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电影女演员:文武双全的好团长——记戴昊烈士

文武双全的好团长

——记戴昊烈士

唐敏荣  戴诗铎

戴昊，1909年生于沈阳城东古城子村。1931至1934年在东北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并于193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以后，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团教导队长、教导员，沈铁抚联合县县委书记、保安团团长，153师458团团长等职务。在解放东北战争中立大功二次，曾获英雄奖章。1949年7月20日于武汉病逝，时年四十一岁。

戴昊，原名戴福纯。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在农村行医，收入微薄勉强糊口。后来到东北军做军医并随军入关，辗转到湖北，不到一年竟客死他乡。母亲生活无着，只好将大妹妹留在外祖父家。带着戴昊和小妹妹回到沈阳，投靠其叔父戴香九。叔父家生活并不宽裕，戴昊母亲不得不给人家当雇工赚些钱，以养活一家人生活。

戴昊自幼颇为聪慧，深得叔婶及母亲的宠爱。叔父节衣缩食供戴昊上了小学。戴昊读书期间，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正当戴昊15岁那年，母亲和尚未成年的小妹妹相继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戴昊孤身一人无力求学，于 1925 年经人介绍在一家笔店里当学徒。不久，又考到市电话局实习生传习班学习，结业后留在那里做了一段实习生。

1928年，戴昊已经二十岁了，坎坷的人生道路，使他懂得了很多的道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每为列强侵掠，主要是武力太弱，不足以抵御外侮。中国要强大，非加强军事不可。于是他毅然投考了在奉天的东北学兵队，这是一所陆军初级军事学校，戴昊在校期间，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多方面的知识。有机会也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在这些接触中，戴昊目睹当时风雨欲来的动荡时局，热血沸腾，思想激进，使他日益成长起来。

1931年，正当戴昊毕业的那年，爆发了日寇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他为寻求抗日救国的途径，辗转流亡到北平。在北平他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结识了东北大学的学生宋黎、张金辉，1932年初，他和张金辉一起秘密回到沈阳，从事发动、组织、联络各地抗日武装工作，这期间他们走遍了清源、铁岭、开原、新民、法库等地，生活极为艰苦，但抗日的热情却与日俱增，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3月，听说“国联”将派调查团来沈阳调查日本的侵略行径，张金辉与戴昊，返回沈阳，这时宋黎也在忱阳。他们广泛收集日军侵华罪行，同时还不分昼夜地发动各界人士写揭发信，并把收集到的材料编写成文章，然后译成外文。4月21日，“国联”调查团到沈阳后，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巧妙地将 2000多份揭发信、控告材料交给了调查团李顿团长。

5月，戴昊随同宋黎、张金辉等人到辽西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很快将辽西各地分散的抗日武装联合起来，组成“辽西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是宋黎，戴昊是总部的军事负责人。总部设在新民县东20里的长沟沿。

他们平日活动于当地群众之中，有时乖敌不备突然袭击敌人，有时组织铁路工人，深夜去爆破铁路、桥梁，以破坏敌人的运输。

1933年春，宋黎、张金辉、江涛、戴昊等人又回到沈阳，组织起“中华青年抗日铁血团”，铁血团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和策反，当时，戴昊以关东日报记者身份为掩护，从事各种抗日地下活动，把编印的抗日宣传材料制成标语、传单，秘密投送、张贴出去，很快铁血团组织，便从沈阳扩展到铁岭、开原，并与那里的义勇军保持联系，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

1934年初，江涛等人被捕，秘密据点也遭破坏，戴昊虽然逃脱了，但其妹妹及叔父戴香九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受尽各种折磨。后来，花钱将人保释出来，迁到古城子乡施家寨村。同年5月，戴昊、宋黎、张金辉先后到北平抗日救国会总部。他们在总部成立的马列主义读书会学习，并跟一位教授学习大众哲学。通过学习，使戴昊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久，戴昊被安排在“东大”军训处工作。这年冬，戴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北平时局动荡不安、“东大”校园也不平静，各种势力都争相向这里伸展，校内出现五花八门的组织。戴昊利用各种机会宣传革命形势，引导青年认清革命方向，因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曾因此被敌人扣押40余天。

1935 年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正在“东大”军训处工作的戴昊，积极支持和参加这一活动。供给学生笔、墨、纸张，并亲自书写和张贴标语。在学生游行时，做救护工作。

1937年12月25日，国民抗日军（即平西游击队）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赵侗为司令，戴昊任三总队七大队的指导员。这支部队一直活跃在阜平、涞源、昌平、宛平等地，伺机打击敌人。

1938 年 4 月 3 日，涞源伏击战成功，重创敌军，声威大振。战后，经整训大队改为营的建制。 8 月中旬，转移到宛平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三团，戴昊先后担任敌工科长、组织科长、教导队队长、教导员和支队政委等职。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戴昊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1939 年，组织上决定送戴昊到延安军政学校学习。学习后，先在军委，后在中央做机要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

1945 年 8 月 21日，苏联红军解放沈阳， 9 月 17 日，陈云、彭真等同志来沈阳，领导东北局的工作，辽宁省委和沈阳市委相继组成了。 11 月 3 日，戴昊奉调回沈阳，任沈阳区（属今沈河区一部分）公安分局局长职务。为了开展郊区工作，不久又调任戴昊为蒲河总区区委副书记，兼保安队长。

蒲河位于沈阳城北 20公里处，西部为平原，东部为山区。当时，蒲河村的日伪残余势力同国民党特务勾结在一起，成立了所谓“东大会”、“西大会”。在戴昊等人到达蒲河村后，“东大会”纠集千余人，包围了蒲河，扬言要撵走共产党。当时戴昊率领的保安队兵力很少，为争取群众、争取时间，等待援兵，戴昊通过当地一个较为开明的地主转告“东大会”的头目，反对民主政府是错误的。必须解除包围、解散队伍，否则将追究其反对民主政府的责任。同时，向“东大会”成员也展开政治攻势，动员他们不要替地主卖命，只要放下武器，一律宽大处理。“东大会”头目听了警告和宣传，未敢轻举妄动。这期间，我保安三旅八团火速赶来，于 12 月 5 日拂晓前包围了“东大会”。同时戴昊率领保安队，配合八团里外挟击，一举击溃了“东大会”反动武装。接着，戴昊又乘胜突袭了古城子“西大会”，俘虏了反动头目。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严厉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从此，蒲河区政府站稳了脚跟，进行了反奸除霸和减租减息活动。

1946 年 4 月 12 日，地委在李千户村召开了有蒲河总区、铁岭县和抚顺县参加的会议。会上，分析了当时东北形势，会议决定把沈阳北郊蒲河总区的 6 个分区、铁岭东的 5 个区、抚顺北部的两个区共计 13 个区，约 30 万人口，组成沈铁抚联合县，戴昊任沈铁抚联合县县委副书记兼保安大队长，县直机关设在铁岭以东的大甸子村。

这时，国民党军已开始向我解放区全面进攻，我军为避其锋锐，主力部队和地委先后撤离，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有的战士产生了悲观情绪。加之新建地区较大，没有群众基础，地方上的各种反动人物和敌伪残余势力也蠢蠢欲动，根据这一形势，县委决定对“大会”发出警告，勒令他们停止活动，谁料他们竟置之不理。于是戴昊率领保安队夜袭“大会”老窝仲官屯，又一次将“大会”粉碎。接着，保安队又在蔡子台对国民党二O七师一部进行伏击，击毙6人，俘3人。这次胜利，对残余的坏分子震动很大，纷纷向民主政府悔过自新。共主动交出步枪14支、短枪2只。这对进一步巩固民主政权，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沈铁抚联合县的存在，使国民党军感到严重不安。同年9月，沈阳、铁岭方面的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向我大甸子村进攻。这时戴昊已任县委书记，他指挥县保安团进行了猛烈的抵抗，毙敌36人。战斗结束后，我保安团转移到当堡屯村。

10月末，国民党军进占鸡冠山，北面上顶子有敌人骑兵，南面抚顺之敌也步步逼近，对联合县形成包围圈。为了打开出口，县委决定首先袭击鸡冠山之敌。 30 日拂晓，戴昊率保安团从西、南、东三面出击，留出北面，放敌出村，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对北窜之敌进行围歼。战斗打响后，果然不出所料，北窜之敌刚进入村外的稻田地，就遭我事先埋伏好的保安团迎头痛击。这次战斗共毙伤俘敌 60 多人，同时缴获了一部分物资，解决了部分冬装问题。

鸡冠山战斗，敌人遭受很大的损失，敌人气红了眼，由抚顺调来二 O 七师一部，疯狂地又攻占了鸡冠山，要将我保安团及联合县机关压缩在狭小的汛河沟一带。此时，联合县已和分区失掉联系，友邻县又都撤出本地区，戴吴等孤悬敌后，处境险恶。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决定暂时撤离县境，待找到三地委后再返回联合县坚持斗争。

为了迷惑敌人，将保安团临时改为一团，县区机关人员编为二团。二团由苏简为团长，程序为政委，丁贤为参谋长。戴昊率一团先行，二团断后，经过两天的行军，一、二团先后抵达油葫芦沟。这是一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沟。因环境艰苦，形势紧张，在这里稍做休整后，队伍继续前进。经过近半个月的急行军，终于抵达八道江，同军区取上了联系，得到军区首长的褒奖，并于 11 月 19 日，戴昊率领保安团返回联合县的三角地区。为了站稳脚跟，于同年 12 月 10 日一举拿下黄旗寨、白旗寨、鸡冠山三处敌人的据点。

1947 年 10 月，二地委、第二军分区转来中共辽宁省委、省军区命令，县保安团由戴昊率领划归为辽宁独立一师，保安团改建为二团。戴昊离开联合县，县委书记由程序接替。

12 月，辽东军区召开庆功表奖大会，沈铁抚联合县保安团集体记功一次，获奖旗一面。戴昊被授予英雄奖章，并记大功两次。 12 月 11 日《辽东日报》以《戴昊同志等率部坚持敌后完成任务》为题，报道了戴昊事迹，号召全军向他们学习。

1948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沈阳市工作委员会成立，宋黎为书记，戴昊为委员。他们紧张的工作着，为接收沈阳做准备。

戴昊同志在十几年的战斗生涯中，共参加战斗一百三十多次。在沈铁抚联合县工作期间，走遍了这一带所有的村庄，踏遍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他之所以能由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年轻的军事指挥员，是他孜孜不倦地钻研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并能实际应用的结果。宋黎同志还曾送给他一部《列宁文选》，他视若珍宝。另外，在战斗中，他还有四件宝，即作战地图、指北针、金星笔和日记本。不论行军作战到那里，首先挂好地图，了解敌人的方位和距离，并认真总结每次战斗的经验和教训。

戴昊同志有胆有识，有勇有谋。在战斗中，充分地表现出了他指挥上的智慧和才能。战士们对戴昊同志经常这样称赞：“我们的团长简直是个诸葛亮，能掐会算。领我们走，走的是时候，敌人准扑空，赶不上我们，领我们打，打的是时候，保准能打着敌人，敌人跑不了”。

戴昊同志对部队执行纪律极严，他常告诫战士：“我们是在后方作战，是老百姓为我们提供食宿，他们是我们的亲人。敌人离我们这样近，没有群众的掩护，我们是无法坚持斗争的”。他关心百姓疾苦，常利用转移到一地的暂短时间，组织战士帮助百姓春耕、收拾粮食、搞生产运动。每逢年节，他总是要组织军民联欢。因此，博得广大群众对这支敌后游击队格外关心，常常拿出肉、米慰问他们。广大群众从戴昊的言行中，加深了对我们党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在危急关头，经常能得到群众的支持。

记得 1947 年 8 月初的一天，下着雨，清晨 5 点钟左右，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娘光着脚竟绕小路跑来找戴昊团长报告敌情。戴昊接着大娘提供的情报后，马上通知各连到团部集合，部队还没有完全集合起来，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开枪开炮一齐向村内射击，戴昊组织部队冲杀出去，从而避免了 100 多名战士的伤亡。

戴昊同志生活廉洁，严以律己。沈阳解放后，他原有一件旧皮大衣，供应处又发给他一件美式大衣，警卫员赵连宝为他领了回来，他拒绝说：“有一件就行了，这件送回去”。

戴昊同志在工作中亲自动手。从 1945 年至 1948 年共 3 年时间，工作再忙，环境再艰苦，他也坚持天天写日记。从现巳保存下来厚厚的日记本中，可以看到当时环境的险恶、战争的艰苦，也看到了一名年轻指挥员的品德和才能。戴昊每次讲话或作报告，从不让别人代写稿子，连里向上级的请示、报告等，他经常动手写。他还帮助参谋制订训练计划。他的写作水平是很高的，是当时难得的“秀才”。1946 年 10 月 3 日，为教育部队，他写了一篇“部队所处环境与发展简史”。 1947 年 9 月 8 日，他写出了“沈铁抚联合县保安团一年多的军事斗争总结”，这是近万字的文章，今天读起来，无论从理论上或军事实践上，都是难得的上乘之作。1948 年 5 月至 12 月间，他还写出“军事工作总结”、“练兵与战斗的几点经验”，当时受到军首长的高度重视。

戴昊非常重视部队的思想教育。他利用一切机会提高部队的思想及军事素质，每逢“五·一”“七·一”“八·一”等节日，只要有可能他都开大会亲自作报告，结合形势与任务，进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

1948 年以后，东北战场敌我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被我军压缩在几座孤城之中。这一年，戴昊所在团，已发展成正规的团，具有完备的营、连、排、班等建制。另外，还组建了武工队、侦察排，各营编有机炮连，成为一支战斗力相当强的部队。 10 月17日，戴昊团奉命星夜出发到磐石，又转到冯家岭一带，准备截击从长春可能外逃之敌。19日，长春之敌已投降，二团又奉命掉头驱兵南下，与各路友军一道，解放了沈阳。

1948 年 11 月 2 日，戴昊的家乡沈阳解放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他回到施家寨，看望久别的叔叔戴香九后，便随军南下了。在路经锦州时，又找到了阔别十余载的胞妹戴俊英。 12 月初，部队进关，立即投入平津战役。这时二团已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0军153师458团。就在这期间，经政治部主任郑孝峰介绍，戴昊于1949年2月13日在北京通县与周琳结成伉俪。

平津战役后，戴昊随着大部队沿平汉路长驱南进，跨黄河过郑州，一路势如破竹，迅速进入湖北北部，做接收武汉三镇的准备工作。不久，进驻武汉。

戴昊同志因长期战斗， 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高烧竟达42℃ ，虽经千方百计抢救，但因当时医疗条件较差，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

戴昊死后被安葬在龟山脚下的烈士陵园里，他的名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