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瑞熙42期视频:芬兰的教师发展政策

芬兰的教师发展政策

转载

芬兰

教师职业

基于研究

教学责任制

信任文化

分散领导

教育

在OECD国家中，芬兰的教育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近年来，无论是英国，还是亚洲的越南、哈萨克斯坦，都发出了向芬兰学习教育的官方声音。芬兰教育成功的主要秘诀在哪里？或许，芬兰一系列的教师发展政策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一、吸引优秀人才从教

在芬兰社会，教师职业备受尊重。国家规定，必须取得硕士学位才能获得地方或者国家公务员的终身职位，尽管如此，对教师职务的竞争依然非常激烈。据芬兰第一大报《赫尔辛基邮报》调查，芬兰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就是当教师。有资料显示，在2002年，芬兰需要招募教师的人数是693人，而申请人数为13579人，由此可以看出教师职业的竞争程度。

千万不要以为芬兰教师的收入很高。在OECD组织的调查中，不论是新进或者资深者，芬兰教师的平均薪资都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欧盟平均水平。但芬兰的教师普遍认同教育事业，他们深信，师资即国力，教师愈好，国家就愈强大。很多教师从事这份工作并非为了钱，而是真的相信这份工作对芬兰很重要。

二、教师教育指导思想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芬兰教师教育的一大指导思想就是把教师视为“基于研究的职业”，着力培养教师的研究能力。

芬兰对教师的培养极其严格。芬兰没有专门的师范院校，国家的11所综合性大学设有教育学院，承担了国家师资的培养工作。小学教师需要3年本科学习和2年硕士学习，期间每年都有为期几个月的教学实习，教育教学理论在5年学习中都有所渗透。中学教师则需要5年的专业学习和1年的教师培训，并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才能申请高中教师职位。近年来，这些教育学院除开设常规课程外，还根据芬兰基础教育改革情况，增设了教育咨询专业，用于培养专业咨询教师。每年申请大学师范专业课程的学生只有10%会被录取，这就保证能从那些师范专业毕业的学生都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在基础教育改革中也特别强调教师主动学习，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引者。教师的学习模式从传统的行为主义模式改变成动态的建构主义模式，在新的理念指导下进行新的实践，从而对整个教学活动、教学环境产生影响，最终改变学校文化。教师教育上出现了以研究为导向，以围绕国家基础核心课程的教学为中心，不断进行国家和国际级的教师教育评估等特点。为不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和更新知识，各大学教育机构鼓励教师开展积极的自主学习和研究，并为教师提供终生培训。

近年来，欧盟对其成员国教师能力和资格提出了最新的三点基本要求：第一，能把知识、技术与信息相结合并用于教育工作。要求教师应能运用、分析、验证、反馈、传递知识，在合适的时候充分利用技术，能引导和帮助学生构建一种信息网络；第二，能与人合作。教师职业应以社会的价值观为基础，培养每个学生的潜能，帮助学生成为社会中积极主动的一员，能与其他同行合作提高教学和学习能力；第三，能与社会合作。能理解使社会产生差异的因素，注意知识社会中的民族元素，与参与教育的社会各方（家长、教育机构及其他同行）能高效合作，保证教学质量。当教师职业是“基于研究的职业”时，尽快实现上述基本要求就会容易很多。

三、灵活自主的责任制

教学责任制的假定是，让学校和教师为其业绩负起责任是提高学生成绩的关键。

在芬兰，教育行政部门和政治领袖为他们自身所作的政策决定负责。这在教育管理中形成了一种交互责任制，即学校为学生的学习负责，而教育行政部门向学校负责。灵活的责任制对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带来了重大的积极影响。分数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只能使用描述性评估和反馈。教师通过考查日常课堂测验来进行学生成绩评估也是常有的事。

为了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天生的好奇心，小学尤其是一个“考试禁区”。教师在课程计划中享有更多的自由度，他们不需要在意学年考试或检测。在芬兰，教学的重点在“学”，而不是帮助学生准备“应试”。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都在使用，只要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学习，各种教学创新都受欢迎。

当然，依赖于教师和学校自身对学生学习的评估也会有缺点。教师之间，甚至同一学校的教师之间的学生评估标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当学生转学时，如果学校间的评估标准差异较大，会出现一些问题。尽管如此，跟在其他国家盛行的标准化考试比起来，芬兰的家长、学生和教师更倾向于能够确保把教学重心放在真正的“学”上的更加灵活的责任制。

四、基于信任的教育文化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芬兰正式进入了一个基于信任文化的时代，诚信与信任被视为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在教育界，信任文化意味着教育部门对教师有着充分的信任。他们相信所雇用的教师是最优秀的，教师能够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教育，而且这种信任也来自社区、校长、家长等，这种经过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信任是极其可贵的。

信任文化只能建立在政府良治和零腐败的基础之上，而芬兰在“透明国际”的国际良治排名上非常靠前，公共机构普遍享有较高的公众信任和尊重。对学校和教师的信任因而成为运行良好的公民社会的自然结果。

    在上世纪90年代，邀请教师和学校参与社会发展给芬兰的教育界带来了重大的积极影响。教师能够看到，体制相信学校和地方社区是课程和教学的决策之地。具有高度专业和道德资格的教师对这一责任表示欢迎。同时，学校也很快地承担起了在信任文化中引领改革的新职责。信任文化不仅带来了学校的不断改进，而且还给学校教育增添更多的多样性。至少从理论上讲，每一所学校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改革策略，有自己的使命表述、愿景、实施办法和时间表。信任文化在这方面产生的影响，对推动芬兰教育不断改革、超越其他国家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五、分散式的领导理念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执政，芬兰政府都将教育视为为全体公民提供的重要公共服务，并一直坚信，只有当国民普遍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芬兰才会在世界的经济竞争中取胜。可持续的教育领导使芬兰学校和教师能够集中精力改进教学。

教育系统的领导越来越依据分散领导的理念，即所有参与者都分担实现预定目标的责任。不是把金钱和时间用于推行新的改革，芬兰的教师拥有根据其自身需要发展教学知识与技能的专业自由。70年代的综合学校运动之后，芬兰的教师专业发展便从集权化的教师在职培训转向满足学校和教师个体的真正需求和期望。

在经历一波又一波改革浪潮的教育系统中，重点往往被放在外来改革方案的实施上。这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对改革的抵触，而不是改善学校的愿望。在芬兰，教育政策越来越让学校在国家课程与政策框架下自己设计自己的发展计划和实施策略。因此，分权化和地方自主性的增强带来的不仅仅是学校有更大的自主权，以优化自己的教学方法和学习环境，还给了学校发展与改革的真正领导权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