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党纪行规演讲稿:壮丽的青春 闪光的一生——记朱承泽烈士

壮丽的青春  闪光的一生——记朱承泽烈士

铁岭市委党校  卢  骅

朱承泽，字大光，又名光沐、祖明。1911年12月7日生于西丰县双河镇栋梁村朱家街（今振兴镇兴学村治平屯），满族。他1925年中学时代即参加青年运动，是东北早期爱国学生运动的先驱。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命打入东北军骑兵二师，秘密从事党的兵运工作。1934年冬病故。

1919年春，承泽9岁入西丰县第二区（双河镇）区立两级小学校念书。高小毕业后，于1925年2月考入西丰县立初级中学。当时西丰中学有一位年轻教师，名叫张希尧，恩想进步。在他的启发和帮助下，承泽和孙达生、阎宝勤、张金辉等同学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大家对外国列强侵略中国非常痛恨，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很是关心。每逢国耻日，师生们都自发地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纪念活动。特别是 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声援上海工人阶级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张希尧的组织和领导下，承泽和同学们一起，积极参加罢课游行，散发传单，举行讲演，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学生们为了争取民主，反对校长贪污、吸鸦片烟、任用私人、专制独裁等腐败行为，也经常采取各种形式与之进行斗争。为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承泽和同学们还自己动手，制造肥皂、雪花膏等日用品，刻制木版，印刷装订红格本、练习簿等学习用品和信封、信纸等，在各校贩卖部出售。他们生活简朴，不讲究吃穿。承泽和张希尧、张金辉等师生都穿着家做的土布衣服和布鞋。在斗争中，承泽总是积极参加，走在前头，在同学中很有影响。

1929 年 2 月，朱承泽考入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博物专修科，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那时，东北大学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比较多。朱承泽等同学经常到茶馆、剧院、学校、监狱、福音堂等地讲演，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每天晚饭后，朱承泽和一些同学，还动员一些伙夫、洋车夫和附近的贫苦青年及工农群众，来饭厅上课，进行平民识字教育。他们还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钱捐献出来，购买课本和文具，供给贫苦学生学习使用。他带头穿家织布衣、布鞋、布袜，并自己动手改良豆油灯、双线手纺车，自己织布做衣服和鞋袜，不买洋油、洋布，抵制日货。

为了扩大反日爱国的宣传影响，朱承泽同一些西丰籍的同学，在每年寒暑假期间，都回到家乡举办一些有益的活动。按照“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的部署，朱承泽在寒暑假期间，在家乡双河镇两级小学校主办平民夜校，他亲自教当地农民识字，同时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意义。并把他从奉天（沈阳）带回的标语、传单和宣传画张贴出来，教育人民提高觉悟，关心国家命运，自觉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0年暑假，朱承泽积极参与张希尧等人在西丰城内集资开办国货消费合作社，除动员群众集资外，还担任义务售货员。 1931 年7月，他从奉天带回一些油印的抗议日本军警制造“万宝山”事件的宣传标语，让其弟朱承学张贴在大街上，以唤起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每次寒暑假，朱承泽都是和同学一起徒步往返，坚决不坐火车。这样，既为了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南满铁路”的愤慨，又借此机会向沿途的群众进行反日爱国宣传。

1931 年秋，承泽读完大学全部课程。不久即爆发了“九 · 一八”事变，他随东北大学学生从奉天流亡到北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九 · 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使东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全国人民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大失所望。在东北流亡学生中，不少有志青年开始认真地思考和探索国家的前途和出路，他们开始钻研马列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朱承泽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收集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和 萌芽》、《北斗》等秘密刊物，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有时还约一些知心的同志开展讨论，交流学习体会。这段时间对朱承泽来说是一次思想上的大飞跃，使他从一个单纯抱有朴素的爱国热情和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青年，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后来终于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当时，有大批东北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政府机关人员流亡到北平。为了团结其中大多数人员抗日，推动东三省的抗日斗争，在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卢广绩、陈先舟等东北知名人士的倡导下，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承泽和一些同学也积极参加救国会的工作，同各界人士建立起比较广泛的联系。一次，他和几个东北大学学生去看望刚从东北逃亡到北平的杜重远先生，谈论起如何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问题。杜重远说，他准备去南方作国难讲演，以唤起民众抗日。朱承泽和孙达生等同学听后当即约定也去南方作国难讲演。

1931 年 11 月初，朱承泽等三名学生从天津港搭乘英国货轮抵达上海。由于朱承泽在东北大学毕业前到上海考察时，曾和上海“日本研究社”的陈彬如、“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等知名人士有过接触，就由他们出面安排到一些工厂、学校和团体去讲演。有时朱承泽还参加当地群众组织的抗日示威游行。通过讲演，使上海人民了解了“九 · 一八”事变的真相，激发起他们支援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热情。尤其是在上海工商界救国联合会礼堂的 3 次讲演，影响更大。“上海工商界救国联合会”，对他们讲演团给予了很大的鼓励和支持。由马相伯、蔡元培二位先生签名印发了 100 多份公函，介绍朱承泽等去长江沿岸各大城市的机关学校讲演；并代为印刷了不少讲演材料，供讲演团沿途散发和张贴使用；还请“长江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刘鸿生写了一份证明函件，介绍“国难讲演团”成员可随时免费搭乘招商局的轮船。

1932 年 1 月下旬，“国难讲演团”从上海乘船出发，沿长江逆流而上，先后到达南通、镇江、芜湖、安庆、九江、武汉。所到之处，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有些地方报社记者还来采访，在当地报纸上登载讲演消息或发表讲稿摘要。尤其是在武昌西湖书院，前后作过三四次讲演和座谈，反响很大。因而他们的讲演也受到国民党当局和反动势力的阻挠。有的国民党官员威胁他们说话要谨慎。但他们毫无顾虑，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讲演安排，不断扩大宣传效果。当时武汉的形势很险恶，武昌蛇山前体育场外电线杆上，常有被枪杀的共产党员的尸体挂在上边示众。一天，两湖书院校长告诉朱承泽他们说：“湖北省（国民党）省党部已下通知，说你们的宣传有‘赤化’的嫌疑，不许我们再接待你们讲演了。”他们还发现有特务在暗中盯梢。眼看在武汉已无法继续进行讲演活动了，就决定暂时返回上海。

1932 年 3 月，朱承泽他们从武汉乘轮船回上海。由于上海闸北、南市已被日军占领，中国船只不能进入上海港，他们只好折回南京，这时南京也是一片白色恐怖，他们了解到金陵大学著名的青年学生运动先锋石璞（中共党员，辽宁省铁岭人）被害的详情，感到在此不便公开活动。不久，就搭乘英国轮船再次回到上海。此时，他们已身无分文，十分窘迫。朱承泽决定回北平。黄炎培先生资助了路费。不久，他告别了几位患难与共的好友，只身回到了北平。

1932 年下半年，朱承泽从上海回到北平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 年二三月间，他奉中共中央北方局之命，打入在张家口新成立的东北军骑兵二师，公开身份是师部教官，秘密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兵运工作。同年 6 月，他又奉命到驻河北省涞源县的东北军骑兵二师一团担任团部副官，党内职务是中共一团二委组织委员，开展兵运工作，同时还负责涞源县各级学校的抗日救亡工作。朱承泽在骑兵二师师部和一团工作期间，在官兵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年底，中共中央北方局又派他到国民党 63 军（原东北军冯占海部）544 团（驻河北省宁晋县大曹庄）开展兵运工作，公开身份是该团 12 连上士文书。当时，我党在该团的力量比较薄弱，朱承泽很快秘密成立了“中共 63 军 544 团工委”，由他同该团地下党员王光伟（即王铎之）负责，实际上是朱承泽负责党的工委书记工作。在朱承泽的领导下，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先后成立了抗日会、公文研究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在官兵中秘密发展党员百余人，还在驻地大曹庄小学校发展谷逢阳、米廷麟等进步教师为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抗日会的活动最活跃，特别是 1934 年 7 月，方志敏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进军福州，到达安徽时，抗日会为欢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这一时期内，朱承泽的工作十分繁重，几乎天天和团工委的同志在一起，商量如何开展工作。他充分发挥团工委的集体领导作用，紧紧依靠全体党员，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不仅壮大了 544 团党的组织，还掌握了该团机枪连、迫击炮连和一些步兵连队的武装。团工委秘密商议，决定发动武装暴动。 1934 年冬，朱承泽到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汇报工作，并提出暴动计划。北方局军委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当时形势也不利于发动暴动，未予同意。命朱承泽返回驻地，等待时机。

朱承泽遵照上级指示，由天津返回驻地。由于他长期以来东奔西走，过度疲劳，体质十分虚弱，加之气候多变，在途中受寒染病，回到大曹庄后就一病不起， 1934 年冬不幸逝世，时年仅 24 岁。朱承泽同志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原载《西丰英烈》第一辑，编入本书时有删节）