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特务，并与大汉奸汪精卫进行勾结；三是在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供给盘踞在台湾的敌人情报，致使敌机在1950年春天对上海进行了连续轰炸。对此，潘汉年当然坚决否认。 Z B)XQ-X
到1957年秋天，潘汉年的案情审理基本结束，结论是：潘汉年是“内奸”。专案组于1958年宣布解散，但如何处理仍然悬着。潘汉年在孤独和苦闷中等待着。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中提到了潘汉年和他的案件。毛泽东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这无疑是一个相对宽松的调子。 k(rstQ~\?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被告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BY%\k98d
不久，最高人民法院下达《执行书》，将潘汉年从1955年4月3日被捕起到1963年1月9日法院正式判决止已经关押了的7年9个月零6天时间抵刑期，规定释放日期为1970年4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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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下达了《刑事裁定书》，指出，鉴于潘汉年在被关押期间能认罪伏法，遵守监规，确有悔改表现，按羁押一天折抵刑期一天计算，现服刑已超过刑期一半以上。特裁定将在押犯潘汉年予以假释，交公安部管制。 9^v's4x
1963年2月底，潘汉年正式出狱。不久，移居北京市公安局团河劳改农场。在此之后，杨帆于1965年8月30日被宣布判处有期徒刑16年，并被送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平谷县一座监狱。 tyI8iWa
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林彪、康生、江青一伙为了给“砸烂公检法、打倒老干部”寻找更多的把柄，重又把早有定论的“潘、杨案件”搬了出来。 >CBfuk

1967年3月，潘汉年在过了4年较为平静的生活后，被重新收监复查。这次收监复查的命令，出自陈伯达之手，上书：“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杨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后来，陈伯达交代说，他是受命写的这张字条，究竟受谁的命，他想不起来了，但一定是开会时受命写的。 $pPp]f2?1
潘汉年重新入狱时已61岁。直接受江青指挥的新的专案小组，对潘汉年采取了极端迫害的手段，给潘汉年的精神和肉体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aF#D
1967年10月，经医生检查，发现潘汉年肝脏肿大，此时的潘汉年已显示出明显的病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0月至12月3个月内，潘汉年被突击审讯了四十多次。1个月之后，在38天内，潘汉年又被突击审讯了四十多次。 ZolLSF
至1970年夏初，经过近3年的复查，并没有发现新的罪行材料。尽管如此，专案组仍于同年7月3日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关于潘汉年罪行的“审查报告”和“补充报告”以及“判刑意见的报告”，报告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上述报告送江青，经江青转呈毛泽东、林彪、黄永胜、谢富治、叶群、李作鹏等圈阅同意。 SawF5KE&
1975年，“文革”已近尾声，来自党内外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央决定加快各专案处理的工作步伐，并统一部署将许多重要案犯分散安置到各地区。潘汉年遂被送到湖南省公安局所属的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茶场。 9)'p^-`B
1976年1月，专案组派人到茶场，向潘汉年宣布：关于1970年改判无期徒刑一事不再重新起诉。 sI=JN0"t
1977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潘汉年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不已，同时，他周围的许多好心人也认为他的案子该有个说法了，蒙冤二十余年，真是天下奇冤。但潘汉年本人却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以下的谈话，就充分表明了这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高风亮节的革命襟怀。 s.d/boaA
阳光（与潘汉年同在茶场改造的劳改犯）：“潘老，你还没有结论吧？” 8 SLY~
潘汉年：“早结案喽！” fH2!7_Jid
潘汉年的妻子董慧说：“一开始就确定他是‘内奸’，审查了七八年，判他15年徒刑，后来又说给他恢复自由，‘文化大革命’了，‘四人帮’专政，又给他改判无期。” q$?f`gt
阳光：“无期？” hYb}4~T
董慧：“他的劳改就是照顾我。” jvnv_V{u^
潘汉年：“老阳，革命战争中，我们的前锋战士与敌人短兵相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的炮弹为扫清冲锋前进的障碍，难免不误伤自己的战士。考虑到对革命事业有利，这种牺牲也是有意义的。” mjIvp(%
董慧：“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你呀，是江青这伙妖精诬陷的！” ANr6Z,.(
阳光：“江青一伙的野心已经彻底粉碎了，潘老的冤案不久就会平反的。” I Z t?5{Q
不久，潘汉年向党中央提出了申诉。但在“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下，未果。 TE#@|.nO
杨帆在“文革”中也尝尽了炼狱之苦。1975年春天，杨在狱中患了感应性精神分裂症，且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只有一只眼睛还能看到模糊的景物。后来，被送到湖北沙洋农场，视力稍有恢复，但一触及敏感问题，他就精神高度紧张，失去控制。有时，他情绪激动时竟大骂江青，历数江青叛党投降、迫害革命干部的种种丑恶行径。 .P ?|3pE
1978年春，经过多方做工作，杨帆的家属获准探视。谁知，当杨帆的老伴李琼带着他们28岁的儿子来到农场时，杨帆竟对他们母子说：“我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子，你们是江青派来的特务。”李琼在农场与杨帆一连接触6天，杨帆由于精神失常，始终不肯相认。夫妻、父子竟然无言而别，何等的凄惨！ jgY} AWd
1978年岁末，中央组织部电报通知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央同意杨帆回沪治疗。 sr*(C&+z
1979年1月8日，在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的帮助下，杨帆乘专机飞回了上海，至此，已离沪25年，68岁的杨帆居然以不死之躯重新回来了。 MoMh!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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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在上海经过两年多的治疗，精神渐渐恢复正常，身体逐渐健康起来。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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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终于为潘汉年、杨帆平反。潘汉年与夫人的骨灰被送到北京，葬于八宝山 ._hx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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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初，潘汉年的肝病迅速恶化，加之这期间他又患了类风湿症，手脚麻木、浮肿，生活已渐渐不能自理。他先住在茶场内部医院，由于该医院缺乏护理，条件又差，潘汉年的病情未见好转。 `GKV6pp
2月24日，潘汉年已处在卧床不起的病危状态，经湖南省公安厅报请省委批准，改名换姓，转至长沙就治。走时，他是被抬上救护车的。 uL~zf/5*
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两人都哭了，情绪也很激动。董慧安慰潘汉年：“你安心休养，要有信心，要安静。”然而，这是潘汉年住院后，他们夫妻唯一的一次见面，潘汉年于当天晚上的19点45分，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1岁，临终无言。 mFFE0C4
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的遗体告别。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经过向董慧作了交代。为了研究病因，经董慧同意，对潘汉年的遗体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潘汉年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紫血，而肝脏已烂得像豆腐渣一样了。死亡的直接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心脏骤停。 i^fsExu4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董慧含泪用一个瓦坛收集起丈夫的骨灰，葬于长沙火化场金盆岭西半山腰墓地。 oM(,.fB^
有人说潘汉年的墓碑是无字碑，其实是有字的。碑上写着： 87+.b9BB
77-625肖叔安之墓 ou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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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Y>*nd0eSP
其中，“77-625”为墓地管理部门给墓碑编的号。 Y,U2c7XF~
1979年2月24日凌晨3点55分，离潘汉年逝世不到两年，董慧因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终年61岁。 I0lt+nA.
潘汉年、董慧一生没有子女。 "_>qPG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提到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这时，许多了解潘汉年的同志都十分关心潘汉年案件。据说，对潘汉年案件最早公开表示疑问的是廖承志。 V:[_3
1980年，廖承志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如果潘汉年真是暗藏在我党内部的特务分子，那么，他和潘汉年在香港从事隐蔽工作数年，他和那里的党组织以及若干情报工作据点，为什么没有遭到破坏呢？廖承志又曾找公安部的一位负责同志表示过这样的疑问与关注。 AB~2%QoK
廖承志提出的问题，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共鸣，许多同志建议中央重新复查潘汉年一案，以彻底澄清是非。与此同时，潘汉年的弟弟、侄儿也先后上书中央纪委，要求对潘汉年一案重新进行调查、处理。 `t::|Q
廖承志和其他一些同志以及潘汉年亲属的要求，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中纪委书记陈云亲自出面过问了此事。陈云和潘汉年在十年内战时期有过两度共事的经历，他对潘汉年有着很好的印象，认为潘汉年是白区工作的好代表。 .0 - Q<
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陈云指示办公室的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说他要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请公安部当天下午就将潘案最后定案的全部材料送到他那里去。过了10天，即1981年1月3日，陈云办公室的秘书又给公安部打电话，请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关潘案处理过程的梗概材料，送往中纪委。 T/ S5E
此外，陈云还要求过去对潘汉年比较了解的同志，如廖承志、夏衍等把他们所了解的潘汉年的情况写成系统、具体的材料交中纪委。 Tmd"lk7=$
公安部根据中纪委和陈云的指示，于1981年1月6日，向中纪委写了关于潘汉年一案的概况材料，如实地反映了潘案的处理全过程，并将1945年刘少奇、康生给饶漱石的电报（说明潘汉年和曾挟持他去会见汪精卫的特务李士群等接触，是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做的）以及1955年6月8日，李克农在给中央政治局报告中为潘汉年案件提出的五条反证材料，一并向中纪委作了报告。正是这两份材料，为潘杨案件的复查和平反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和证据。 Vy2cEI'&
1981年3月，中纪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开始对潘汉年一案进行全面的复查。 E-u[9 ePPa
经过1年零5个月的精心复查，终于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 L@v-cJkpp
1982年8月23日，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在叙述了潘汉年的简历之后，着重指出了他在历史上的重大功绩，并且对潘汉年的一生重新作出了高度评价。 J0o1fJXL
至此，沉冤27年的一大错案，终于得到了纠正。 $:'_AQ
在中央为潘汉年平反的通知发出后的两个星期，即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出了新的《刑事判决书》，宣布撤销1963年的原判，宣告潘汉年无罪。 3|J2Z(<
1983年4月14日，在潘汉年冤死6周年之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派王子阳、刘人寿、于伶等前往茶场，将潘、董骨灰启出，送往北京。廖承志、陈丕显、王鹤寿等到北京站迎候，车站内隆重举行了为骨灰覆盖党旗仪式。仪式后，潘汉年骨灰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0 `NX0"
曾作为潘汉年同案犯的杨帆，经公安部复查，最高人民法院于1980年4月10日，撤销了1965年8月30日的原判，宣告杨帆无罪。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再次发布《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为杨帆彻底平反。
ytsheu 2008-12-29 17:26
李　琼　口述　董洁心　整理   百年潮   08年12期 L%7pau"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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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东局中担任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长。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扬帆因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而蒙冤25年。在这期间，我作为妻子和几个儿女顶着巨大压力，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直到把他拉回亲人的身边。 x3,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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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的最后一天失去自由 MVSdg\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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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对于曾经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1953年底，他被免去所有行政职务，整整一年赋闲在家。1954年的最后一天，扬帆和家人在家中团聚小酌，希望来年能够顺利。正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到家里。打电话的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接过电话后，扬帆很高兴，三口两口吃完饭就往房间里跑。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件灰色的罩衫，那是他外出的服装。他来到我身边，轻轻地说：“许建国从北京回来了，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趟，可能我的问题要解决了。”当时许建国和时任上海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一同去北京开会，开会的具体内容已经被免掉行政职务的扬帆自然无法知晓，但他们一回上海就找扬帆，可见一定是带回了跟扬帆有关的消息。 CC^R%FyBi
这天晚上扬帆出门的时候是兴冲冲的，他觉得是好消息，因为他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信心，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相信有关他的种种问题都会一一解决。 6H `b%%
走的时候，扬帆和我没有道别，然而这一别就是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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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是带着警卫员坐汽车走的，没想到走了没多久，他的警卫员就回来了。他跑到我的房间里面，非常紧张地说：“李琼同志，首长出事情了。”原来，汽车并没有把扬帆送到许建国家里，而是去了隔壁的岳阳路俱乐部。扬帆从汽车上下来，警卫处的人就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警卫员看到扬帆被两名警卫处的人架着进去了。 IuO*^n,O;I
听了警卫员的描述，我当时非常紧张，但是在警卫员面前，我还是故作镇静。我对警卫员说：“好的，你回去休息吧。”我独自等扬帆的消息。到晚上10点，警卫处长到我家里来，他说：“李琼同志，扬帆要到北京去开会，你准备一些衣服。”还说这次开会可能时间比较长，春夏秋冬的衣服都要带一些。当时听了这个话，我根本不相信扬帆是去开会，我心里明白，扬帆不是被隔离就是被逮捕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疑惑没法问出口，只好给扬帆整理了一箱子衣服，让警卫处长带去。 HRpi+4 '
事实上，扬帆被架进岳阳路俱乐部以后，上了二楼，也的确见到了许建国等人。然而这时的扬帆已经知道等待他的并不是好消息，因为所有人都板着脸，没一点儿笑容。许建国向他宣布：“中央已经来指示，决定要审查你，要我们把你送到北京去。”扬帆听了这个话，心里就明白了。他当时说：“那我回家去准备一下吧。”许建国说：“你不用回去了，叫人到你家里去取东西就行了。” &,-Pl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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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晚，我是在不安中度过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55年的元旦，许建国把我叫到他的家，对我说：“李琼同志，扬帆到北京去开会了，这件事你对任何人都要讲是开会，对家里人也是这样讲。”又说，“你小孩子比较多，你要把孩子好好带好。”虽然许建国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情况，但这些话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扬帆一定遇到了不好的事情。然而同在公安局工作，我知道这些事情如果组织没有明确告诉你，是不能问的。我一个人回到家，冥思苦想，怎么也不明白扬帆究竟有什么问题。回想到几个月前，我曾经问过扬帆这个问题。 I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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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54年9月的一天，当时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科长以上的干部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针对扬帆的批判大会。开始是叫扬帆作自我检查，他作完检查以后，就让他回家，不允许他参加之后的会议。会议之后的内容是大家批判揭发扬帆，主要说他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该抓的不抓，该杀的不杀，说他包庇这些人。讲到后来，有的人上纲上线，说扬帆这样做不是国民党的代理人，不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当时在场，听到了这些话很紧张，也无法理解，更无法辩驳。会后，许建国把我叫到后台，对我说：“今天会上的事情，你一句也不许向扬帆传达，你要用党性来保证。同时，你这几天要注意扬帆的活动，如果有不正常的事情，你要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回去后没有同扬帆提会上的事情。然而我一直心神不安，忍不住对扬帆说：“老扬，你是公安局长，你对党的政策比我要懂得多，我只是一般干部。但是，你心里真有话的话，我希望你找个人谈谈，像谭震林这样的同志，沟通沟通。”没想到扬帆听了这话非常生气，他马上跳起来说：“连你也不相信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我该讲的都讲了，该说的都说了。如果有人认为我还有问题，哪怕十年、二十年，我都奉陪到底。” %UC=evtU
没想到，扬帆这句话一语成谶，他果然付出了25年的时间，才证明自己的清白。 N/v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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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离之后是死别 &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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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帆被带走的四个月后，也就是1955年4月，黄赤波来到我家，他带来的消息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他告诉我：“扬帆被逮捕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差点昏过去，原本还抱有的一丝希望完全破灭了。 C$YfNW
在这几个月中，扬帆在头一两个月之内还来过四五封信，都是经过公安局转的。他在信里只字不提自己的问题，只是问问家里老的好吗，小的要当心，再就是问问我身体怎么样。讲到自己，只说组织对他照顾得很好，他具体在什么地方，查他什么问题，一句不提。当时，我的回信也是通过公安局转去的，到了第三个月开始，就杳无音信了。 *FGptaz
扬帆被捕后，我翻来覆去想，扬帆是否有反革命的痕迹和可能，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出来。当时也有组织来找过我，叫我到党校去学习。我去了以后才知道，是到党校接受审查，叫我交代扬帆的问题。然而交代来交代去，我也说不出扬帆可能成为反革命的任何事情。 j6Z@j"z
几乎就在宣布扬帆被捕的同时，“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震动全国，那是1955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一家人不知所措。祸不单行，刚刚经历了生离，马上又要面对死别。 TTZ&wJ
扬帆走后，我一直瞒着扬帆的父母，老人家身体不好，受不了这个打击。然而在扬帆走后大概一个月，他父亲有一天忽然对孙女小殷说：“你妈妈说你爸爸去开会了，是骗我们的，他失踪了。”这时老人已经猜到儿子出了意外。到了5月，老人高血压的毛病突然加重，引起脑溢血，我把他送到医院之后两三天就去世了。 5e --$XN
老人走后，我很伤心。两位老人是1950年来到儿子家的，到扬帆的父亲1955年去世，我们差不多一同生活了4年。当时作为公安局长的扬帆，待遇不错，有两部汽车，一部是扬帆坐的，一部是警卫的。虽然有两部车子，但是4年多时间，扬帆从来没有用车子带我们到公园玩过一次，或者带我们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因为扬帆的工作实在太忙了，以至没有时间陪伴父母，这是他对父母永远的愧疚。 83|V}`#~g
在扬帆的父亲去世后，和我们同住的扬帆的姐姐，在9月因为肝硬化腹水也去世了。第二年，扬帆的母亲也因为丈夫、女儿去世、儿子失踪郁郁而终。一年之内一同生活的3个人去世了。 c]]MqnYm
然而到了1957年，我面对了扬帆走后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我最小的儿子，扬帆走的时候只有2个月大，当时已经3岁了。一天，儿子突然发烧，我把他送到儿童医院去看，医生说是感冒，如果保险起见，住院几天观察一下。我当时心想，感冒不要紧，自己家里经济拮据，住院花费太大，另外自己上班脱不开身，没法在医院陪孩子。于是要了一点药，就把孩子带回了家。第二天，我还是照常去上班，等到第三天下班回到家，发现儿子还在发烧。到了这时，儿子已经连着3天发高烧，此时我有点儿急了，也顾不上吃晚饭，抱着孩子又到了儿童医院。那天晚上，医生再次建议住院，我同意了，在观察室住了下来。等到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儿子得的是小儿麻痹。我听到这个结果心里很难过。而此时孩子神智还清醒，他对我说：“我要吃橘子。”我赶紧答应：“妈妈这就给你去买。”没想到等到橘子买回来，儿子已经死了，我手里的橘子掉落一地。 #h#9 j"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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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 难 的 岁 月 {4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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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一家人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CyUB @UGR
因为是“反革命家属”，我和五个孩子往往需要比身边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同样的回报。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经常会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或中伤。 [QPk5n_
扬帆被捕之后，我首当其冲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进了学习班。从学习班出来以后，我没有回原来的公安系统，而是被分配到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因为“反革命家属”是不能在公安系统工作的，我不得已离开为之战斗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 .-LMSCb;A
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不光体现在我身上，也同样落到了几个孩子身上。对于我们家这样成分的孩子，有几个规定：第一，不许当兵；第二，不许到工厂做工人；第三，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读书。所以，我和扬帆的几个孩子都是插队落户。我们的二女儿扬小舜因为有哮喘病，没法插队落户，初中毕业以后在家里呆了8年没有工作。 [tc1*d#p
扬小舜是六六届初中生，当时“上山下乡”的口号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那届毕业生百分之七八十都在上海的各个工矿企业工作，只有一小部分到了黑龙江和市郊农场。当时，小舜看到班里其他同学都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只有她一直没有拿到。她就到学校去问，学校告诉她：“你那个档案材料，从这个局扔到那个局，手工业局出来又到纺织局，都不要你，没有人要你。因为你这个情况，人家看了都不肯要你，所以你的材料已经退回街道了。”小舜听了这个话虽然伤心，但是她想就算档案退回街道，街道可能还会给安排工作。于是，她一直等着。没想到从1966年开始等，一直等到1974年底才拿到工作的通知。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兄弟姐妹都插队落户了，妈妈又在干校，她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前途，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 [ W.A&f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扬小舜一个人遭遇到了，她的妹妹扬小朝也经历过许多不公平的对待。扬小朝很早就插队落户了，她知道自己家里的情况，于是更努力地工作，以期证明自己。然而，一次次可以回城工作或念书的机会都与她无关。这还不是最伤害她的事情，让她最痛苦的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伤人的话会从她信任的人口中说出。 0i}FqJv
有一年，一同插队的一个知青回上海探亲，这个知青是扬小朝的同学，她们去了同一个农村，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知青从上海探亲回去后，她们几个人约好去她家聚会。因为那个时候回城的机会不多，有谁从上海回来大家都很开心，都要去问问上海什么情况。那一天，她们就到了朋友那里，这个朋友突然很神秘地跟大家说：“现在上海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你们要听吗？”那个时候农村生活很枯燥，大家一听讲故事都很高兴，就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这个故事是关于潜伏特务的，果然很生动，名字叫《绿色的尸首》。然而到了故事结束、真相大白的时候，这个朋友对着小朝说：“你知道潜伏特务是谁吗？就是公安局长扬帆，就是你爸爸。”小朝当时一下子惊呆了，旁边的其他同学也很吃惊，屋子里鸦雀无声。 P,[;gJ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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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并不是一次两次，在2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持续着。孩子们受了委屈还能对妈妈哭诉，而我又能向谁去诉说自己的痛苦呢？因为孩子小，我周围也没什么可以信任的朋友，我不光没地方诉说，连哭也不能随便哭，怕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只得在孩子睡觉以后，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哭完了，第二天眼泪一擦，还得高高兴兴地上班去。生个小病也不敢请一天假，怕受批评，小毛病自己都忍着，仍然去上班。在上班的时候，我还要装得很开心、很乐观，唯恐人家说我情绪不好，是对抗组织，这顶帽子我戴不起。 9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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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苦 的 决 定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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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距离扬帆被带走已经有10年了，除了开头几个月有过几封信，之后再没能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在这10年中，家里经受了许多打击，孩子们也逐渐长大。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和扬帆离婚。 I-JR_@{iJ
这一年是1964年，此时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差不多到了工作成家的关键时刻。而头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对于孩子的前途非常不利。当时我在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单位的领导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和扬帆脱离关系，这样不光对孩子的前途比较好，也对我自己的工作比较有利。当时我的答复是：“我的责任现在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做好工作，第二条是把孩子养大。至于扬帆，我随便他是什么问题，我早就不考虑了。但是叫我去离婚，到法院去起诉、开庭，这一套我做不出来。”我委婉地拒绝了组织让我离婚的要求。然而没几天，领导又来找我谈话，还是要求我把离婚手续办了，组织上可以出面请法院的同志上门办理手续。这样，我第一出于对家庭和孩子的考虑，第二迫于一定的压力，同意和扬帆离婚。过了几天，法院果然派来一个女同志到我的单位，给我办理了离婚手续。 1aSeF Ry
手续办完了以后，我思来想去，一定要把事情跟扬帆说明一下。但是，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扬帆的消息了。我要求跟扬帆通信，组织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通过组织转给扬帆。我明白，这个条子一定要经过审查才能到扬帆手中，自己的苦衷没法说明白，于是就写下了几行字：“鉴于我们当前的处境，我感觉到我们的关系没有保持下去的必要，五个孩子都由我一个人来抚养。”在纸条中，我写明了一个人抚养五个孩子，就是想告诉扬帆，我虽然办理了和扬帆离婚的手续，但这辈子不会再和别人结婚了。 L7s}ARsR
写了这个条子之后，组织上转来了扬帆写的一个条子，在这个条子上，他什么都没表示，既不表示同意离婚，也没说不同意，上面只有一句话：“六个孩子怎么只剩五个了呢？”可怜最小的孩子，扬帆走的时候他才两个月，儿子死了扬帆一直不知道。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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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组织帮我和扬帆办理离婚手续之前，扬帆就有过类似的想法。虽然他一直坚信自己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总有一天会澄清。然而毕竟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年纪还轻，孩子又小，我们变成“反革命家属”和“反革命子女”，日子很不好过。在被关押近10年之后，扬帆觉得出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左思右想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组织，要求办理离婚手续。他写了这封信之后，没有得到丝毫回音。不久，组织就出面帮我办理了离婚手续。 CWclTN
ytsheu 2008-12-29 17:31
特 殊 的 重 逢 `Ll@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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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和扬帆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在我心中一刻也没有忘记扬帆。扬帆走了以后，我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写一封信给公安部，打听扬帆的消息。在信中我总是问三个问题：第一，扬帆到底犯了什么罪？第二，他现在人在哪里？还活着吗？第三，如果活着，能去看他吗？但是每年写，每年都没有回音。这样，一直到了1974年，距离扬帆被带走已经有近20年。岁月无情，我的满头青丝早已成为白发。就在我将要绝望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不太确定的有关扬帆的消息。 {Mz _m/6E
这个消息是我的三女儿扬小朝带来的。小朝的一个中学同学正好从内蒙古调到湖北沙洋农场。有一天，她托另外一个同学来告诉小朝，说她父亲扬帆可能已经到了湖北沙洋农场的果园大队。因为那里来了一个疯老头，每天在那里骂江青，还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小朝得到这个消息后，告诉了我。当时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没法确定。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叫几个孩子分别写信到中央，打听扬帆的消息。 Gp'R]-Zt
当时，扬帆和我的几个孩子听从我的吩咐，分别从各地写信到中央的几个部门，打听父亲的消息。不久，在家赋闲8年、刚刚找到工作的二女儿扬小舜，被领导叫到单位，她写给中央的信有了回音。 cGg$Eqh&
当时，来找小舜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两位同志，他们见到小舜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给中央写信啦？”小舜回答：“是。”两位同志教训了她一顿，说：“信现在已经转到我们这里了，你的信写得很莫名其妙。首先你说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父亲犯了什么罪？判了什么刑？现在在哪里？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潘扬反革命案’，这么大的案子，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的结论不就是‘反革命’、‘大内奸’吗？怎么你会说你们不知道？”小舜只好说：“就算他是‘反革命’、‘内奸’，那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行？可以让我们知道吗？否则我们怎么跟他划清界限呢？”两位同志回答：“扬帆犯的罪由他本人负责，你只要跟他划清界限就行了，不需要去了解他究竟做了什么。”小舜继续问：“那么他人在哪里？让我们子女跟他通通信，让他能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里来。”公安局同志一口拒绝：“没有必要，扬帆现在接受改造的情绪很稳定，你如果跟他通信，会扰乱他接受改造的情绪。” q7Q^I/}
几天之后，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小舜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听了很振奋，说：“至少这让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定的信息，就是你父亲还活着。”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政治环境有所改善，我又开始想办法打听扬帆的消息。然而，一封封寄出去的信还是如石沉大海。一直到了1978年，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为我出了个主意。这个朋友，当时在冶金部工作，她和我以前都是地下党，关系一直很好。那一年，她因为工作到上海来，顺便看望我。她问起扬帆的消息，我说仍然没有消息，各个地方都去打听了，都没有回音，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解都不知道了。她给我出了个主意，她说：“我告诉你一个消息，胡耀邦同志调任组织部长以后，我听有人讲出来小道消息，说胡耀邦对他的秘书讲，今后如果写有‘耀邦亲启’的信，你们不要给我处理掉了，至少要读给我听听。”她建议我试试写信给胡耀邦。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马上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不但写了“耀邦亲启”，还用了双挂号寄去。信寄出后大概20多天，果然有了回音。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来找我，说：“中央组织部回电来了，说你可以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去看望扬帆。” PQIS0$+
漫长的25年时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1978年的秋天，我和儿子扬忠平一路颠簸，来到扬帆所在的湖北省沙洋农场。25年的分离之后，会有怎样的相见？然而实际情况远远超出我的预料。 |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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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到劳改农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心急如焚，希望尽快看到扬帆，便连夜赶去扬帆所在的果园大队。当时是农场的指导员带我们母子去的。到了那里，扬帆已经睡了，有个照顾他的李老头起来接待。 #! d,t m
我看到扬帆住的地方是一排小瓦房其中的一间，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两个床，扬帆睡一张，李老头睡一张。除了两张床，称得上家具的，就只有一个台子和一个凳子。这个时候李老头已经把扬帆唤醒了，坐在床上的扬帆和我记忆中的扬帆完全是两个人了，头发白了，瘦了很多，最为可怕的是眼睛已经瞎了。这是在监狱里青光眼发作得不到治疗的后果。 U-PM$jm
看到扬帆这个样子，我很心酸，忍着眼泪，叫扬帆的名字，儿子也叫爸爸。但是扬帆都不答应，就连指导员跟他说，你的家属来看你了，他也不答应。他说：“不对，你们都是假的，你们不要来了，走吧。”扬帆这样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拼命对扬帆说：“我们是真的，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但无论我怎么说，扬帆都不相信。 {8 jIR2L-,
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扬帆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幻听幻觉的毛病一度非常严重。解放前多年的情报工作，使他在绝望中一直幻想有一台万能发报机，能和任何人联系，在他的幻想中，联系最多的是周总理。 ;ISJgIiT9
在看望扬帆的路上，我曾设想过种种糟糕的情况，然而我做梦也没想到，扬帆得了精神分裂症，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 z]{JjY
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农场的指导员跟我们讲，扬帆一早就到他的房间里来，跟他说：“昨天来的两个人是假的，你不要理他们，我也不接待了。”之后，扬帆一见到我和儿子来，马上就走，一连几次都是如此。 6N?~(tU&`8
我和儿子知道扬帆听指导员的话，就请指导员陪同一起去说服。好不容易有机会跟扬帆说上话，讲以前的事情，关于他父亲、母亲的事情，想用家里的情况勾起扬帆的回忆。然而等我讲完了以后，扬帆说：“你们这些人，要了解我的家庭情况还不容易吗？”还是不承认我们。 98{8=L87
当时，有人又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拿上海市公安局开的介绍信，以此来说服扬帆。由于扬帆的一只眼睛还有一点微弱的视力，他仔细看了看介绍信，说：“公安局的公文，从来就是用毛笔写的，你这个是打的字，是假的。”他的思维还停留在20多年前用毛笔写公文的时代。 xWWXrCv[P
没有办法跟扬帆讲上话，我和儿子只好通过扬帆的邻居，了解了扬帆这几年在沙洋农场的一些情况。 我和儿子在沙洋农场待了一个星期，但和扬帆的关系没有丝毫进展。于是，我们决定先回上海，然后再想办法。 0z:owoF@V
就在我们决定走的时候，扬帆破天荒陪我们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他对我和儿子说：“今天吃饭是组织上叫我陪你们的，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能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相比之前几天，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e/I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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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亲情唤回扬帆 tf6i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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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湖北沙洋农场回到上海之后，我立即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把扬帆接回上海治疗。不久，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1979年初，一架从湖北起飞的飞机，载着扬帆回到了阔别25年的上海。 RH/11V
当扬帆听说接他去上海的时候，他说：“我要去就去北京，我的问题只有北京才能解决。”当时大家没有办法，也不敢强迫他，只好骗他说，就去北京，把他骗上飞机再说。等到上了飞机，快到上海的时候，组织部陪他的一位同志故意问扬帆：“老扬，我们到哪里了？”扬帆立刻回答：“到上海虹桥机场了。”这位同志吃了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扬帆说：“刚刚飞机上的报话员不是说了吗？” q39PY
虽然扬帆知道并没有到他想去的北京，但也没有吵闹，几十年的牢狱生涯，让他习惯了逆来顺受，他跟着去接他的人，非常平静地下了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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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上海的时候，除了精神方面，扬帆的身体也非常虚弱，一年之内病危过几次。然而，当他身体稍稍好转的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我已经回到上海了，没有什么大病，希望组织上给我安排工作，我希望重新出来工作。这封信并没有寄出，因为他的身体根本没法重新工作。然而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都很感动。扬帆当时虽然还没有平反，但所有了解他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坏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69|[!"=a(B
1979年，扬帆整整一年都住在医院里，依然戴着“反革命”和“内奸”两顶帽子。然而，他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以前的老战友不避嫌疑，纷纷来看望扬帆，这让扬帆感受到了同志之间久违的温暖。 `D./e-#v
在华东医院住院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三女儿扬小朝陪着父亲。当时华东医院两个房间当中有一个卫生间，另一个房间的人用完卫生间，把靠近扬帆这边的门也锁住了，一直到天亮都没有打开。扬帆没法用卫生间，于是小朝就去隔壁敲门。结果隔壁门一打开，是一个很朴素的老先生，布衣布鞋。小朝把事情说了，老先生立刻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去打个招呼吧。”他就问小朝：“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小朝回答：“我爸爸叫扬帆。”一听到扬帆的名字，老先生就吃了一惊，快步地跑了过去，穿过卫生间，跑到扬帆的房间。见到扬帆，他双手就伸出来了，说：“扬帆同志，我是粟裕啊！”扬帆听了也很吃惊：“啊，粟裕啊！”两人的手握在一起，非常激动。粟裕在扬帆的床边坐下，轻声对他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只要把身体养好，所有的事情都要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 6qNv?"h?iY
粟裕的一声“同志”让扬帆尤其激动，他已经有整整25年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老战友的关心，让扬帆的病情进一步稳定。然而对家人，他始终不肯承认。为此，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几个女儿来当护士，三班倒，8小时一班，以此接近扬帆，跟他建立感情。 K(RkA $p
一开始的时候，扬帆非常客气，女儿给他削水果，给他做一些生活琐事，他都会很客气地谢个不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几姐妹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就开始给他讲一些家里的情况。 =(Ka3! 有一次，三女儿扬小朝告诉扬帆：“我这个小朝的名字您知道吗，就是你起的名字啊。当时你想要有个儿子，但是用那个‘招弟’的‘招’呢，觉得蛮土、蛮俗气的。因为你很喜欢一个报纸上的《朝花》版，就给我起了这个‘朝’。”扬帆听了没有作声。小朝就继续讲：“姐姐叫小殷（后改名晓云），这个‘殷’呢，是奶奶的姓。妹妹叫小苏，是你到苏联去的时候生的，也是你起的名字。我们都是你的女儿。”扬帆听了这个话，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这样吧，我认你们做干女儿。” IJa%+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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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先承认了女儿，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肯承认我，这让我伤心了好久。我只能默默照顾着扬帆，希望有一天能够感动他。 =kD扬帆出院后，回到家里开始由我照顾。房间里两张床，一张扬帆睡，一张我睡。我像保姆一样，在生活上照顾他。然而，扬帆从来不叫我，也不跟我说话。 +i;r|PE0$r
有一天，胡立教和陈丕显到上海来看扬帆。当时陈丕显把我们一家人都喊到房间里，声音很大地对扬帆说：“老扬，你爱人李琼为你吃了多少苦，你为什么还不认她？”当时扬帆没有说话。几天之后，他突然说：“李琼，给我倒杯茶好吗？”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什么？你叫我什么？”扬帆说：“你啊。”我问：“你不是说我是假的吗？冒充的吗？”当时扬帆回答：“不是我承认你，是北京来电话说，你是真的，不是假的。” ga^wk'0?\
谁也不知道扬帆这个说法是当时他的幻听幻觉帮了忙，还是他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反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承认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转变过来了。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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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除了好好照顾扬帆，让他安享晚年之外，仅有一个心愿，就是还扬帆一个清白。为此，我几次给中央写信，并终于有回音了。 % Pyq,7+
1980年的一天，公安部派两位同志来到我们家，宣读扬帆的平反书。平反书说：“反革命分子”跟扬帆无关，应予平反；“内奸”问题，根本没有的事，应予平反；在上海工作期间，在潘汉年领导下，包庇重用了大批“反革命分子”，错误是严重的。 NQ)#SY
这样的结论，让我非常不满意，我把想法跟两位同志说了。那两位同志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答复你，要请示。”他们讲完了以后把扬帆和我的五个孩子都叫来，非常郑重地说：“你们的父亲，在25年班房的压力下面，没有胡说过一句。我们两个人复查的案子非常多，有好多人资历比你们爸爸老，地位比你们爸爸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了不少违心的话。所以，你们包括我们，都要向你们的父亲很好地学习。”那两位同志的话让孩子们铭记至今。 &t}0w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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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中共中央为扬帆的冤案彻底平反，之前平反时遗留的尾巴，也得到了彻底解决，并肯定了扬帆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的工作成绩。 &/g2No J
正如粟裕所说：所有的事情最终都要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