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暗时代”的进步运动

人类面对的问题往往具有类似性或同构性。当日美国与当今中国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都面临着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难题。中国的改革不仅要从自己的过去吸取经验教训，更要以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去积极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

    谈及目前国内的某些不良现象，不少国人言必称美国如何，仿佛那里便是人间净土，连它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殊不知，当年美国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曾伴生过种种社会弊病。为了度过这一“黑暗时期”，美国人发起了变革社会的“进步主义”运动，回顾这段历史，于当代中国不无启示。

    美国为何会出现进步主义运动

    史学界一般把1880年～1917年间美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统称进步运动。在性质上，进步运动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

    在美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内战显然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它的结束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契机。社会巨变，福兮？祸兮？“福祸相依”——曾几何时，这一古老的中国哲学命题在遥远的北美大陆得到了印证。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患上了所谓的“工业文明综合症”，遭遇了政治腐败、道德失范、贫富悬殊、劳资冲突剧烈、经济秩序混乱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美国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使得自然资源遭到了掠夺式的开发利用，致使森林绿地面积被大量吞噬，城市被包围在工厂排出的黑烟和废气之中。

    当时美国著名的“黑幕揭发”记者雅各布·里斯曾经报道过一个由贫困引发的暴力案件：一个饥寒交迫的男子在纽约市街头向过往人群挥舞屠刀，因为他已无力养家糊口，而家中幼子们却正嗷嗷待哺。眼见富人们衣着光鲜，一掷千金，这位走投无路的父亲向社会举起了复仇的利刃。当时还曾有人样形容美国的城市环境：巴尔的摩地区的水闻着“仿若是十万只臭鼬”，克里夫兰的库亚霍嘎河就是“一条贯穿市中心的露天阴沟”，而匹茨堡上空的太阳“透过煤烟的黑雾看起来就象铜制的一样”。

    在食品和药品的生产及销售方面，制假贩假现象异常猖獗，不洁食品和有害药物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公众则被蒙在鼓里。食品和药品公司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谎话连篇，令不明就里的人们放心地享用着“珍馐美味”和“灵丹妙药”。对于这一切，政府的食品监督员却在重金贿赂之下，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凡此种种，说明美国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与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客观上要求一个高效行政机构来为之服务，然而旧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却未能适时得到调整，致使一些政客有机可乘。他们结党营私，肆意践踏民主制度，充当大资本家的代言人，靠出卖各种庇护权、特许状、工程承包合同来赚取大笔的政治赞助和“保护费”，致使不法企业得以逃避纳税、垄断市场、投机地产甚至开设妓院或赌场，肆意妄为而又逍遥法外。

    严重的社会问题广泛触及到了社会各阶层间的利害关系，招致中下层的普遍不满，将社会推向了种种矛盾汇聚的漩涡。适逢此时，“进步主义者”发出了变革之声。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特点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是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旗帜，由各界人士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全国浪潮。首要着眼点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垄断和竞争，公正和效率，革新和稳定。特别是新闻领域的“黑幕揭发运动”曾经引起强烈反响，督促政府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此外，宗教界的“社会福音运动”和女大学毕业生们的“社会服务处运动”通过为贫民提供生活救济、文化教育和卫生服务，为加强邻里合作，促进阶级融合和和谐社会关系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同时就社会改革向政府建言献策，在政府同底层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第二个特点是“关怀原则”。主要表现在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1901年10月18日，罗斯福总统曾冒着种族冲突的风险，邀请著名的黑人领袖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到白宫作客，共进晚餐。他的这一关怀弱势社会族群的象征性做法以及其他的一系列施政措施，促使美国政府在处理贫富、劳资和黑白对立等社会摩擦中，逐渐变得公正、中立。

    第三个特点是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共和、民主两党的政府着意拉拢知识精英，他们知道，出身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既希望变革，但也对民间的激进运动存有本能的疑惧和不满，更倾向于和平、渐进的变革。这批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实际上是利用民间的抗争行动，希望政府重视自己的意见，也希望参与政府的变革行动、在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进步主义的倡导者大多学有所成，见解独到，有能力为其改革事业撰文著书，能赢得较高的学术地位或社会公信力。前面提到的新闻记者塔贝尔、辛克莱以及缔造“社会服务处”的女大学毕业生简·亚当斯、“社会福音”神学家华盛顿·格拉登和沃尔特·劳伸布施等堪称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

    在进步主义运动中，政府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使运动始终保持在社会制度的框架之内，避免了暴力革命的发生。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启示

    人类面对的问题往往具有类似性或同构性。当日美国与当今中国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都面临着诸如政治腐败、贫富极化、道德失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难题。中国的改革不仅要从自己的过去吸取经验教训，更要以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去积极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

    美国进步主义的经验教训显示了社会公正及公共责任对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它用事实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正义意味着进步，责任意味着稳定。只有首先确立社会公正与责任，才会有各阶层的和谐相处。对于今日中国，正义与责任无疑也是一面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改革大旗，因为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目前中国的财富、自然资源、教育资源、经济机会等尚未实现完全合理分配，存在着一些现实矛盾或隐患。所以，要确保社会转型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首先必须不断改善社会不公正的状况。

    进步主义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确立了政府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直接干预。它让美国人在政治上变得更聪明，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与调节职能，形成了由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中国的改革当然也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则必须顺合民意，集中力量解决民众呼声最高的问题；政府需要通过立法手段建立制度性公正、打击司法腐败、促进公平竞争、关怀弱势群体、实现教育与就业机会均等、保证媒体的监督权利、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社会各界公正、公平、公开的参政议政权利，从而有效化解社会摩擦，增强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公平正义的旗帜下凝聚起多元社会力量，推动体制内改革，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社会转型成功也并非完全在于政府的作用，民间力量同样功不可没。尤其是媒体，既是社会舆论形成的源地，也是社会舆论传播的载体，对国家社会生活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新闻报道虽不拥有法律或政令的强制力，但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群体效应，足以约束个人行为不超越道德规范和监督政府不脱离民主轨道。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改革的深入进行客观上也要求新闻媒体能够成为抨击腐败现象的利器，肩负起代行民众知情权与批评权的历史使命。

    重视知识分子也是进步主义运动对人类的启迪。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知识分子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知识分子的知识性、思想性、社会敏感性与参与精神乃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一个民族拥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越多，它的希望就越大，前途就越光明。

    （作者为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谈及目前国内的某些不良现象，不少国人言必称美国如何，仿佛那里便是人间净土，连它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殊不知，当年美国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曾伴生过种种社会弊病。为了度过这一“黑暗时期”，美国人发起了变革社会的“进步主义”运动，回顾这段历史，于当代中国不无启示。

    美国为何会出现进步主义运动

    史学界一般把1880年～1917年间美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统称进步运动。在性质上，进步运动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

    在美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内战显然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它的结束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契机。社会巨变，福兮？祸兮？“福祸相依”——曾几何时，这一古老的中国哲学命题在遥远的北美大陆得到了印证。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患上了所谓的“工业文明综合症”，遭遇了政治腐败、道德失范、贫富悬殊、劳资冲突剧烈、经济秩序混乱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美国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使得自然资源遭到了掠夺式的开发利用，致使森林绿地面积被大量吞噬，城市被包围在工厂排出的黑烟和废气之中。

    当时美国著名的“黑幕揭发”记者雅各布·里斯曾经报道过一个由贫困引发的暴力案件：一个饥寒交迫的男子在纽约市街头向过往人群挥舞屠刀，因为他已无力养家糊口，而家中幼子们却正嗷嗷待哺。眼见富人们衣着光鲜，一掷千金，这位走投无路的父亲向社会举起了复仇的利刃。当时还曾有人样形容美国的城市环境：巴尔的摩地区的水闻着“仿若是十万只臭鼬”，克里夫兰的库亚霍嘎河就是“一条贯穿市中心的露天阴沟”，而匹茨堡上空的太阳“透过煤烟的黑雾看起来就象铜制的一样”。

    在食品和药品的生产及销售方面，制假贩假现象异常猖獗，不洁食品和有害药物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公众则被蒙在鼓里。食品和药品公司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谎话连篇，令不明就里的人们放心地享用着“珍馐美味”和“灵丹妙药”。对于这一切，政府的食品监督员却在重金贿赂之下，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凡此种种，说明美国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与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客观上要求一个高效行政机构来为之服务，然而旧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却未能适时得到调整，致使一些政客有机可乘。他们结党营私，肆意践踏民主制度，充当大资本家的代言人，靠出卖各种庇护权、特许状、工程承包合同来赚取大笔的政治赞助和“保护费”，致使不法企业得以逃避纳税、垄断市场、投机地产甚至开设妓院或赌场，肆意妄为而又逍遥法外。

    严重的社会问题广泛触及到了社会各阶层间的利害关系，招致中下层的普遍不满，将社会推向了种种矛盾汇聚的漩涡。适逢此时，“进步主义者”发出了变革之声。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特点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是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旗帜，由各界人士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全国浪潮。首要着眼点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垄断和竞争，公正和效率，革新和稳定。特别是新闻领域的“黑幕揭发运动”曾经引起强烈反响，督促政府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此外，宗教界的“社会福音运动”和女大学毕业生们的“社会服务处运动”通过为贫民提供生活救济、文化教育和卫生服务，为加强邻里合作，促进阶级融合和和谐社会关系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同时就社会改革向政府建言献策，在政府同底层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第二个特点是“关怀原则”。主要表现在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1901年10月18日，罗斯福总统曾冒着种族冲突的风险，邀请著名的黑人领袖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到白宫作客，共进晚餐。他的这一关怀弱势社会族群的象征性做法以及其他的一系列施政措施，促使美国政府在处理贫富、劳资和黑白对立等社会摩擦中，逐渐变得公正、中立。

    第三个特点是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共和、民主两党的政府着意拉拢知识精英，他们知道，出身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既希望变革，但也对民间的激进运动存有本能的疑惧和不满，更倾向于和平、渐进的变革。这批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实际上是利用民间的抗争行动，希望政府重视自己的意见，也希望参与政府的变革行动、在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进步主义的倡导者大多学有所成，见解独到，有能力为其改革事业撰文著书，能赢得较高的学术地位或社会公信力。前面提到的新闻记者塔贝尔、辛克莱以及缔造“社会服务处”的女大学毕业生简·亚当斯、“社会福音”神学家华盛顿·格拉登和沃尔特·劳伸布施等堪称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

    在进步主义运动中，政府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使运动始终保持在社会制度的框架之内，避免了暴力革命的发生。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启示

    人类面对的问题往往具有类似性或同构性。当日美国与当今中国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都面临着诸如政治腐败、贫富极化、道德失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难题。中国的改革不仅要从自己的过去吸取经验教训，更要以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去积极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

    美国进步主义的经验教训显示了社会公正及公共责任对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它用事实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正义意味着进步，责任意味着稳定。只有首先确立社会公正与责任，才会有各阶层的和谐相处。对于今日中国，正义与责任无疑也是一面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改革大旗，因为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目前中国的财富、自然资源、教育资源、经济机会等尚未实现完全合理分配，存在着一些现实矛盾或隐患。所以，要确保社会转型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首先必须不断改善社会不公正的状况。

    进步主义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确立了政府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直接干预。它让美国人在政治上变得更聪明，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与调节职能，形成了由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中国的改革当然也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则必须顺合民意，集中力量解决民众呼声最高的问题；政府需要通过立法手段建立制度性公正、打击司法腐败、促进公平竞争、关怀弱势群体、实现教育与就业机会均等、保证媒体的监督权利、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社会各界公正、公平、公开的参政议政权利，从而有效化解社会摩擦，增强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公平正义的旗帜下凝聚起多元社会力量，推动体制内改革，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社会转型成功也并非完全在于政府的作用，民间力量同样功不可没。尤其是媒体，既是社会舆论形成的源地，也是社会舆论传播的载体，对国家社会生活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新闻报道虽不拥有法律或政令的强制力，但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群体效应，足以约束个人行为不超越道德规范和监督政府不脱离民主轨道。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改革的深入进行客观上也要求新闻媒体能够成为抨击腐败现象的利器，肩负起代行民众知情权与批评权的历史使命。

    重视知识分子也是进步主义运动对人类的启迪。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知识分子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知识分子的知识性、思想性、社会敏感性与参与精神乃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一个民族拥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越多，它的希望就越大，前途就越光明。

    （作者为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